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

【阅读随想】2025年阅读随想之三十二——克里斯蒂安·迈耶《必需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 今天读完这本书后，遗忘和记住，依然让我困惑。记住历史是为了让我们警醒，为了不让历史重演，记住并不是让人们带着仇恨生活。战争和灾难结束后，有些人选择遗忘，特别是那些受伤很重的人会不自觉地选择遗忘，因太痛苦就不想记住；施暴者也会选择遗忘，羞耻感想让他们忘记。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对待自己阴暗的过去的，我们就会发现，德国自1945年以来都处在一个世界历史上全新的格局中（如果我没有遗漏一些重要的复杂情况的话）。那时发生了对人们目前认知水平来说十分可怕的事情，这完全超出了世界历史所载的一切战争罪行和恐怖事件。这个国家不但在军事和政治上彻底崩溃，而且面临着道德的坍塌。” 从作者的回顾，感觉现在并没有进步多少，如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行为，以清洗哈马斯为名，对加沙地带随意轰炸，数万平民因此伤亡，并且还有很多是儿童，我感觉现在根本不是简单的巴以冲突了，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暴力压迫。 记得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还会遮遮掩掩，还怕世人知道，当时“德国纳粹对集中营的存在和其真实目的进行了严密的隐瞒与欺骗，他们将集中营伪装成‘劳动营’、‘改造营’，对外宣称是为‘重新安置’、‘净化’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者’，但内部进行着大规模的奴役、折磨、秘密处决和人体实验，并通过销毁档案、严控信息来掩盖真相，直到战后幸存者证词和盟军解放才完全揭露。” 而今天的以色列士兵却将一些屠杀现场拍成视频，或者跑到巴勒斯坦家，不仅把全家人驱赶出去，还砸烂他们的家，并且把自己的恶行拍成视频放到网上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不仅枪杀伤者，羞辱活着的人，还羞辱尸体，对着废墟欢呼，有时我看到这类视频，常常让我不自觉陷入沉思，也会对以色列的教育产生好奇，是什么样的教育使这些年轻的以色列士兵变成这样？这是我最不解的地方，他们为何毫无羞耻感？如果羞耻感尚存，怎会有将暴行当作战利品展示？羞耻本是人性最后的防线，一旦这条防线溃败，暴力就会便成了日常，就如作者说：将“面临着道德的坍塌。” 想起《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一段文字：“纳粹的政治宣传给人们灌输的思想是，敌人常会潜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都读过一本名为《毒蘑菇》的反犹主义儿童读物，这本书用那些表面美丽、实际有剧毒的蘑菇来进行比喻，警告读者提防犹太人内在的危险性。因此，在很多时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鄙视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怜悯都是中了犯人诡计的表现。”这种宣传不仅毒害了一代德国人，我在想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是从小受到这种类似的教育和灌输？ 那天在书中读到这段文字：“肆意杀害数百名希腊人和'二战'期间对600万犹太人进行的大规模有组织屠杀一样，都包含于本文所指的'恶行'之中，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自然也都是'阴暗的记忆'。重要的是，它需要涉及一个群体对待无比困扰又折磨自己的回忆之方式。而我们在此想要探求的问题是，这种对待回忆的方式是如何达成的？” 那一刻，我立刻想到加沙。这段反思，不应只属于犹太人，同样适用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族群。犹太民族曾是人类深受苦难最重的一个族群，可为何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成了暴力的执行者？从受害者到施害者是如何转化？这种转化过程也让我产生好奇，难道是过去创伤的扭曲延续？还是占领本身便注定滋生暴力？这种暴力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会在公开立场上保持沉默或偏袒？站在以色列这边，这也是最让人困惑的地方。 我们现在许多人都记住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这段历史，也记住了德国纳粹对600万犹太人进行的大规模有组织屠杀这段历史，正是因为记住才会害怕类似事件重演，人们开始思考人和人之间、种族之间的平等，对犹太人不能带着偏见和歧视。 可今天呢？如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是否构成新的“恶行”？为何国际社会对此还是集体保持沉默？面对那么多加沙孩子的死亡，为何世界只是观望？德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否真的源于赎罪的良知，德国对犹太人的愧疚感，让他们为这显而易见的暴力选择沉默？这种“选择性记忆”是否已经违背了记忆的初衷？今天，当加沙的儿童在废墟中窒息，当医院、学校、难民营一次次被精确轰炸，面对加沙废墟上的儿童尸体和那些断水断粮的孩子，历史又会如何定义这场巴以冲突？这场持续数几十年的占领与抵抗？历史又将如何书写这一刻呢？ 战后，当人们回首那段历史时，德国人很长时间都缄默寡言，不愿面对的过去，不愿提起这段往事，人们一致性选择忘记那段恐怖的历史，不想忆起，无法正视，他们甚至否认——声称大屠杀被夸大，曾经还有一种流传说那段恐怖的历史是犹太人夸大的，因为那段历史涉及面太广，涉及人数过于庞大，已经无法按照惯例走清算流程，似乎德国每家都会有纳粹成员，大家也会不自觉地选择忘记。他们选择遗忘也许害怕记忆会摧毁他们民族认同，因害怕每个家庭活在这种罪责的阴影中，于是，许多人就会选择遗忘，让自己都感觉得这事从没发生过。 今天，以色列社会是否也在经历类似的记忆建构？我很好奇，他们几十年来又将如何定义他们的现在？当他们将暴力正当化为生存必需？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又将会如何书写？这种记忆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暴力的延续。 我曾经思考过德国纳粹的心理， 我始终无法理解，那些参与系统性暴行的人，他们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像那些纳粹军官下班后回家拥抱自己的孩子，享受家庭的温馨，第二天继续签署屠杀命令。就如艾希曼到死都没认为自己有错，艾希曼只认为自己再尽职做一份工作，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艾希曼也许只是个平庸的好父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作人员，可这场战争把艾希曼这个平庸的人推上高位，让他们以“爱国”之名，麻木地执行命令，他们真的没有良知吗？还是说，他们的良知已被意识形态、服从命令或群体压力所遮蔽？记得以前在书中读到过，如果只有独自一人时，有些德国士兵会流露出他良善的一面，一旦在集体中，他们会表现的极其邪恶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阿伦特曾经断言：“是艾希曼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曾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读到一个案例：“书中一位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访者，他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纳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军部队的成员，他承认自己亲手射杀过犹太人。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用‘执行命令’或‘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但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拒绝使用这些借口。当年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现在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可憎的立场，但同时也发人深思。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 同样的问题，问问今天的以色列士兵，当他们在视频中大笑，嘲笑巴勒斯坦人，以折磨巴勒斯坦人为乐，他们是否也曾深夜惊醒过？他们是否会在多年后，面对自己的孩子，想起某个在废墟中睁着眼睛的巴勒斯坦孩童？他们会不会也会同德国纳粹一样选择遗忘，逃避这类痛苦？如果有良知，施害者与受害者同样痛苦——只是前者的痛苦来自记忆的折磨，后者的痛苦来自现实的毁灭。最初我一直认为施害者和受害者一样都会痛苦，因为有良知在折磨着他们(如果有良知的话)，我不相信所有的纳粹都是没有良知的人，可今天我不这么认为了，像艾希曼这类人很多，因为平庸他们不知良知为何物？因为平庸他们无法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在书中读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都在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羞耻感，还有担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它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在继承政权的合法性方面，因纳粹时代的恐怖罪行而被玷辱和蒙羞。在这方面，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记忆史是德国身份认同史的一部分。德国人不但以个人名义，而且作为一个集体受到了影响。当德国人在最初的空前震惊之后，彻底封闭了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头脑，以压抑这些记忆的时候，这同样关系到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是以怎样的形象站在世人面前的。” 他们和受害者一样想要忘记和逃避那段历史，他们想把曾经这段不耻的历史深深地埋在心中，能够忘记吗？还有许多无法忘记这段恐怖历史，无法忘记他们曾经所犯过的恐怖罪行，有些人选择自杀，有些人选择移民，隐姓埋名过一段和过去完全切断的生活，好想把他们的前半生全部切断，忘记曾经那个自己，好像他们把自己的这段历史让它完全消失。我这段文字是针对那些还是有点良知，能感受到痛苦的人说，对艾希曼和汉斯·弗里德里希这类人是不受用的。 迈耶写这本书用意也是为提醒世人：“记忆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清醒。真正的和解，不是遗忘，也不是宽恕，而是直面。直面自己曾是加害者的可能，直面民族叙事中的黑暗面，直面暴力如何在‘正义’的名义下滋生。否则，我们所记住的奥斯维辛，终将成为另一个被工具化的符号，而新的恶行，正在我们眼皮底下重演。”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能够体会到这种记忆是不可或缺的。大多数人坚信，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人们免于重蹈覆辙的不是'遗忘'，而是'记忆'。美国哲学家乔治·德·桑塔亚纳于190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时至今日仍然经常被人引用：那些不能谨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在历史中是否真的能一一应验，恐怕还很难说，毕竟我们可以举出充分的理由来反驳这一观点。例如，德国人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历痛彻心扉、刻骨铭心，却依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更为离奇的错误和加倍深重的罪行。如果事态在其他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又有千差万别，那么可能也只有上天有能力来解释其原委了。这也为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记忆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被功能化。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别样的论点（并且在有关德国的案例中，这些论点是令人信服的）：纪念是对受害者及其亲属尚能进行的最后的致敬。而且，为整个世界所知晓的，或至少有一大部分人无法忘记的历史，在那个负有罪责的民族心中也必须被始终牢记。 “与人们通常担心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如今，已然没有从记忆中衍生出来的报复威胁了。除了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德国从过去到现在所应付出的经济补偿很少会被人同它实际应承担的罪责相比较。应该做出怎样的惩罚，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德国司法所管辖的领域。而且很快就再也没有可以惩罚的对象了。” 当一个社会愿意持续讲述这些痛苦的往事，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死者成为被抹去的数字，在德国，这种记忆工作已经渗透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小学的历史课本不会跳过纳粹章节，文学作品不断回望那片黑暗，媒体反复讨论战争责任，纪念馆和纪念碑遍布城市角落。无数展览、纪录片、证言录、回忆录不断涌现，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痛苦，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共谋。” 这也是为什么那时会有那么多有关奥斯维辛书籍出现？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回忆录，反思文章，这些读物可以让我们读者身临其境走进那段历史。 “1990年，东德在举行首次自由选举后，其议会曾以全体公民的名义发表庄严声明，承认德意志民族对犹太人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达羞愧与哀悼，并请求宽恕。这一举动，不只是政治姿态，更是一种集体良知的觉醒。它表明：一个民族愿意为历史罪行承担道德重量，哪怕那罪行并非由当下活着的人亲手犯下。这种承担，或许正是德国在战后逐渐重建国际信任的基础。”  作者写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个由人民自由选举的议会以这个国家全体公民的名义庄严承诺，我国将与其他所有涉事方一道，对侮辱、驱逐和谋杀犹太妇女、男子和儿童的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我们深感悲哀和羞愧，并承认德意志民族的这一历史负担。我们请求全世界犹太人的宽恕。我们请求以色列人民原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方政策对以色列展示出的虚伪和敌意……” 这段文字让我们想到：会不会是现在在巴以冲突上德国一直站在以色列这边的根本原因？他们对犹太人一直有愧疚感，还是其他利益的原因？前两天在网上读到一句话：“人类的希望在于每个人都能学到足够的知识，从而能够遵循自己的良知，而不被任何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等等）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如果这一点无法实现，那么国家就会沦为那些企图利用国家谋取私利而非造福人民之人的牺牲品。”我很是认同，我们的内心应该跟随自己的良知，不是跟随某些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和对我们有利的政策。 这句话令人深思，真正的良知，不应依附于立场和意识形态，如果记忆只停留在“我们曾伤害过犹太人”，却拒绝看见“犹太国家正在伤害巴勒斯坦人”，那么这种记忆就是片面的，是选择性的。曾经我一直感觉：“德国对二战的反思确实很深刻。从政府领导人的公开道歉，到普通民众对历史的铭记，从法律层面禁止纳粹相关符号和言论，到教育体系中对那段历史的深入剖析，都能看出德国一直在努力承担历史责任，避免重蹈覆辙。这种态度也让他们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信任。” 我认为记忆是对受害者的最后致敬，也是对人性底线的守护，就如曾经有人把死去的加沙孩子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简短介绍下他们的小故事，让我很是感动，这种记录让我明白那些孩子不只是一个数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未完成的生命。我知道这样做不能完全阻止悲剧重演，但对我们活着人很是重要，当我们选择记住一些事，遗忘另一些事时，同时也在思考自己将要成为怎样的人？ 2025.12.13 星期六 雨天

对于历史中的阴暗过去，集体记忆会选择如何处理？ 在《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中，弗兰克尔记录了自己在集中营中的悲惨遭遇，并讲述了如何克服艰难的条件，实现自我的超越与成长。 这符合人们对苦难的认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个体处于被动的状态，很难去改变命运的洪流。但精神世界不受现实的束缚，在经历这些遭遇时，一个人可以选择借由苦难，实现心灵的成长和突破。 这无疑是个体对于阴暗过去，最佳的处理方式。 那集体会怎样对待这种阴暗过去呢？ 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克里斯蒂安·迈耶在《必须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这本书里，用详细的史料，阐述了这个观点——集体记忆在处理历史中的阴暗过去时，“一边是人们试图通过记忆来防范重蹈覆辙的危险，另一边却在竭力抹除这些回忆，生怕因为它而再次造成恶端。当我们总揽史册，便会发现人们通常会选择后者的做法。” 下面，我们根据这两种做法，做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 一、记住曾经发生的事 有一句名言，“尝试遗忘只会让流亡加倍绵长，而结束这痛苦的方法只能是去恒久的记忆。” 在《申命记》中记载着一条戒律，“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记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你当记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 这些流传下来的话语，在警告着后来人，要通过记忆过去，避免在重复在一个坑里栽跟头。记忆和历史，是一个族群吸收经验教训的绝佳途径。 在面对历史和过去时，遗忘有时代表着一种不公正，对受害者的一种不公正。通过记忆，对恶行进行惩罚和揭露，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好的行为进行压制，让想要做坏事的人知道：对于曾经的所作所为，需要付出代价。 如果所有人都对过往保持沉默，那么“凶手”们就会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自己在将来仍可以为所欲为，而且无须为此付出代价。” 二、遗忘难以承受的过去 在涉及到有人伤亡的事件时，受害者会召集尚在人世的亲朋，向肇事者发起挑战，引发后续的一些列悲剧事件。 这种做法明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在对肇事者进行了相关的惩罚后，对事件进行遗忘，会更有利于集体的和平共处。 《必须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这本书中，也对此进行了总结，“如果有能力为一切恶端设下一个终点，人们终究会自觉地放弃对许多不公现象的追惩——说到底还是为了和平。” 而对于集体的罪行，书中也做了这样的归纳，许多战犯并不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当社会秩序回归正常之后，他们就会同普通人一样，变成社会的建设者。 而关于认错，书里也有精彩的见解：“认错和认罪对于个人来说更为容易，因为这只是关乎他们自己。但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数人赖以生存的实体，它负有保护无数人的职责，并应当随时为了他们挺身而出。” 总结来说，对于阴暗的记忆，没有一个特定的处理方式，无论是选择记忆、压抑还是遗忘，都无可挑剔。

集体的记忆，可以被压抑或挑起，篡改或修正，集体的记忆是个人的记忆的集合，却来自于对个人的记忆的压抑，挑起，篡改或修正。我们需要主动记忆——不同于由当权者刻意诱导出的在公共场合的某种潜意识反应，而是作为一个人，去再现自己双眼所见，相信自己的感性认识。

战后德国构建民族认同非常吊诡的一点就是把集体记忆投射在了“奥斯维辛，不能再来”之上，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我们”就是谁。同时身为记忆的主体，“我们”记住的到底还是对事件的强烈情感，追求的从来都是正义。 想起了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