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东方的文明

怎么说呢，看第一第二卷时，因为本人对两河流域和近东及印度的古代艺术史的了解不够，所以觉得作者说的很多道理是实在的，如两河流域后期与希腊文明的相互影响，或者说是被希腊文明所影响。印度艺术被希腊文明的影响，我觉得没太多的问题，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也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在中国卷里，让我感觉作者完全有一和西方文明自大的盲目倾向。的确成书那个时候1920年，世上还没有那么多新被发现的艺术文物，没有办法让作者亲目看到这些精美的艺术文物，对中华文明有误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现世国家的强大可以让当代的作家多少有些发自内心的崇敬，而不会下笔已经自带有色眼镜了。最后日本卷对日本与中国的对比明显感觉作者那种多少狭窄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书要放到2020来写，我相信作者肯定会推翻他自己书上所作的众多艺术观点。

《东方的文明》：在碰撞中跋涉，在交流中传承 文/適之 在考古学中，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名词来区分东西方的历史——莫氏线。人类学家莫维士(Hallam L. Movius)提出，莫维士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划了一条著名的“莫维士线”——从而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分为二：左边是先进的 “手斧文化圈”，包括全非洲、欧洲的南、中、西部以及中东和印度半岛；右边是落后的“砍斫器文化圈”，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北部。 莫维士带有明显偏见的学说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为纠正“莫氏线”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起，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考古学家们进行了苦苦的搜寻，希望能寻找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证据，以推翻这一歧视亚洲人的考古理论。但由于材料不充分、证据不过硬，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莫氏线”理论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东亚的早期人类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东方文明的璀璨硕果是不能被忽视的，东方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东方的文明》作者勒内·格鲁塞巧妙地选取了亚洲的四个古代文化中心，将东方那些曾让西方人神往的、最耀眼夺目的历史与艺术展示给读者，力图勾勒出一副绮丽的东方画卷。 埃及文明是第一个在史前时代出现的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后新石器时代，古埃及绘画艺术愈发纯熟，艺术品逐渐进入商业市场，甚至已经开始有了程式化、规范化的特点，从苏萨时期出土的彩陶纹饰中就可见端倪。 令人震撼的是，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彩陶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不管是将埃及和后新石器时代的苏萨、安瑙，又或是与当时的中国、塞伊斯坦对比组合，这些不同地区所出土的陶器，似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共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或许，诸多伟大的史前文明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 作者在书中还提及了许多类似的例子，譬如他对萨法维王朝艺术品的论述“在精美的毡毯上，还存在着中国装饰艺术的元素。这种影响十分久远、甚至早于对波斯细密画的影响。比如，芝云式样的云朵，盘曲成蛇形的龙，精美的鸾凤，其他神话中的飞禽。这此装饰形象与图案，都是从中国明代的艺术品中模仿得来。这种以动物形象为主题的织造品，除了借鉴当时远东艺术中的元素之外，还让我们想到古老悠远的伊朗文化。在最古老的迦勒底文化中，常见到圆简印章上有纹章式的动物图案，它们大多是面面相对的。萨珊王朝的织造物则很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对文明所做的论述，都能在艺术品中找到论证。因此，《东方的文明》选择艺术这一文化载体作为切入点，以大量的文物史料作为辅助，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东方各大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又能与思想、宗教、政治、军事相结合，各个民族的性格也在作者风趣的描述中逐渐清晰起来。 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问世，东方就成为了他们眼中古老而又复杂的神秘国度，但他们对于东方的认知始终是模糊的、不完整的，本书的作者也是如此。勒内·格鲁塞（1885～1952）的文字中带有他个人的主观色彩和时代局限性，但这和他对东方文明的激情并不冲突。在阅读这本书的途中，仿佛是与这位亚洲史研究泰斗在对望中，完成了一场东西文明的对话。

把东方那些曾让西方人为之神往的、最耀眼夺目的历史与艺术展示给读者。 通过在各种不同风格的历史遗存与相应的时代之间形成一条路径，结合通史（包括文学史，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史诗）写的一部艺术史，让与精神文化相互契合的物质文化在字里行间自然显现。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手工技艺越来越高明，商业往来日益繁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 凡涉及建筑、岩画、雕塑、壁画、陶器或青铜器、纹饰等，所能体现各古国风貌的各种艺术实品、图片都在他的取材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