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五代十国的皇帝，好下场的少，死于非命的居多。自焚，上吊，是常见的命运。          有卖国皇帝，比如石敬瑭，令后人齿冷。也出了一些文艺才华非凡的人才，最典型的比如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是词中圣手。尤其后主李煜，其词境界高明，深深影响了后来宋词的创作走向。后主李煜的命运欠佳，亡国之主。国家不幸诗家幸，终于造就了一代词宗。中主李璟的词流传下来居然不过区区数首，这又反证了另外一件事：整个五代十国，皇帝们的正史实录资料不多，有的很有可能甚至连专司起居注的记录官都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时代，那么多的皇帝，那么多的事件发生，新旧两部《五代史》，却是那么的微薄，甚至不足百卷。         凡战乱时代，名将往往层出不穷。春秋战国自不待言，秦汉之际，三国之际，隋唐之际，名将辈出，令后人津津乐道。然而五代是个异数，这个时代的武魂很有几近丢失的嫌疑，实在没有几个谈得上忠肝义胆，武功惊人的名将供后人仰望效仿。整个五代十国的历史，最终归结于后周的一个小小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之手。这个结果，实令后人讶叹。很有些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意思。五代十国的历史终结，不是宋朝开国之主多么雄才大略，实在是百姓苦于连年战乱，厌烦了诸国争雄。人心思定，人民思安。         五代十国的皇帝无德（卖祖卖国），文臣无魄（道统不彰），武将无魂（忠义不显），一定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持久混乱的时期，人们的良心多少会泯灭，精神多少会不振，胆魄多少会暗淡。活着已经不易，勉强维持存在已经够艰难的了，谈什么高尚伟大呢。看起来，这是历史的退步，但恰恰也是进步。皇帝遍地，天子这个宝座和称号就变得不再那么值钱，那么宝贵。因为谁有地盘，有军队，都是可以建都称帝的。这就造成了后来干脆整个历史打包归给了甚至没有地盘，没有军队只有一个区区武官职位的大宋开国之主。只要人家有手腕，能弹压局面，终结混乱。谁做皇帝不是做呢？谈什么帝胄苗裔，来路正宗。只要能带来实惠就成，大家也就认了。各国的文官武将们，就安心了。不用再打仗，不用再妻离子散，不用再死人。当官的可以安心做官，当老百姓的可以安心锄地。         赵匡胤这个人，在历代的开国帝王里，一不算能打的，二不算有才的。靠什么得了天下呢？靠迎合了民意人心，这个皇帝最强的就是政治手腕。宋朝建立，很多被少数民族占领的地盘实际上没收回来。在中国的大历史里，宋朝是最小疆域的大王朝。但是它政治很发达，文化很发达，经济很发达。这和赵匡胤建立宋朝的这个五代十国的背景有关，由于人心厌战，人民思安，干脆放弃了收复全部土地的打算。专注于稳固政权，繁荣文化，建设老百姓的生活。手上没多少好牌，窃来的庄家，居然打赢了。这一手牌，赵匡胤打得很好。武的不行，文的也不行，但是眼光很好，政治手腕很行。         五代的历史背景，使中国的天意政治传统一变，变成了人意政治。进道若退，天意不再高高在上，在下面的人意才是重点。天意飘渺空虚，人心和现实的生活才是重点。这是五代历史带给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刻转变。所以大宋的历史不再那么强调天意，而是更多的强调人心，民意。天意即民意，天心即人心。天意不再是主题，民心民意，人民的意志才是重点。蒙元的统治者不懂这个道理，武力再凶狠，还是很快失去了政权。女真人懂这个道理，所以以区区八旗，统治百十倍于己的汉人天下，居然历十二帝，享祚近三百年。         也正是从混乱的五代史里，恰好可以一窥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那么热爱大一统，反对分裂，推崇统一和和谐。一句话：宁为太平狗，莫为乱世人啊。 2019-11-1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之林中，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犹如一座孤峭奇峰，以其独特的叙事姿态与道德坚持，在传统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精神高地。这部完成于北宋中期的私人修史著作，远非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一位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士大夫对乱世的道德审判，对治世的精神寄托。当我们将目光穿透文本表层，会发现《新五代史》本质上是一部关于士人身份危机的隐喻性文本——欧阳修通过重塑五代历史，不仅试图为当代政治提供镜鉴，更在无意间暴露了北宋士大夫阶层深刻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儒家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源于"道统"传承者面对权力时的无力感，源于士人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下文将从叙事策略、道德话语建构、士人形象塑造三个维度，剖析《新五代史》如何成为欧阳修解决自身及同时代士人身份焦虑的文本场域。 断裂的叙事：作为心理防御的历史书写 《新五代史》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这种断裂恰恰映射了欧阳修面对历史时的心理创伤。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新五代史·本纪》）。如此频繁的政权更迭与道德沦丧，对以"尊王大一统"为政治理想、以"忠孝节义"为道德准则的儒家士大夫而言，不啻为一场精神噩梦。欧阳修在处理这段历史时，采用了异常简略的本纪与异常丰富的列传形成鲜明对比的叙事结构。本纪部分极度精简，几乎仅为年表式记录；而列传部分则浓墨重彩，尤其对忠义、死节之士不惜笔墨。这种叙事上的不对称，实则是欧阳修面对正统性崩溃的乱世时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淡化正统性难以确认的帝王本纪，强化符合儒家道德的个体叙事，从而在价值混乱的历史中重建秩序感。 更为深层的是，《新五代史》采用了"春秋笔法"的叙事策略，通过微妙的措辞变化表达褒贬。如对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一事，仅用"梁王即皇帝位"六字带过，既不承认其合法性，也不直接否定，而是以称谓的变化（从"帝"到"王"再到"帝"的转换）暗示其得位不正。这种隐晦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承袭了传统史学的"直书"理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士人在面对强权时的表达困境——当直接批判可能招致政治风险时，只能借助文本缝隙传递真实态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叙事断裂与语言编码，实则是北宋士人在日益强化的皇权面前保持精神独立的无奈之举，是身份焦虑在史学文本中的症状性呈现。 道德的偏执：焦虑感的话语转化 《新五代史》最为人瞩目的特点是其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冯道等人的评价中达到顶峰。冯道历仕四朝十君，在传统政治伦理中堪称"不忠"的典型，却因其稳定政局、保护百姓的务实作为而受到当时人一定程度上的尊重。欧阳修却以极为严厉的笔调谴责冯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新五代史·冯道传》）这种近乎偏执的道德批判，表面上是针对五代人物，实则暗含对北宋现实政治的隐忧。 11世纪中叶的北宋，虽已建立数十年，却面临着官僚体系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边患日益严重等问题。士大夫阶层在享受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治理压力与道德期待。欧阳修本人历经多次政治起伏，深刻体会到士人立身朝廷的艰难。他对冯道的激烈批判，可以视为对当时官僚体系中机会主义倾向的警告，更是对士人阶层可能丧失道德操守的深度焦虑。通过将这种现实焦虑投射到历史评价中，欧阳修完成了一种心理置换——当下难以直言的忧虑，转化为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审判；对同僚行为的不满，升华为对儒家价值的重申。这种话语转化机制，使《新五代史》成为欧阳修排解身份焦虑的符号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新五代史》的道德话语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欧阳修强调忠君、节义等传统价值；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五代时期"君不君，臣不臣"的现实。这种张力在"死节"与"死事"的微妙区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新五代史·死事传序》）。所谓"全节之士"，是指为某一政权效死之人；而"死事之臣"则是为职责而非特定君主牺牲者。这种区分实际上暴露了儒家忠君观念在政权频繁更迭情况下的适用困境，也反映了欧阳修试图在绝对道德理想与复杂历史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正是士人身份焦虑在史学理论层面的表现。 士人的镜像：历史书写中的身份重构 《新五代史》中最为动人的部分，莫过于欧阳修对那些在乱世中坚守操守的士人的描写。王彦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豪言，裴约"吾为刺史，当与城俱亡"的决绝，孙晟临刑前"吾得死所矣"的坦然，这些形象构成了《新五代史》中最闪耀的道德星座。欧阳修不厌其烦地记录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及其事迹，实则是通过在历史中寻找精神同道，来确认士人阶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在北宋官僚体系日益庞大、士人群体日渐多元的背景下，"何为真正的士大夫"成为一个紧迫的身份认同问题。欧阳修通过重塑五代士人形象，实际上是在为当代士人绘制理想肖像。这些历史人物成为一面镜子，照映出欧阳修对士人身份的期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要坚守道德底线；即使面对死亡威胁，也不放弃原则立场。这种历史书写是一种典型的身份建构行为，通过将自我认同投射到历史人物身上，再从中反射回自我，完成身份的确认与强化。 更深层地看，《新五代史》中的士人形象塑造反映了北宋中期士大夫阶层深刻的精神困境。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士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门阀士族的附属转变为依靠学问和能力晋身的官僚主体。这一转变虽然扩大了士人的政治参与，却也带来了新的身份焦虑——在失去门第保障后，士人的身份认同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给出的答案是道德操守与文化传承。通过对五代士人的褒贬，他试图确立一种超越政治成败的道德标准，作为士人身份的核心支柱。这种努力，与北宋古文运动、理学兴起等文化现象一样，都是士人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身份认同的集体尝试。 结语：历史裂缝中的精神自救 《新五代史》之所以历经千年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士人精神困境的深刻文献。欧阳修在记录五代历史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精神自救——通过梳理历史的混乱，来平息内心的焦虑；通过审判过去的道德沦丧，来确认当下的存在价值；通过对他者的描述，来完成自我的定义。 在当代学术视野下重新审视《新五代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书写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记录，而是饱含书写者情感与焦虑的意义建构。欧阳修将北宋士人的集体焦虑注入五代历史的叙述中，使《新五代史》成为一面特殊的镜子——既映照过去，也反映当下；既记录历史，也显露心史。这种复杂的历史书写现象提醒我们，真正伟大的史著从来都是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是事实与价值的对话，是过去与现在的相互诠释。 当我们在《新五代史》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欧阳修那强烈的道德激情时，我们实际上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脉动，一种身份焦虑的文本转化，一次通过历史书写实现的文化治疗。这或许正是《新五代史》最珍贵的价值——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更展示了一个敏感的心灵如何通过叙述历史来安顿自身，如何在断裂的时代寻找连续的意义，如何在身份的焦虑中重构精神的归宿。

五代分别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

开辟基于意识形态系统性篡改历史的先河

帝王及少数民族略读，一带而过。大臣传中感兴趣的稍微花了些时间，尤其是闽国的故事。

致敬欧阳修以及编纂者。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两本书同时在进行，切以为《新五代史》的编纂水平要高于《新唐书》。 公元907年，建国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终于走完了屈辱的一百五十年。李唐的崩塌留给中华大地的依然是混乱的社会秩序，丝毫看不见尽头。中原大地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权更换，周围一圈十来个所谓的国家苟延残喘，这一段失序的社会环境人物和事件此起彼伏。欧阳修能够于千条线中提纲挈领，让五十多年的历史有序于书中，于文字中言简意赅，人物形象丰满，不愧唐宋八大家之一。 907年朱温朱老三搬开了老李家的李柷自己干了皇帝，心也累身体也累。心累是朱梁王朝在河南四战之地，周围一圈的老对手都虎视眈眈的看着朱老三，抽冷子就给朱老三来两脚，朱老三只能左一拳右一脚把这些老朋友老对手们干趴下。身体累是老朋友们干的差不多了也干不动了，剩下的精力就用来折腾儿媳妇们了，朱老三一把年纪的人了怎经得住这一群年轻娇滴滴的少妇们鞭挞，两脚一蹬奄奄一息了。奄奄一息的朱老三也没能安稳，儿子们化悲愤为兴奋，儿子朱友珪一把刀结束了朱老三风烛残年的躯体。儿子朱友贞一脸大写的不服，思想工作一做就一刀又把这个哥哥又给捅了，憋屈的登上了皇位，憋屈的结束了自己和朱梁的命运。 沙陀老李家几代人的奋斗，从沙陀朱耶氏碰瓷成了李氏，趁着李唐西狩北狩的那些年占有了李唐刀削面的总部太原。当家的李克用和朱老三干了一辈子，最终不管是技术水平还是跟老天爷处理关系都棋差一招，留下三支箭给了儿子李存勖。李存勖五岁跟着老爹战场观摩，二十岁的年纪终于上了场要面对行将就木的朱老三叔叔，夹寨之战朱叔叔让这个侄子整的灰头土脸，骂骂咧咧自己儿子跟这个便宜侄子一比那就是一群猪狗。朱叔叔没了，李存勖把朱老三的儿子朱友贞干停机了，又干了完颜阿骨打和幽州刘守光父子。干完这些大活儿可以好好放松了，自己干的感觉就是爽，又派儿子李继笈把四川吃火锅的王衍给掀了桌子，李存勖开始迷上了唱戏，跟戏子们打的火热，把手下人弄得热火。干哥哥李嗣源不干了，提着石敬瑭就把李存勖打销号了，李嗣源兢兢业业干了几年把江山留给了儿子李从厚，李从厚让干哥哥李从珂搬家把自己搬没了，李从珂接着又让干姐夫石敬瑭搬家，搬出来一个后晋，搬没了后唐和李从珂的生命。 石敬瑭搬家恐惧症，无论如何都自己当了家，当家的成本就是幽云十六州和自己当儿子，想想一个老头给一个青年人当儿子都有喜感。石敬瑭当了家一高兴年龄大了就这么稀里糊涂没了，留给儿子椅子让老伙计们硬是塞给了侄子石重贵。石重贵挺有个性，上手就给人当孙子不太适应要罢工，结果让耶律德光给打包带走了。 时间原因后期分享！

读历史不是为了寻找标准答案，而是为了理解复杂的现实。史书中很少有一个简单的好人或坏人，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有其内在逻辑。 目前感受是读史不是要记住某个人物做了什么，而是尽力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样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自己的选择时，可以想想如果是你敬佩的人或是厌恶的，他会怎么做？他们的选择各有什么代价？ 在做出选择之前，可以在想象中体验一遍各种选择的后果。 这大概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吧

史实不如旧五代史详细。欧阳修的春秋笔法和评论影响认知。

欧阳修的文笔易懂，内容不敢恭维。

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羞！此书可看，却没看完，去看二十六史，又全又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