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

《炮楼里的女人》这本书揭示了日寇侵略中国在农村犯下的滔天罪恶，读来令人发指。他们也是人啊，又不是动物，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把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不当人对待，只是他们泄欲的工具，没日没夜地发泄。他们也有父母、姐妹、子女，可是到了中国怎么就变得禽兽不如了。完全是对中国人的蔑视，把支那人当作牲畜对待，所以永远不能原谅日本人。 对作者的坚持和揭穿罪行的韧性感到敬佩，几十年如一日，到处搜寻受害人，一次受害人不说，就去十次八次，锲而不舍，终于一个受害人带起另一个受害人，一个接一个拜访，细致地把侵略者的罪行记录下来。是最真实的记录，是贴近生活的记录，是血淋淋的事实，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控诉。本来受害人准备带进棺材里的，一辈子也不对人说，连最亲的家人也没有说过。可作者宁是拼着自己的耐心把它们挖掘出来，示于世人。

这本调查实录是价值极高的史料（按照史料分类方法属于口述史料），承载着历史记忆、展示了历史证据，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慰安妇的调查研究算是小切口的研究视角，在日常的学习与研究中相对小众。对于慰安妇这一群体，之前只知道她们境遇悲惨受尽折磨，但对她们具体的受害经过与内心活动无从知晓，也少有渠道能进行了解。本书作者经过十几年的追踪奔波、耐心引导，方能从一些幸存受害者口中收集到如此详尽的史料。全书并无华丽的词藻与抒情的感叹，但通俗朴素的文字描述出受害者们那许多个日日夜夜遭受的各种暴力胁迫、身心折磨、人格侮辱、饮食取暖虐待，这些非人待遇仅仅是阅读文字都让我觉得浑身难受，不忍再读，但还是勉强读完了，只有一种感受：作为女性能生在和平稳定时的中国，我真是三生有幸。 书中侯冬娥、杨壮来等受害者饱受摧残，历尽艰辛，还能顽强地活到七八十岁遇到本书作者参加访谈，究竟是怎样的身心素质与坚定意志支撑着她们在泥泞中向阳而生坚强的活？我自问若我有此经历，极大概率早就不堪忍受而轻生或者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了。我由衷的敬佩她们的坚韧与勇敢。 通过本书也让我意识到，慰安妇经历给受害者们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屈辱，而是一场贯穿终生的长久伤痛，比如很多人终身患疾、无法生育、难以嫁人、遭人非议、亲人死散等，这些或显或隐的伤口终其一生都无法愈合。伤害虽在一时，可痛苦持续一世！

日本兵杀了人家的父母，然后当着人家死去的父母强奸轮奸少女。有的12、3岁也不放过，然后再把这些少女抓去做慰安妇，不仅性侵还要进行殴打折磨，如果让他们不高兴，还会捅下体杀死这些女孩。对男的也进行了虐待，罐冷水，压肚子，肛门和嘴都冒水，再用烙铁烫，最后用狼狗咬死。 其实落后确实是要挨打的，说是印度人没有底限，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中国作为弱者的时候，这些日本鬼子更加邪恶，几乎都把女性全糟蹋到不能怀孕，有的流血不止也不会停止。我们被教育要同情弱者，但是通过书里的描写就让人发现，这个时候越是体现你的痛苦，这些日本鬼子就会笑的更大声，痛苦使他们感到愉悦。 以前9.18那个长鸣，侵华也只是课本里或者大家提起、抗战片里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抗战片大部分还是那种拿鬼子当猴耍的剧情。今年看完里斯本丸沉没之后，虽然里斯本丸讲的不是侵华历史，但是日本鬼子在电影中的残忍以视觉表达冲击到了我，今年那个鸣笛开始让我切实感到悲伤，作者做这个访问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那个鸣笛对我来说不仅仅是鸣笛，要确实让我记住一些东西，或者说一种信念，还是要尽力使自己不要处于那种变成砧饭上的鱼肉的境地。

战争的罪恶，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人类父权社会对女人的滔天罪行，战争中的性犯罪…………这些滔天罪行至今没有得到清算，应该让全世界看到这本书，看到这些当事人的证言，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勒令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默哀一下 以示尊重 心情很沉重 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珍惜身边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感恩

我本来打算在去年的12月13号发布这篇书评，因为那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发布的话更有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意义。 后来我想了想，“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个话题，什么时候讨论它都有意义，尤其在她们一个个离我们而去的今天，在她们依旧没能得到侵略者态度诚恳的道歉与赔偿的今天，更应该有人站出来，让这个话题永远拥有持续不断的热度。 更何况为受害者鸣不平，呼唤全社会的关注，也不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去完成，因为每一天我们都能为之发声、呐喊。哪怕争取到迟来的正义，对她们而言，已经是毕生的安慰了。 Part 1 成书背景 《炮楼里的女人》是一本报告文学合集。它包含作者张双兵在山西省盂县（今属阳泉市）和阳曲县（今属太原市）这两个地方所做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调研实录。 自1982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争取到日本政府的赔偿。 他也是我国大陆地区首批关注“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民间学者之一。从山村小学的教师、乌河文学社的社长，到揭开历史真相的社会活动家，三十多年来，他一直用自己的力量感染、鼓舞着其他国内外正义之士。他和他们一起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 他同时还参与了纪录电影《二十二》和《大寒》这两部作品的拍摄。去年9月18日，在众多日本华侨和留学生的帮助下，电影《二十二》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这两座城市公映。 截至去年11月10日，该电影提到的老人已经全部去世。 在张双兵本人的作品中，也有许多老人没能等到正义出现，便因为身体原因撒手人寰。 盂县报告中提到的侯冬娥老人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战争受害者。 但是出于心理压力和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从1982年到1994年，整整十二年来，她从来没有向张双兵正面提及过自己的经历，直到她看见他带来的北京方面的亲笔信，得知自己终于有机会向日本政府索赔时，才肯把残酷的史实公之于众。 Part 2 典型案例 下面我以第一人称视角，向大家简述一下侯冬娥老人的故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妇救会”主任，负责带领全村的妇女做军鞋、藏粮食；半夜和大家一起躲山洞，防止落入敌手。我长得很漂亮，人们都叫我“盖山西”。村里的汉奸把我出卖给日本的红脸中队长，导致我天天躲也没地方躲。还是党组织力量大，给我指导藏身的地点，掩护我每三天一换。 可是后来，这个红脸队长拿伪村长15岁的小女儿做威胁，要他说出我的藏身地点，他只好如实相告，求中队长放过他的女儿。这怎么可能呢？当天晚上，他们就当着伪村长的面轮番欺负了他的小女儿，第二天一大早再来我家的地窖里把我抓走。我拼死抵抗，但依旧无济于事。 被抓进日寇据点的头天傍晚，我遭到了两名看守士兵的强奸。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我想撞墙自尽，可是想到我五岁的儿子和刚满月的女儿，以及还需要开展的敌后妇女工作，我决定忍下这份屈辱。红脸中队长玩了我三天，随后将我关进一座大房子里。除了我以外，房间里还有六个女人，她们都是从别的村庄被抓来的。不管白天和晚上，我们都只能光着身子睡在日本兵抢回来的被窝里，任由他们随意抓一个出来当众强奸。 有一次，我记得来的日本兵非常多，一整夜我都没有休息。后来睡我身旁的张晓妮说，她数了数，那天晚上我们身上一共过去了50多个日本兵。没过多久，我的身体完全垮了下来，子宫和阴道无休止地大出血，体质越来越差。 如果不逃走，真的只能死在这儿了。于是某天深夜，我趁日军守卫们换班的空档悄悄溜了出去。幸运的是没人跟过来，我不顾浑身上下的酸痛拼命往家跑，可惜天公不作美，刚跑出去没多久，浓雾就遮掩了回家的路，再往前一步，我跌下了悬崖。我忍着剧痛爬进一堆灌木丛里，想着在这儿死了也好，至少还能落个干净的名声。可是第二天清晨，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并将我捉回去继续折磨。 党组织得知我的境遇，一直在外围想办法营救我。幸好我的身份从未暴露，否则还会牵连其他同志。 组织上找到安插进日军据点的特工李四银，这个人表面上是伪军小官，在日本人面前也挺得脸，有天晚上趁日军换班的空档，他单独找到我，跟我说出了营救计划。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吞下了他悄悄给我的生鸦片。李四银逢人就说“盖山西吃鸦片自杀了”，红脸队长让军医给我做身体检查，证实我的确服用了大量的生鸦片。他想着既然也玩腻了，要死干脆让我回家去死，再加上李四银在旁边赔笑脸、说好话，还给了他不少钱，他最终决定放了我。 第二天，李四银雇了几个村里的民工把我抬回家。刚进门公公婆婆就哭着对我说，在我被侮辱的那段时间里，我刚满月的小女儿因为奶水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一场小小的感冒就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她的生命。 我绝望到了顶点，险些哭瞎双眼。幸好平时还有公公婆婆和五岁儿子的安慰，才让我从身心的双重打击中慢慢恢复过来。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死。我主动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身体刚有所好转，便挑起了领导全村妇女积极抗日的重担。 日本鬼子险些把我折磨致死，是党组织把我从魔鬼手中救了回来，我真恨不能亲手宰了这帮畜生，可我不会放枪不会舞剑，我只能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尽心尽力地为抗日工作奔波。 不幸的是，红脸队长在我家周围放了密探，时刻监视我的行踪。那个密探看到我能在院里劈柴，有时又能下地干活，便向红脸队长汇报。红脸立刻派出几个日本兵，到我家来把我抓进他们的据点，关进房子让日本兵糟蹋。 再次被抓进慰安所，我心中的痛苦比之前更加深重。第一次能被党组织全力营救出来，这一次我还能活着出去吗？ 那个时候已经是1944年，进圭据点的很多日军都被调到其他战场打仗去了，这里的兵比前一年少了很多。有时候在哨兵的监督下，我们可以出来走动，也可以到其他房间串门。在此期间，我结识了跟我一样被抓进来做慰安妇的难姐难妹们。我们互相鼓励，彼此宽慰，熬过了相当困难的一段时光。 三个多月后，婆家、娘家和其他亲戚一起凑了150块大洋送到日本兵手里，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我本以为生活能够慢慢好转，可没想到公公婆婆在数月内相继去世，早就打好的棺材被日本兵抢去给他们战死的同伴用了，我只能用草席一卷，将两位老人葬进了祖坟。 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了日本兵的种，我深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更不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于是我故意做些高强度的、危险的劳动，也不给它供给营养，终于靠人力把它打掉了。可是我因此大出血，从此以后再也没了生育能力。 我一个人操持着自己和儿子的生活，直到1951年丈夫才从外乡回来。原来他早就听说我被日本兵强征做了慰安妇，觉得我身上“不干净”，所以找了个小老婆。更可恨的是，他还把儿子抢走，让我沦为无依无靠的弃妇。 我不得已回到娘家高庄村生活，由于能证明我党组织关系的上级均已战死，导致光凭我空口白牙自证清白，是洗不清所谓“汉奸”罪名的，于是我被开除党籍。 没了丈夫，没了儿子，没了党组织，可我还得活下去。在村里人的撮合下，我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可惜我不能生育，只能从家族宗亲里抱养一个孩子给他传宗接代。 老天不长眼，没过几年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孩子归家族抚养，我又失去了自己的依靠，只能委身一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烂鼻子老头。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两个都先后得了脑血管病，身体活动不方便，已经不能再劳动。再到90年代，又发展成脑血栓后遗症（半边偏瘫），拄着拐杖，行动更加不便。 可我不愿意死，我要知道日本政府对我们是个什么态度。于是我果断站出来，在双兵同志的帮助下写诉状、接采访，不能去日本作证，我就在国内号召大家都站出来讨回公道。可惜的是，我最终没能等到日本政府一个字的回答。 1994年4月，我在病痛中走向了死亡。 以上就是侯冬娥老人的故事，她是作者张双兵接触时间最长，了解得最详细的一位战争受害者。除了她之外，在他最开始调研那十二年间（1982年至1994年），还有李秀梅、万爱花、刘面换、周喜香、郭喜翠、冯壮香和陈林桃等一共八十多位幸存的受害者。 可以说她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让我内心感到分外悲痛。和侯冬娥老人一样，周喜香老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过她的身份因汉奸告密而败露，为了保护老百姓，她与其他十名男同志一起被日本人抓进据点监狱狠狠折磨。 白天，他们拿她当共产党员，在她身上施加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出卖党组织的联络点。夜晚，他们就用她发泄兽欲，让她做供人淫乐的公共性奴。 我在日本兵的身体下面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物件，还不如一条狗，一头猪，只是他们的一个性工具。像一块木头，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任凭日本兵在身体上施行暴力，有的日本兵发泄时打我、拧我，甚至于还用牙齿咬我，我有时也会麻木得感觉不到。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全身的伤痕时，才会感到浑身的疼痛。 1944年5月，八路军第十九团某部第二中队接到线人密报，称日军要把这批共产党员转移到另一个据点。他们在半路设下埋伏重创日军小分队，将包括周喜香在内的11名共产党员救了出来。但由于在狱中饱受折磨，周喜香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 除了直接受害者外，张双兵还走访了部分去世受害者的家属。南二朴的女儿杨秀莲向他讲述自己母亲的亲身经历。 自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在我我耳边说日本鬼子的暴行。那时我听不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当年多次被日本兵抓住，关押的时间又比较长，影响很大。1942年春天，日军驻扎河东据点的两名小队长来南头村强抢民女，我母亲是其中不幸的代表。 她被他们关押了一年八个月，期间还生过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只活了几个月就死了。我姥爷卖了好几亩地，希望能把女儿赎回来，可惜无济于事。妈妈用腰带上吊自尽，被翻译官救下。她没有死成，就想到了逃跑，但是每次都被抓回去，然后遭到更惨烈的折磨。 有一次，她逃回了娘家，日本鬼子追上来，当着她的面把我怀孕的姥姥和两个年幼的舅舅全部杀害。1943年，两名小队长被调到战场去，母亲还是没能逃离日本人的魔爪，又被一个叫苗机的小队长霸占，这一占就是两个多月。期间她想过逃离，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终于有一天，她又趁机逃了出来，一路跑到阳曲县一个村子里的亲戚家。日本兵多次寻她未果，一把火把她家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她只身一人流浪数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我母亲才放心地回到娘家。 在姥爷的努力下，他们盖起一间小平房，村里人也帮我母亲介绍了婆家。由于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就抱养了一个女儿，起名杨秀莲，也就是我。没想到十年特殊时期，我妈妈因为她过去的一些事情收到了牵连而被迫害，被劳动改造关押两年，后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终因经不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带着满肚子冤屈上吊自尽。1992年8月，有人提出要帮助她们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要赔偿，我十分激动，决定继承母亲的遗志，为她伸冤报仇。 上面这三段口述的事实，只是众多残酷真相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过于悲惨的遭际我就不在视频里详尽阐述了，欢迎大家看完节目以后备好纸巾，直接阅读原作。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补充日本方面对待这群战争受害者的态度。 Part 3 艰难维权 张双兵组织了三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远赴日本起诉，被告是日本政府。 第一批原告为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和陈林桃这四名老人；她们在1995年8月7日来到日本东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她们的起诉得到中国律师和日本部分律师的积极支持。 一审败诉后，她们连续上诉6次，2004年12月15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山西受害群体的上诉，原告方败诉。此后到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第二批原告为郭喜翠和侯巧莲这两位老人。她们于1996年2月22日来到日本东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赔偿她们的损失。 只不过这次，原告之一的侯巧莲老人还没等到判决结果，便于1999年5月病故。两年后的2001年5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2001年6月，原告之一的郭喜翠老人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 2005年3月18日，东京高等法院再次做出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并首次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请求权放弃论”的主张—— 该判决认为：1952年《日华条约》缔结时已放弃了国家赔偿权，中华民国政府是“正位政府”，与日本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适用国家间的，不是限定在部分地域适用的，因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境，都可以适用《日华条约》。 这就等于什么呢？等于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等于你去得到“庚子赔款”的国家吃霸王餐，吃完以后人家要你结账，你说老佛爷已经替你付过了一样离谱。 原告郭喜翠老人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日本高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第二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对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判决不当，是为日本政府推卸了本无可否认的法律责任。 第三批原告包括万爱花、赵润梅等九名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南二朴的女儿杨秀莲。1998年10月30日，一行10人抵达日本东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2003年4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万爱花等原告要求的一审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的事实。 2005年3月31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7月，万爱花等原告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是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 Part 4 残酷现状 直到现在，以上三批原告都没有胜诉。 日本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对她们的受害事实采取消极否认的态度。不仅不肯认错谢罪，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伤害受害者感情的事，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辩护，掩盖侵略事实，美化侵略行为。 尤其是这些被日本兵糟蹋过的女性，她们当年承受日本军人的残酷迫害，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她们有的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一辈子没有经济收入，依靠别人的怜惜和施舍度日；也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到了老年，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得了大一点的病，就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只能等死。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战争年代和战后的几十年里陆续逝去，只有一少部分活到现在。 这一少部分中的几位受害者冲破几千年封建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层层枷锁，不顾儿女和亲戚友人们的极力反对，顶住精神和舆论上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恢复名誉对她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一个悲观的现状是，截至2023年11月10日，电影《二十二》中的所有老人均已去世。 经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调查确认的，我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9人。 我国台湾省“妇女救援基金会”已知的最后一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也于2023年5月10日过世，享年92岁。 截至2023年5月2日，韩国登记在册的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9人。 这个数字还在一天天变小，8、7、6、5、4、3、2、1，直到有一天彻底变成“0”。 而我们的敌人正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甚至想扭曲不争的事实，以达到动摇中国文化根基、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地步。别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啊，要不然“杀人诛心”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 一句话，做能做的事，发能发的声。即便你的个人力量跟我一样微不足道，但依然请大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将历史真相代代相传，那么永远都会有人记得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犯过的滔天大罪。 她们，不容遗忘；它们，也不容遗忘。 我仍相信，沉冤昭雪那天一定会来的，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或感受，也欢迎补充相关的历史资料，让更多人通过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注意到“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这个特殊的群体。 用历史思维解读文学作品。我是一串山胡椒，我们下本书，再见。 PS：这篇书评是我在B站发布的视频节目《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她们，如今怎么样了？》的文案。我也同时将它发布在了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椒麻園”里。公众号版本有丰富的配图，欢迎大家查阅。以及请勿以任何形式洗稿或抄袭。

乘火车地铁的片刻拼凑读完这本书，车上的冷气十足伴着沉重的史事不寒而栗。 影院看《二十二》的那天格外的累缓缓的生活记录几欲入眠。真的作为一个山西人的触动特别大，我知道慰安妇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但也就仅此而已。多数老人晚年悲凉，一个老人泣哭:不舒服不舒服，我不要说了。眼眶红了一圈，葬礼是我亲自接触过的，真实的可怕。 比较算喜欢历史，看过古代研究过民国惭愧从来没敢想着探讨抗日，载满了鲜血的史页翻不得碰不得，没勇气呐。 人为什么要亲眼见证自己的衰老然后死亡？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不如肆意放纵而后化股青烟。这些将死的老太给了我新的感悟。“说道苦，没人比我更苦但是没想过要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着命来看”一生活在痛苦中却说：这世界真好。人只罢一生那我且自安好。 我十分佩服站出来的老人，历经地狱却又坚强向生，冲破压在身上的所有精神束缚要打得一场公道赢得一声道歉。然也有的声音:不是安慰不是同情充满了恶意，这些个被糟蹋过的老太太为什么还有脸活着？ 人的生活是自我的选择，英爱冲着钟芬嘶喊:那你就这么贱的活着吧。她回:死亡才是最轻松的选择。我要回家，看妈妈看钟吉。 剧尾点着历史不该忘记，怎能忘记。 2017-8-24  11.24

无法评说，内心很难过。难过于战争中的女性不仅要承受被人凌辱的痛苦，还要承受家人乡人的排斥与离弃。有一位婆婆，丈夫在外革命，家中全靠她。她被凌辱本想自杀，想着家里的孩子和婆婆和公公含恨活下来。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她的丈夫却在外已经有了新的妻子，回来后把她赶走，切断她与孩子的亲情。逼她只能再嫁去谋生。她丈夫的行径真的太过于让人寒心。 这些女子受尽折磨，艰难求生。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家人背叛。或者是没有了生育能力就被无情抛弃。仿佛她只是一个生育机器。唯一一个婆婆有人爱着，还是她的娘家母亲为她而死。 为了无谓的贞洁，这些婆婆被强奸之后对于丈夫对于乡人的指摘都一一接受，因为他她们认为自己不再干净。仿佛所有人都站在了道德高地，所有人都有资格去谩骂、嫌弃她们。脏的从来不是被强奸的女性是施加这些禽兽之心的日本兵。这么正义凛然的话为什么不去惩罚那些犯罪的日本兵？反而去责难受苦的女性。大家都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互相侵害？ 对女性群体的贞洁观绑架，古有贞洁牌坊现有女性坐要有坐女性的坐姿，反观男性manspreading确是寻常之事。 再看看最近的JM漫画事件，荣誉化慰安妇和赤裸裸的恋童。还有一堆人在争辩创作自由。

太惨了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的第一感受。 阅读的过程非常艰难，很多时候我都要歇好几天才能看下一段。中后期由于本书编排上的问题，很多妇女的讲述其实相差不多，只是罗列名字和村子的不同，却无法再给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让后面的几篇采访沦为单纯的数据，不得不说是一种失误。苦难看多了也就是不是苦难了，只是一长串数据了。为了对抗这种叙事方法上的乏味，我要求自己尽力去统计每一个妇女经历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才促使我读完这本书。 本书写的是山西一些地区的女性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抓到炮楼里做性奴隶的真实事件。 大多数妇女都生于1920年左右，我记得甚至有一个生于1930年，她1944年被抓去的时候年仅14岁不到 这些女性有的年龄大一些的，是妇救会的领导人，有的给八路军做过军鞋，有的丈夫是八路军，有的父母兄弟都在抗日，但是无论是什么，都挡不住她们被抓，也挡不住鬼子强奸，轮奸，殴打，侮辱她们，真的想不明白，成天宣传这个大捷，那个大战，李云龙动不动就打平安县城，那这些妇女被强暴的时候，应该保护她们的中国军人在哪里？ 绝大多数的妇女经历的流程是: 听到说鬼子下乡扫荡了，然后急忙想躲到山里，躲到地窖里，躲到在地去，结果来不及的，直接被鬼子堵住门被抓走。 大部分是有汉奸带队的，也有偶然遇到的，绝大多数被抓的女性非常年轻，还有几个主动提过自己年轻时候非常漂亮，可以看出鬼子的挑选似乎有一些规律，有一个八路军家属说过自己在1944年，和1903年左右出生的母亲一起被抓，被强奸，她的母亲已经四十一岁了，在传统社会里远称不上年轻，可能是鬼子对于抗战力量的报复。 被抓进炮楼里没有别的，只有无休无止的强奸和轮奸，能活下来的，都是反抗没有那么激烈的和运气相对较好的。很多讲述中，跟她们一起被抓的女性当中，反抗强烈的都被杀了，运气不好没有撑下去的，最后也死了。 如果家里能够拿出银元来赎人，鬼子有时候也会放人，即使是家里有抗日力量的，也在交钱以后放回去，但是无一例外不是带着满身伤痕，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一般赎人的价格都是在100块大洋左右，我记得有个好像是80多块也放人了。 也有运气好中途逃跑了的，也有遇到看守的中国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放跑的，还有一个是求了一个面色比较友善的日本人放了自己的，这些情况占比很低，大部分还是被赎回去的。 回到家有的花了三四年养好身体了的，有的一辈子残疾的，大多数都是身体养好了，但是再也无法怀孕了，如果年龄大一些，在被日军抓走之前有过一个或者几个孩子还好，万一没有，只能抱养或者维持一辈子无儿无女，晚景凄惨。 这些妇女之所以能够回来，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父母把家中的田地房产变卖救回来的，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叔叔出钱的，很少有婆家，或者是丈夫出钱赎人的。出来以后也是在自己娘家养着，其中有好几个明确说自己被日军抢进炮楼以后出来，被丈夫嫌弃，要么跟其离婚，要么就带着别的女人私奔，非常少能有继续原有婚姻的情况。 由于遭受了鬼子的折磨，这些妇女的一辈子彻底变了样，很多人原本身体很好（这也是应该的，毕竟她们那时候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二十多岁，正是一辈子最好的年纪。），但是经过这些事情以后，身体机能大大下降，名声也是一败涂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经历多次婚姻，很多次改嫁，也是可以预见的，好多人出来以后主动找那些身体残疾，原本就应该打一辈子光棍的男性搭伙过日子，就这样还一辈子被对方看不起。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造成她们不幸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鬼子，他们的残忍永远的改变了这些妇女一生的命运。但是，当鬼子兵走了以后，或者说他们逃出魔窟以后，等待她们的也不是全是理解和同情，更多的是来自周边的指指点点，让她们受到了二次伤害，也让她们的身心再也无法修复。 无论是带领鬼子来抓人的汉奸，还是无情抛弃妻子私奔而走的丈夫，又或者是在她们背后传她们闲话的愚昧百姓，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虽然不是鬼子，但他们又都是鬼子

慰安妇，此词来自抗战时期日本军队。日本鬼子在侵略占邻各国期间，不仅给占领国造成巨大的创伤和破坏，也给占领国的民众带来巨大的精神耻辱和伤害…。至今，日本政府以时效过期为理由，拒绝任何国家当过慰安妇的赔偿。学学战败国德国，不但对犹太人墓下跪，公开道歉，而且赔偿犹太人战争损失。不仅赢得世界各国的谅解，并且德国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国家迅速崛起，这才是大国应有的担当。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日本不知错、不认错，死猪不怕开水烫，愿怎么着怎么着吧…。对待这样赖皮狗，我们受害的百姓真的没着吗？试目以待，静等日本政府忏悔认错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