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荟记

越努力越崩溃： 杨士聪写《玉堂荟记》，一是抽丝剥茧，环环相扣，一桩人事牵扯出另一桩人事，这是脂砚斋评《红楼梦》的“脱卸”笔法。 二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司马迁《匈奴列传》中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微言大义，就是一种权力扭曲后的隐喻。有文学的技巧在里面，然而这种文学，就是文过饰非的修辞之学，并非指向客观真相。 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士人的修辞文学，就成了文过饰非，而西方则成了公共表达之术？ 辩论双方权力不对等！辩明客观真相不是目的，地位不平等的言说成了“讽谏”，士人沦为优孟衣冠，再沦而为“参军戏”！ “参军戏”反过来作为皇帝警示与拿捏下属的一种“反向讽谏”或“教化”的手段。就像《玉堂荟记》中所记日讲这种士人给皇帝讲课的制度，后来被乾隆皇帝反过来上了一课，成了教化臣子的手段。 《王安石强辩考》中，王安石大骂同僚对手“不读书”，辞气激烈，而崇祯或乾隆，或东林党的清流君子们，恐怕也是如此，自以为占据了人间真理，结果只是诠释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好的初衷往往会适得其反？ 1、因为禁止，反而把公事变走私 作者写到当时皇帝怕朝臣与太监勾结，朝臣人人自证清白，不用通假字，“曩日两阙及承天门、端门憩足之地，皆不得入”…… 崇祯以为这样就可以摒弃朝臣与太监勾结，结果却适得其反，官员进不了大内重地，不也隔绝了与皇帝的联系吗？ 掌房中书，其势不得不通内府，阁中诸事，皆与文书房相关，一刻不通，则内外悬隔，政多龃龉。然以济事则可，以行私则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即以此辈通之，不害其为公忠，如峻其界限，概示屏绝，一事也不能作。 据说，“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在这样情形之下，皇帝假如有什么事要内阁办理，或是内阁票来奏章需要商讨，便一律叫司礼太监代表前往，这样一来，太监们俨然是阁议的主席了。 司礼监太监就正好把持要津，以“禁止”反而不能禁止，只是将公开变成了私下。 这与禁海反而导致走私，多么类似的反效果！ 又有“近时严禁交际，其实何曾禁得。但禁其闲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诡秘万端，乃所谓贿赂，非交际也。禁交际而变为贿赂，识者有世道之忧矣。 ” 作者所说可谓至论：此等中官，有何可结，终年往还，居停不过一餐；馈送不过一金，彼密通奥援，在不见不闻之中，有以千百计者，孰从而致诘乎？ 为什么初衷是好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是个扭曲社会。崇祯越是有为，越加速大明的灭亡。 2、袁崇焕被杀，因为崇祯“一毛不拔” 作者提到袁崇焕之死：迨后钤制诸将，不为无见，而袁为人疏直，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厥后满桂总督一战而败，安见钤制诸将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群然以为奸臣卖国；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而事件最初，是因为陈继儒，这位徐霞客的东林党朋友，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主杀毛文龙，拿人家生命当做讨好袁崇焕的价码！就因为毛文龙曾请陈写幅字，嫌一万元润笔太贵。 松江人叶梦珠编纂的《阅世编》，其中记载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 崇祯初，华亭钱机山龙锡以相被召，过辞陈眉公继儒。眉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机山莫解所谓，及入都后，经略袁崇焕以诛岛帅毛文龙为请。钱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亟报可。未几，本朝兵大入，怀宗皇帝深以诛毛为憾，袁至磔而钱论戍，几至不测。盖当时士大夫谒征君者，必强令赠言，不得则不欢，眉公一再让，则缓颊不暇计当否矣。 作者最后总结道：乃知人主用法以渐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辈亦不免，此言真可惕然思已。 崇祯手滑，导致刚愎自用，不公平，其实有句话说得很清楚“厥后满桂总督一战而败，安见钤制诸将为非宜哉！”，袁崇焕的确可能自大，杀了毛文龙，但人无完人，没有他，就挡不住满清了。拔一毛而利天下，陈继儒的计策才是对的，这似乎又是微言大义，寓意崇祯是“一毛不拔”！ 3、不懂惜物，越努力越加速崩溃 作者谈到崇祯素食，却并非是真“惜物”，而徒然小家子气，吝啬气而已。 “庚辰秋，上傅谕欲素食终身，圣母早崩，不及养故也。此殆托言，或别有所感而为之也。 ……推此类言之，使天下无一浪费，无一衔冤，其为素食也大矣。揆之圣母之心，何等欣慰，即日御水陆之味，何损于仁孝之一毫。 ……甚者厂卫缉获，即为平反所不及，十有九死，万一得生，而家已破，封疆之事，闻杀督抚，不闻杀总兵也，间有总兵乃其庸琐无能为者，故总兵益骜，督抚益危，皆非所以惜物命也。” 说到减免欠税，“户部尝请改折一年，以苏民困，上不允，盖将留为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宽一分即裕一分，其效在上不在下也。” 又说到另一个军事武器上的例子。“本色外解，一驳一累，其最甚莫如弓甲。凡弓皆上自开试。上力甚大，能开劲弓。其一挽即满开者驳回，其半开者乃留，及颁给行间，将士皆不能用，虽有千万之弓，不可以发一矢甲，则使内珰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驳回更造，故甲或厚至一分有余，但求不陷免驳，而斤两太重，非临阵所能胜矣。二物急需，是以务精之，而皆至于不可用，则有限之物力为可惜也。 ” 可见，崇祯的“自恃力大”，反而造成了浪费也大，这不是惜物的精神！ 说完物力，再说人力资源的利用。 “论诚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业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将状元骗去，其后来柄用，实原于此。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内拭目俟之矣。 ” 一段利口，不惟将状元骗去。建功业者，未之及也。这就是大笑话大荒谬了！建功立业的人根本不懂天花乱坠，功劳却归于牙尖嘴利者去了！ “抚三镇七之议行，徒欲偏重将帅，以为敌忾之用，而不知其势渐成尾大，督抚为赘设矣。既成赘设，而封疆有事，仍责督抚，故督抚类多抵罪，而总兵如故；非不欲责，实畏之也。” 故督抚类多抵罪……果然督抚是替罪羊了，这不是爱惜与利用人才的方法！ “盖以科目庠序所不能收者，聊复开此，使不逞之徒，有所阶以自进，即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于为患。此弭乱之微权，非抡才之盛典也。” 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于为患。此弭乱之微权！大实话！ 就像我们一直都说大学扩招，无非是消耗年轻人旺盛的精力，使他们老实安分，不出事，而其扩招数量远超于实际社会需要。如今中国的内卷状态，对于维稳的专制术，也是有用的一招，内卷耗尽了精力，哪里有空搞其他动作与心思？思想源于闲暇，既闲暇消失，思想自动消弥。 为什么崇祯时可用人才越来越少？除了不惜物，还有“生性多疑”。 “初上立名监视，但令监其欺，不令掣其肘，今稍弄机关，抚按刑部便不敢与异同。此非掣肘，必如何而后为掣肘也。……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揜也。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 大明，相当于一个靠克格勃阴谋统治的帝国，官僚制的必然，相互监视告密的病态社会！关于告密之为用，我曾经特别讲过，汉武帝巫蛊之祸，朱元璋的告密鼓励……惜秦皇汉武，稍逊风骚。 4、双重扭曲的社会需要比奸人更奸 前几天看小红书一帖，说起董宇辉质问经济学家薛兆丰提出的“廉租房不能带厕所”，有人提到古已有例：和珅“以糠芘掺入救济粮”。 两者都是“实用法”，并非“根本法”，要论根本法，就要打击富人与官员的以权谋私，救济分配要精确落实到点，这才是根本，上策。 实用法是下策，已经是被扭曲过后的再扭曲，所以看起来违反感官常识，实际上却是实用之措施。 《玉堂荟记》所说“援纳虽非美事，然犹胜于搜括捐助。”，援纳，应该是指以援助纳捐为名的卖官，就像援交，以援助失学少女行卖淫之实。 权利交易，贪污腐败，已经是扭曲了，建立在这个扭曲现实之上的援纳，增加得一时的国家赋税，制度性地利用腐败，腐败成了一种工具！这可谓是扭曲后的更扭曲，已经扭曲成了毕加索的画风了。 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双全法是没有的，双重扭曲才是现实社会的真面目！社会就像补锅匠，层层叠叠地在历史的补丁上打补丁，最后，成了“锦灰堆”，满目不可辨认。社会是个复杂的混沌体，为各种可能性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有太多寄生物种生活在权力的影子下。 作者又举一例，“崇文税课，以边患逋额数多，责令事定补解，遂至陡加税额，积月而所逋益多，一主政接管，骤减旧额，由是商货辐辏，有自天津卸载越务而赴崇文纳税者。有自临清、德州即先赴崇文纳税者。不三月而前逋俱完，新课充溢。” 减税而活跃商业，反而坐大了整体经济的蛋糕，整体税收受益。这与和珅的救济粮同样是利用经济规律，但少了权力的扭曲，甚至可以说，正是脱卸了权力，而降本来的扭曲归正了，市场因为获得自由的喘息而繁荣。 作者写道，“户部尝请改折一年，以苏民困，上不允，盖将留为那移之用耳”……崇祯贪婪，小心眼儿！“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宽一分即裕一分，其效在上不在下也。” 其实减税最终得益的还是崇祯，他却不知道，因为他的权力之手不能放松。 5、裁撤驿递，禁止援纳：时机不对就不合时宜 “如云驿递裁减而摃轿等夫去而为贼，则复驿递为平贼急着。一时或笑其迂，不知此实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将安所得食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谬。” 裁撤驿递，闯王崛起！一件事虽然初衷极好，但时机不对，反而是极坏的。 “则复驿递为平贼急着，一时或笑其迂”，为什么当时人会笑他的观点？ 如果追究起来，则又涉及到更根本的意识形态了。可能他们身在庙堂之高，不知道那种流寇是失业的驿卒，根本想不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有可能，对于剿匪，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官民对立，我是官，不会从民的角度去想问题，替民安排失业后的出路，而是刁民怎么敢造反？你们本来驿站就是效率低下吃空饷，裁撤利国利民，难道失业就有理由造反吗？穷人有穷人的活法，自己谋出路啊！于是从官的角度来看，错在刁民！ 可见裁撤驿递是当时官员意识形态的扭曲力场下的产物。 同样，禁止援纳也要视乎时机，也不一定是好事。 “援纳固当罢也，但非此时事耳。外患悉平，财用充足，此其时也。……乃知为政者须度势审时，务求可继，不必慕其名而为之也。 ” 不久前，百度“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大热，也被大抨击，有人就说，时机不对。现在百业萧条，中产失业还可以跑滴滴送外卖，萝卜快跑一出，连最后的退路也没有了。如果疫情期间出，则会大受欢迎。 正如罗隐的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6、“土宜换枣”是合作，君子小人是撕裂 作者谈到漕运系统中“土宜换枣”的旧习，说到底，就是官商勾结！官利用商，给商人以特权（行商制度是垄断的商引，简单讲就是卖垄断执照，漕运中的土宜换枣是夹带免税的特权），商人获利，但必须以替公家办事为条件（行商制度中是摊派，打仗和救济，富人摊派出钱，没得商量，可倾家荡产，漕运制度中是得运粮到京）……总的来说，这套制度是官商勾结，假公济私！最可恨的制度，是聿民之术，官骑在商的头上，拿他们当工具使唤，没有什么独立人格！ 其根本在于儒家的中庸之道，谋求经与权之间的可操作空间，所以睁眼闭眼，漕运夹带私货也认了，因为被当做工具使唤！ 然而事已至此，禁止也是不可能的，它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运军日贫，商贩裹足，剥载既已无力，一旦浅阻在前，惟袖手而观，诿罪于河道，甚且有烧船以图赖，弃船而潜逃者矣。” “夫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士大夫犹或难之。”古人也是有反对公有制的，反对道德洁癖的，因为正宗儒家，本来就是经权之间模棱两可的，所谓中庸就是两个极端都不靠，执之中也！ 我刚在小红书看到新加坡总理的发言，想起新加坡何以能高薪养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私利的驱动作为公用，就是高薪养廉，最好的人才得以聚集到政府里边，政府就像一家公司可以与大跨国公司公平竞争人才！这是很好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官僚制的庞大！像新加坡城邦国家，公务员能拿高薪，当然要高效，职业，根本不必庞大的人数！ 而中国，无论大明还是当今，体制内就是既得利益的一帮庸人，门外的人纷纷想得门而入，这根本不是公务员，是分赃队。效率低下，机构繁复是必然的，不然，何以领工资？ 所以根本不可能高薪养廉，国家税收都用来养庞大的官僚，还不破产？！这就是一个帝国，因为其庞大而必然造成官僚制的庞大，而必然低效繁复，必然自取灭亡！ 有头脑与志气的小国却能打破大国的魔咒！ 官僚体制决定了事至必然，光靠道德洁癖或理想主义已经不管用了，反而可能造成“政治极化”的危害。 《玉堂荟记》中有一句话：夫为政须令有余地，虽尧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读过《雪交亭正气录》，越来越感受到：宽容之重要，共同的底线之重要。 政治极化，族群撕裂，党争导致内部鹬蚌相争，满清渔翁得利，是大明失败的原因！ 7、政治为什么会极化，族群为什么会撕裂？ 朱元璋早期是道德至上主义，而明中晚期，商品经济发达，思想变了，两种价值观冲突导致清流君子与小人的党争。 其实，君子小人本来都是一样人，但分赃不均，导致君子清流借助道德的复古与洁癖来对抗小人，这是政治极化！ 小人的好处是永远都可以合作，可以交易，君子的问题在于制造撕裂。大明的灭亡很大原因是崇祯太想当明君，而臣子太想当清流！ 所谓“分赃不均”，《何故为敌》中说，族群的冲突实质上是争夺资源，即权力斗争。 在晚明，朝廷上的官职是东林和阉党党争双方都觊觎的稀缺资源，赢家通吃的规则更造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残酷性。阮大铖就是跟人抢官得不到而反叛东林的，李自成也是因为崇祯不接受封官的和谈条件而攻陷北京城的……当官即是权力，权力即是资源。晚明社会是官场资源内卷，发展成冲突暴力的社会。 还可以再从结构主义角度去分析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中说，一个东西干净或不干净，决定于它的空间和位置，所有的禁忌都能够反向折射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的宇宙观，可以从中看出它怎么去分类事物。 那么，中国古代“夷夏有别”的宇宙观，就是一种基于文化或道德的空间分类，夷狄，禽兽也！ 君子（大人）与小人的分类也是如此，道德盈亏影响到身体发育，小人就是畸形侏儒，一种道德缺陷的表征。 回到时代背景中来，当明朝的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要与它抗衡很难，但试图规范它，必须有一种更高的力量，迫使儒家蜕变成儒教，其宗教性更加强烈，产生了“君子小人”的分类洁癖，通过纯洁性（pure而不是clean ）去维护自身的权威，当然，儒家内部也产生分裂，右派走向了功利主义，与左派道德洁癖的原教旨主义相对，君子小人于是判然而别！ 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更极端的禁忌仪式（道德洁癖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修道士所以长年苦行，求神拜佛与祭祖祭天所以要斋戒沐浴，儒家所以强调正心诚意功夫，所谓日三省吾身，正是一种灵台的打扫仪式，“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明朝的海瑞所以敢叫板皇帝，在于他拥有极化的道德洁癖，即廉洁。他的正当性无可挑战，像金刚石一样刚硬，纯粹。 总之，极化，撕裂，都是明朝儒家向儒教演化的内在逻辑使然。

杂记手札之事，多为正史不载，旁门佐记，贻笑大方。

與李清「三垣筆記」大類，多記朝事黨爭原委，「國榷」參考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