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华古籍国学宝典文库）

从《资治通鉴》过来的，因为感觉汉朝时的人精气神最好，想仔细了解具体的人和事。 阅读下来，果然不让人失望。 尤其在人事这方面，帝王将相，王侯子孙，循吏酷吏，忠臣奸臣，商人游侠，贪官清官，贪名贪财，对内对外，各色人等事件遵循登上历史舞台，演绎着各种结局的历史剧，或感敬佩，或感激愤，或借此进一步看清了自己的路。 值得读。

刘病已的选择是明智的。哪怕霍光是真心还政，这个时候也不能批准。下车伊始，根基未稳，有霍光在，自己只需要面对霍光；一旦霍光解职，自己面对的将是满朝大臣。御下如同牧羊，牧羊人只要控制住领头羊，就能让羊群朝着自己规划的方向走，一旦羊群中缺少领头羊，羊群就会陷入无序，牧羊人的麻烦也就无可避免。优秀的统治者，往往会通过培养领头羊、控制领头羊和更换领头羊来达到御下的目的。对刘病已来说，霍光就是那个领头羊，尽管这个领头羊过于强势，但只要鞭子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后期再培养几只牧羊犬，不愁它不听话。当务之急，不是更换领头羊，是拿到鞭子。想要拿到权力的鞭子，就需要对权力的拥趸施恩。所以接下来，肯定要找个由头论功行赏了。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伏其辜。 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 宣帝对于刑狱体会很深。必然的，害他成孤儿了 民心就是这样一点点丢失的。民心一旦丢失了，想要挽回，就比较难了 宣帝虽屡屡大赦天下，但对于重罪之人，该罚该杀的还是不手软的。外儒内法，文帝宣帝治国兴国之道也。

汉书5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 《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赞曰：古之制名，必繇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众，曾亡柱干之固守闻于四境，殆开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传曰：“士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皆可使为君子。诏书进贤良，赦小过，无求备，以博聚英隽。如近世贡禹，以言事忠切蒙尊荣，当此之时，士厉身立名者多。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枢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赞曰：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杨雄亦如之。广汉聪明，下不能欺，延寿厉善，所居移风，然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翁归抱公洁己，为近世表。张敞衎衎，履忠进言，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然被轻惰之名。王尊文武自将，所在必发，谲诡不经，好为大言。王章刚直守节，不量轻重，以陷刑戮，妻子流迁，哀哉！ 丰上书谢曰：“臣丰驽怯，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未有以自效，复秩臣为光禄大夫，官尊责重，非臣所当处也。又迫年岁衰暮，常恐卒填沟渠，无以报厚德，使论议士讥臣无补，长获素餐之名。故常愿捐一旦之命，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悬于都市，编书其罪，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就斧钺之诛，诚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犹有刎颈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浊混之气上感于天，是以灾变数见，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诚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诚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载，物无不容，使尚书令尧赐臣丰书曰：‘夫司隶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颛之也。勉处中和，顺经术意。’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甚。臣窃不胜愤懑，愿赐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许。 臣闻明王垂宽容之听，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谄谀之士，元首无失道之愆。……今天心未豫，灾异屡降，水旱迭臻，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耎，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也。臣等窃深伤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赞曰：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以数子之名迹，然毌将污于冀州，孙宝桡于定陵，况俗人乎！何并之节，亚尹翁归云。 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远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愿陛下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诸侯闻之，则知国家纳谏忧政，亡有阙遗。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几乎！外郡不治，岂足忧哉？”书闻，征入守少府。 赞曰：萧望之历位将相，籍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桡，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赞曰：《诗》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冯参姊弟，亦云悲矣！ 赞曰：孝元之后，遍有天下，然而世绝于孙，岂非天哉！淮阳宪王于时诸侯为聪察矣，张博诱之，几陷无道。《诗》云“贪人败类”，古今一也。 臣（匡衡）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赞曰：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阳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势尤盛，旷贵最久。然至于莽，亦以覆国。王商有刚毅节，废黜以忧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辅道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诚，犯颜色，动寤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无言不雠”，终获忠贞之报。傅喜守节不倾，亦蒙后凋之赏。哀、平际会，祸福速哉！ 赞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历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诚有极也。博驰骋进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又见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权。世主已更，好恶异前，复附丁、傅称顺孔乡。事发见诘，遂陷诬罔，辞穷情得，仰药饮鸠。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博亦然哉！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 永对曰：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不惧于后患，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及钦欲挹损凤权，而邺附会音、商。永陈三七之戒，斯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凤，隙平阿于车骑，指金、火以求合，可谓谅不足而谈有余者。孔子称“友多闻”，三人近之矣。 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蕢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颛蒙，恣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撰《学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终后诞章乖离，诸子图微。撰《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陈施于亿，动不克咸，本诸身。撰《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 神心曶恍，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谊礼。撰《问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烛亡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撰《问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幽弘横广，绝于迩言。撰《寡见》第七。 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于群伦，经诸范。撰《五百》第八。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 仲尼以来，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一概诸圣。撰《重黎》第十。 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撰《渊骞》第十一。 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押，旁开圣则。撰《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撰《孝至》第十三。 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潭以为绝伦。 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 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 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卷九十·酷吏传第六十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尝密矣，然奸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 赞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罔密事丛，浸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 卷九十一·货殖传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插图]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卷九十二·游侠传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赞曰：《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李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 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阸，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延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

2025.11.27 因先看的《史记》，后看的《资治通鉴》，现在才翻得这本《汉书》。这本《汉书》更像是《史记》与《资治通鉴》的“拼接版”。当然《资治通鉴》从汉武帝到王莽都是借鉴的《汉书》里内容。我只是按照我的阅读顺序这么说。 汉武帝以前，基本都是从《史记》搬运而来；而汉武帝到王莽，《资治通鉴》基本都是从《汉书》搬运而来。 所以这本《汉书》我翻得很快，因为大多数之前在《史记》以及《资治通鉴》里都已经读过了。 个人推荐一些比较好的章节： 《李广苏建传》 ： 从这里更能深刻理解李陵为何降匈奴，以及后面霍光执政后派人劝李陵回来、李陵为什么还是不回来的苦衷。这里还有苏武牧羊的故事。辛弃疾有首词写的好啊：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就是写的李陵与苏武的最后一别。 《外戚传》 ： 西汉历代外戚。王姑妈王政君不在此传，因为她老人家影响太大，所以单开了一个传记。 《元后传》 ： 影响西汉后期格局最大之人，没有之一，王莽姑妈王政君。 《王莽传》 ： 最长的一个个人传记，王莽实至名归。

翻开厚重的《汉书》，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又波诡云谲的大汉王朝。十五帝兩百一十年的西漢，从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武帝的开疆拓土，再到昭宣中兴的余晖，班固笔下的每一个字，似乎都在无声地印证着《尚书》中那句振聋发聩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惟危”，在《汉书》的帝王将相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初诸帝深知秦亡之鉴，面对满目疮痍的江山，他们压抑了开疆拓土的私欲，选择了黄老之治的“无为”。然而，当盛世降临，人心中的“危”便悄然滋生。汉武帝雄才大略，却也难逃“人心”中好大喜功与穷奢极欲的驱使。晚年的巫蛊之祸，正是私欲膨胀、人心失控导致的惨痛代价。权臣霍光虽能废立皇帝，却也因家族权势过盛而招致灭门之灾。这一切都印证了“人心”若不加节制，便如悬崖勒马，稍有不慎便是万丈深渊。 与之相对的，是“道心惟微”。那是一种合乎天道、悲悯苍生的治国良知，它隐微而难明，往往在权力的喧嚣中被淹没。在《汉书》中，我们看到那些真正能守住“道心”的时刻，往往是王朝最安宁的瞬间。比如文帝废除肉刑，比如宣帝设立常平仓，这些决策背后，是统治者超越了个人私欲，体察到了百姓的疾苦与天道的运行规律。这种“道心”虽然微弱，却如暗夜微光，是维系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 那么，如何在“危”与“微”之间找到平衡？班固在字里行间给出的答案，便是后半句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治国如同修身，需要精诚专一的态度，不偏不倚地坚守中正之道。汉初的“萧规曹随”是一种“执中”，既尊重前任的智慧，又顺应民心的渴望；昭宣时期的“霸王道杂之”，也是一种“执中”，在儒家的仁义与法家的刑名之间找到了动态的平衡。 读罢《汉书》，掩卷沉思。这十六个字不仅是帝王南面之术，更是我们每个人在纷繁世事中的处世哲学。在这个充满诱惑与焦虑的时代，我们同样面临着“人心”的躁动与“道心”的迷失。唯有时刻保持警醒，以“惟精惟一”的专注去体察事物的本质，以“允执厥中”的智慧去处理复杂的关系，方能在人生的起伏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与方向。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另《汉书》下酒的典故，喝的不是书，而是书中那股跌宕起伏的英雄气概和悲壮的历史情怀。典出苏舜钦（字子美）和他的岳父杜衍。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闻》载，苏舜钦被贬，住在岳父杜衍家。他每天晚上读书都要喝一斗酒。杜衍觉得很好奇，就悄悄派人在窗外偷听。结果听到苏舜钦在读《汉书·张良传》，当读到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却误中副车时，苏舜钦拍着桌子惋惜道：“惜乎击之不中！”于是满饮一大杯。接着读到张良对汉高祖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时，他又拍案感叹：“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再次举杯痛饮。杜衍听完大笑说：“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你问我推不推荐，当然是推荐了。起码在微信读书上是完整版《汉书》，不是节选版。但是得吐槽所谓校注，比如《武帝纪》的“洒水王”，其实是泗水王，在《昭帝纪》里反而没错，也不像中华书局版有校勘。 其实还是首推带颜师古注解和中华书局校勘的版本。 要大致看懂《汉书》本纪和列传部分倒是不难（除去一些诏书，对策，文章），但要完全看懂理解就需要其他书籍了。推荐和《史记》《资治通鉴》《汉纪》对照着看。像《史记》里的《景帝本纪》《武帝本纪》《三王世家》《贾谊列传》《董仲舒列传》，《汉书》里反而记载详细。 除去颜师古的注解，还可以看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 当然重要的还有现代的一些专著论文，毕竟古代人看不到近现代出土的简牍。 举个例子，颜师古引汉末魏晋学者的注解，有时候会把东汉或者西汉后期的规定带到西汉初期，比如《高帝纪》“八月初为算赋”，颜师古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从出土汉简来看汉初的“算赋”制度，深受爵制的影响，年龄仅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么，如淳所引《汉仪注》年15—56的算人制度，是否为为汉初制度值得商榷，其存在只能是二十等爵式微之后的事情。而从居延简反映的情况来看，仅以年龄为服役标准的做法，只能是在东汉时期。 再举《昭帝纪》的例子，元凤四年诏 “三年 以前通更赋未入者,皆勿收 ” ，颜师古引如淳曰“更三品”“戍边三日”制度，从出土汉简来看西汉也没有这个制度

《汉书》是史书中的精品，《汉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前四史是私修史书，真实性比后二十史高很多，评价也是最高的。如果热爱历史，前四史不可错过。初读推荐先读感兴趣的人物传，再用纪来串联人物。直接读纪会感觉很枯燥，很无聊。

《汉书·文帝纪》里，东汉人班固这样撰写赞词：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同样是疾呼“仁哉”，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太史公曰”评论却有另一个视角：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看似相近，其实相去甚远。司马迁的评论，包含了两个时间段：其一，是以“必世然后仁”。这句话，《史记集解》的注释是：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汉文帝在位23年，距离30年相去不远，加上之前的汉初20多年，40多年的政策延续性，算得上一个“仁”字。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时间段，即“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文帝之后百年，刘氏的后人们有没有做到“胜残去杀”“几致刑措”“备刑罚而无用，天下向治”？当然没做到。后半段的赞词已经点了汉武帝的名，所谓“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廪廪的意思是“庶几”“渐近”，也就是几乎就把服色改了、封禅去了，这个说的是贾谊、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改正朔、服色，结果汉文帝只是做了准备，实施则留待后人，完成这项“大功业”的后人正是汉武帝。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是这么记录汉文帝“谦让”的：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一个“怠于”、一个“不往焉”，这还是“谦让”吗？这是被方士新垣平忽悠之后恼羞成怒，干脆完全不信这一套。如果说司马迁因为时代原因，有话不敢全说，那么，班固直斥汉文帝之非，就更能完整补全“文景之治”这个西汉“仁政”顶点的真相。见《汉书·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是一通夸，说汉文帝的时候，刑罚大省，可到了千古留名的“废肉刑”事件，班固又写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这可是汉文帝的重要历史功绩，后人大夸特夸的故事，却是“外有轻刑之名”，实际上杀人。当然，这不是班固比司马迁骨头还硬，而是这个问题由汉景帝坦白认账，见《汉书·刑法志》记载：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翻译过来就是说，肉刑换笞刑，结果上和死罪差不了多少，哪怕侥幸没抽死，人基本也就残废了。因为由剁掉脚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样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针对的就是“事罪”，比如损坏公物之类，所以打个10下、30下、50下比较常见，除了“熟笞”算是情节严重要加刑，那是打满100下。可像汉文帝这种300下、500下抽下去，脚趾头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没了，所以汉景帝元年进一步加惠于民，先是减少了“笞”的数量，500减到300，300减到200，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可以自己想象。所以，汉景帝中六年，又下诏，减300为200，减200为100，又规定了刑具必须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规制，强调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换人。仁义不仁义？事实上，过往对秦汉交替之际的讲述，基本延续了《史记》《汉书》中的讲述，即秦代法网严密、百姓苦之，汉高祖吊民伐罪、约法三章，所以为政宽简，之后又行黄老、清静无为，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这个解释体系，可以理解为汉代的官方宣传，如果没有一波又一波秦简、汉简中律令材料的出土，这个官方解释可能还会继续延续2000年。然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给我们展示了“清静无为”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汉初年的律令制度体系完全是对秦代的继承，只是根据汉朝的政略调整，略做修正。对此，汉朝人心知肚明，属于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世界存在本身，对于我们，乃至于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了。因为世易时移，这种认识冲突，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在我们的意识里，军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两个概念，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却明确指出：《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上天指定爵命次序（爵位、身份），所以圣人顺应天命制定了五礼的礼制，上天又要惩罚有罪之人，所以依据上天的意志创制了五刑，其中最大的“刑杀”就是甲兵、军队，以下才是死刑、肉刑、鞭笞之类。换句话说，军旅征伐和法条刑罚都是用暴力维护“天意”的手段，只是施加的场所不同，一个是在原野上列阵展示，一个是在朝堂、市井表现。秦汉时代的所谓“法律”，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其最本质的立法原则，并非是规定你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规定你应该怎么活，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法”来做，你违背的就是“天”的意志，也就不必活了。“文景之治”的“仁政”，比如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对于肉刑的一步步减轻，正是在上述成熟的制度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微调，其结果仍是“率多死”，也就是执行中被打死的人很多，这个数目究竟有多少，咱们不得而知。只看《汉书·刑法志》中有记载的，在汉武帝删定汉律后，又经历了汉宣帝、元帝、成帝连续三代简省法条，汉帝国仍然有数目惊人的“罪犯”：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也就是班固平均了一下，西汉中后期的各代每年的死刑决狱，占人口比例的0.5002‰～1‰，西汉元始二年的总人口数，约为5900万，则每年的“死刑犯”有29514～59000人。耐罪算是最低的“肉刑”，要剃掉犯人的鬓发，斩右趾头则是最重的肉刑，三倍于死刑，则应该有88542～177000人。也就是说，每年的服刑人数（不是犯罪人数）合计为118056～236000人。这还是前朝，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的死刑数字则是：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也就是，东汉初年，每年死刑犯超过1万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请注意，西汉建国初年估计人口数为1500万～1800万；汉文帝末期，估计人口数为3000万左右；汉武帝末期，估计人口数为3600万左右；汉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人口数为5900万左右；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全国人口为2100万左右。更可怕的是，《汉书·刑法志》中的数据，只涉及“死刑决狱”，而没有涉及“非正常死亡”，因为汉朝的“犯人”，除了砍头和赎罪脱罪的，肉刑或许不是人人都捞得到，徒刑，甚至终身劳役却是跑不了的。1972年，在陕西省泾阳县高庄镇狼家沟村修水渠时，在村子的南边，景帝阳陵封土的西北1500米处，发现一处刑徒墓地。随后陕西省文管会和陕西省博物馆对刑徒墓地进行了部分清理，发掘了29座刑徒墓，共有35副骨架。许多尸骨戴着铁钳、铁钛等刑具。经预测，刑徒墓地有8万平方米，可能埋葬有上万具刑徒尸骨。从已发表的汉武帝茂陵、哀帝义陵的调查简报看，武帝陵园也有刑徒墓地（报告称修陵人墓园地），义陵没有发现刑徒墓地。武帝刑徒墓地试掘后和汉阳陵的情况大体一致，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埋葬至少2万具尸骨。类似的刑徒墓地，在河南省偃师县西大郊村，于1964年发掘了522座，系东汉安帝永初元年至永宁二年征调到都城洛阳服役的刑徒的墓地。经鉴定，刑徒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椎骨有明显的劳损痕迹，有的骨骸上留有被器械刺杀、砍击造成的创伤，这表明刑徒多是在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下被折磨致死，有的是受酷刑死亡或遭残杀的。这些刑徒，来自9个州所辖的39个郡国167个县，这已经是“文景之治”200年后。真正讽刺的是，相比之下，文帝、景帝父子生前的施政又绝对当得一个“仁”字，而上述的残酷事实，恰恰说明了秦汉王朝的制度性残暴，超出了任何现代人的想象。 摘选自《汉瓦》

可以说是囫囵吞枣式的读完了。相比史记和资治通鉴，汉书确实难读一些。可能是受汉赋的影响，加上行文务求简略，导致很多内容可以有多种理解，对普通读者和学者都不友好，大概创作时就是打算行之于馆阁吧。我认为《汉书今注》会比这本好一些。如果嫌过于繁琐，其实读《二十五史简明读本·汉书》会更实惠一些。 《汉书》比史记的文笔差点，但胜在详尽。货殖列传等内容，从学术上看，非常有价值。司马迁写史有自己的态度，班家父兄妹及徒四人更客观。如今粗读一遍，有时间一定会二刷，前四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