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无哀乐论

魏晋清谈之作，所有论断议题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空条件都易变成诡辩。正如鲁迅与梁实秋多年的关于“文学的阶级性”论战一样，抛开人的个人、群体、社会及国家属性就没有了论辩的基础，文辞论点再鲜明也是空中楼阁，华而不实。

这八组辩论堪称中国哲学史之最。孟子与告子的对话不过几百字，孟子也以伟岸的姿态面对思想低下的告子，不怎么有意思！可是在《声无哀乐论》里，东野主人和秦客的辩论同样有说服力。甚至在第一组辩论当中，东野主人误以为秦客是向他来请教问题，只是简单阐述观点，竟然留下“爱憎”这样的逻辑漏洞。东野主人为了圆漏洞，洋洋洒洒几千言。最后，嵇康转向了政治，以无声之乐彻底否定了儒家教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嵇康所谓中和之音，是毕达哥拉斯所谓“和谐”（harmony）。嵇康以一种极不认真的态度达到了极高的高度，令人为之折服。《广陵散》想必也是中和之音，没有高亢的情绪，也不过分柔情。

批读《嵇康集校注》所收嵇公原文，及黄、曹二氏驳论毕。 窃惟二氏驳论皆有所中，而嵇公此论则迹近强辩。谓声自性哀乐，抑声中有实体性之哀乐物质者固非，然以声不能动人哀乐之情，而哀乐全为人心所主者更妄。 盖叔夜目太和为音乐之极诣，遂蔑弃旧说，乃强论声无哀乐以张大己说乎？而议声哀乐有无自嵇公始，此功固不可没也。 又，此论辩理极精，大异凡物。虽间有执说杂焉，颖锋亦足堪赏玩。自文笔议之，实一代之伟论也。

这个名称就吸引了我：音乐和人的情感没有关系？带着这个问号，打开了这篇文言文，读的半懂不懂？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才发现嵇康对音乐认识的不一样，有启发： 音乐只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形式，跟绘画、文学、哭笑…是一样的功能，内心为神，音乐为形，不可以本末倒置，如果音乐不是人内心的真实表达，就如同言之无物的文章，真的与情感无关！…有助于我们辨别“假音乐”。 音乐是非常个性化的体验，无论是作曲者、表达者，还是听众，都会基于自我内心和经验去体会音乐的过程，并不是某一首乐曲就表达某种固定的情绪，就如同“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更是如此，即便是同一首乐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年龄去听，所得到的体验都可能是不同的……嵇康强调这种个性化：不要固化了音乐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让音乐变活，引人遐想~ 现代的音乐理论加入了科学的方法，也有音乐与普遍性情感之间的连接，认为某些音乐特性会有相对稳定的情绪表达，比如：C大调一般表达“纯净、明亮、简洁、自然…”，F大调表达“温和、温馨、柔和、内省…”，G小调则表达“悲伤、哀愁、忧郁、痛苦…”：音乐也有普遍的情感规律，相比于嵇康，没有那么神秘和不可捉摸，也正是嵇康的个性化，让我们的音乐眼界更加开阔与灵活~ 嵇康的文字，让人豁然开朗~~~ （这篇……值得反复阅读~）

嵇康认为音乐和人的哀乐情感无关，借此反对儒家思想的统治者用礼乐来教化或控制民众，强调艺术独立，让人自由感受。他认为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以其“平和”来感染人。 在我看来音乐的社会功能是美育。嵇康回答了“为什么”音乐能美育——因为其本体是平和的、高度和谐的，由此自然熏陶，而非道德灌教。 书中的辩论有些费解，但只要读懂这一点，我认为可以理解他。

嵇康《声无哀乐论》目的即要论证以下观点，第一 声音、音乐不能使人产生心中原本没有的情感。第二 他又同时不否认音乐有其激发人内心已存有的情感的作用，第三点重点论证音乐不能传达作乐者的哀乐，此点最重点立论是有其根据，也是秦客重点驳斥的论点，即秦客只要找出一点历史上听声辨情之可能嵇康的整篇论证无效也是破论的关键。这也恰恰是嵇康声无哀乐论伟大之处，能立足于一个极险的论题并以八论八驳之体式精确反驳秦客的质疑并阐发其缜密政治哲学思想并成为中国音乐政治哲学论文之顶峰。 一难开头秦客是以儒家所推崇的音乐教化作用开启“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驳斥嵇康关于音乐无能传达哀乐的论题，又加之以仲尼闻韶知德、季札听铉知风的历史上听声辨情之存在并将之上升为先哲不疑。嵇康对此并为直接辩驳其观点而是先阐发音乐于万物滋生无常中的客观无变性，即音分善与不善，此是“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而后至和之乐是世人所渴求的，它局限了情绪外在表达形式框定了情绪使其不达极致哀而不伤，故“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嵇康模糊了情绪与外在必然联系由此来驳斥听声辨情、观色辨情之可能。且情之均同，而歌哭不同，以万殊之声来感应均同之情不可得，这里嵇康看是漏出破绽“声音和比，感人至深者也。”这岂不是自己论述出了声有感人之效吗？不然，我恰恰认为这是嵇康为了引出下段“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此感人至深正是生发内在之情的表现。即音乐不制造确定无疑的情绪而是使情绪自然发出，无确切感染方向而是“吹完不同而使其自己”这里我用庄子的话帮助理解，音乐与情绪关系好比作天籁与万物之间关系。紧接着嵇康开始驳斥历史上听声得起得失的案例，嵇康采用的是论证客观存在先于艺术表现形式的方式，即国风盛衰，政教得失是史官审查以讽喻圣上的结果，此为后者。 接下来是我认为嵇康在此篇论证中最伟大的哲学观点引入，即爱憎贤愚的此彼性。“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爱憎源于人的主观性，根源于此且是有待于所见所感之物，而贤愚却是极具客观性，可以说一个人是贤明还是愚钝以命理学角度来看是注定的无改的。由此若是“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岂不是陷入了以己成心而卷入的是非之争遮蔽了音乐本身客观性。由此自然生发“彼我异名….无系于声音” 二难秦客抓住嵇康爱憎贤愚之论重点，认为此彼性主体客体关系是无法严格分开，因为先有贤人而后世人对其所爱，反之。同理可得音乐与哀乐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 二者想天人关系一般有其独却并不具备严格界定。对此嵇康引入有无待的论点，爱憎作为有其极强待彼性是随着对象化认识的消失而消失的，而作为坚硬客体的哀乐是无待且先喻于心而后以自显发，将有待与无待强行建立关系不是哲学问题上的低级错误吗？由此嵇康二次驳斥秦客得胜。 三难秦客见自形言亏而抛出一公认真理即“观气采色”问题，这是嵇康无法在反驳的问题，哲学无论如何是不能完全离开经验 即使经验的不确定性的确定无疑。嵇康将如何驳斥这一真理性论点呢，嵇康思维之缜密哲学思想之精深有一次体现出来。他从声音发声一体之所出而含韵不同立论，有同一泪、易牙无从辨别此为喜或哀，从上出之声与从下出之声同出一身也无分异同。同样是流眼泪，因悲哀而流眼泪和因喜悦而流眼泪就是是易牙这样的能士都无从分辨。这里嵇康补充了对一例秦客先前质疑的反驳，若声音具有发滞导情性，则非作乐者不能通达该音乐，而《咸池》《六茎》传古今尧舜命其奏乐至八音和谐，这该如何证明呢？ 四难秦客无可如何的再次引历史论据辩驳并试图示弱采取折中主义“设二论俱济”这恰恰是嵇康所不能容忍的，论题的极端性早就奠定了此次辩论无法走向折中。于是嵇康认为语言的地域性和种族性不在此论证范围内，无论是对风产生的阴阳元气论还是羊舌母出于经验之知过去经验之对比都不能属于现在这个论证的哲学范围。且“偏材之性不可移转”音乐始终是无法具备教化作用的。 五难秦客开始服输，但还是“今吾心未厌，而言于难，复更从其余”秦客认为内心品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体静心闲”难道躁动安静无系于哀乐吗？秦客可能忘了嵇康作为魏晋最一流音乐家必定是熟悉于乐器音色特点，琵琶筝笛间促声高，古人谓之俗音而使人形躁。琴瑟间辽音碑声清是为君子之乐，非君子不弹、非君子不赏。此是有乐器自身客观属性而成，静躁或平稳变化有时，哀乐之情无改。声音以品和为体，且人听同乐而欢戚不同，自然是情感自发而无系于音。 六难秦客用声音感化的延迟性来辩驳嵇康所说中和音中会自然触发的内在欢戚的观点。即“偏重之情不可卒移”音乐的偏移性延迟性使得即使哀乐同时产生两种情感也无法证明有一方不是声音偏移后延迟的结果。嵇康对此采用三段论论证，若音乐有偏向和延迟则内在有哀者听喜乐应先是更爱而后转喜，而事实上是无转喜倾向而更哀了。由此得知内在情绪之强大是无受外物一毫撼动。“今无机仗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秦客之立论到最后竟成了嵇康驳其自己工具。 七难我认为是秦客最有力的一难，借此引出论述最后一个小高潮。秦客反驳以“齐楚之曲哀为体”听到齐楚之曲的人只见其悲哀流泪的面容而不见其大笑容貌，由此得知齐楚之曲以哀伤为主体，声音可使人们产生哀的情感。这应该是整篇论述中最难回答的问题，这涉及到了情绪程度与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关系，“小哀容坏，甚悲而涕，哀之方也。小欣而笑，至乐而笑，乐之理也。”小悲内心哀伤，大悲放大转之为外在的哭啼。小的欢喜内心欢欣，大的欣喜在外在看来是平和自得。但人处于生活美满状态中，他习惯于此生活自得品和使其无表现为激动的心情。但他有一天失去一切才会恍惚察觉过去的自己处于如此幸福之中，而此时的他只剩极度悲伤流泪。悲乐至极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注定了其无法以表象观其心。假设听齐楚之曲的两人一个内心极度欣喜，受齐楚之乐的阐发为大喜也仅仅表现为平和宁静无明确表现。而另外一人内心极度悲苦受齐楚之声感召表现为外在痛苦流涕，岂能说只看到流眼泪的人忽视无变的人就肯定齐楚之乐引发人的悲哀、以哀为体呢？可谓哀可察，乐无察。由此观之嵇康肯定的内心至高愉悦和儒家所追求的非对象化刺激化的大悦不谋而合。 最后一难秦客回到了最开始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音乐的教化功能。在嵇康看来音乐无法对人起到教化功能，相反魏晋人物所推崇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转”人性命定，无法通过音乐加以干预，但他并无否认音乐对社会风气的维持作用，音乐可“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使万国同风，芳荣济茂”促成良好社会风俗的形成维持。既然如此，那移风易俗该如何做到呢？嵇康认为移风易俗必承于衰蔽之后，真正起到移风易俗的必是君主政治的“无声之乐”即君主崇尚简易之教，御无为而治，顺从大道于内，无为治理为外，润物无声却能“玄化潜通，天人交泰”使“君静于上，臣顺于下”通过无为治理达到天下大同的盛世。所以说声无哀乐论其实是一篇批着音乐外壳的政治哲学论文，嵇康做此论本意在于抒发其政治思想，关注点在于无声之乐的根本教化功能，将移风易俗与音乐关系归结为论断的结束，强调无为教化的必然性。 最后的最后，在对郑卫之音的问题上，嵇康认为“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最美妙的音乐恰恰是最邪恶的音乐，有如《论语》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儒家从不已追求极致妙音为目标，相反将社会风俗培养寄托于和声，无所中于淫邪的大和之声。 嵇康临死前对天感慨“《广陵散》于今绝矣！”我想，嵇康此版《广陵散》应是大和之乐而非极致妙音，奏着和乐超然物外而凛然赴死，其大义，其平和，这也许就是嵇康的身影千年来引无数士人为之折腰的原因吧。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与人辩论“音乐”问题的文章，主张声音没有哀乐的感情。 文章以辩难的形式成篇，洋洋洒洒。陈古论今，颇有秦汉之风。 嵇康区别了“声”和“乐”的不同。 “声”是指自然界发出的种种声音，如树木，风、水、禽、兽以及各种穴窍、乐器所自然发出的声音。这些只有高低、缓急、谐与不谐之分，而没有哀乐之分、善恶之分。对批判古代神秘主义的音乐理论，是有鲜明的战斗意义。 而“乐”是指人们演奏歌唱的、有曲有调、有歌有词的音乐。音乐是有哀乐、善恶之分的。但这哀乐、善恶不是来自歌喉、乐器等自然器官，而是来自人内心的感情，来自人们主观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这自然也是对的。 但是他说:“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和于欢戚，缓虚名于哀乐哉。”他把心与声的区别强调到毫无关系、“不相经纬”的地步，硬把“声”和哀乐割裂开来，显然是种机械论的偏见。 嵇康反对“亡国之音”，主张“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 这是针对魏晋之际口谈虚无，心怀利禄，行如狗彘的腐朽士族的荒废淫靡之风而发的，也是有其现实斗争意义的。 ——黄山书社《嵇康集》

嵇康领七贤之首，绝命前一首《广陵散》霸唱天下，而其《声无哀乐》的博士论文，在我看来，就是儒道之间的心物名实之争。秦客显然代表儒家，言必仲尼季札，所谓听哀乐之音，行教化之礼；而反方嵇康，显然又继承老庄之道，言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声无哀乐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无存教化而自在人心。所谓对声之辩论，实则为儒道之辩论。 通篇而言，嵇康真乃独立思考之先驱，不照搬俗儒之先贤之论，而反问诸如师旷之音何以传楚，以理服人。而其对俗儒之嫌，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也有更强烈的表达，而招致司马集团嫉恨。而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是鲁迅镜子里历史上几千年的自己。 我的意见，声无哀乐，但乐有悲欢。“声”作为一种自然震动的频率，本无系感情；但由人创造的，由“声”组合的“乐”，它本身就是创作者的情感表达，如果这个频率和我们共振，那么它必定有和我们相通的悲欢。 原来这就是魏晋清谈的本来面目，所谓玄学深幽不涉俗尘，但实际上是精英名士们的名实之哲学上的思辨，而被俗儒冠以“清谈”，也就是现在的“扯蛋”，我喜欢这样的“扯蛋”。

“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嵇康關於聲無哀樂論，要表達的主要是這個意思。秦客的觀點其實也相當有趣，但很多都被嵇康繞回來了。不過嵇康的言談則比秦客美上許多。 “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成，穆然相爱，犹舒锦布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 語言流暢優美。雖然嵇康有些辯論是不太有根據的，但還是值得再琢磨。究竟是“聲有哀樂”抑或是“聲無哀樂”？音律終歸是死物，我能為之哀樂，並不是這一物品本身具有哀樂元素，而是我將情感賦予它，它承載了我的情感。聽同一首曲子，有人歡樂有人哀愁，曲子本是“無情”，有情有心意的是演奏者和聽者，不同的人對同一首曲有不同的回憶和解讀，或者他們本身的狀態也會影響聽到曲子後的感受。 不過嵇康有個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樂曲給人帶來的影響分為兩種，一是生理上的“躁靜”，二是情感上的“哀樂”。比如“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节数，故使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中古骇心，故闻鼓之音，则思将帅之臣”，這些是生理上的反應，急促的、激烈的曲子可能會令人煩躁而不放鬆。這讓我想到音樂治療法，以聽音樂來調理身體。 他把“躁靜”和“哀樂”分開，二者屬於一種平衡狀態。聽一首曲子，如果聽之前帶有情感需求，那麼聽時就側重到了“哀樂”，也就是將情感賦予音律之中，喜怒哀樂；如果聽之前無特別的情感，哀樂適中，那麼聽時就側重到了“躁靜”，也就是亢奮、煩躁、平和、寧靜一類。聲音本身完全沒有發生變化，變化了的是人。 很好，會回看。推薦一讀。

总算过了一遍，还是懵懵懂懂。 东野主人认为音乐不包含情感，只是触发了人心中固有的情绪，音乐是客观的，属于外在，音乐所激发的情感是主观的，属于心灵。对于音乐影响人心的机制，嵇康把音乐的物理属性和人的心理特点结合起来，高亢、轻快的音乐容易激发人的喜悦、进取之情，缓慢、低沉的音乐使人变得沉静忧郁。但他更多的篇幅则是论证音乐之哀乐与人之哀乐并不对应，从而说明音乐与情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我觉得他有点刻意忽视音乐对人的心理影响了。 秦客则把音乐和音乐所激发的情感混杂在一起，凭借这种因果关系论证音乐本身包含情感，唯心论色彩比较鲜明，大有＂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之感，也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逻辑错误，而儒家的＂移风易俗＂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错误之上的。按照秦客的逻辑，因为音乐本身就含有情感，所以＂雅乐＂所包含的情感就更高深，只有圣人才能听懂这种音乐，才能从这种音乐听出先王的意志，层层深化了对圣人的崇拜，这种盲信将会导致更多愚昧。 嵇康在论证＂声无哀乐＂的同时，悄然解构儒家的礼乐观念，他最后指出音乐没有直接的教化功能，而是经由先王的经营才逐渐在人们心中产生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嵇康为什么将音乐与政治分离呢？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儒家文化呢?我不太了解嵇康的思想，对这个问题仍是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