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祸乱之书也。当明朝灭亡之时，无数士大夫奔走呼号，以求恢复，渐见无望，于是退而著书，因之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被并称为“三大启蒙思想家”。这本书就是黄宗羲的代表作。 《原君》《原臣》《原法》等数篇，真可谓惊世骇俗，“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等等，字字珠玑，振聋发聩，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批判历史，从民本的角度批判君主，以求善的诚恳正本清源，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站在了时代的最前面。所以清末的革命党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引之为纲领，最终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 《兵制》《田制》《财计》数篇有关实务之构想，则有失于天真迂阔之嫌。黄宗羲一切以复古为要，一方面是看到了当时时弊之严重，以为求善于古法则无虞，不知古法正因流弊渐深，变而为今（这也是因为他对历代之法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认为是君主以一己之私利而定之）；一方面是毕竟没有办理过庶务，对于施政的具体细节没有切身体会而流于理想的空谈。其书名“待访”，就是渴求于后之来者用他的构想，只不过革命党人继承了他的精神，却显然不可能继承他的空中楼阁。当然，这毕竟无损于他求善、求实之精神的伟大。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说:“法为事物之必然规律。”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也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及一切实践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求善求实的精神，就是我们“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也是事物向前发展的必然要素，是从黄宗羲等前贤身上一代代实践而来的真理。 这本书我推荐岳麓书社的版本，因附录中有《留书》（此书的初稿）及清末李滋然的《明夷待访录纠谬》，可以看看清末的保皇党是如何批判黄宗羲的，毕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明夷待访录》的书名是什么意思？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原创 孙卫华 岳麓书社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于康熙元年动笔，康熙二年写成的一部政治代表作。“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等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明夷待访录》的篇章架构 黄宗羲目睹了朱明王朝的没落、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夷待访录》就是为了反思明朝诸多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而撰写。下面，我们再来看该书的撰写过程及其篇章架构。 六十四岁时，黄宗羲追忆：“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癸巳，即1653年，这一年黄宗羲四十四岁。“为书一卷”，即为《留书》。从“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可知：《留书》是《明夷待访录》的草稿，《明夷待访录》是《留书》的完成稿。 1653年3月，鲁王自去监国称号，浙东抗清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有着极高的抗清热情的黄宗羲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留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成的一部著作，但毕竟当时黄宗羲的生活还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其思考还比较粗糙。当然这种思考并未就此结束，它只是因新的抗清活动而暂时中断。 166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4月，吴三桂于云南缢杀朱由榔，桂王政权瓦解；5月，郑成功卒；9月，明鲁王死于金门。面对这种态势，黄宗羲一方面深感复明无望，另一方面又坚信胡翰十二运之说，认为“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残酷的现实与对治乱的独特理解，让黄宗羲内心充满矛盾。 从蓝溪返回故居以后，黄宗羲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萦绕在脑际的明朝灭亡教训挥之不去。再加上经过十年的风雨历练，黄宗羲的思想更加成熟。带着一种失去故国的痛苦，他最终在儿子的劝说之下，将《留书》进行了改写，汰去原书中语词比较激烈的内容，并于次年完成了这部《明夷待访录》。《留书》最初有八篇，其中《田赋》《制科》《将》三篇并入到《待访录》中，现在见到的《留书》由《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等五篇组成。 比较《留书》和《明夷待访录》，可以看出，《明夷待访录》是对《留书》的提升和深化。 《明夷待访录》关注的问题既有像《留书》那样的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反思，又有《留书》尚缺乏的对政治问题的根本性总结。所谓“条具为治大法”一语，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中一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大法的自信。 比如，如果说《文质》篇还是倡导“圣贤救世”的传统做法的话，那么，《原君》篇中透露出黄宗羲已将圣贤看作常人，按照“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人情设定，他们都具有“好逸恶劳”的共性。那么，尧舜禹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在哪呢？他们皆以公心，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这些才是黄宗羲推崇和赞颂的。 还比如，《封建》篇清晰可见黄宗羲当时具有的狭隘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当时虽有了“天下为主”的意识，但并未明确地表述出来，而《明夷待访录》中已经少了些民族情绪，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将“天下为主，君为客”明确地表达出来，并将其作为标准贯穿于反思各种具体制度之中。下面我们再看看《明夷待访录》。 通行的《明夷待访录》由《题辞》和十三个话题二十一篇组成。这十三个话题分别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镇》《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财计（一、二、三）》《胥吏》《奄宦（上、下）》。也有一些版本还另将顾炎武给黄宗羲的信置于正文前，以充当序。 对于这十三个话题二十一篇内容，学界有不同的层次分类。比如，邱汉生认为前四篇为第一组，《学校》《取士（上、下）》三篇为第二组，《田制》三篇为第三组，《兵制》三篇为第四组，《财计》三篇为第五组，《建都》《方镇》《胥吏》《奄宦（上、下）》四题五篇散列。（参见邱汉生：《读黄梨洲〈明夷待访录〉札记》）时亮则将其分为六大类。（时亮：《民本自由说》）这些层次的分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所分过于琐碎。笔者将其分为两个层次，即前三篇为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具有总纲性质；后面十八篇皆为黄宗羲政治哲学的落实而形成的具体政治制度构想，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以及朝廷与地方关系、土地制度、财计制度、兵制、胥吏和奄宦等问题。 《原君》《原臣》两篇最受关注，黄宗羲从“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理论出发，重新界定了君职和臣职，猛烈批判“君为主，天下为客”的现实，大胆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光辉主张。这一主张强调政治权力不可被一家一姓所私有，而应为满足天下人之私利为依归。那么，既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因此就要“分治之以群工”。要达到此目的，君臣之间既非如父子关系，也非如主奴关系，而应如共曳木的合作关系。君臣共治天下，当如师友；臣出仕，是为了天下、万民，而非为君、一姓。 《原法》篇主要讨论了治国所应遵循的规则问题。从人性论出发，黄宗羲提出了“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批驳了“法祖为孝”“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有治人无治法”等俗论。 如果说《原君》《原臣》《原法》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君、臣、法的本意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内容都是黄宗羲针对存在大量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而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 《置相》探讨丞相在治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意义。此篇最大的特色就是黄宗羲不再把“正德”作为最主要的价值加以提倡，而更加重视“立制”。黄宗羲的“立制”以“天下为主”为出发点，构想了一套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做法。这种做法直接挑战君权的至高无上性与权威性，是具有近代议会制特征的“议事”制度。 《学校》设想学校除了教育之外，更有议政和批评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是文化和学术的管理者。此设想就是要打破国家重大政务由君主钦定的状况，大胆地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主张，含有政治自主意识增强的意味。 其余的八个话题十六篇，既有专门针对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也有针对两千年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提出的带有整体性的思考。 《取士》分上下两篇，与《留书·制科》有密切关系。上篇讨论明朝取士之弊端，下篇提出解除弊端的新举措。黄宗羲分析了唐宋取士的优劣，认为当时取士的弊端主要体现在时文，即帖书、墨义等做法之中。在下篇中，黄宗羲对比了古今两种取士的优劣。他十分向往三代时期取士、用士的做法，痛感当时取士之难。为此，他提出了多种取士方法，或谓“宽取士之法”。 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时，黄宗羲把明朝建都的失算纳入其中。他认为以往每个朝代几乎都曾出现过都城遭围的情况，而最终都能够顺利地、平安地消除危机，唯独明朝一乱就无治，个中原因即在建都于北京的失算。故而，黄宗羲认为建都金陵方为上策，这样不仅可以免受北方外患的直接冲击，也可以缓解江南的财赋负担；要真正解决好建都问题，巩固政权，还要与解决好边疆问题相配合，为此，黄宗羲在《方镇》篇中提出了强化边防单位的自主权，甚至允许其统帅世袭的新设想。此篇与《留书·卫所》关系密切。 政权的稳固，边疆的安宁，都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来保障。黄宗羲从“天下为主”的原则出发，对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和奄宦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田制》三篇应是根据《留书·田赋》改写而来。从田制的历史沿革看历朝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继承前人的思想和总结历代田制制度得失的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了旨在富民的“井田可复”的田制思想。他深刻剖析了有明的赋税之弊，指出明朝存在“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三种“暴税”。 《留书·将》经过扩充，成为《明夷待访录·兵制》。在《兵制》三篇中，黄宗羲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兵制，减少民众负担，使民众从繁重的兵役、赋税中解脱出来，实现富民目的。 在《财计》三篇中，黄宗羲把货币政策当作是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足的一个重要举措，并把它上升到法的高度，以“天下之法”反对“一家之法”，反对财富归君主一人一家所有，倡导万民的共同富足。针对因天下银力不足而造成朝廷在征税的过程中用折银的办法盘剥百姓的历史事实，黄宗羲提出了“废金银”、辅用纸钞的金融制度。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也就是说，即使有善治，若没有可治之人，亦难将善治推行。田制、兵制以及财计等具体制度，即使是真正让民众受益的善治，还要看官制是否合理。然而，明朝的官制却坏于两头：奄宦坏官制，重在上；胥吏坏官制，重在下。针对胥吏之害，黄宗羲在《胥吏》中设想，“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则用士人”。至于奄宦之害，黄宗羲在《奄宦》上篇中认为，奄宦得势而为害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师友之道混同于奄宦之道。为此，他在《奄宦》下篇提出裁减奄宦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削减后宫的规模，限制皇帝的私欲。

这书是批判君权的政治檄文，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 第一，君王把天下作为私产，是百姓苦难的根源。第二，治理天下围绕百姓需求。第三，如何限制君权？宰相分权，学校舆论监督，按照劳动力分地，保证耕者有其田，赋税控制在收入的1/10，官府直接对百姓征税防止层层加码。

大可以用做题家来继承“小儒”“鲰生”的称呼，现在已经广为使用了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曰也。

读完了，这本书，很多观点很犀利前卫激进。再想一想，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写的，满清入关之后杀了很多人，他还敢写下这样的一本书，顿时觉得，写这书的作者还是很生猛的。 以前我听说过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读过。今天读完了这本书，长叹息啊。 这本书是1663年定稿的。 影响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伏尔泰和卢梭，伏尔泰创作的《路易十四时代》，定稿是在1750年，卢梭创作的《社会契约论》，定稿是在1762年。时间都比这本书晚。 我觉得，这本《明夷待访录》真的有成为点燃大革命的火种的潜质，可惜它在创作成了之后，一直都是隐没在民间悄悄传递，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引爆推翻封建帝制的大革命，却很幸运地在清朝的文字狱的清洗下，流传了下来。既可惜它没能点燃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大火，又感觉还算万幸，至少它幸存下来了。 这本书有些观点很有见地，也有些观点不太靠谱。我觉得，这本书整体而言，还是很了不起的，瑕不掩瑜。没能在当时成为一本开创新时代的时代先声，沉默了好久，我觉得还是有些可惜的。 这本书后来成了推翻晚清的火焰中的其中一团火焰。

很多读者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清的世界，纯纯马后炮。 这本书的成书在当时就是个奇迹。 首先，当时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对社会言论的管控是极端严格的。 其次，在当时的社会，能够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就已经突破了当时的社会限制，对世界的看法领先了当时几百年了。 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很震人发聩的，有一些实际的举措虽然不可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些都没有经过实践，只是提出设想，有谬误也是正常的。 当年中国面对列强侵略，也是经过了封建阶级，再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才找到了中国自立自强的道路，并不是一步到位。 所以，也就请大家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而是可以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进程，再去感受古人的思想。

好的作品，无论是思想著作还是小说，在学习道理的同时，总能普及到其他方面的知识。 黄宗羲先生是我从《鹿鼎记》中了解到的，与顾炎武先生齐名，且前后均出现的人物。对这本书产生阅读兴趣，源于小说中康熙对先生此书的推崇，以及对顾炎武先生的敬仰。还有重要的一点，黄宗羲也是浙江余姚人，所以决定拜读此书。 先生从三代制度研究到明朝制度，并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批判了中国一直以来制度的不合理性，并给出相应的改革建议。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黄宗羲先生的改革建议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伟大。《明夷待访录》就是清朝以前对中国制度批判总结的一门伟大学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不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因为历史具有局限性。 先生通过对孟子“一治一乱”思想的质疑展开论述。通过观察发现，自三代（即尧舜禹）以后，世界都处于乱世之中，而通过推断，先生断定进入“大壮”时期，国家便会迎来太平盛世。这是黄宗羲先生对未来的肯定。 一、对君、臣的深刻剖析 1.核心内容 书中所言，在“原君”和“原臣”两篇中，核心可概括为：做君王或者臣子，到底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自己？用孟子的一句话说，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代以前，尧、舜、禹、汤都以治理天下，为天下谋福为己任。此时君王这个职位都背负重担，肩上扛着两京一十三省。所以尧传给舜，舜传给禹。正是君王责任之大，让他们对君王这个职责敬而远之，丝毫没有贪恋的意思。 然三代之后，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君王的职责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为天下谋福变成了为自己谋福，为子孙后代谋福。正是这种私欲，导致民不聊生，战争不断，所以一直处于乱世之中。稳定也只有暂时的安定。 所以，先生推崇像三代时期那样的君主。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才能受到天下人的爱戴。 而臣子也是如此，做臣子，到底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皇帝一人？倘若为了天下，那么君主犯错，为什么不能仗义执言？指出君主的错误。更有甚者，将君主称为君父，这些人被黄宗羲先生称为小儒，阿谀奉承，只为皇帝一人服务。然如果是为了皇帝一人，那这些臣子跟后宫的妃子和太监还有什么区别？臣子的职责跟三代时期君主的职责一样，是为天下谋福而非为皇帝一人一代谋福。 2.客观评价 黄宗羲的这两篇是全书的核心。因为君和臣是国家的最高领导阶层，君和臣决定着国家的走向，黄宗羲先生的分析很深刻，但在原臣篇中，尚有不足。 （1）传统儒家的极端 我国华夏几千年，大多数朝代都是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的，都说儒家思想禁锢我国几千年，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在读书的时刻才深刻感受到。 传统儒家的培养模式，就是让读书人励志称为匡扶国家的、品格高尚的圣人。这种培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的问题在于：培养出来的儒家子弟，不足以应对变化的社会。儒家给了太多的规则和圈套，使得读书人都前仆后继的往一处山峰走去。恐怖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圣人。这是一种极端，一种舍去变化之道的极端。凡是在传统儒家文化培养出的臣子，均一身浩然正气。然，世界在变化，遇到唐太宗，武则天这样重用贤臣的明君，此类人能够实现抱负。但遇到像朱佑樘、朱厚照这样的昏君，他们的结局不是被流放从而消沉一生，便是被杀死。简单来说，就是只能打顺风局，逆风局会输的一败涂地。 后来，儒家把死谏而死看成荣耀，无数儒家弟子将此看成信仰，前仆后继，导致无数有才能有抱负的臣子白白浪费生命。然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只是让其他的忠臣都更加消沉，反倒是奸臣越来越高兴。朝堂之上，没有人在跟他们作对了。于是，可以肆意霍霍天下。 《易经》言：“变则通，通则久，久则达。”然传统儒家却并未贯彻此道理，一味追求极端，追求虚无缥缈的圣人，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无数的忠臣白送性命，埋没一身本领。世界在变化，但儒家的子弟却是一成不变的。放在变化的世界中，注定要成为被淘汰者。 （2）领导阶层的两种组合： 以公天下和家天下为标准，历史可以将君主分为明君和昏君。同样，也可以将臣子分为忠臣和奸臣。每个朝代都有忠臣和奸臣，但皇帝却有明君和昏君。 那么搭配也只有两种：明君+大臣与昏君+大臣的组合。 其实明君的时代很理想，君主心怀天下，比肩三代。比如文景时期，汉武帝时期，贞观时期等等，这些明君都会重用贤臣，重用那些心怀天下的忠臣，随后天下得以大治，在历史上写上辉煌一页。 如果是昏君，治理天下的责任肯定不在君主，因为昏君是为自己谋福的。那么，治理天下的责任，就落在大臣手中了。 那么问题来了，昏君的时代，必然奸人当道，忠良死节之臣遭受打压。朝堂上下乌烟瘴气，此局何解？一个辉煌的王朝给出了答案。 我记得很清楚，星爷的《九品芝麻官》中，阿星他老爸给他说了这样一段忠告：“那些贪官奸，你要想做一个好官，就要比他们更奸。”这就是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显然，世界在变化，忠臣想要实现抱负，也要跟着变化。以变化之道应对变化。所以有了“谋国先谋身”的说法，毕竟活着才有以后。 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误区是，把人品和能力挂钩。一个好官品德高尚，有能力固然是好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有能力的人都有自己的脾气，也就是人品一般。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胜任不了那个职位。比如严党的故宗宪，辽东贪墨的李成梁。其实，能力和人品真的联系不大。 二、制度弊病与改革 1.法律方面：三代之前为天下法，三代之后无法。天下的法律掌握在天下人手中，大家共同治理。然而三代之后天下法荡然无存，变成了统治者争夺利益的家法。 三代之前的法律制定简单，且权力分散在各个阶级，便于管理执行，为天下谋福利。然三代之后法律越来越严密，且权力牢牢掌握在高层，严密的法律一方面导致难以实施，有人钻漏洞。另一方面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导致高层阶级对天下的剥削越来越严重。 更有一些儒家人提倡遵从祖制，然初代家法就是为统治阶级谋利，到后世的法律不适应环境变化时，是需要做出适当调整以应对变化的。然即使变化了，依旧是为统治阶级牟利而非为天下牟利。所以自秦朝和元朝的苛政以来，华夏一直处于乱世而无治世。 严苛的法律，也导致了一批有能力的改革家，在严密法律下被限制，无法发挥全部才能来进行大改革。 2，宰相制度：以公天下为目的，需要明君，制定公天下的法律。任用贤臣，将权利分散给臣子实现君臣共治。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后，权利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且使用的是家天下的律法。 如果任用贤能的宰相，即使君主的子嗣不够贤能，也有贤能的宰相来带领百官制衡君主。而且宰相的言行可以间接影响到君主，君主可以传给子嗣，而宰相要选拔有才能的贤臣，实现三代遗风。 评价：三代以后无天下。在既成的世道中，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在为自己牟利，为家族牟利。只有少数如海瑞这等清官为天下考虑。朱元璋废掉宰相有一定道理，归根结底，皇帝自始自终都是一个人，后宫干政会导致外戚专权，所以Judy把目光投向了最为亲近的太监，把很大一部分权利分给太监。宰相不够贤能的话，会导致专权，甚至比外戚更为恐怖。宰相是总揽军政和行政大权的，又是百官之首，一但结党私营，与皇帝对抗，皇帝瞬间就成为傀儡。比如东汉末年的董卓和曹操。 3，学校：学校不仅仅是培养贤能人才的地方，更应该是公议时事政治的场所，实现学术自由。仅培养人才的地方叫做书院，而学校的只能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议论时事政治给予国家最直接的管理建议。 文中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又言：“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 不以一家之言治理天下，集思广益是最好的治理办法。

古之制，晓之可也。梨洲老人所议，洎今已多无大用。 全祖望于跋中言：顾亭林贻书，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当下视之，实乃虚妄！

看完这本，想到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是的，黄仙儿的见解不能说不深刻，经验教训的总结见骨见肉。也给出解决方案。可问题是，都是修修补补，而不是从基因上改变。 同一时期，光荣革命确立了代议制。 对比后来的几百年，就知道了结果。 也是那边的启蒙思想家有很多，这边才几个。 即便到现在，这本书又有几个人看呢？又有几个人看的懂呢？ 所以只是表面上有所改变，里子没有改变丝毫。 现在不阉割肉体了，但是排着队等着被阉割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