资本下乡：中国农业转型的双重路径

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很值得读。本书的核心是特殊时期（资本下乡）的特殊案例（平晚县），但是展开了很有普遍性的理论探讨。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进一步扩展完善，而且应该也结合了作者的其他一些学术成果，最后一章对全书内容做了很好的总结，要节约时间的话甚至可以只看最后一章。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对隐性雇佣关系的探讨。恰亚诺夫传统的学者（比如黄宗智，还有《小农与农业的艺术》），似乎对小农的某种能动性估计太高了，在这个学术传统里小农几乎已经成了非历史的对抗资本主义的超人。的确，小农可以用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逻辑从事，但他们或许不是主观地想这么做，在这个时代，谁不想盈利呢？或许只要有电视、有手机的家庭，都是想盈利的，想要转化为本书说的资本式家庭农场。小农或许的确可以利用市场，但当他们非利用市场不可的时候，我们或许不该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他们在“自由”地利用市场——小农逐渐没有脱离市场的自由了。 除此之外，比较有印象的是农业转型（也就是规模化、集约化）的显性路径（土地流转）和隐性路径（农业服务社会化、占取主义），是理解农业变迁的一个很好的思路。书的最后提出了小农的联合，但我感觉没有说得很具体，或许这一点需要实践走在前面，抑或算不上什么出路，可以结合更新的情况思考一下。

作者通过农政理论辨析和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资本下乡对农业家庭经营的影响，提出农业龙头企业等主体大规模流转土地对家庭农业生产空间造成挤压，农资农机的广泛使用占取了家庭农业的收益，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剩余越来越少。但是，人多地少、丘陵山区地块零碎的国情农情决定了小农生产方式仍然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并且小农生产在传承农耕文明、解决农民就业增收、确保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仍需坚持。关于如何破解家庭农业的困境，作者给出的方案是由国有农场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土地整合，把小农户组织起来，发展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这样既可以确保家庭农业的发展空间，又能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相比，国有农场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更强，可以有效规划种植布局、统筹生产资料、统一提供服务。但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现状，个人认为全面推行国有农场模式难度很大，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土地整合和组织农户更具可操作性。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以湖南省水稻种植大县-平晚县为例，以一家龙头企业下乡流转土地为切入点，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规模化转型的两条路径都进行了讨论。 一：建立在土地流转基础上的“土地规模化”(显性路径) 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第一要务。携带资本下乡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的企业主要通过控制农业生产地上下游：农资出售和农产品收购来获取资本积累，他们希望控制农业种植本身来维系整个产业链条。在资本下乡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乡土社会机制下的种种障碍，但最终通过建立“代管户”来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转移，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及上下游产业来实现盈利。 通过上下游企业将产业链条延伸至农业生产领域，相关企业与市场紧密结合，保障企业每年的市场、利润。同时，当地政府在龙头企业的帮助下更有利于实行统一的农业政策，争取三农政绩。同时，农业可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二：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依托的“服务规模化”（隐性路径） 在大型资本下乡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生活资料商品化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事实上已经开始被资本所改造。农业生产日益从一个不追求非生产性消费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与市场密切联系的商品生产行为。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蓬勃发展，化肥、农机对农家肥、人畜力的替代，小生产者的劳动剩余不断被让渡给农资持有者，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不断加强。这一转化过程相对于土地流转来说更加隐蔽，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我的思考：在本书中作者多次提到“列宁—帕亚诺夫之争”（‘农民家庭生产’是否会被资本改变）但今天的中国农业转型道路，更多地契合列宁的理论。作者通过观察将平晚县的农业经营主体分为“小农、中农、代管户” 在过去“过密型”农业条件下，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户均不到十亩”的土地上，造就了大量的小农，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大量的小农弃地进城，农业中的小农转变为“半工半耕”的农民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被闲置，将会逐渐流出。 以“家庭农场”为特征的中农具有不稳定性，中农实际上是“去过密化”的小农，既具有简单商品生产性质，又能在农业生产中积累资本而具备转型潜质。因此，在激烈的竞争机制下，小部分中农将发展为资本式的家庭农场而大部分中农将退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以代管户为主的资本式家庭农场是资本式大农场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旦被国家重点扶持，发展速度必然会加速。在一个适度的规模下，资本式家庭农场既能实现可观的盈利，也能避免农业人员被分化为“农场主—农业工人”类的资本主义式农场（其效率低于家庭农场） 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势必伴随着规模化与机械化，这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失去广大农村这一经济危机的缓冲器，这值得政府部门早做权衡。

读《资本下乡：中国农业转型的双重路径》，于开卷之前便抱着浓厚的兴趣和满腹的疑问：何为资本下乡？双重路径具体指什么？资本为何下乡？在掩卷之后，我对最初的疑问也有了一定的想法。 关于“资本下乡”，从具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显性路径，即土地流转。另一种则是隐性路径，体现在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尤其是农资市场化）。而所谓的显隐之分，形容的是在资本化过程中两种路径在“下乡”的过程中农业领域对其的反应程度，如果说农资市场化是慢慢地渗透，那么土地流转带来的便是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矛盾激化。 我试图为资本下乡的过程进行一些梳理。中国的二元经济由来已久，在建国初期，我们便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来对农业剩余进行汲取，着力发展重工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的投资收益率开始下降了，出现了过量的剩余，此时资本的剩余便开始向农村转移，加上国家政策上的转变，构成了资本下乡的时代背景。 但农村的情况却也是有特殊性的，由于农业行业涉及广泛的地域和分散的农户，加之乡土社会对外来人员的排斥性，故而在隐性路径上最后形成了农业经销商这一运作方式。而技术进步，农业增长势头减弱带来的产能过剩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扩大受众范围便成了主要目标，资本不得不通过提高经销商利润来吸引更好的经销商来帮助自己打开市场；越来越多的利润被中间商截留，农资商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这种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和农资行业产能过剩彼此促进的情况便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资本对土地流转的介入又带来了新变化。关于资本下乡面临的困境，可以概括为乡土社会原有的秩序对外来者的排斥，体现在雇工经营和公共设施的使用上，这迫使资本从具体的生产环节中抽身，形成了公司+“代管户”的策略，仅间接地榨取代管户的剩余价值，把盈利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生产的上下游上。公司通过控制土地，形成了垄断，并在上下游利用垄断出售农资套餐和进行稻谷贸易来赚取超额利润。 而由于资本在生产环节的抽身，也使小农经济并未完全地被资本冲散。文中也多次提到了“列宁—恰亚诺夫”之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小规模家庭经营仍然主导着中国农业。关于它的存续解释有如下四种：其简单再生产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 “自我剥削”使其得以适应资本的环境;其本质是无产化的，本就从属于资本(重新认识其本质);能作为资本生产力的“蓄水池”，农民工提供廉价劳动力（功能主义）;“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差异使农业具有特殊性（占取主义与替代主义）。 关于其发展，列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指出其被改造的必然性，而“恰亚诺夫”则强调其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见存续解释），认为其会持续存在，这也引出了中国农业转型的不同方向。 随着资本下乡导致的村庄社会的分化和农民内部的分化加剧，农业转型已是箭在弦上。在文末，作者对农业转型也提出了“小农户的组织化”这一可能性：通过对国有农场经验的借鉴，实现家庭农场和农业社会化的对接。

数据详实，分析透彻，值得品读，感谢！

看了这本书，一些模糊的东西思路一下清晰了

我觉得这本书让我看得很清晰，特别是每章节后的结论部分，让我对于本章的内容又有了一个重新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