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

从魏晋文学自觉之后，中国古代文论家们似乎格外喜欢讨论文学的“正”与“变”，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就像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奔涌而来的钱塘江大潮一样，总要吸引时人的目光。 如果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从原道征圣宗经的路子说明文学发展的规律，那么叶燮的侧重点无疑在“流变”上面。 美学问题背后是话语权问题，是个权力问题。但叶燮无疑还算个单纯的人，论诗歌正与变，几乎只从诗歌本身出发，你可以说他狭隘，说他没有揭示出两种倾向斗争背后的政治内容。除了用“时代的同情之眼”来为他辩护外，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纯粹的年代，能发现这样一个抱着比较纯粹的眼光老老实实研究问题的古人和他的著作，也不失为一种幸运。 《原诗》的观点都在书里了，我没兴趣再阐述一遍，在这里我只想把艺术个性问题单独拎出来谈一点想法。 艺术进步的本质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前提之一就是艺术家之个性。 毫无疑问，高举反复古大旗的叶先生是喜欢创新的，他费大劲从诗三百说到明七子的诗歌作品，无非是想说，写诗，搞清楚源流，熟读经典是不错的，但千万别憨憨似的走回头路，古人之书是精神靠山无疑，却绝不意味着你一辈子得呆在山里面终失去自家体段。 “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都说时势造英雄，而真英雄亦能以一己之力扭转时代风貌。 有了眼界胸襟和才胆识力，亦得时代之理事情，好了，骨已备，皮焉在？ 艺术个性——“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从内篇到外篇，兜兜转转，终于吐出来了。 个性对艺术家意味着什么？灵魂。真正的艺术个性，是在一笔一画中都能表现自己的性格， 不信去看《塞纳河的星夜》，每一抹蓝都在高呼着，“就是我，就是我。”而没有个性，就是《原诗》里说的，自始至终，未能观其面目何若。 有个性，笔笔元气淋漓，无此，艺术半死不活。大艺术家，大文豪概莫能外。 那么艺术个性如何培养？ 这样问，就是又回到《内篇》去了。 这个世界上不缺的是价值判断，人们在面对一件新事物时或有的惶惶之感总是会让他们迫切地想要把那尚属陌生的事物归于某类，如果发现这样做是徒劳的，那么他们下一步很可能就是高举某些大旗，急吼吼地把对方打入异端，以便继续为自己脆弱的心维持一个美好的平和假象。永远在格式里翻跟头，从不想跑出来。 坚持艺术个性是需要毅力的，而这个世界太缺少对自己观念的坚持与永不妥协了，因此那些开风气之先的人总是寂寞的。而这也是他们真正厉害的地方，他们的惊世骇俗与狂妄始终让他们的艺术保持着鲜明的锋芒，而他们的灵魂也借此始终活在青春期。他们用一辈子的不妥协来向这个以万物为刍狗的世界证明着自己对信仰的忠贞。 这种死不悔改的尖刻执着让他们在艺术里成为了真正的神，而我们的一辈子，或许只是在一味的媚俗或媚雅。

叶燮这本《原诗》最让我佩服的地方就是，他看到了韩愈诗的“力大思雄”，称其诗“崛起特为鼻祖”，是杜甫之后又一大变，欧、王、苏、黄等宋代诗家都从其发端。这番评论可谓一针见血，见识非凡。世人多许韩愈为“文章巨公”“百代文宗”，却不知韩愈最具创造力的，不是在散文领域，而是在诗歌领域。其诗歌的才气、思力，远胜其散文。在李杜两座巅峰下，韩愈为了并肩李杜，以一种顽强的战斗精神，力求从李杜藩篱中突围，最终“山立霆碎，自成一法”，不可不谓雄伟悲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就是唐音之变的关键，也就是宋调的先声，后世非具大学问、大才力者，难以继其雄大，得其奇崛。叶燮说，在诗之才力一道，惟杜甫、苏轼二人能与韩愈相颉颃，我甚为叹服。叶星期，可谓韩愈之知音也！

《原诗》越品越有味道。对诗坛的正与变之争以久，正为守古，变为创新。好书！推荐！

因为自己平时爱写诗，读这本书，发现共鸣处很多！

诗以言志、抒情、写景、叙事，于格律章法上宜守正创新！宜与时俱进！

叶燮的《原诗》把古诗从诗三百开始一直评论到元明时期，让人不得不佩服前辈古人读诗的细致入微，而且他们是真的读懂了古诗，读透了古诗，能在不经意间让你受益匪浅！值得多读几遍！！

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

别的不说，就冲作者叶燮是明末才女诗人叶小鸾的弟弟这事儿，老衲也得好好看看这本书。

《原诗》因作者畅读诗篇后有感而发，铺以词句，叙以议论性散文。 其“内篇”向内追问主体价值，作者认为诗要做到“华实并茂”，“遵其源流”，不离“理，事，情”。作诗者要能“筑好诗基”，“载其特质”，“随遇发生”，切莫“浮响肤辞”，“剿猎成说”“欺人自欺”。诗才能因兴会所至，而无意出之。 作者原文中认为“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而我认为究底不过“人世间”则其根，“轮回更替”则尽其一生事，“诗”则言其可言，留其不可言。 “外篇”向外寻找客体价值，从创作方式，时事及人性入手，认为作诗评诗诸法皆需“陈中见新，生中得熟，不偏两极”，诗的意义在于“言志”，而非“杜句绳人”，不在于附会谈资。 《原诗》这本书的“好”不仅在于作者正面提出自己关于读书写诗的看法，更在于作者犀利直率的言辞，好恶分明的观点与当下“和平友爱”的评论风形成对比，但同时这也给了其它喜好分明的人一次反驳，反思或认同的机会去创造“百家争鸣”之景。

此书名气甚高，实非作手之论。作诗之人若奉为圭臬难免缘木求鱼。杜诗不遭时事催发则不能过摩诘。后来诗人岂能皆逢安史之乱。是以杜诗可贵在济世之心颠簸未破。此亦是杜诗之所以为巅峰。至于技巧，以律诗为例，中唐之后渐有已青出于蓝之势，東坡境界技巧更是全面超越。唯各领一代风骚，不必强分甲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