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的百年史

这本书里的观念说起来毫不新奇，理智上也容易接受，难的是操作过程中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论起来，日本开放比清朝开放还晚了二十年，面临的困境也很相似，日本开放成功了，清朝没成功，原因除了日本接受新事物强的原因外，总有一些别的原因。清朝融入世界潮流是跛着脚的，跛脚的原因是清朝对内防汉的压力太大了，比起列强，清朝统治者更怕他治下的百姓，所以清朝直到灭亡前夕都不愿意拥抱世界潮流，日本的天皇不存在这个问题，万世一系，护佑皇基护佑的只是这个皇，清朝的护佑皇基就未必是清了，所以日本改革改的快。 第二是开民智的问题。中国有旧文化的卫道者，日本也有，但日本的士是武士集团，从未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士集团，所以在新旧文化冲突中，反对的声浪很小。中国的士农工商士指的是文士集团，因此中国的民智开的格外艰难。中国真正开民智要等到五四以后，因为废除了科举，文士集团崩溃，新的学子成长起来才有了开民智的社会氛围。可那时，日本明治时代都结束了，中国错过了第一个发展时期。 日本的战争年代是一笔带过的，对战后的恢复倒是用了很大的笔触描述，掌握权力的人员应该好好读读这部分内容，发动战争的狂人带给国家的也不是通往康庄大道的幸福之路。战与被迫应战的国家，最终都是把代价转移给了底层的普通民众。为政者不可不慎乎？ 关于和美国人打交道一节，也值得我们学习，少一些权谋，多一点真诚，这其实是政治对话中的不二法门。无奈中国的读书人深受权谋困扰，在政治对话中不耍点小心思，好像对话就不完全。试举一例，战后日本和美国人的粮食谈判，讲明我方的观点，给出统计数据，拿出自己的态度，然后静等对方思量，其实普通人谈判也是这么个过程，但就是这种常规过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比同期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国民党，放不下自己的姿态，本来就是求人的事情，还要顾及同僚看法、委员长看法、国民看法，一个国际社会救助，拖四五年才能落实到位，这些人就不是为国的心思，爱自己的利益高于了爱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书友说，日本政府因为当了美国的狗才能这么顺利，当年老蒋的政府何尝不想当，但是他为什么又拿不到实际利益也难以获得尊重呢？二战打的最艰难的那几年，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和美国罗斯福、苏联斯大林开会，会议简直是三输，蒋介石觉得斯大林和罗斯福不尊重他，在日记里大骂，罗斯福和斯大林觉得蒋介石不像一个大国领袖，互相鄙视，把增加合议的会生生开成了充满芥蒂，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吉田茂身处的时代，民粹主义刚刚破产，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抬头，这也是他能获得成功的一大助力。而且日本本身没有民族主义的拖累，也容易更好的凝聚发展的力量。二战带给那一代人普遍的反思，战后政治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都开始厌恶战争这个怪胎，世界局势虽有冲突，但大和平观念还是以不可抵挡的气势轰然向前，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财富，这些客观上都促进了日本的崛起。对内施政，吉田茂政府在“实”字上下功夫，一代又一代政府接力，创造了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如果把目光拉长放远看，日本经济在腾飞，全世界的经济也在腾飞，这是发展的时代，日本赶上了这个浪潮。如果身处衰退的大潮流里，不管怎样努力，也难以取得大发展。拿上世纪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发展潮流与今天的世界潮流对比，才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是能真正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当世界经济增长，各国的经济也能获得快速的增长，当世界经济处于寒冬，各国的经济也难以展足。如果说二十世纪，是革命理念的争执，是发展方向的争执，那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该是如何把人类共同体这个概念增强，少一些争论，多一些发展的共识。 国家发展的目的是每一个具体国民的福利增长，这是本。 许多人阅读这本书是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这是他年轻时候阅读过并且推荐的书籍，他从没有讲过他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但从他之后的从政事迹来看，揣度应是为自己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国家负责以及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理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力提倡，但那是口号，是原则，这本书里对政治的实提供了一种故事性的说法。北京非典时期，王岐山临危受命主政，当时强调的是对人民讲实话，天塌不下来。他把实际感染的数据公布出来，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的情况，这就是实。最终的结果也表明，天没有塌下来。 上个世纪的政治，塑造了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将会塑造五十年后子孙生活的那个世界。所以对一百年前的世界我们应该有所了解，即了解本国的历史，也了解世界的历史，即了解本国学者书写的本国历史、世界历史，也了解他国学者书写的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更何况这本书还是实际政治家所书写，更有了解的必要，哪怕藏着掖着，也比没有的强，这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年前的世界有帮助。 学习历史，是认清来时的路，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指导现在的生活。对从政者而言，学习历史是为了避免曾经的错误再次出现在这片大地上。因为不管是和一百年前比，还是和两千年前的老祖先比，我们的人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人性不变，对待权力的态度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唯一的区别只是当时逐鹿的天下小，而今逐鹿的天下大罢了。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我希望我国的从政者学习一下日本的这种公文文风，有事就老老实实说事情，不要拿一大堆大词套词包裹，尤其是涉及社会民生的事务，更该老老实实告知民众，让民众看得懂，知道一项政策出来到底是便民还是妨民，这样也能充分激发民众对权力的监督热情。穿靴戴帽，是糊弄。涉及民生的政策，民众反而看不懂，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以古知今，愿一百年前的苦难永远的从这个世间根绝。

日本并没有固有印象中的那么小，和法国德国差不多，比英国本岛还要大1/3，放下固有的偏见去理解，还是非常深刻的，尽管对有部分分析的理解并不深刻。 最近热播和百年相关的各类作品，对中国的历史转折和历史选择，也有一定认识。 同样对历史关键时期，只能说当朝政府的战略选择和战略眼光还是有非常之人，但能不能将战略凝聚全民共识、打破既有利益阻碍、转化为执行层面，再加上当时的外部气候、外部势力集团干涉等，决定了每次改革能否坚决推动。 日本在历史选择的关键时间点，也存在各种势力集团的博弈，但持续时间、博弈剧烈状态确实要少不少。在宗教、政治体系、社会等级、社会文化、国民性等方面，却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大家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改革开放”的关键，明治维新后，日本坚定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随之国力日益强盛，不但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了清朝，并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且几乎全歼了当属全盛时期的俄罗斯舰队，开创了亚洲海军打败欧洲海军的先河。 也许是盛极必衰的因果，不断的胜利带来的是嚣张的狂妄。这样的狂妄，无疑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继而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遭受原子武器攻击的国家，也给日本民族带来了永远的伤痛。 战争，总是让双方的民众遭受难以忍受的痛。 这本《激荡的百年史》是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的作品。尽管对二战这段历史，仍不乏粉饰的成分，却也没有强词夺理。在对其民族性格，武士道根源的分析过程中，着墨于“士”这一阶层的处境和内在冒险精神的分析。有点中国游侠故事的味道，在严肃中透着一丝趣味。 对应于中国的历史，书中的几个数据，还是发人深省的。譬如，1871年日本，已经有许多留学欧美的女学生，成为外交家的助理或随员。可以想象，当时男性的留学生应该更多。这是明治四年，可见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已经有许多人通过民间或官方的渠道留学欧美。也许，由此可以推断出，1894年甲午海战的胜败结果。 尽管日本也属皇权国家，但当时的官场与满清相比，要开明得多。与许多留学归国的人才，并没有得到满清朝廷重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批归日学者，有许多人是真正进入了朝廷的高层，并成为决策者。 相比之下，明治，更有用人之魄。 吉田茂认为:随明治的驾崩，日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一方面由于日清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国民的好战情绪占了上风，这为后来日中战争的爆发和二战的失败留下了祸根。另一方面是明治的英明，使后来的天皇很难承继这种辉煌，这种精神的压力，很容易导致铤而走险的结局。 吉田茂还认为:“日本的战后兴起，是朝鲜战争给了日本以机会，处在失望多于希望之中的民族，是日本的敌人给了我们以最大的希望。” 其实，这样的机会，仍然来自于民族的战后团结，和自身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 书后有戴季陶先生《日本论》和鲁思.本尼迪克特先生《菊与刀》也是帮助我们理解日本和大和民族的两篇有见地的论文，同样值得一读。 看完本书，觉得日本在二战前的政治家中，仍然存在许多清醒人的，他们指出了日本当时存在的许多问题，并预示着这场战争的必然最终失败。他们积极反战，只是这种声音在主战者强势的声浪中，显得太过微弱。 为什么?清醒的人，总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愚痴之人却总能在自己爬满臭虫的袍子上找到唯一的精彩，并加以极力的炫耀。 笑所有喜欢炫耀的傻蛋。当然，也笑我自己。

不断的赞歌和遮羞布。后边把戴季陶的《日本论》拼在一起。微信读书上面有个吉田茂的《日本史》内容和这本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