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高明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作品。讲述的是汉代书生蔡伯喈离别父母、妻子进京赴试,经年不归,造成家庭悲剧,最终光宗耀祖的故事。陈留都人蔡伯喈娶妻赵五娘,新婚两月,夫妻和顺相敬,蔡的父母身体康健,一家人和和美美;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全家花下酌酒,为亲祝寿。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中进士,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职。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栎社,以词曲自娱。相传明初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代表作为南戏《琵琶记》。 ☀️书友们早安 ❗️名句诵默 📖高明《琵琶记》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 🍀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坐间移。 🍀 才斟别酒泪先流,郎上孤舟妾倚楼。 片帆渐远皆回首,一种相思两处愁。 🍀 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 🍀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 🍀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被打头风。 🍀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琼林胜处风光好,别是人间一洞天。 🍀嫦娥剪就绿云衣,折得蟾宫第一枝。宫花斜插帽檐低,一举成名天下知。 🍀 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其实是先看了淮剧的《赵五娘》,再来看的元本的《琵琶记》。二者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赵五娘》在赴京时没有那么多忠孝难两全的纠结,更多的是青年人的意气风发,赵五娘的形象也更像独立女性,而不是男性的附属品。《琵琶记》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其中赵五娘的形象略显单薄。但不论如何,还是很震撼的。朱光潜曾在《悲剧心理学》中说,中国传统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总以大团圆结局取悦观众,但我认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内核其实都是实打实的悲剧。正如这出《琵琶记》,纵然误会消解夫妻团圆,可蔡伯喈日后又该如何自处?父母双亡,欺瞒宰相,妻离已久,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状元郎,早已回不去了。夫妻相认,又有何用呢?
《琵琶记》为南戏艺术最高成就。 其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写蔡二郎(即蔡邕,字伯喈)考中状元后追求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描写了书生贪新厌旧攀龙附凤负心婚变的现象。高明《琵琶记》改编的悲剧意蕴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有社会价值。 高明《琵琶记》继承《赵贞女》故事框架,但是对蔡二郎形象全面改造,让他成为“忠孝两全”的书生,“三不从”(辞试辞婚辞官不从)导致了他的悲剧,落得“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悲惨下场。 戏剧冲突围绕“三不从”展开,从第四出“强试”为始。蔡二郎因双亲年迈决定放弃功名不去科考,父亲却期望儿子中举,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二郎不能违抗父命无可奈何离开家门,这是悲剧的第一步。如期考上中状元后,得到牛丞相青睐,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赞成。蔡二郎辞婚且辞官,并任命他为乡官,以此“忠孝两全”却被皇上拒绝。君命难违,不得入赘牛家。蔡二郎家乡灾祸频发,父母衣食无着,最终家破人亡。 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其不合理成为牺牲品。所谓忠孝难两全,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常出现抵牾之局面。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就只能陷入两难之境。 虽然戏文是从正面肯定伦理纲常,但是其悲剧命运却引发人们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值得关注的是从宋代到元代书生地位和变化和人们对书生态度的变化。
在考研备考过程中对这一作品充满了好奇,一直想着要找时间阅读,然后拖延到了现在。在读完全书之后,我非常惊讶于文学史对这一作品的解读,“《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赵五娘确实悲惨,遭受着身与心的双重折磨,然而蔡伯喈的悲惨真的是不可改变的吗?蔡伯喈离乡做官多年不回没有音信,若说赵五娘及其父母困于饥寒无力再去探知蔡的音信,但是蔡伯喈为何不采取措施?蔡伯喈的形象怎能称之为“全忠全孝”,就凭他知道父母死讯后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吗? 另外,蔡伯喈考上状元也十分荒谬,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戏剧作品的一种喜剧处理,毕竟认认真真写科考可能确实没有逗趣的效果。 当然蔡伯喈的形象如此令人生厌可能源于其前身宋代戏文中蔡二郎的特点,高明虽因时代氛围有意扭转,但似乎这种改写对现代人来说依然是不讨喜的。另外总感觉全书所有人物遇到后文的蔡伯喈全都降智了,赵五娘没有任何质疑,牛夫人体贴周到,牛丞相改变想法,后面几章似乎太急着表演大团圆而少了些真实性。 不过虽然看完比较气愤,但也还是值得一看的,尤其前半部分感觉节奏,行文结构都设置很好,能看出设计的精巧。
还是那句话,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伦理。 纲常乱了就想以文意正纲常,风俗败了就想以教化净风俗,可知伦理秩序混乱并非是个人的过错,更不是老百姓的过错。 牛丞相尚有爱女之心,张太公尚有重诺之义,更不提赵五娘、牛小姐是古代女子贤良淑德的典范。然而蔡状元实在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风骨,软弱无能,面对无法尽孝的困境,既不懂变通,也不敢反抗。剧中种种漏洞更不用多说。所以作者费尽心力改变蔡二郎原本薄情寡义负心汉的形象,而塑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全忠全孝”的大孝子形象岂不是单薄无力,使他反而成了虚伪无能、沽名钓誉之徒? 所谓“有关风化”,宣扬的还是那套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赵五娘就是千千万万受尽苦难却只留下“孝妇”美名的古代女性代表,牛小姐看似受尽宠爱,本有任性的资本,却在教化之下自愿成为伦理纲常的维护者,宁可不顾父母生养之恩舍去性命只为成全丈夫孝道,维护自己那虚无缥缈的“贤名”,即便没有自杀,后面也是甘愿做小博得一个大度的贤名。更可怕的是,很多时候她们的“贤惠”都是通过心理活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她们心里这样想的,就好像是没有感情没有私心的木偶,只为完成作者目的而活,或者说是只为彰显正确的伦理秩序而存在。 说实话,自古以来小人物身上人性的闪光点远比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以为的要多得多,他们只是不善于书写,不像作者、蔡状元之流巧舌如簧罢了。极力渲染状元“三不从”之高义,赞扬五娘的至贞至孝,又想借此教育谁呢?何不端盆水照照自己,是不是那满口仁义道德、自以为是、脸皮厚比城墙的腐臭文人呢? 没有一点点对普通人的温情关怀,所有人都为了那“忠孝节义”的美名而活。君子之礼原本是为己正身,约束自己提高个人修养的参照,却变成了束缚、压迫个人情感、欲求的枷锁。这已不仅仅是道德绑架,而是封建礼教的血盆大口,吃尽所有人的骨血。看似美好的结局背后那“孔乙己”巨大的黑影几乎凝成实体,似鬼似魅,令人不寒而栗。
南戏之祖,确实是很有文学和讽刺价值的一部南戏。 蔡伯喈的痛苦在于“大孝”(应举)与“大忠”(做官、娶牛小姐),和“小孝”(侍父母)“小忠”(与赵五娘)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的“三不从”违反了大孝大忠,作为父母又希望他上京赶考,他这一三不从则又违反了小孝,故而内外压迫之下他选择了妥协。考试、做官、娶牛小姐。他在洞房花烛之时赵五娘却是糟糠自厌:“呕的我肝肠痛,珠泪垂”;断发求葬,走入绝境。 到这里似乎蔡伯喈俨然成了“不忠不孝”之人,哪怕他是表象之恶实则意志之善,都无法掩盖他的“恶”。但高明的本意实则是赞颂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于是剧本最妙的处理变来了: 戏文安排的赵五娘上京寻夫,即是赵五娘女子依附性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帮助蔡伯喈实现“全忠全孝”。 牛小姐被感动自愿做小,皇帝下诏赐“一门旌表”,实现了士大夫“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的终极目的,于是在这样虚设的、脆弱的大团圆之中,留下了一世的颂歌。 “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然而逝去的父母不再还,赵五娘的艰辛不可追,蔡伯喈的痛苦不可逃。这大团圆的结局依附于皇权的恩赐,可故事的开始却也是皇权的命令。蔡伯喈一家的悲剧是因为皇权,最终的喜剧也是因为皇权,其讽刺与虚妄之处,遍足矣体现出来。
知道《琵琶记》是南戏之祖,本对它抱有很高的期望,读来却是失望。 《琵琶记》的唱词融入了众多的经史子集,有丰富的典故,也有精准的描绘。可惜在思想价值上却仍然让人觉得未触及时代真正的问题,只是一本宣扬教化的书籍。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高明以孝为全书之旨,着力描绘孝子贤妻的光辉形象,剧中父母强推儿子考取功名,皇帝、牛丞相强迫蔡伯喈接受被安排的婚姻,蔡伯喈看似三从三不从,看似忧愁苦念亲人,实则官职、妻子、名声都占尽,高明似乎把自己代入到蔡伯喈身上,借蔡伯喈来完成自己政治理想。 当蔡伯喈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父母双亡。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父权、君权的压迫造成了时代的悲剧。在这时代的悲剧里面,不仅是文人遭受到了巨大的压迫,同样女性也仍然在时代的洪流里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压迫和精神压迫。 袁行霈先生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想要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高明何尝不是像蔡伯喈的优柔寡断,委曲求全,他不敢真正触及父权、君权的现实问题,将真正压迫文人的强权制度,最终美化包装成了幸福结局。 伦理纲常是统治者赖以维护统治秩序的支柱,在儒家伦理统治的几千年里,我心疼你赵五娘,我也心疼你牛小姐,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牛小姐的姓名是什么,她只有被冠以父亲的姓。赵五娘典当衣裙,真正陪公婆度过饥寒之日,独自给他们送葬下葬。牛小姐让蔡伯喈享受到了实际的富贵人生,却在得知他双亲丧亡之后将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女性的命运在当时是如此的凄惨,她们只是完成衬托孝子的形象工具。琵琶曲,凄楚声。五娘,在你乞讨的那一段路上,我们看不到有更多的细节,但是那一段日子一定是相当不容易的。牛小姐,你出生高门,如果在现代本应该有着更广阔的人生命运,但是最终也只是蔡伯喈的贤妻之一。 女性本不应该成为婚后承接丈夫尽孝责任的工具,也不应该是他人孝子里的一个注脚。 读完《琵琶记》,看到文人的理想,也看到文人的问题。
1、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作为《琵琶记》的渊源,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这部南戏开我国戏曲“雷殛坏人”(坏人被雷劈暴毙而死)结局先例,此后代传不绝。 《赵贞女蔡二郎》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2、高明的《琵琶记》是南戏最高成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北杂剧的手法和艺术特色。 “痴心女子负心郎”,谴责负心汉是早期南戏的中心议题,以此为题材的剧目不少。但是《琵琶记》绝不仅止于此。 (1)《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 这种同情宽恕的态度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因为当时元代社会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书生知识分子既没有科举的出路,又饱受歧视,作为社会下层人物,非常凄惨。所以作者进行了同情化的改造,是受到了一定影响的。 (2) 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写"子孝与妻贤”的内容,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他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琵琶记》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3、《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1) 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2)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啃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4、艺术成就 (1)《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心理刻画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赵五娘封建礼教下的女性劳苦不幸无奈,都是可以由他们的个人折射其所代表的一大群典型人物的。 再从典型人物看到时代,他们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渐摆脱了单线拼图类型画的写法更加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是创作形象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2)双线结构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是蔡离家之后的种种遭遇被逼无奈,实际上华丽。另一则是赵本该稳定却种种苦难、无可奈何的凄惨生活。对比十分明显。 (3)语言特色 不同人物不同风格。 赵五娘本色,蔡伯喈华丽。 4、影响流传 形式上,双线结构成为了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 曲律上,他成为了各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曲谱制作的直接依据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使他成为颜值的典范,是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并且它还是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的开端。 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琵琶记被称为“词曲之祖”,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
南戏的神,绝妙好辞,此书与作者皆是生不逢时。“三不从”《琵琶记》:我认为是一部孝子忠臣、贞妇贤妻被剥夺、被损害的历史,封建时代的《规训与惩罚》,马背上的王朝里三纲五常溃败的总集篇。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讽意太深,忠得滴血,像反装忠。孝子九儒十丐,贞妇吃糠乞食,书生蔡伯喈的一朝龙登天只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幻想,真实世界的高明还是四等南人,沉沦下僚,不入流的七八品,what a poetic irony。 其一,过往的上升通道遭到湮沦,作者惟有回忆往日的荣光聊以自勉。只是可惜,故事发生的汉朝也是风行察举和征辟的,去哪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与其高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元代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效用不如擦好马鞍,做题无用。正面看《孝经》,是教你做孝子贤臣,反面看《孝经》,是学到以孝道操控天下。儒家,信的人惨了,用的人赢了。 其二,元代乡野遗贤程度太广了,高明这等文采,对经史子集的熟稔度,竟然没被网罗彀中,长期沉沦下僚。《琵琶记》缺点在于剧情伟光正,结局包饺子,剧本可以直接上春晚。高明却把今人不再喜欢的吃苦受累剧情写得妙笔生花,令人手不释卷,正见其才华横溢。然而,失去官场更深层次的磨砺,没令生命绽放出更高程度的华彩,未使其增长其文学更深层次的底蕴,我为高明一痛。 守正待时,倘若时不来呢?唉,才子一生捐弃了。
《当一个编剧拿到一个渣男洗白的命题作文》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南戏,而《赵贞女蔡二郎》是当时有名的“负心戏”,用现在的理解,那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流量大戏。它满足了一切老百姓感觉到痛快的元素:比如戏中妇女都是贞顺良德,无论受到怎么样的境遇都无怨无悔,比如渣男最终迎来恶报,或被天收,或被人报,共情的对象基本上是老百姓,也以底层人民视角来叙述故事和安放情绪。 《赵贞女蔡二郎》讲述了蔡二郎中状元后弃亲背妇,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家乡独立奉养公婆。饥荒年岁,公婆双双饿死,赵贞女祝发买葬,又罗裙包土、自筑坟台。后来,空中降下一面琵琶,赵贞女身背琵琶,上京寻夫。找到京中,蔡二郎不仅不认赵贞女,反而放马踹死了她。最后蔡二郎为暴雷殛死。 而高明拿到这个命题作文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具备群众基础的故事,想要大笔操刀改变故事情节,群众肯定不答应,但是怎样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上,做出新意,做出高度,将审美情趣提高那么一寸寸呢?诶,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首先,作为有文化的编剧人,高明转变了共情视角,站在底层群众的立场,他们的世界观非常简单,非黑即白,惩善扬恶就是人民群众最朴实的价值观,所以负心汉到结局必须死,是为了安放老百姓对恶有恶报的终极情绪,但是,难道读书人,本书的主角小蔡,难道就没有一点点苦衷吗?在“大孝”与“小孝”的选择中,难道他就没有一丝丝挣扎吗?于是,视角转换了,高明开始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和本书的主角蔡邕狠狠共情了,他巧妙的拓展了故事情节,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把蔡伯喈个人命运的转变和选择变主动为被动:结婚后不想离开家乡,被自己父亲赶去靠功名——高中状元想要辞官,被任命成为官员并且赐婚——拒绝来自牛家的婚姻,被准丈人威胁恐吓不得已成婚,每一个选择都有着非常合理且无法拒绝的理由,从士大夫的角度阐述了在家与国之间,文人的难处与悲苦,尽管有些情节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并不是那么合理,但在创作技巧上,在当时依然是先进的,牛逼的。 其次,在剧情结构上的设计非常巧妙,双线结构的剧情推进,让整个故事节奏非常紧凑,且行成时间空间上的的平行对比,比如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描写蔡伯喈和牛小姐《成婚》篇章后,紧跟着就是赵五娘在家乡闹饥荒的的篇章《食糠》一面是豪华的婚宴衬托下的心中苦闷,一面是忍饥挨饿时的现实疾苦,既有鲜明的对比的同时,又呼应出同样的痛苦主题,同样的章节还有《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在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中,有许多剧本都是双线结构,但在这些双线结构中,所组成的两个故事,有许多是互不相关的,它们不能彼此促进,互为增辉。而《琵琶记》的双线结构不同,它们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个主题。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作者的文笔,通篇的文本真的非!常!优!美!《琵琶记》的语言,文采和本色两种兼备,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蔡伯喈在京城生活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语言,词句华美,文采灿然,语言富于色彩,讲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运用,是一种高度诗化的语言,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富贵生活的环境而决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自然就雅,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等这些人物,用的是本色语言。自然朴实,通俗易懂,生活气息很浓。不讲究词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词句的雕琢。这是一种接近于人民生活的语言。 而且在行文中,用到了很多暗喻的修辞手法,这在现在都是非常值得推敲的剧本对白,比如蔡伯和新婚妻子借着琴弦,聊到自己的原配那一段,非常值得玩味,是一段绝佳的对白范本。 至此,通过以上三个技术手段,渣男洗白了,事实证明,在做了这样的转换以后,作品取得了非常大的反响,《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所以,过去把它称为“南戏之祖”。《南词叙录》记载:“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