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伪书。     不是宽不宽小过的问题，我希望我未来的孩子，知道写《后汉书》的人是范晔，起码错认为是司马彪，请问马彪是哪一位？既没有在扉页标注，也没有在序里讲清……即便译文译的再好也不能越俎代庖吧。     这个系列的书名和版权信息太不规范。只能说，中信出版社，脸都不要了。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记载了从王莽末年至汉献帝之间约二百年的历史。其价值如章太炎所言：“《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也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后汉书》虽为私家修史却被列入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虽然所谓“前四史”说起来都算是私修国史，班固因此还遭诉讼坐过牢狱，但毕竟司马迁是太史令，班固是兰台令史，陈寿是著作郎，他们修国史都是有朝廷许可证的。然而范晔就不同了，据《宋书·范晔传》载：“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实际情况是先有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八十篇，这是一部“通综上下，旁贯庶事”（《晋书·司马彪传》），纪、志、传俱全的东汉史。自此一百多年之后才有了范晔的《后汉书》，由于此书尚未完成时作者去世，所以书中只完成了纪、传而缺少志。又过了五六十年，梁朝刘昭见范书缺志，就抽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此说虽见于范晔《后汉书》南宋绍兴刻本，但不见于《梁书》本传。无论如何，刘昭的“以合范史”之举充其量是个人行为，“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又过了近一千年，在北宋时才有人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与范晔《后汉书》的纪、传九十卷合刊，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 自从《史记》纪传体编纂体例问世，历代正史以“纪”、“传”为基干叙述历史沿革脉络的做法，就成了一种传统，范晔也予以了继承。《后汉书》所设十卷纪是东汉二百年的编年大事记，为全书的纲要。其中前九卷记载了东汉十三位皇帝，但是范晔没有采取《汉书》那样一帝一纪的写法，而是仿照《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其效果是既节省篇幅，又不遗漏史实。最后一卷是《皇后纪》。这种把皇后入本纪的体例是范晔的新创。《史记》、《汉书》虽然有《吕后纪》，但那是出于对吕后实际的皇帝权力的承认；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外戚传》中的。不仅如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后汉书》设置了《皇后纪》，为什么呢？其实，这是由范晔治史主张所决定的。他在《后汉书·皇后纪》中说：“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东京（指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帏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也就是说此皇后本纪的设立，目的在于反映东汉六太后长期临朝执政的史实。 再说“列传”部分，其分量在总共的一百二十卷中占了八十卷，这无疑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范晔效仿《史记》中列传“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生平相似的人附录于某一个重要人物的传之中，使得叙事简洁而周密。不过，范晔对列传的创新还是非常明显的，他根据自己对东汉史的理解，在保留《史记》、《汉书》中都有的《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儒林列传》之外，删去了《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佞幸列传》，新增了前所未有的《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七种，可见改动之大。而且他所新增的各传，基本上被后人予以承继，无疑有其开先声之功。 司马彪的八志三十卷分别是：《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百官志》记载了东汉的地理、官制情况，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是了解和研究地理历史、官制沿革的重要史料。《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等典章制度。 与《续汉书》相比，《后汉书》为何后来居上？答案在于范晔《后汉书》创立了新的史料编纂手法，从而创立了新史学。这里所说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为：“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宋书》本传）意思是说：史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见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话，就达到目的了。其中所谓的“事”与“文”，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内发论”的“事”与“论”，即史料与史论。……其实此所谓“文”、“论”，即范晔本人最为得意的论赞和诸序。他对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评论”很不满意，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相反，对自己的评价是“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赞自是吾文志杰斯，殆无一字空设”（《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本传）。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与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选材用料精良，议论评点深刻。前者出自于他独树一帜的修史主张，后者得益于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写作身份。 《后汉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它有缺项。《后汉书》缺少《史记》、《汉书》都有的“表”。《四库全书总目》就说“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记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帙厘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从宋代至清代，学者中甚至兴起了一种为《后汉书》补表的风气，出现了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明末清初万斯同《历代史表》，清儒的补表有钱大昭《后汉书补表》、黄大华《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东汉皇子王世系表》、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练恕《后汉六卿年表》等，从《后汉书》进而扩展至《三国志》，中华书局汇集这些补表出版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后汉书》全书目录 纪 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 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 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卷七·孝桓帝纪第七 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卷九·孝献帝纪第九 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 卷十下·皇后纪第十下 列传 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卷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 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卷二十一·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第十七 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卷二十八下·冯衍列传第十八下 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上·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卷三十下·郎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三·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四·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上·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三·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卷六十九·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一·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七·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四·列女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志 志第一·律历上 志第二·律历中 志第三·律历下 志第四·礼仪上 志第五·礼仪中 志第六·礼仪下 志第七·祭祀上 志第八·祭祀中 志第九·祭祀下 志第十·天文上 志第十一·天文中 志第十二·天文下 志第十三·五行一 志第十四·五行二 志第十五·五行三 志第十六·五行四 志第十七·五行五 志第十八·五行六 志第十九·郡国一 志第二十·郡国二 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志第三十·舆服下 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因下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 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覆按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众庶。行砲格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变，官名月易，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相检考，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涤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隗嚣的这篇讨莽檄文后来成了历代讨贼檄文的范例。其中历数王莽罪恶时，不仅文辞淋漓痛快，而且能够“略举大端”，将王莽的行径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声讨王莽效法秦始皇毁坏谥法，“诡乱天术”是“逆天之大罪也”；二、声讨王莽兴“王田”，“规锢山泽”是“逆地之大罪也”；三、声讨王莽对内施刑，对外用兵是“逆人之大罪也”。宣明举兵宗旨时也旗帜鲜明，声称对上要“兴灭继绝”，光复汉室；对下但求“无负子之责”。即便近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也能感到当年这篇檄文对老百姓的召唤力，同时也令人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惊叹：这真不愧是后世大批判文章的鼻祖啊！ 论曰：隗嚣援旗纠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执，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异复因间进说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2，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光武纳之。 玺书劳异曰：『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无蒌亭豆粥，虖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后数引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 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视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 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及汉祖杖剑，武夫[插图]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史记》中司马迁首创《酷吏列传》，记述了西汉前期专用酷刑峻法、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与司马迁对酷吏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有所不同，范晔在《酷吏列传》的开篇就记述了这位严打豪族、不屈权贵的“强项令”董宣，对酷吏颇有赞许之意。二者态度的不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实，作为酷吏重点打击对象的地方豪族，在两汉之间发生了某种本质性的变化。即西汉特别是司马迁时代的地方豪族尚处于形成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地方富裕阶层的代表而已；而东汉的地方豪族则有所不同，他们已经成为参与朝政的强大势力，甚至有学者认为东汉帝国本身就是一种“豪族政权”。

生活中，包含很多大智慧。可惜多数人生不过百年，时间、精力有限，一些道理等醒悟明白的时候会发现为时已晚。史书的记载，让我们有机会去窥探古人的成与败、是与非、功与过。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读史书就是自我的反思、反醒，祖先的生活并不比现代容易，古人用一生演绎出的道理，我们理应用心领会。多读书，正三观。

宽小过，总大纲。——《后汉书·班梁列传》。 待人要宽恕别人的小过失，做事要抓住大的方面、主要矛盾。

我觉得吧，作者是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么就把名字换成《后汉书导读》之类，明目张胆的在后汉书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总归是不尊重作者，原书的封皮上虽然写了导读和注释，但是仍然有误导嫌疑。第一作者范晔，第二作者司马彪，本书作者马彪。很容易误会的。虽然文字研究很辛苦，但是不好好写明是原本，还是自己做了注释的书，我真的不会付钱买……至于星级……

读《后汉书》有感而发，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 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十二、第四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 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 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后汉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系统记叙黄巾大起义。也许在范晔看来，这场前后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运动，由于缺乏精英领导，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东西，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仅仅散见于本纪和一些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解放后，黄巾大起义开始为史家所赞扬，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对后汉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剑鸣的《秦汉史》将“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合为一章，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笔 者在这里无意分辨几种看 法对错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异，在表面相同的阶级背景下，其性质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动辄数十万的农民起义被迅速的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为后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在《后汉书》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们却仍必须通过范晔字里行间中显出的蛛丝马迹来整理其逻辑。也只有如此，《后汉书》的这个最大缺陷，可以 通过我们的细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弥补。

只收录了十几个人物的列传（本来后汉书就很长，况且还要翻译注释，难以全选。），但是文笔很好，冯异马援处尤其写的传神。

其实看的不是这个版本的，所谓干巴巴的原著更能激发我的兴趣。也是奔着刘秀去的，史记和通鉴把刘邦塑造的过于完美，三言两语之间，英雄伟岸便自成丘壑，我也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类似的刘秀的影子，然而显然刻画人物并不是作者的重点，只知道刘秀尚简，刘秀爱将马革裹尸也没有详说，只是记得提到了少于五次的马援，昆阳大战也只是几行字便概括完毕，对东汉整个继承过程有着完备记叙，特别是诏书部分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总之有意思的地方慢慢读，是本古典经典。

差评，只有几页，读起来不过瘾，所谓的精彩解析真烂得出奇。改天继续读全本。

保持了中信的一贯较佳品质，较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