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宏杰
“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被贴上各种标签的历史人物,尤其难以书写。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独辟蹊径,“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大众耳熟能详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等历史人物就这样被撕去各种光怪陆离的标签,展示了他们在善恶的纠缠中,虽奋力挣脱时代枷锁但终究难逃命定结局的“悖论”。中国的科举制度、满族的汉化、隐士的真相等历史事件,也多层次呈现了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千年悖论》是张宏杰的第一部作品,其后续精彩作品的构思缘起皆囊括其中。或许有些内容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但不可否认,张宏杰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丰盈,呈现出历史人物的丰富底色,带给读者更多有益的思考。
最近我四处打听哪位朋友认识张宏杰,原因是我想和他聊聊历史。张老师是朝阳人,在东财读的本科,顺着这条线我还真找到了他“遗留”在大连的哥们儿。哥们儿说,老张太忙了,你找他要干嘛?把问题提炼一下,我先帮你把把关。我一听立马就愁了,我原本的想法是接触一下即可,随便唠唠,不用多正式,更不是非认识不可。搞得像两国元首会面,万一啥都没碰撞出来,该多尴尬啊。当然,张老师这么火,想认识他的人肯定不少,要是每个人都深入交流一番,估计也不用准备新书了。所以我和张老师的会面很可能就这样黄了。但如果以后哪个书友碰见他,帮我问问:老张,你是清朝贵族后裔不?你咋看待乾隆的,现在四下无人,你就告诉我呗
看完的张宏杰的第五本书。原书初版于2000年,十来篇短文合集,自然没有其它几本人物传记的洋洋洒洒酣畅淋漓,但作者从人性角度出发,以人为本位对历史叛逆性的写法已初具端倪,对儒家文化、科举制度的批判很有见地,特别是对隐与仕的分析尤为精彩: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被作为官僚机器理所当然的人才来源之后。战国之前,世官世禄,平民没有途径入仕。及至后来读书才成为仕进之途,读书有成的人一般来说大大小小都能谋个官位。 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临下而不愿,可以吃俸禄而不吃,这就有点不同寻常。 事实上,更多人的隐,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中国可供读书人选择的社会姿态非常有限。仕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挤的独木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入世观使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承担不起这副重担的。读书人的本性其实不适于做官。“四书五经”教给了他们一套看起来尽善尽美的大道理,而实际上却空疏无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他们眼界极高,能力极低。让这样一批人去和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千机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让他们去揣摸上司心事摆平各方土地,他们实在力不从心。让他们做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幸好还有一条途径是隐。 仕和隐这两种姿态都是漂亮的,出仕者对社会、对家族、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都算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而隐逸,则是立足于对以上名位利禄的不屑一顾(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立足于对功名利禄的副作用的清醒认识并且做出了防范(不管是真清醒还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论上讲,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有着许多光辉的典范事业,是归依在唯一能与儒教遥遥相峙的另一巍峨的文化高地——老庄之下的,因而是一种更为潇洒的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除了仕与隐,本也可以有其他现实的选择,比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比如潜心学术,比如潜心艺术,甚至可以去做师爷,做商贾。学术上或科学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往往换不来紫金鱼袋,换不来父母封诰,所以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读书人就往往放不下面皮。做这样的选择,需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障碍。那些跨过这道坎的,往往人格异常强健,他们是真正的杰出人士。
2026.8.24---2026.8.29 阅读时长8小时 ‖ 历史 所谓千年悖论,本质是贯穿古今的双重矛盾:人性的永恒不变与制度迭代的徒劳循环。历代王朝不断更迭、律法不断修缮、体制不断调整,却始终逃不开相似的兴衰宿命。究其根本,历史的变量是时代与制度不变的常量。这本书重新解读朱元璋、吴三桂、曾国藩、慈禧等经典历史人物。他没有简单定义忠奸善恶,而是立足人物的出身、境遇、局限与私心,剖析每一个历史抉择背后的人性挣扎。开国帝王的集权偏执、乱世人物的进退两难、权臣名士的欲望与克制,都不再是冰冷的标签,而是人性在权力、时代、命运裹挟下的缩影。历史从不是单纯的过往记录,他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人性实验。王朝会覆灭,制度会更迭,但人性的优点缺点、取舍与执念,始终循环往复。
作者文笔不错,但本书读来让人感觉有点乱: 一是收录的东西比较乱。这个还可以理解,毕竟是把自己分散写出来的作品放到一本书里集合出版,没有什么主题主线,难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二是论述不足显得乱。这个有点致命,作者对历史人物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流观点显然相悖,既然观点“惊世骇俗”,那么论述必须“铿锵有力”,然而作者的论述却展现出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历史考证不多、情感倾向不少,比如对朱元璋的批判,有很多内容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也不管不顾历史背景,强行把锅扣上。 三是亦史亦文却又两头不靠有点乱,就像是在两扇门之间左右穿梭,最终不知道应该进哪扇门。 此外,本书一些论述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比如,对于一些外国制度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媚”的色彩,特别符合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一些学者文人“凡外必好、凡中必差”的主观认识,这一点,作为读者应该保持清醒。
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感。最开始读的一篇吴三桂确实酣畅淋漓。正如作者所提倡的,“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作者描写吴三桂的视角,几乎可以算是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我们在吴三桂一个人的矛盾之中,窥见了时代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摆脱对历史人物片面性的盖棺定论,也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大明王朝的陷落。更进一步,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带入吴三桂、崇祯、多尔衮的视角,体会挣扎、算计和纵横捭阖,并畅想,如果自己是当事人,历史会走向何处。 但后面的文章,就常常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一方面,作者确实提出了一些半研究性的,看起来趋近于解释社会规律的新颖观点:譬如朱元璋对帝制的全方位改造对后世的影响、从被汉化的角度看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崛起与没落、从柳如是和顾眉的角度观察明末文人阶层的思想状况、从科举制度这一全国性的选拔人才制度的设立与执行分析对知识分子阶层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很系统性、全局性,可以有助于我们窥见根本的视角。 但另一方面,作者提出这些观点后,作为证据的史料和分析相当单薄。分析过程基本上又是观点堆砌,而且加入了大量作者自己的,并不严密的价值观。这样的以”严肃历史“的开头,以”个人观点堆叠“,很容易误导像我这种对于史实并不十分清楚的人。 可以说,看第一篇时,我看到了吴三桂,看到了大明王朝,看到了帝制发展末期的中国社会。但看后面的篇章时,我只看到了张宏杰,和我在火车上常常遇到的,指点江山的大叔大爷一样,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解读历史。 这种矛盾感,在最后读作者自己写的后记时得到了明确。那就是作者自己的定位,和实际呈现出来的内容的矛盾。 作者把历史类书籍分为三类:半研究类,轻松愉快的通俗类(易中天、当年明月之类),借历史类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类。 作者把自己归在第一类:半研究类。在提及“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时,作者批判了这些作品对”明君人治“的宣扬,譬如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可能恰好因为我喜欢看《康熙王朝》和《汉武大帝》,影视作品中传达的并非作者提及的这两点,反而是作者推崇的更人性的观察角度。正是借由这两部剧,年幼的我初步有了帝王也是人的概念,历史也不再是高高在上。 但是反观作者的作品时,既少了些对上述那些根本性的观点的论证,传递出的个人价值观也很有待商榷。所以,这就是矛盾的来源吧。 总的来说,这本书确实提供给我一些新的看待历史的视角。这个新的启发,也许是因为看了一定数量的基础历史后,量变产生质变,发展出的看待问题的新技能。但我不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量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在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从而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 朱元璋就是如此。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为深远的明初政治,与朱元璋的个性心理密切相关。 贯穿明初政治的一条主线就是“保守家业”,让整个国家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朱家手中,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为了这份家业的安全,他想尽办法束缚乃至扼杀各阶层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 基于这种心理,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朱元璋开始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国家,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了一定层级结构和分权体系的中国社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大村子。 时光迤迤逦逦,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大多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近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却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效率超低的社会。结果,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遏制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皇权无限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皇帝的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做到了无拘无束。在朱元璋以前,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元老重臣在朝廷上都受到充分尊重,他们合法地分享部分统治权力。在制度上,丞相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而且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有一种封驳权,即皇帝的旨意如果不合法,大臣可以封驳退回,不予执行。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一人一时的喜怒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朱元璋对此不以为然。他要依照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去做皇帝。在命运以其神奇的手段把他送上人世间权力的巅峰之后,他要真的施展这权力的魔棒,决定一切,操纵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任何想同他分享权力的人都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打击。在他眼里,自己是天下真正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生方可用。”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关心的不过是吃饱肚子,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自觉的要求。他们能活下去,能传宗接代,就心满意足了。同样,在这种乡野文化浸淫中长大的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民,只承认他们有生存权,甚至这种生存权,也只是在任他摆布的前提下才能拥有。他根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喝令身边的武士扒下任何一个大臣的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被活活打死了。 士大夫仅有的一点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洪武朝消失了,所有人都被完完全全地纳入了朱元璋的私人所有物范围。 朱元璋把皇权扩大到了极点,把自我放大到了极点,他的行为严重压缩了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空间和权利空间。他强悍野蛮的人格阴影覆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你不敢反抗,你也无法反抗。洪武朝那么多的冤案,那么多的血腥,那么多的不公正都那样毫无阻碍地出现了,抗议之声寥寥,而这仅有的几声呼喊,也被朱元璋毫不手软地抹杀干净。他的野蛮践踏使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被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就在人格空地上野草一样蔓延开来。中国人的人格素质又在朱元璋时代那原本不高的基点上做了一次大幅度的退化。 中国人不大习惯于平等合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诛戮功臣,是中国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高的手段。 面对这样疯狂的屠杀,整个社会却如一潭死水,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疏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吴人严德珉因病辞官,被朱元璋疑为不愿为其所用,流放广西。朱元璋死后被赦放还。每说起此事,他都为朱元璋当时留其一命而感激不已,总是北面拱手,连说“圣恩!圣恩!” 所以,这时唯一可行的是以朱元璋之心为心,告诉他:你杀我,我毫无怨言,只是这对你并不利。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另外,所有的朝代粉都是SB! 明粉更是SB钟极品!!!
这是我读过的最差的一本书,作者文中存在大量与史实不相符的地方。且文中写作极其双标,对清朝各方面大肆褒扬,对明朝确实极力抹黑。同一件事,如写到康熙和朱元璋在处理政务上,康熙就变成尽心尽职,挑灯夜战,一切都往好的方面写,但是到朱元璋,就变成了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朱元璋的掌控欲望极强。文中此类,不胜枚举! 文中作者自己的主观欲望过强,引用史实时,不说当时的人所处的背景原因,直接以结果定论,出现大量以偏概全等事件! 最终结论:一本自我欲望发泄之书,误导他人,不值一读,浪费时间!
首先,张宏杰写人物是有两把刷子的。 写吴三桂,我是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他的矛盾挣扎和野性放纵。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见证儒家文化的守道者们在帝国的将倾之时的背叛或殉道。不得不说,儒家信念可以看作本书任何时候任何人的行为的影响因子。 记忆犹新的是,吴三桂的舅舅,那曾在儒家精神世界的占据高位的长者,在受到皇太极的打动时,毅然追随了生的欲望,连吴三桂都不可置信。这也成为了同样是“少年英雄”的儒家高位者的吴三桂的撬动柄。 最妙的是,张宏杰写“死的期待”,就在百姓以为这群儒家高位者会以殉道来满足他们死的期待时,他们早早在城中修好祠堂,却发现是空摆设。哈哈,这种反叛简直辛辣无比。 可怜的是永历帝,在追杀下吃到一碗“饵块炒青菜”都要说是大救驾,他又怎会想到,吴三桂会不讲情面,执意追杀他到缅甸,他承最后的主人姿态,称呼他为大将军。可怜的永历皇帝,他的臣子可以投敌做官,百姓亦可苟活,唯独他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 这其中的悲情或叛逆,挣扎或徘徊,值得品味,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见一个朝代的更迭。
《千年悖论》跳出传统史书非褒即贬的评判逻辑,把漫长历史看作一场跨越千年的人性实验。作者剥去帝王、英雄身上固化的脸谱,跳出宏大的事件记述,专注书写一个个普通人困在时代局限里的挣扎、权衡与抉择。 在这本书里,曾国藩不再是近乎完美的“半个圣人”,我们能看见他笨拙的坚守,长久和自我博弈,在世俗功名与儒家理想之间慢慢修行;吴三桂也不再是单薄的叛臣符号,他只是被命运推着走,一次次抉择里摇摆不定、进退维谷。嘉庆、道光口中的“守成”背后,面对剧烈的时代变革流露的无力,也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的形象。作者用细腻文字剖开他们内心的矛盾:理想撞上现实,私欲拉扯道德,个体命运终究被历史大潮裹挟。而古代士人反复纠结的隐与仕——想要出世寻自在,又放不下入世担道义,这份两难,也是历代知识分子逃不开的精神困境。 所谓千年悖论,说到底就是人性自带的矛盾:人受制于时代规则,却又拥有选择的余地;一边向往崇高,一边很难摆脱本能的欲望。重读这些往事,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古人的得失悲欢,更是从未改变的人性,也慢慢学会用更包容、辩证的视角看待人和历史。
买书是有用的,哪怕买的当时没来得及看,日后总有机会翻开。这不,趁着端午假期闲来无聊,刚好手边有这本书,于是我翻开书卷,花了两天时间一气呵成地看完了。这是我阅读的第三本张老师的书,他的书就是一读上就没那么容易放下来,可读性很强,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和你絮叨着历史长河里的风流人物,让人倍感亲切。 这本书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汇集了他写作初期的一些历史散文,能感觉到文章的质量与思考有些参差不齐,其中,我觉得质量最佳的当属《无处收留:吴三桂》,我也想就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处收留:吴三桂》,没看这篇文章前,我以为吴三桂就是一位怒发冲冠为红颜、将整个山海关拱手相让给清廷的叛徒,看了以后,才感觉到了人性的复杂和选择的无奈。作为那个时代最为风华正茂与光辉亮眼的青年才俊,吴三桂年仅二十八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仕途一路坦荡,前途一片辉煌,然而,却无法抵挡明王朝后期的江河日下,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仅凭吴三桂一人无法阻止所有势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他也不甘于用自己的生命为这辆破车殉葬,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所有选择早在前路蓄势待发,只待他吴三桂顺理成章地迈入。 先说他的结局吧,1678年,起兵五年之后,六十七岁的吴三桂在绝境中痛苦死去。三年之后,叛军余部被肃清,吴三桂的子孙后代无一幸免,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很唏嘘的结局,到底是哪个决定做错了,才让如此风流人物落得这样一个境地?是应该慷慨地为明王朝赴死,是应该妥协于李自成,还是应该对永历王手下留情?历史没有给吴三桂更多的选择,看似处于权利顶峰,实际每一个转折都是顺势而为,都是在吴三桂真实的性情下做出的唯一选择,时代推着他做出的选择。 可能真的是生不逢时吧。 每看到这种情节时,我都会对人生产生一种虚无感,我们尽可能让自己变得优秀,努力提升自己,可当真正到达金字塔顶端,仍然会被时代所裹挟与反噬,仍然无法归于圆满,那付出的一切艰辛,意义何在呢? 吴三桂,你又会如何看待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