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

破旧立新的时代强音：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感 在南京博物院艺术季讲座的预告中，薛龙春教授提出的“知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对于中国书法史的固有认知。正是怀着对这“二王之外”世界的探寻之心，我翻开了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这本被誉为晚清书法理论“圣经”的著作，远不止是一部技法指南，它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个时代在思想、美学与社会结构上的剧烈震颤，是一次穿越时空的、震撼灵魂的对话。 一、 核心观念：一场美学的“进化论”与哲学的反叛 《广艺舟双楫》的核心观念，若用一词以蔽之，便是 “尊碑贬帖” 。但这四个字背后，蕴含的是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 · 从社会学与哲学视角看： 康有为写作此书的年代，正值晚清积贫积弱、国门被迫洞开之际。作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他的骨子里流淌着“变者，天也”的改良血液。他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投射到书法领域，认为书法如同社会制度，不能固步自封于日渐靡弱、辗转摹刻而失真的“帖学”旧轨。他大力推崇汉魏六朝之碑，因其保留了未被修饰的、雄浑朴拙、充满生命原力的“古意”。这不仅是审美趣味的转向，更是一种文化本真性的追寻，是试图从古老的金石中，找回一个民族失落的阳刚之气与创造精神。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反叛—— against 被精致化、程式化所束缚的审美权威，主张个体（以及民族）应从更本源、更广阔的传统中汲取力量，实现精神的“涅槃”。 · 从心理学视角看： “尊碑”的过程，也是一种审美心理的解放。长期浸淫于“二王”一脉的秀美、典雅，会使审美感官变得敏感而脆弱。康有为所倡导的碑学，其美学范畴是“壮美”乃至“崇高”。那些摩崖石刻的苍茫、造像题记的率真、汉碑隶书的沉雄，无不冲击着观看者的心理预期。它要求欣赏者接受“不完美”—— 刻刀的崩损、石质的风化、布局的“不工”，并将其内化为一种更高级的美。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疗愈，它告诉我们，力量与美感，恰恰可以存在于粗糙、野性与偶然之中，这对于规训过度的现代心灵，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慰藉与激励。 二、 行业与学科影响力：重塑书学疆域的“地震” 《广艺舟双楫》的出版，在书法界无异于一场里氏震级极高的地震。 1. 书法实践的范式转移： 它彻底动摇了“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为后世书家打开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从吴昌硕的石鼓文、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其根基亦在碑），到当代无数取法汉砖魏碑的大家，其艺术道路无不深受康氏理论的启迪。它极大地拓展了笔法的可能性，中锋的浑厚、涩行的力度、结体的奇崛，这些碑学笔法成为了书家表现个性的新武器。 2. 艺术史研究的视野开拓： 它将以往被视为“非名家”、“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书刻（如造像记、墓志）提升到了经典的高度。这种“眼光向下”的革命，与现代艺术史关注无名者、关注物质文化的趋势不谋而合。它迫使我们去思考：何为“经典”？经典的谱系是由谁建构的？这为后来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早期范例。 3. 跨学科的启示价值： 康有为的论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他将书法风格的流变置于政治兴衰、学术思潮（如乾嘉朴学）的宏大背景下考察，这使得《广艺舟双楫》不仅是一部艺术论著，更是一部独特的文化心态史。它对今天的文学、美学、甚至文化研究学者而言，都是一个关于“如何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经典案例。 三、 对个人的触动：一场审美与价值观的重塑 阅读《广艺舟双楫》，对我而言是一次全方位的洗礼。 · 书法鉴赏能力的跃升： 它赋予了我一双“复眼”。以往看书法，多停留在“像不像王羲之”、“工不工整”的层面。如今，我能从一方残损的北魏墓志中感受到刀笔交融的铿锵节奏，能从一片斑驳的汉隶碑额上读出沉雄博大的时代气息。我学会了欣赏“金石气”，那是一种超越了笔墨纸砚的、与时间对话的永恒之美。这种鉴赏力的提升，本质是审美维度的增加。 · 个人成长与价值观的启迪： 康有为那种“吾眼有神，吾腕有鬼”的自信与自省，以及他敢于向千年权威挑战的勇气，深深触动了我。它启示我们，在任何领域，真正的成长都源于对既有范式的批判性审视与勇敢超越。在生活中，它让我更加珍视那些“非主流”却充满生命力的事物，学会在“拙”中见“巧”，在“古”中寻“新”。这本书的核心精神——返本以开新，已成为我面对复杂世界时的重要心法：当感到前路迷茫时，不妨回归到最本质、最原初的源头去寻找答案与力量。 · 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平衡： 《广艺舟双楫》无疑是专业的，其考据之详、体系之严，令人叹服。但康有为作为一位文章大家，其文字汪洋恣肆，感情充沛，比喻奇崛（如将书法比作“人心之画”），使得这部学术著作充满了文学的魅力。它并非枯燥的教条，而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思想家在与你慷慨陈词。这种专业性思想与文学性表达的结合，使得它的可读性远超一般理论书籍，每一次重读，都能获得新的灵感。 合上书页，薛龙春教授讲座预告中的那个问题——“碑学的论述又有怎样的逻辑悖论？”——似乎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康有为为了立论而有时不免偏激，其对唐碑的贬斥亦有可商榷之处。但正如任何一场革命，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构建了一个完美无瑕的新体系，而在于它用雷霆万钧之力，劈开了旧世界的铁幕，让阳光雨露得以洒向一片崭新的、广阔无垠的原野。 《广艺舟双楫》就是这样一座思想的丰碑。它不仅仅教会我们如何写字，更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观看，如何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保持精神的独立与创造的活力。对于任何一位寻求突破、渴望深度认知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能带来无穷启迪的经典。

以前只知道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政治人物，读完他写的这本书，才知道他也是知识极为渊博的人。文章如行云流水，条理非常清楚。对“尊碑”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 敢于创新、善于发现。 虽然距离我们现代有100年历史了，他的观点，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书中对很多碑文的书法之美，有详细的描述。现在的一些书法作品，以丑书为美。与书中描述的各种书法之美，完全不同。

《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在尊碑的基础上更加充实和提高了对“碑学”的认识后，进一步勤奋探求书法新天地的著作。 它自成体系，包括：文字源流（《原书》），前人碑学总结（《尊碑》），名碑评介（《购碑》），书体演变（《体变》《分变》），断代书史（《说分》《本汉》《传卫》《宝南》《备魏》《取隋》《卑唐》等），作品品评（《十家》《碑品》《碑评》），技法（《执笔》《缀法》），实用（《榜书》《干禄》），及各种杂论（《体系》《导源》《十六宗》），这不仅是清代碑学的系统之作，而且也是中国书学史上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全书以尊碑的观点贯穿始终，既纠正了前期碑学南北之论的牵强处，又广泛吸收了新的金石学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尊碑对挽救僵化衰败书风的作用，奠定了碑学的理论基础，为书学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康有为认为，自有文字以来，甲骨、大小篆、八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无不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文字的发展变化，一是在于它有“便捷”的实用性，从“婉而通”的圆笔篆书变成“精而密”的方笔隶书是这样，从方严的楷书变成连绵的行草也是这样。二是在于它有“人心”“人情”的变趋性，每一个朝代的人们都是随着物质文化的演化，而要求更多的尽善尽美的精神享受，这也是促使书法艺术发展的强大的动力。所以，康有为进一步认识到：“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比如，“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的钟鼎、籀字；“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的秦分（小篆）；再使“体皆方扁，笔益茂密……变圆为方，削繁为简，遂成汉分”; “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使当时的书体更加“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但还要继续发展，“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广艺舟双楫》）综观几千年书体的演化传统，用笔的进化，笔势的丰富，莫不是穷变通之理的。如果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那么在这里，书法变易进化的观点则被赋予实际的政治内容，既是对当时“信古、崇古、复古”传统思想的大胆否定，又是变法图强，促使人们思想觉醒的理论根据。 康有为反思清代书法现状是“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而“帖学” “唐碑”时期出现的流弊已阻碍了书法蓬勃的发展，“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在这样翻刻走样失神的情况下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广艺舟双楫》）但尊碑不是以其古老，而是因为它或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或可考察隶楷变化；或可考证后世之源流；或能观览各体毕备；或能学习碑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因此，必须尊碑才能挽救颓靡的书风。这样从书法实践看尊碑或崇帖的效果，当然是时代审美观点的转变所致，“物极必反，天理固然”；然而尊碑背后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打破学唐碑出现的“新馆阁体”对人们思想的羁绊，因而康有为还以政治来做比喻：“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那么“人心趋变”的书坛要向何处“开新”呢？只有上溯到唐碑之前才能求取书法本质变化的力量，特别是“魄力雄强”“意态奇逸”“结构天成”的魏碑，更是进行创新的营养，就是南派帖学之祖的王羲之也曾得到过“北碑”书法的好处，所以不在书法领域内清本正源，就不能使书法发展得到新生。 为了更加猛烈地冲击当时文人士大夫僵化的无动于衷的传统思维定势，康有为在把尊崇魏碑观点夸大到极端程度的同时，还激烈地攻击帖学、唐书，提出：“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南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广艺舟双楫》）甚至说：“习碑以后可谓五岳归来，唐以后书皆丘陵矣！”这样偏激、极端地批评唐人书法，当然是他力求冲决传统势力罗网而报国无门的悲愤心理宣泄，对那些靠钩摹翻刻而流行的假唐碑给予贬斥还是有道理的，但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割断唐代书法鼎盛的历史，是不符合书法发展的真实历史的，也是不利于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的。不论是过分的偏爱，还是有意的偏见，这些无疑都是《广艺舟双楫》中的一大疵瑕，也反映出他的主观唯心论的思维方式。 康有为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和新碑版大量出土的条件下，想要把自己的理论变成可行的实践，设想“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则可使欧、虞抗行，褚、薛扶毂，鞭笞颜、柳，而狎畜苏、黄矣，尚何赵、董之足云”？大有纵横千古，融合众体的气概。并且还想在笔法上作新的尝试：“及悟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字变之以圆。凡书贵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章，笔笔皆留，以飞动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更以王羲之为榜样：“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这种纯属主观的设想，当然是他追求的“能移人情”的“书之至极”，但更重要的是处处体现他的“托古改制”精神，在“新理异志”的思想改良中实现他的“大同之世”幻想。 总之，《广艺舟双楫》可以说是康有为借尊碑的理论总结来阐述变法维新的“微言大义”；是他利用书法变化的具体形式，对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他遭到封建顽固派攻击和压制下忧危心理的强烈发泄。 ——《书法与文化十讲》

康在其中明确提出了“变法”的思想，即强调以“变”来求得事物的进步。他明确指出“变者，天也。”“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验之也。”这种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康在著作中赋哲学思想于艺术表达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借書法評實事，康聖人甘不寂寞啊！

练字练琴都要放鸡蛋放硬币，两者开练前是不是都要俯卧撑的？“通身之力，奔赴腕指间，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学者当用恶笔，今后不择笔”、“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梨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完美再现每节课都要讲的“整体不错，我们来讲亿些小问题”>.<

现在一些笔法千古不易的说辞又回来了，这就说明碑学也是要再出世了，否极泰来。

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 其形为之也。

好书法者宜读 书法之历史演变 学习书法如何选贴 书写方法和要领等都有讲解

碑学教科书，没读过这书不好意思说自己学过魏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