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份兼具史料与思想价值的历史文本。 全书共十五章，前十二章大致按时间顺序回顾了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经历，后三章则是整体性的反思与总结。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自幼在杭州长大，毕业于金陵大学预科，后赴美深造，获得神学和教育学学位，立志回中国传教办学。1919年，他受聘出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亲自完成校名、校徽和校园规划，四处筹款，选购勺园旧址，奠定了日后“花园大学”的格局。抗战爆发后他留在北平，1941年被日军软禁，在囚禁岁月中仍维持教学出版，尽力保护师生安全。1945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深度介入国共谈判，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后，他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可能。1950年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国，开始撰写回忆录，后因中风由友人代笔完成最后几章。 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作者的多重身份——燕京大学的创建者、二战期间的被囚者、冷战初期的外交官——集于一身，使他亲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书中有大量生动细节，从筹款买地到校园设计，从被囚时的读书笔记到与国共双方高层的私下谈话，读来如临其境。尤其最后三章，他集中讨论中美关系、宗教使命与个人信念的冲突，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进行了深入反思。 司徒雷登在书中反复说过一句话：“我一生在中国，也属于中国。”这句自白道出了他跨越文化与国界的复杂情感，也为读者理解这部回忆录提供了一把钥匙——它既是一个“外国人在华五十年”的私人记忆，又是一部观察中国巨变、反思中美关系的时代记录。

以为的司徒雷登和自传里的司徒雷登还是有很大区别，司徒在中国长大并且生活了五十多年，对中国人的感情我并不怀疑，由其在建立燕京大学过程中的艰辛，且无论建立其目的是否有其说的那样高尚，这所大学也是实实在在的为中国培养了一些可用之才。 但是在后期做为美国驻华大使，代表着美国的利益，难免对看待及处理中国问题，以及GD问题上有失偏颇，对于果党是应该是“真爱”，只是果党不争气。 这本书，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司徒，也间接的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个小片段，蛮不错的。

司徒雷登写自己在中国出生、长大、创办燕京大学，后来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写自己怎么在战火里保护学生，怎么在国共之间奔走，怎么在离开时回头看那片土地。他说他一生都在两个国家之间，到最后哪个都是故乡，哪个又都不是。

全书诚恳真切、朴实无华。一位将毕生心力倾洒在华夏大地上的外国人，足以值得所有国人的敬重。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走出愚昧的困境，四处奔走，到处游说，募集资金，创建大学，孕育出那么多有才华的莘莘学子，前无古人，功绩启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业。记录历史详实谨慎、真挚细腻，而末尾的总结足显一个外交家的精神高度。向燕大的老校务长致敬！

对司徒雷登重新认识开始于2010年央视十套播出的《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三集纪录片。 “燕京大学的创造者司徒雷登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居民区里，司徒雷登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付出，创造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辉煌成就！” 燕园（今北大校园）景色是世界最美丽的。司徒雷登说，燕大校舍应该融合古典外观和现代装潢，这就象征着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完美融合。所以学校的建筑外观保留中国传统建筑风格，非常喜欢中国古典建筑的建筑师亨利・墨菲成为燕京校舍的设计师。为了建校筹款，司徒雷登和哈利・卢斯辛勤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燕大建校（1919年）之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司徒雷登乐观地关注着整个过程，并希望胡适和其他学者发起的“文学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他认为这是一场有必要的、进步的运动。”为了融合世界的优秀文化，司徒雷登聘请了世界各地的名师。同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他们都努力为校园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让自由的思想在校园中相互激荡。 在这本回忆录中，司徒雷登对自己的评价是：宗教、教育和中国，是影响我一生的三大因素。中国这个国家孕育了我的宗教精神和教育理念。 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出司徒雷登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的思想是始终朴素的、真诚的。因为出生成长在中国，他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清醒的认知。正是由于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办学经历以及对中国的熟知使他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同时他也忠心地愿意为中美搭建友好之桥。他坚信“中国人本性真诚，与美国人之间的友谊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切断。有朝一日，这份感情一定会继续的。 ”（1972年建交），但中美两国关系对他来说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才有了“别了，****”。站在21世纪回望那个年代，我们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他，这是对司徒雷登先生的尊重，这也是我们思想的成长。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出生在中国，后又回国，多年后他又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到中国。开始传教的最大的障碍——语言，毕竟他离开中国已经有18年。虽然小时候留下的中文基础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幸好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学习成语和日常用语并不需要浪费太多力气。 ​“燕京”这个词充满了诗意，它不仅仅代指中国古代的燕国都城，同时在中文里这个词也代表北京。经过艰苦的运作，燕京大学成立，但到1951年时，燕大被除名，私立基督大学的身份荡然无存，它所有的院系分别合并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系列高校中。 ​后期司徒雷登身份的转变，让他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改变，他必须要在遵守美国整体外交政策和目标的前提下进行。

《在华五十年》是2010年7月1日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 ​《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是2014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图书。 ​常江，《在华五十年》（新版）译者。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 ​历史真是个叵测的事物，没人知道哪些会被记录下来，哪些又被人为地冲刷掉。 作为曾在燕园度过六年最好时光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作为司徒雷登唯一一本回忆录的中文译者，我仿佛肩负着某种不容推脱的责任。太多的内容我们可以在书中读到，我不妨去碰触一下那个最浅白也最深奥的问题：谁是司徒雷登？在我看来，这个生于中国、长在中国、将大半辈子生命播撒在中国的美国人有三张面孔。 首先，他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务长。燕京大学在1949年之前是远东地区最出色的教育机构之一，从诞生到发展所产生的一切开销，由司徒雷登及其同伴在中美两国筹集而来。筹款的过程可以“筚路蓝缕”来形容。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这种高级乞讨最让人着急的地方就是，尽管我用友善的态度将潜在的捐助人吸引过来，但友谊却迟迟不能化为实际的款项。到1937年时，燕大的捐助基金已达到250万美元。那么燕大声誉最隆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以颇负盛名的新闻系为例，在一段时期内，中央通讯社在世界上所有大国首都的常驻代表几乎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燕大，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尽管用了美国的钱，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学。 其次，他是一位基督徒。他虽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却最终放弃了本行，走上教育家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胡适曾在《在华五十年》英文版序言中毫不吝惜赞美的笔墨，甚至将司徒与马礼逊、伟烈亚力和傅兰雅等人并举，称其最先呼吁社会与政治变革，将古老的中国从沉睡中唤醒。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司徒雷登将传教视为义务而非兴趣，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信仰的忠诚。 他的最后一个身份，才是政治家。在国共谈判行将破裂之际，司徒雷登匆忙上任大使一职。对此，无论胡适还是司徒雷登本人均承认是一个失败的认命。从执掌使馆到退休，司徒雷登远离自己心爱的燕大，近观中国时政，最终在大陆全境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其实，司徒雷登并不想做美国大使，也不适合去当大使。他的意识形态，时刻挣扎在对人性无限信任和对新政权深切怀疑的罅隙里，从未得到片刻灵魂的安宁。他曾声称：“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而“中共新的政权却给我留下了精力旺盛、效率奇高、清正廉洁的印象”。但宗教情怀和政治倾向使他无法看清当时的政局和民意，最终只能在大陆“沦陷”的背景下黯然退场。 三张面孔，代表着三个司徒雷登。在他的这本回忆录中，处处可见他对传教士与政治家两个身份的抵触，唯有追忆燕大岁月时，才流露出深深的缅怀与温情。历史的演进往往伴随着一个遗憾：真相总是缺席，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对真相的种种解释。当年毛泽东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仿佛为司徒其人画上京剧脸谱，几十年来他变成了一个符号——能指是司徒雷登四个字，所指是十恶不赦的美帝国主义。尤其令人伤感的一点是，过去60年来，始终未给这位燕大校长任何讲话的机会，就连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对司徒雷登的称赞，也在选入中学课本时被删除。这样看来，半个多世纪后，《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公开发行，恰是还历史以澄澈的最好方式。 所幸的是，层累的历史终将趋向公正。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下葬于杭州西子湖畔，他出生的地方。尽管葬身燕园的愿望或许永远不能实现，但能够在半个世纪后魂归故里，终究是对这位“爱美国也爱中国”、“像中国人比像美国人更多”的老人的迟来告慰。墓碑上，他的头像下面用中英双语刻着简单的一句话语：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我相信，这正是他最希望自己被后人永远铭记的那张面孔。

司徒雷登的一生，是一部跨越两个世界的传奇。 他生于杭州，长于中国，却有着美国人的面孔；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却最终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离开。 这本回忆录最动人之处，不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在于一个“边缘人”对自我身份的漫长求索。 童年的司徒雷登在“耶稣弄”的教会大院里与四兄弟嬉戏，吃着中国点心、看着社戏、说着杭州方言，他自认“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美国男孩”。 然而11岁回到美国后，他却成了同学眼中的“怪物”——被问“中国人吃老鼠吗”，被嘲笑“和中国人一样”。这种撕裂感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在两种文化间辗转，却始终未能完全归属于任何一方。但正是这种“夹缝中的身份”，让他拥有了独特的双重视角：既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深谙西方的行事逻辑。 回忆录中他坦言自己曾对传教士职业产生厌恶，也曾见证传教事业的种种弊端，但他最终选择回到中国，并在燕京大学的教育事业中找到了归宿。 读完令人感慨：真正的故乡，或许从来不是地理的坐标，而是灵魂安放的地方。

书中记录了被日军长期软禁的那段岁月，失去人身自由，周遭环境压抑艰难，但他依旧坚持读书、整理文字，尽可能保护身边的师生。这段囚禁经历，让我看到乱世个体的无力，即便心怀理想，也难以躲开时局施加的磨难。回忆录平实记下这些煎熬日常，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反而让这段苦难岁月显得更加真实厚重。

这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写的一本在华回忆录。全书共15章，前12章中司徒雷登回忆了他的在华经历，后3章则是他的反思与总结。全书记述了作者对其个人事业的选择、传教士在中国的使命、燕京大学的创建历程、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的经历以及二战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参与的对华事务等。作为一个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司徒雷登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本身也是很好的史料，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那段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