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

《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是一部以制度为核心议题的跨学科研究著作，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的九场讲演结集而成，集结了阎步克、邢义田、邓小南、刘志伟、侯旭东、应星、周雪光、周黎安、刘世定等多位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本书秉持纵览古今的研究视角，从远古时期直至现代品秩爵位体系，从中央集权到地方治理实践，完整呈现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特征与社会功能。著作聚焦制度运行中的多重内在张力，深入探讨正式规章与潜在规则并行、自上而下设计与自下而上实践相互作用等现实议题，深刻揭示了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书中还实现了跨学科方法论的深度对话，历史学家梳理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脉络，政治学者剖析权力结构与治理逻辑，社会学者考察制度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关联，经济学者阐释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共同为制度研究搭建起立体多元的观察框架。学者们围绕何为制度、制度如何形成呈现与演进、其发展动力机制何在等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的基础问题，结合具体案例与理论思考展开深入探讨。全书以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辅以丰富的历史与现实案例，全面展现了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重意义，为理解与深化制度研究提供了兼具系统性与丰富性的重要参考。 （AI整理）

阎步克用明确的图示揭示出宴饮中的酒尊朝向（遵位）如何演变为“尊卑”，从而具有班次上下的意味。 邢义田以图像方式，从印绶（印章穿孔的绶带）和鞶囊（装印的袋子）出发，提示印绶的多寡显然系有官职上下的含义。 邓小南提倡走向“活”的制度史，“下死功夫，做活历史”，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讲宋史研究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相碰撞，部分兼纳周雪光“非正式制度”的理论，让文本上“死的制度”，通过案例“活了过来”，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刘志伟通过公众对“一条鞭法”认识的偏差（张居正在位时明廷应当还未推行一条鞭法）的纠正，进一步明晰其内涵，继而讨论了“配户当差”制度的演变，以及清朝时“图甲制”下“户”概念的变更。 侯旭东梳理了“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的由来，辨析了古人眼中的制度（特别是目录学的分类依据）与今人观念的不同，指出制度是变化的，要把人和事重新纳入制度的研究中，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古代的历史。 周雪光周黎安周飞舟“三周读懂中国”。周雪光《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周黎安《转型中的中央政府:官员的激励与治理》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本书中的两篇没有脱离他们各自理论的范畴。

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 一、阅读动机： 本人未来想从事制度史研究，关于改如何研究，用什么方法研究，从什么角度研究，不管是研究思路，方法论还是研究体系方面，本人都极度缺乏，没有头绪。因此希冀在跨学科视野下拓宽自己未来的研究视角。 二、阅读疑问🤔： 何为制度的“可视性”？制度是僵死的律例条文还是灵活具体实现？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多视域下的制度史研究？ 三、核心概念： ㈠原生性等级标识的三个层次 ㈡走向“活”的制度史：制度本身是活动的、动态的，那么相应地我们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也就不能只注重那些对典章制度、静态规定的梳理，而应该尽力追索，关注当时具体的活动方式 ㈢无意形成与有意建构的制度：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制度；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 ㈣非正式制度：指政府官员在日常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性。 ㈤“官场+市场”模式：“+”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官的政治命运，或官场竞争的命运取决于其辖区内的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命运；另一方面，表面上看是两个地方的企业之间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实则企业的背后站着的，是非常关心它们竞争命运的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员会尽其所能，动用其行政、财政、金融等资源帮助本地企业更好地赢得市场竞争。政府补贴、廉价土地支持、融资便利、产业集聚等都是地方政府助力本地企业赢得市场竞争的各种方法。所以，“+”是一种双重嵌入，一种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模式。 ㈥：行政发包制：将行政和公共事务，譬如经济发展、教育、医疗、质检等相关的公共服务发包给属地的主政官，地方出了事，或者没做好，主政官就要负责。同时主政官也要尽力筹集财政资源完成上级下发的任务。经过层层发包，基层政府，譬如县级政府，就成了绝大多数公共服务的最终承包方。 四、内容概述： ㈠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 ——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阎步克） ⑴爵位、齿位与遵者 阎步克老师认为，原生态相对于充分行政化了的爵制而言，是萌生期的爵制，曾存身于一种物化的、可视化的形态之中。爵、尊又作身份之辞，就是这种“原生态”的爵制遗留下来的历史胎记，而且与饮酒礼息息相关。“五等爵”与卿大夫士爵这两套爵，大约是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才逐渐成熟起来的。最早的爵位就是饮酒礼上的席位。“齿”就是年齿。传统社会敬老，乡饮酒礼也是一种敬老之礼，敬老就是“尚齿”。酒尊之东，就是诸公、大夫或说“遵者”的席位之所在。所以什么是“遵者”呢？酒尊之东的那些人就是“遵者”，其地位最尊，两个高高的酒尊构成了他们的身份标识，使之跟其他人区别开来。这就是乡饮酒礼上“人—尊”的格局。父族就是宾、介和三宾，他们是父老，在堂上有席位，按年龄从西向东排列，脸朝南，这个叫“南面东上”。子弟辈分的来宾立在堂下、西阶下，“东面北上”，面向东方，排列方式是越北地位越高。拥有朝廷爵命的人到来之后，一命的官跟子弟在一起，这就是“壹命齿于乡里”；再命的官跟父老在一起，这就是“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说的是三命以上的“遵者”坐席，别在酒尊之东，不与任何乡人齿列。 ⑵统于尊或统于君 燕礼的样式之一，就是国君宴请自己的臣子。在国君出场的情况中，席次、爵次依然跟爵级息息相关。在席次上：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依次就位于下（“小卿”就是“少卿”，后代仍有“少卿”这个官名）。再从爵次上说，在燕礼上由宰夫做献主，他先献君，随后献卿、献大夫、献士、献庶子，完全依照爵级，自上而下地献。这些人也一个个地旅酬，即举杯相互致意，像接力赛似的从卿、大夫、士直到庶子，自上而下依次酬答。《礼记·玉藻》说：“唯君面尊，大夫侧尊，士侧尊。”这就是一个“人—尊”关系的原则。只有君主才能正面对着酒尊，这四个尊都面向着君主。而大夫和士不能面对酒尊，只能以侧身对着酒尊，是所谓“侧尊”。这体现出的是尊崇君主的手段，即所谓“统于君”。在乡饮酒礼上，来宾跟主人身份相近；即便有诸公、大夫来观礼，主人跟他们也大致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来宾的坐席布局就以两个酒尊为准，用郑玄的话说就是“统于尊”。“统于尊”，就是各种来宾的坐席，越接近酒尊的人地位越高。酒尊西侧的那些宾，最接近酒尊地位最高；而酒尊东侧，“遵者”诸公、大夫处在场面的东北角，地位最高，可郑玄特别强调“不言东上，统于尊也”，“不言东上”意思是说在酒尊东侧，并非越往东地位越高，而是越接近酒尊的地位越高。大夫离酒尊较远，其地位较低；诸公紧挨着酒尊，其地位最高。在这个场面中，酒尊是坐席的基准点，这种布局原则，就叫“统于尊”。 ⑶饮酒庆功礼：书勋、书服、书名 饮至礼，就是打了胜仗之后举行的一种饮酒庆功礼，其中包含“舍爵”的环节，“爵”就是酒爵。 饮至礼的流程，大致包含三个环节：设爵饮酒，以为庆贺。策勋，即记载功勋。大赏，即赏赐财物。“策勋”时所记录的，可以包括以下三个事项：1. 书勋：记录功勋业绩。2. 书服：记录大赏的物品。3. 书名：记录立功后所授予的新名号或新名位。“书勋”即由有司来认定与记录功勋。据史料所记，重大的“书勋”事宜，由最高行政官司徒、司马、司空三人主持。勋书则由内史、太史、司勋等负责制作和保藏。收藏勋书的地方，在周廷是“盟府”，在列国是“公府”。“书服”就是记录天子或国君所赐物品的意思。命数可以视为“行政化等级”的一个前奏、位阶制的一种萌芽。这就涉及“书名”之事。“书名”就是确认名位，我们认为“命数”是名位的一种形式，“书名”就包括确认并记录与命服对应的命数。立功后将有饮酒庆功之事，饮酒时功大的人可能居于上位、先敬酒，这时候的酒爵和功劳大小相关。随后经过书勋、书服和书名，立功者就可能获得新命服、新命数，而这就可能给立功者带来新班位。随后，这命数、这班位将影响饮酒礼，以及各种典礼上的席次与爵次。这种席次与爵次，就被我们视为一种原生态的爵。班位是空间关系中的等级权势，而命服是一种物品化的等级权势。“爵”本是饮酒器之名，后来又指封爵；“尊”本是盛酒器之名，后来用为尊卑之尊。行政化的品秩勋爵产生之前，西周春秋的等级制寄托于直观可视的形态之中，由此影响了汉语发展，导致了“爵”“尊”二字的一字二义。所以我们说，这种“一字二义”，就是早期原生可视性的等级标识所留下的一个历史胎记。 ㈡从制度的“可视性”谈汉代的印绶和鞶囊（邢义田） ⑴极小的汉印与其使用方法 秦汉时期不管是皇帝、诸侯王、官员的印，还是一般人的印，大小都在2厘米左右。它们上方都有所谓的钮，钮上有一个可以穿系带子的洞孔，用来系印的带子就是“绶”。而汉印之所以这么小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汉代纸张还不够普及，印章基本上都用在极窄小的长条形竹木简牍上，竹木简一般长23—69厘米，宽只有1厘米多（名为札）至2厘米余（名为两行），木牍和供加封用的“检”较宽，但检上的凹槽一般也只有3厘米左右见方，印大了根本无法使用。秦汉的印基本上是阴文印，压盖在竹木简牍、囊袋或其他形式容器须用“检”加封的封泥上。阴文印盖在半干的封泥上，泥上印文就会凸起。还有另一种方法，即直接将半干半湿的泥块粘在宽2厘米多的简上，然后在“为信”二字之间的泥块上加盖印章。在简帛的时代，保证公私文书真实性和权威性的方式主要在于印章。印章是权力和身份的重要象征。两汉官吏有印绶者，须将有绶带的印章佩系在腰间皮带上或腰旁鞶囊内，随时备用。印绶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佩戴印绶的人有印在手，才有权定策、盖印和发文。两汉文献里常有“解印绶”“上印绶”“收印绶”这样的话，意即弃官、去官或有罪解职，也就是失去了职位、权力和身份。 ⑵印章因绶带而可视化 古人很聪明，用一条长、宽和颜色都十分夸张的大带子系在小小的印章之上。绶带容易被看见，又可使人联想到所系的印，权力和身份也就借绶带而展示出来了。孙机先生在《说金紫》一文中说：“在汉代的官服上，用以区别官阶高低的标志，一是文官进贤冠的梁数，二是绶的稀密、长度和彩色。” ⑶印绶形制 秦汉的绶带是用丝织品做成的。据《后汉书·舆服志》，皇帝绶长二丈九尺九寸（6.88米，另有二丈三尺，二丈九尺不同记载）、诸侯王绶长二丈一尺（4.83米）、公侯将军绶长一丈七尺（3.91米），以下各有差等，最低百石吏绶长一丈二尺（2.76米），宽度都是一尺六寸，也就是36.8厘米左右。乘舆黄赤绶，五采：黄、赤、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乘舆”即皇帝，皇帝佩戴的绶带是以黄中带红的颜色为底色，其上有五种颜色织成的纹饰，但记载中实际仅列了黄、赤、缥（青中带白）、绀（红中带青）四色。大体来说身份越高，绶的长度越长，色彩越多，丝缕和织造也越细密；身份越低的就等而降之。“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无印一样。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谒者、郎官，则无印绶。印章是“吏”行使权力的凭证。治事、有官属，就有印，哪怕那印绶卑微到了“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程度；不治事而无官属，就无印。大夫、博士、谒者、郎官、舍人无印，是因为他们“非吏”，不治事。 ㈢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邓小南） ⑴走向“活”的制度史 制度所试图提供、试图规约的基本上是利益关系与行为模式。而特定的官方行为模式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如何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一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它最终实现的终端之间，往往会有明显的参差。这种参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首先需要观察制度的运行方式。制度都是有特定目标的，这些目标是在出发点的“彼岸”，因此需要观察通向彼岸的路径。路径上有若干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桥梁，它有若干桥墩，若干节点组成一个单元，若干单元实际上就构成了这一路径。 ⑵内外层级中的宋朝信息渠道 ①君主与臣僚 宋代的“言路”官员，包括给事中、中书舍人与台官、谏官，他们与宋廷的信息渠道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宋代的台谏官原则上不是宰相的属官，而是直属于皇帝的。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三角形：顶端的当然是皇帝，下面的一端是以宰相为首的行政体制，另外一端是台谏所代表的监察体制。首先是章奏，即书面的进言。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也会号召中外臣僚，甚至所有的臣民都“实封言事”，要提的意见、进谏的内容可以密封起来送到朝廷。除了这些章奏，即书面的文本以外，当时在京的官员会有轮对、转对的机会。另外还有一些进言者是皇帝的老师，在经筵里边给皇帝讲经讲史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属于君主个人的信息渠道，像亲随、军校、宦官、皇城司、閤门司、走马承受，还有一些来历不明不白的“伺察者”，这些都是可能直通皇帝个人的信息渠道。在特别时期，比方说新皇帝登基，或者碰到日食、地震及某些重大事项，皇帝也会下诏“诏求直言” ②禁中与外朝 由于奏章太多，皇帝一人批阅不过来，就会需要其他人的帮忙，于是就出现了专门处理这些信息的内夫人。“内夫人”指的就是内廷里边的女性宫官。“人主”批复外朝的“手诏”“御笔”，往往不是皇帝亲笔写的，而是“内夫人代之”。这些内夫人着男装，替皇帝办理一些内廷的文书事务。 ③朝廷与地方 宋代在朝廷之下，大体上形成了三个层级，或者说是“两级半”的结构，因为“路”这一级，基本上是监察区而不完全是实体的行政层级。我们现在姑且说地方上是三级的层级结构。州郡的官员要负责州、县下属官员的考核，每年都要进行考核统计，要填写朝廷颁发的“印纸”。路一级在当时有职责不同的四个部门：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这四个部门基本上是平列关系，彼此互查互申，并没有一个统辖全路的最高主管部门或主管官员。其中后三个部门并称“监司”，负责按察官员，包括评鉴、举荐和弹劾。中央也有监察部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台谏官，特别是御史台。御史台负责对官员进行考察，包括巡视、访闻、体量（体量，主要是指针对个别事件、个别人的核查）以及弹劾。这样一些材料最终汇总到中央人事部门，即当时的吏部。吏部会把各方面送来的消息进行核验比对，核验的结果作为将来黜陟和任免的依据。其实就是一种连带的责任保证关系——官员上下彼此之间互保，以后出了问题就来找这些人，这在当时被称为“保明”。保明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纵向的“次第保明”，上级保下级；一种是横向的“同共保明”，就是周边的同级官员之间，比如刚才说到路一级有四个机构，这些机构之间要互查互申，相互保明。另外，保明都是要承担责任的，事后可能会追责，这就叫“结罪保明”。 ⑶“制度文化”：制度运行的生态环境 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影响信息渠道的运行，但问题是否仅仅在于这些行为者？我们知道各种制度都需要实施条件，包括充分的技术手段、可供比对的信息采集路径、适宜合理的抉择评判标准等。有些技术条件宋代确实受限制，不具备。更重要的是，信息的收集传布，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从来都联系着判断决策及其背后的风险，包括体制性的风险，比如信息的闸门要开多大、管控的方式是什么；另外信息提供者、收集汇报者也会面临风险：体制内的官员对于行为方式的选择，首先会考虑个人仕宦所面临的前景和政治风险，所以跟信息呈递有关的官员都会进行“预评估”，尽量有所把控。 五、月章星句： ⑴干部等级制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主干，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各阶层中居最高地位，这在古代已然。虽然有时民间和政府的行为逻辑不同，比如说宗教群体、工商群体、知识文化群体在局部上有自己的身份尺度，但整个社会结构是被行政级别塑形的。 ⑵我们说到信息，首先会问真实不真实；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到底谁真正关心信息是不是准确真实？是信息的申报者？汇集者？筛选者？朝廷的决策者？究竟谁真正关心？君主宰执期待获知天下信息，但“玉色”、朝旨恰恰可能是信息阻滞扭曲的原因。当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呈报、核查制度，但是也有各类官场生态的影响。官员们有的窥伺动静，隐瞒、虚报；有的无所作为，怠惰、漠视；有的体察上情，搁置、淡化……所以我们看到，信息渠道并不是通畅的道路，不是说有渠道，信息自然就会流通。不同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往往是信息保真或失真的原动力，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非真即伪”的观念去认识流通中的信息；关注信息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关系”与“行为”，才能更切实理解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转逻辑。 ⑶“制度文化”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一种综合状态。其中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等人的意识、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和周旋互动。制度设计者对于相关信息的把握、在此基础上的判断与决策，执行者对于制度实质精神的理解和实施中的变通，都是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实际上，被制度卷入的人物、制度鼓励或限制的对象，其行为倾向都对制度的运行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⑷里甲制到图甲制的转变，是明代到清代社会结构一个基本的转变，图甲制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其背后的转变，就是做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常讲的一个概念，即“民间社会的自治化”。图甲制下，一个上千人组合在一起的户，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基层社会的自治机制。但是这种自治并没有脱离国家体系，而是在“一条鞭”的原则下，不改变洪武体制“夏税秋粮”的税收结构，也不用废除里甲体制，仍然在原有框架下通过民间自治的方式去运作，仍然是国家财政、赋税和户籍的基本制度。这样一来，所谓的民间自治和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就有了新的、更稳定的整合机制。明朝出现的很多问题，到了清朝就没有了，比如明朝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逃户，清朝的情况恰恰相反，非但没有逃户，大家反而想方设法挤进户籍系统，因为只有进入了户籍系统，买的田产才有合法性，才能考科举，打官司才有确定的身份定位（不在户籍系统中的人属于“无籍之徒”、贱民）。 ⑸正式与非正式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中华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得不处在‘上收—下放’的不断调整之中……在历史上，这一周期性循环更多地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微妙而隐蔽的转换调节来实现，即在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稳定不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地通过前者限制或默许后者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断调整、演变。 六、读后收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推出了“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邀请了一批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聚焦“制度”这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进行讨论。讲座的讲稿经过整理和完善后，在三联书店出版。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各领域学者齐聚一堂，一同探讨各学科眼中的制度史研究。作为历史系学生，我更多关注的是阎步克、邓小南、邢义田等老师的文章。此外，通过对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学者对制度的研究与探讨，也加深了我对跨学科视角下制度史研究的思路。固然，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制度史研究肯定会遵循其学科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通过各学科融合探究可以打破学科壁垒，交叉学术边界，扩大研究路径。除了获得具体的知识外，更多的收获是在跨学科视域下，我明白了该如何拓展和延伸自己未来的研究路径，除了精通历史专业自身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思路外，扩大对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在学科与学科的碰撞出擦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确实是如题目所说是一部跨学科的论文集。个人偏好而言，最喜欢阎步克和邢义田两位先生关于“酒尊与酒爵”、“印绶和鞶囊”这两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其次是邓小南和刘志伟两位先生的“活”的制度史、自下而上的制度史；再次是周雪光先生的“非正式制度”、周黎安先生“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其余三位先生的文章，个人感觉偏向于方法论，虽然硬着头皮读了下来，但是对于我这个业余读者来说，有些枯燥。 另一个感到有意思的事情是，在微读中搜索刘志伟先生的作品，竟然搜到了完全同名的、主要学术方向为魏晋六朝文学的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看了他的《齐梁萧氏文化概论》，感觉也可以一读

在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领域中关于“制度”的研究。这本书是各领域老师们的讲座集，算是他们各自研究工作的导论。更具体而微的专题讨论还是要研读他们的专题著作。

阎步克的研究，若以学界行话拆解，堪称“制度史观”的典范操作，其方法论深得“结构功能主义”与“长时段”（longue durée）分析之精髓。他深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官僚制度，以**“二重分等”理论**解构官阶体系，将“品位”与“职位”的张力提炼为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这种**“制度生命体”**的诠释框架，颠覆了传统官制研究的静态描述模式。 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他通过**“制度内卷化”**视角，揭示察举制从“动态选拔”到“身份固化”的异化过程，将政治精英流动机制置于社会结构裂变的背景下考察，堪称**“制度考古学”**的硬核实践。其对禄秩与散阶的辩证分析，更被视作**“职事官—散官二元体制”**研究的奠基性突破。 不过，批评者或指其过度侧重**“制度的自主性逻辑”**，对制度运行中的人为干预、地域差异及偶然性事件（如战争、灾异）的扰动效应关注不足，存在**“结构决定论”**倾向。此外，其以官僚制度为轴心展开社会史研究时，对非制度性因素（如士族文化心态、经济基础变动）的联动分析稍显单薄，或可归为**“制度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阎步克的研究是**“新制度史学派”**在中国中古史领域的标杆成果，其以精密制度解剖重构政治社会演化的路径，为后续学者提供了**“制度动力学”**的经典范式，但如何进一步整合文化史、物质史视角以突破制度解释的边界，仍是未来可深挖的学术增长点。

围绕“制度”这个主题，本书汇集了历史、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多个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水平很高，尤其是汉代印绶、自下而上的制度史、非正式制度这几篇击中我了。

现在我们说“明目张胆”，基本是表达负面意义；但在宋代这是正面的表述，有很多台谏官都表示要“明目张胆”、直言进谏。 如果没有人事任命权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聚焦经济发展的政治锦标赛、官场竞争就不存在，也难以推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官场竞争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与市场竞争的结合，官场竞争就可能演变成纯粹的权力游戏，上演“大跃进”时期竞相“放卫星”的局面。 层层加码，变通，共谋

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大佬云集，就制度研究的方法、路径、理论等进行阐释，获益匪浅。推荐~

20260120汇集了九位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深入探讨了制度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形成、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