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刘知几《史通》（一）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睿文批注：刘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其父五十有四，其兄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刘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此中之序乃为《史通》之原序。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故此，乃展卷细读。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睿文批注：刘知己所言史学之六家流派，一曰《尚书》二曰《春秋》三曰《左传》四曰《国语》五曰《史记》六曰《汉书》其后之《后汉书》，《三国志》皆未纳入其流派。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睿文批注：《尚书》者，上书也，即上古之书也，此中之注脚，后世多纳其言。故笔者曰：‘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睿文批注：王国维言北狄者,匈奴,突厥,柔然等，虽名称不同,实为时移世异之故也，或与此类同。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睿文批注：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其核心，皆为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如此便可鉴古，可传承中华民族之文明与智慧，因鉴古而溯源，因溯源而知流长，因流长而拓渊博。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睿文批注：在三皇、五帝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典》《坟》一类的典籍，但年代久远，已无法详细考究。自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这一时期的史料合在一起，就被称作《古文尚书》。然而当时世人仍很淳朴，文字从简，若要求他们写出完备体系的史书，本来就已经很欠缺了。到了春秋时期，左丘明编写，西汉司马迁撰写，史书写作的体例这才算完备。后来各种史书相继而出，大家只是沿袭旧式，偶尔改动名称，在有限的格局里，谁也不能再超越这两大体系！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这一派；班固、华峤则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只有这两家各自矜夸推崇，必须分辨它们的利弊，才能说得清楚。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睿文批注：《春秋》这部书，按照日月的次序来编排，把年岁一条条连接起来；凡是中国与四方外族，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人物与事件，没有不被网罗其中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呈现在读者眼前。它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完备的道理，一句话也不重复。这就是它的好处。 然而，到了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之辈，若事迹关系到国家大政，就必须举目详述；至于隐迹埋名的人，也不必舍近求远去搜求。像晋国绛县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有人因为酬谢晋卿而被记载，有人因为回答齐君而被收录。又有贤者柳惠、仁者颜回，却终究不能显赫其姓名，详述其言行。所以，论到细处，连最细微的尘芥也无所遗漏；谈到粗处，则连高山大岳都被舍弃。这正是它的短处。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睿文批注：《史记》这部书，用“纪”来囊括一代的大事端，用“传”来细写人物的曲折事迹，用“表”来按年月谱列诸侯与群臣的世系爵位，用“志”（又称“书”）来综合遗漏的典章制度与社会万象；直到天文、地理、国家典制、朝廷仪章，显赫的与隐微的都一网打尽，巨大的与细微的都没有遗漏，这就是它的长处。然而，同一件事往往分散在几篇里，断断续续地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详情在《项羽列传》”，而在《项羽列传》里又说“详情俱在《高祖本纪》”。又有些同类人物不按年代先后编次，后辈反而列在卷首，前辈却被压到末章，于是出现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并列，鲁国的曹沫与燕国的荆轲同编的错位。这就是它的短处。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睿文批注：从前，史官的分工是：左史负责记录君王的言论，右史负责记录国家的事件，因此就有了《尚书》和《春秋》。比如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凭借霸主身份联合诸侯订立盟约，这是当时的大事，而《尚书》却缺了这一段记载；秦军在殽之战失败，秦穆公发布誓师之言，这是《尚书》里最重大的言论之一，却不见于《春秋》。由此看来，言论与事件本应分开，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到了左丘明撰写《左传》时，不再遵循旧法，把言论和事件都写进同一部书里。不过这样做使记事与记言相互补充，篇幅详略搭配得当，所以读者反复研读也不觉厌倦，诵读不已。到了司马迁、班固编写《史记》《汉书》时，体例又发生变化：它们广泛包罗，务求内容宏阔，文字辞采繁富，但一事屡出、重复散见于多篇，编次也不按年代先后，因此后世史家沿袭此风而未改。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睿文批注："从前，干宝提议撰写晋史，认为应该效仿左丘明，对于臣下的事迹要详细记录，并加以注释。当时参与讨论的人都非常推崇他的观点。所以，前代史书存在的不足之处，后世史书应当加以改革。因此，我斗胆与有见识的人持相同看法，特地设立这篇论述，希望未来的史学家能够看到它的利弊。如果认为我的观点不对，请等待后来的贤人来评判。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睿文批注："当汉朝拥有天下时，其诸侯与古代不同。古代诸侯都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延不绝，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那些宗室子弟称王的，都受制于京城，自同州郡；异姓封侯的，必须到天朝做官，不临地方。有的传国只止一身，有的袭爵才经数世，虽然名义上分封土地，但礼仪不同于君主，一定要编入世家，实际上如同列传。而司马迁强行另立类别，以类相从，虽然得到整齐划一的好处，却不识随时变通的道理。"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睿文批注："纪传体的兴起，起源于《史记》和《汉书》。所谓'纪'，就是编年体；所谓'传'，就是列事体。编年体，是按照帝王的年岁顺序记录历史，就像《春秋》这部经书一样；列事体，是记录臣子的行为事迹，就像《春秋》的传注一样。 刘知几《史通》（二）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睿文批注："观察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自在篇章中，都有其说法，用来互相考核，显然可知。而再加上表格，造成繁琐浪费，难道不是错误吗？而且表格在篇章顺序中，编入卷轴，得到它不增加好处，失去它不减少损失。因此让读者无不先看本纪，跳过世家，表格在中间，闭口不看，说它无用，怎能说得完啊！" 梼杌Táowù：1.楚国的史籍名。2.传说中的怪兽名。3.常用以喻指恶人。4.传说中的神名。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 睿文批注：孔子说：“大概有那种自己什么都不懂却妄自写书的人，我却没有这种毛病。”又说：“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应当保留不说。”还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唉！后代的写作者们，可要以此为鉴啊！话一出口，驷马难追，不要为了逞能而硬写一本书，结果让千秋万代的人笑话。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睿文批注：《春秋左氏传》每逢记事之后有所议论，就假托“君子”的名义来发表。《公羊传》《谷粱传》称“公羊子”“谷梁子”，《史记》则称“太史公”。此后，班固写作《汉书》时用“赞”字，荀悦撰《三国志》时用“论”字，《东观汉记》用“序”字，谢承《后汉书》用“诠”字，陈寿用“评”字，王隐《晋书》用“议”字，何法盛《晋书》用“述”字，常璩《华阳国志》用“撰”字，刘昺《敦煌实录》用“奏”字，袁宏、裴子野则直接写出自己的姓名，皇甫谧、葛洪等人则在篇末注明自己的号。这些出自史官之手的评论，总称为“史臣”。名称虽然千差万别，意义却都是一致的：都是用来对史事进行评论、加以褒贬。如果要取其便时，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论”或“赞”。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便中兴，于斯为盛。 睿文批注：治史既然有了体例，就像国家有了法律。国家如果没有法律，上下就无法安定；史书如果没有体例，褒贬功过就无所依据。从前孔子编修《春秋》，首先确立条例；左丘明撰写《左传》，更把这些条例加以彰显。条分缕析、粲然可观。可是到了战国，以至晋朝，时间过了五百多年，史家人才辈出，虽然体例屡有变化，而这条文脉终究断绝。只有令升（杜预）率先觉悟，远承左氏，重新制定条例，编成《晋纪》。邓禹、孙盛等人随后跟进，史学于是中兴，盛况尤以此为最。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睿文批注：做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就不会听到合理的说法；如果模仿前贤，道理上就不能隐瞒。然而魏收制定体例时，完全抄袭范晔，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不同于范晔依靠叔骏（范晔祖父范汪，字叔骏），班固学习子长（司马迁）的做法。公然掠夺他人成果，难道不会陷入偷窃的罪责吗？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睿文批注：上古时期的书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是《梼杌》《志》《乘》。从汉代以后，史书的流派逐渐繁多，大体上史书名称大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人遵循前人的做法，各自根据喜好沿袭发展，体例演变相互继承，循环往复地学习。大概范围有限，没有超过这个范畴的。 注释：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出自《左传·昭公十二年》，相传为上古时期的典籍。 《三坟》：指伏羲、神农、黄帝的著作，讲述“大道”（宇宙哲理）。《五典》：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的著作，讲述“常道”（治国原则）。《八索》：指八卦的学说，探索其含义（“索”意为求索）。《九丘》：指九州的志书，记录各地风土人情、地理物产（“丘”意为聚积）。 这些典籍均已散佚，是中华文化源头的象征。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睿文批注：自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掌握政权、天下分裂之后，江左（南朝）既然继承了中原的正统年号，就把北魏视作“胡虏”。因此，氐、羌等族的事迹被写成“录”，而北魏则被编入“传”。魏本出于杂种夷族，却私自号称“真君”；他们修史偏袒本国，想压倒前人，于是把南方典午（东晋）的史事笼入北魏纪，把北方各伪政权的事迹吞并进来，像对待群盗一样，统统写成“传”。可是在晋元帝、明帝时期，中原的秦、赵诸国正相继更替，元氏（北魏拓跋氏）还曾向南朝称臣，却仍被列在“传”中，这脸皮该说有多厚！再如张氏、李氏等姓，在凉州、蜀地自立，与魏相比，年代前后不接，地域亦相隔甚远，和魏氏毫无统属，却也被强行编入魏史，这是什么道理？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睿文批注：后世撰写史书的人，往往喜欢旁征博引。例如谈到夷狄的本源，便说北方的貊族起源于淳维，南方的蛮族出自槃瓠；又说高句丽凭借鱼桥得以渡水，吐谷浑因马斗而迁居。类似这样荒远而冗长的叙述，到哪一部史书里找不到？可撰写者却不知道前面的史书早已记过，后面修撰的应当停止，于是千百年来照抄不改。这就像在手上多长了一根手指并不增加力量，身上多了一块赘肉并不会使身形魁梧；史书的体例如果充斥这类无用之文，随意牵强引入其他材料来充篇幅，自以为博洽，其实与我们所主张的史法大相径庭。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 睿文批注："古代两国交战时，双方会坦率地评价彼此，毫不掩饰。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兴衰如同日食和月食一样明显，不是靠华丽的言辞就能掩盖的。但到了近代却不是这样了。比如曹操赞叹刘备的英明谋略，说‘刘备是我的对手’；周文帝宇文泰赞美高洋的强大，说‘高欢还没死’。有时为了避开对方的锋芒而迁移都城，有时为了防止对方渡河而凿破冰面。等到他们发布正式公告或檄文时，就开始贬低对方，说对方愚蠢如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见识浅薄如辨不明颜色，建立都城如同小鸟在芦苇上筑巢般脆弱，临阵作战如同螳螂挡车般可笑。这就是所谓的厚颜无耻。"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睿文批注：古代国家颁布诏令，都由君主亲自决定。所以汉光武帝时期，第五伦任督铸钱掾，看到诏书后感叹：“这才是圣明的君主啊，见识决断如此！”到了近代就不是这样了。凡是发布诏敕，都交给下面的文臣办理，只要朝廷多一些文士，国家富足善辩之人，让他们挥笔撰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写进诏书呢？于是每当颁发玺书、发布纶言，都极力表现恻隐之恩，炫耀忧勤之至意。即使君主行为违背正道、品德败坏，看起来依旧顽固而粗暴。单看他的政令，还不如夏桀、商纣那样直率；一旦诵读诏诰，又仿佛舜、禹再世出现。这正是所谓的“假手”啊。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睿文批注：“天子向来不随便开玩笑，如果说话有差错，就会招来天下的责难。所以汉光武帝曾称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可一旦听说庞萌叛变，便愧谢百官说：‘诸位难道不会笑话我吗？’由此可见，圣明的君主对待褒奖与贬责的话语都是十分谨慎的。” 刘知几《史通》（三） 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胃自戾也。 睿文批注：到了近代就不是这样了。凡是朝廷中的百官、王公卿士，刚受到褒奖时，就称他们像珪璋一样品质卓越，完美无缺；一旦稍后被贬斥，又把他们比作斗筲之辈的庸才，认为罪不可恕。同是一士人的行为，同是君主的一句话，愚昧或明智却在瞬息之间判定，是非也随刻而变。这正是所谓“自戾”——君主自己的言行互相矛盾。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睿文批注：总的来说，那些为史书撰写注释的人，有的是依仗他人而成事，有的则凭空自行其是；他们把无穷无尽的材料都写进去，却毫无规范约束，因此难以形成一家之言的格言，也难为后世留下可遵循的楷模。难道所有的作者都不值得详细考察吗？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睿文批注：“况且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性，会随着环境而变化。所以出生在荆州的人，说话都带有楚音；居住在晋地的人，连牙齿都染上晋地的黄浊色。跨越魏国而东行，已经历七代；渡过长江而北上，也不止一两代。可他们仍把本国视为正确，把此乡视为荒芜。比如孔子的祖先里居在昌平，阴氏的家世在新野，但（后世）却把他们编入微子的世系，称是管仲的后代，于是成了齐、宋之人，与鲁、邓的士族无关。查诸古代典籍，这种做法从未听闻。”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睿文批注：上古时代，人们质朴粗略，言语不易理解，所以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通晓。因此，探求义理时，事情简要而含义深远；考察文辞时，则字句艰深而意义需要阐释。例如《尚书》记载伊尹的训诫、皋陶的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等篇都是这样。周朝借鉴夏、商两代，文化郁郁葱葱，颇为繁盛。大夫、行人（外交官）尤其重视辞令，话语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而不淫靡。例如《春秋》所载：吕相断绝与秦的盟好，子产奉献捷报，臧孙劝君主纳鼎，魏绛应对君主诛杀杨干等，都属于这种体例。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睿文批注：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挑剔具体人选来处理政务，因此无论风俗高低，都能受到教化；擅长写史的人，不挑选事件来记录，所以无论言论好坏，都完整流传于后世。如果事件没有错误，言辞接近真实，或许就能与古人并肩而立，何止获得他们的糟粕而已。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 睿文批注：孔子说：“以貌取人，会错失子羽这样的贤才；以言取人，会错失宰我这样的能人。”光武帝（刘秀）曾被庞萌所误导，曹操（曹公）则被张邈所欺骗。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史书中，善恶分明，显而易见。不需要像许允、郭林宗那样有深邃的洞察力，也不需要裴楷、王衍那样的巧妙观察，但作者（史官）在书写史书时，未能区分善恶，所以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是史官的责任。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睿文批注：人禀赋五常（仁、义、礼、智、信），士人兼具各种行为准则，邪恶与正直有区别，弯曲与直立不同。邪恶弯曲的人，是人们所鄙视的，这是小人的道路；正直的人，是人们所珍视的，这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上很多人趋向邪恶而抛弃正直，不追随君子的足迹，却行事如同小人，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如弓弦，死在路边；弯曲如钩，反而封侯。”所以宁愿顺从而保全吉祥，不违抗以招致灾祸。何况史书的作用，是申明劝诫，树立风气榜样。如果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如果直书他们的事迹，不掩盖他们的瑕疵，那么污秽的行为在一时彰显，恶名流传千年。这样说来，真是可怕啊！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睿文批注：只有在霜雪都降下时，才能看出松树的坚贞；只有在国家遭遇丧乱时，才能检验臣子的忠诚。例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诞（通“诸葛”）、毌丘俭，南朝齐初有刘秉、袁粲，北朝周灭之际有王谦、尉迥，这些人都是倾家荡产、以死报国，把死亡视同归家。然而历代史书却把他们统统写成“逆臣”，这怎么能表彰正道、鼓励后来的臣子效忠君主呢！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睿文批注：人的兴衰取决于时机，困窘或显达取决于命运，而书籍的命运也是如此。古文《尚书》是《六经》中的冠冕（最高地位），《春秋左传》是《三传》中的雄霸（最杰出）。但从秦朝到晋朝，历经五百多年，这些书被埋没，不流行于世。后来梅赜（或梅氏）抄写并献上，杜预（杜侯）训释（解释），然后它们才被推崇一时，名垂千古。至于《老子》（老经）撰写于周代，《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才开始流传，碰上嵇康、阮籍时才受重视。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睿文批注：从前孔子修订鲁国史书（《鲁史》），学者们认为他是因见到麒麟而作《春秋》。但据子思（孔子之孙）所说：我的祖父（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时，才开始写作《春秋》。他以此笔耕不辍，传给后人，想追求真实记录，难以出错。因此，含义包含微妙委婉，因捕捉到麒麟（象征祥瑞）而创造辞藻；时机遇到西狩（指获麟事件），于是哭泣麒麟而停止写作。传言者只知道其一（获麟绝笔），却不知道其二（陈蔡困厄始作），以为孔子因反袖擦面、感叹“我的道路穷尽了”，然后才追溯论述“五始”（《春秋》的五种开端），定名“三叛”（指三个叛乱事件）。这难道不是因为独自学习、没有朋友交流，导致孤陋寡闻的结果吗？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睿文批注：凡是撰写著作的人，彼此之间都会互相效法，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列御寇阐述道理时，就凭借李耳（李叟）的学说；扬子云撰写时，完全师法孔子。符朗与庄周并肩，范晔追随贾谊。何况史家记述往事，要向众多前贤取法，如果不效仿这些前辈，又凭什么留给后世可遵循的范式呢？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睿文批注：自魏国以前，作者们大多效法“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了晋朝以后，人们又偏爱模仿“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史书文辞浅显而容易模仿，经书义理深奥却难以企及。既然难易不同，所以成败也就有别。所谓“貌异而心同”者，是模仿的上乘；“貌同而心异”者，是模仿的下品。可是世人偏偏喜好“貌同而心异”，而不追求“貌异而心同”，这是为什么？因为鉴赏力不足，嗜好偏颇，喜欢似是而非的史书而讨厌真实的史书，这正是子张讥讽鲁侯、叶公好龙的譬喻。袁山松说：“写文章有五大难处：内容繁杂却不条理，一难；语言鄙俗而不典雅，二难；记载不符事实，三难；奖惩不当，四难；文采胜过质朴，五难。”模仿古人而又不像，正是最难的一种，为什么偏偏把这一条遗漏了？唉！自司马迁以来，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后来的通达之士，可要警惕啊！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睿文批注："过去荀悦说过：‘编写史书有五个宗旨：一是通达道义，二是宣扬法则，三是贯通古今，四是记录功勋，五是表彰贤能。’干宝解释这五条宗旨是：‘规划治理国家的言论就记载，用兵征伐的权谋就记载，忠臣、烈士、孝子、贞妇的节操就记载，朝廷文诰、外交应对的言辞就记载，才能、气力、技艺方面的特殊人才就记载。’于是借鉴这二人的论述，验证五条宗旨的概括，大概史书记言所遵循的规范，史书记事所依据的纲领，基本都包含在这里了。但一定要说没有遗漏，恐怕还有没说到的地方吧？这里再扩充三条，来增补前面的条目：一叫叙述制度变迁，二叫表明罪恶行为，三叫宣扬奇异事件。是什么呢？礼节的采用或废弃、仪式的简化或繁化就记载；君臣的邪恶行为、国家的动乱灭亡就记载；神灵感应、灾祸祥瑞的征兆就记载。因此用这三条，加上五条宗旨，那么史书所记载的，几乎就无缺漏了。" 刘知几《史通》（四）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睿文批注：“正如俗语所说：‘众多星星的光芒，比不上一个月亮的光辉。’纵观自古至今，著述的作者实在太多了。尽管他们的作品数量庞大，如同千门万户、波浪堆积、云霞聚集一般。但那些言论都琐碎零散，事迹必然残缺不全。本来就难以追赶上《五传》（指《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邹氏传》《夹氏传》）的光辉，更无法与《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辉煌相媲美。古人将这种现象比作‘玉屑满箧’（玉屑堆满箱子），实在是意味深长啊！”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睿文批注：“因此，割草打柴人的话，英明的君王也必定加以采择；卑微之人的作品，诗人也绝不舍弃。所以学者广泛搜集旧事、博识万物，如果不去浏览诸家别录、不探讨异闻奇书，只钻研周公、孔子的章句，固守司马迁、班固的纪传体例，又怎能自行达到这种境界呢？况且孔子说：‘博闻强记，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不过是‘知之次也’。如果能够这样，那么书中难免有失当之处，言论也常有不经之谈，学者只要博闻群言，关键在于善于取舍罢了。”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睿文批注：史书编纂的任务，大体上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彰显善良、贬抑邪恶，不回避权贵，像春秋时期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这是上等。第二种是：把散乱的史料编排整理，成就不朽之作，像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这是次等。第三种是：才情卓著、学识渊博，一时名声显赫，像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这是下等。如果这三条都缺失，还谈什么史学呢？ 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又语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观历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戏，而竟不废其职者，盖存夫爱礼，吝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 睿文批注：过去子贡想废除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用的那只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那套礼。”又有人说：“即使缺少年高德劭的老臣，仍然还有旧日的法度可循。”考察历代设置史官的做法，好像在做游戏，却始终不曾废止，大概是因为珍惜那套礼仪，吝惜那些旧典法吧！昔日左丘明编写《左传》，是为了躲避当时的政治灾难；司马迁撰写《史记》，把它藏在名山；班固完成《汉书》，是在家里写成；陈寿草创《三国志》，是在私宅里完成的。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贤能之士，要想立下著作流传后世，何必要身居官署、列入同僚，然后才能成事呢？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睿文批注：刘知己为大唐之史学大家，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自幼便奉家训，钻研〈尚书〉每苦其辞艰，难为诵读，故屡遭鞭挞，足见自大唐之时《尚书》仍为艰涩之文，迨至大清太傅王国维仅能稍解全篇之半矣。 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睿文批注："根据《诗·邶风·静女》的第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彤管是女史记事规诲所执的工具。古代君主在外朝有国史，在内朝有女史，内外职责相同。所以晋献公迷惑混乱时，骊姬夜里哭泣，床笫私事、房中之事无法掩盖。楚昭王宴游时，蔡姬回应她的愿望，王回头对史官说：'记下来，蔡姬愿意跟随我死。'宴饮私事都有记事的册籍，这些受命记录的人就是女史一类吧？"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拳，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睿文批注：自古以来，史官的设置、废止和变革大体如此。孔子修订了《春秋》，公羊高为《春秋》作了《传》。到了汉、魏时期，有陆贾、鱼豢；西晋、宋时期有张璠、范晔，这些人虽然本身并不担任史官职务，却私下撰写了国家史书。像他们这样的人，与我们讨论的正式史臣不同，所以我不再详细记述。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 睿文批注：《易经》说：“上古时代用绳子打结来处理事务，后来世间的圣人用文字和契据取而代之。”儒者又说：“伏羲氏首先画出八卦，创造书契，用来替代结绳记事，从此文献典籍开始出现。”还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称为‘五典’，讲述的是常道。”《春秋左氏传》记载，楚国的左史能够阅读三坟、五典。《礼记》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由此看来，三坟、五典这些典籍，在春秋时期仍然广泛流行。 马迁持论，称尧世无许由；应劭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谠矣。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捨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睿文批注："司马迁主张，上古尧的时代没有许由这个人；应劭的著作中记载，汉代没有王乔这个人，这些说法都很正确。但到了皇甫谧撰写《高士传》，详细叙述了许由在箕山的事迹；干宝创作《搜神记》，深信王乔在叶县显灵的故事。这些都是偏听偏信、违背事实，舍弃真实而相信虚假的，明明知道是假的却故意这样做，罪过就更大了。近来，南朝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写了《世说新语》，上篇叙述两汉、三国以及晋朝中朝和江左时期的事情。刘峻作注释时，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破绽，真相明显得无法掩饰。然而，皇家编撰《晋史》时，大多采用了这本书。于是采纳了刘义庆的荒谬言论，违背了刘峻的正确说法。用这样的书来记录历史，有什么脸面！ 《宋书》载佛狸之入寇也，其间胜负，盖皆实录焉。《魏史》所书，则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则加减随意，依违饰言。至如刘氏献女请和，太武以师婚不许，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乡庶族，若司马、刘、萧、韩、王，或出于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诣桑乾，皆成禁脔。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国所传。 睿文批注：《宋书》"记载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入侵的时候，其中的胜负情况，大概都是实录。《魏史》所记载的，则完全出自沈约的《宋书》。如果有可耻的事情，就随意增减，含糊其辞地修饰。至于像刘宋献女求和，太武帝以军中联姻不合礼仪而拒绝，这种说法尤其奇怪。为什么呢？江南的皇族和庶族，比如司马、刘、萧、韩、王等家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起自俘虏，一旦到达桑乾（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都成为特殊的贵族（禁脔）。这些都是《魏史》自己记载的，并非其他国家所传。" 又人之品藻，贵识其性。明公视仆于名利何如哉？当其坐啸洛城，非隐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宁以充诎撄心。但今者黾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求诸隗始，其义安施？傥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 睿文批注：“况且评判一个人，贵在了解他的本性。您（指对方）如何看待我在名利上的态度呢？当初我在洛阳闲居时，既不是隐士也不是官员，只是以‘守愚’自得其乐，宁愿保持质朴而不让名利扰乱内心。但现在我勉强从事公务，被束缚于官职之中，朝廷虽然重用我的才能，却未给予相应的礼遇。如果按照郭隗（燕昭王招贤的故事）的先例，这种做法有何意义？假使有像严君平那样淡雅、段干木那样清廉的贤士，与我交换处境，也会抱怨劳苦、怨恨待遇不公。何况我未能完全超脱世俗，怎能不心怀芥蒂呢？”

此书用时9个小时。 此版史通有一失在于目录，言内容则有内、外篇之分，语目录乃惟内篇之名，实则自叙（1）中便已起史官之建置，其下尽乃外篇之论，而篇名失载于目录。 他日抽空或将此书抄录一遍

这是我看的最费劲的一本书，就是那种硬着头皮看完，有点必须完成任务的意思。究其主要原因，是我高估了自己的古文阅读能力和《史通》这类历史专著的精深程度。我顶多算是个爱好者，以为自己多看了几本书，多听了些流言村语，便觉于史有所得，岂不知术业有专攻，非要拿自己的爱好挑战人家的专业，只有自讨没趣。所以，我觉得什么水平干什么事，说放弃了也行，换一种方式也行，总之以后还是换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浅显易懂的书来读，才不至于又费时间又无所得。历史还是会读，但经此一书让我明白，我又不治史，故不必太较真，哈哈，人生就是游戏，笑我贬我随意。 故知余生也如此，没有大成就，没有大惊喜；父母养育倾尽所有，只是生于此时代，生于此制度之国，下有应试填鸭之教育，上有愚弱弄虚之宣传，堂堂健儿，囿于高墙，纵鲲鹏也敛翼，欲伸志而穷途，嗟予此生，三十而立，如此而已！ ​但此书治史之人必读，总结了唐以前绝大多数史书的得失，思想千多年后观之也犹算真知灼见，不枉任公推荐！

中国历史，何谈历史？ 人民血泪，朝廷奢淫。

武则天到唐中宗时代的刘知几，写的历史文献的一个总结和评述，适合在阅读传世历史文献之前阅读！该书让读者对唐以前的历史书籍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方便选择适合自己的历史书籍阅读！行文风格，接近现代人的习惯，好懂！四言对仗句子用的比较多，和文心雕龙的文风相近！强烈推荐，是一部好书！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 古代的史学思想如何，可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