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诗话

《西清诗话》又名《金玉诗话》，北宋蔡京之季子蔡绦著，成书于宣和年间，共三卷。采用辑录或笔记体来评论诗歌作品，记述诗人言行，阐述诗歌理论。 《西清诗话》论诗颇有见地。如谓“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又引黄庭坚赞韩愈《宿滩》诗云：“非谙客里夜卧，饱闻此声，安能周旋妙处如此。”又如赞孟浩然诗使“洞庭空阔无际，气象雄张，旷然如在目前”，赞杜甫咏洞庭诗“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这些诗论，都强调诗人要有生活体验和真情实感，要能写形传神。《西清诗话》又称：“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论虽非蔡氏首倡，却涉及诗歌艺术特点，强调诗应含蓄、耐人寻味。又对“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表示了讥议，指出：“大抵屑屑较量，属句平匀，不免气骨寒局。殊不知诗家要当有情致，抑扬高下，使气宏拔，快字凌纸。”这又强调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批评了局促于遣词列句，内容贫乏，不能变态的诗风。 《西清诗话》还强调诗歌创作的艺术个性，指出“本分家风”，“盖不可无”。作者认为，艺术个性源于诗人的品格和才气，所谓“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如李白、杜甫虽“流离困踬，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罗隐、贯休虽“得意于偏霸”，“语欲高而意未尝不卑”。结论是：“天禀自然有不能易者。”此论虽欠全面，但也涉及到创作个性的一个重要目素。他如“丹青、吟咏，妙处相资”；“人之好恶，固自不同”；“诗家不妨间用俗语”；以及一些诗歌批评，都有可取之处。关于药名诗之源起，集句之盛行，亦可备诗史之考。

【八】西清詩話 蔡絛 絛號無為子，直齋書録解題“題無爲子撰”，文獻通考認為“為”作“名”，疑似蔡氏想隱其姓名而用。 詩話多記元祐諸公詩詞。曾敏行稱，臣僚認為該作屬“私文”，專以蘇黃文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可見蔡絛異于其父，獨崇元祐之學的一面。同時，詩話也存在稱述其父詩（及論詩語）、對蘇黃也有微辭，還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扈蹕詩） 版本疑缺。 部分內容頗有見地。 「另：郭氏“認為昔人或以《金玉詩話》亦出蔡絛所撰，則兩書複見尚不足怪。且“重韻”一條僅見《金玉詩話》，而此條有“質之叔父文正”之語，不見他書稱引，《西清詩話》有此條，遂亦不生懷疑。乃及見鈔本之後，此條竟亦在其中，則當絛之時，蔡氏固無諡文正者。因疑類此剽竊雷同之處，如非出絛客所爲，當是其書早佚，而後人雜抄他書足成三卷以欺人者。余之所以致疑於鈔本者此也。”疑誤。」 「小蔡不一定死在元度前：《丛谈》所记内容，时间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晚为卷四70页第148条“土地木偶自行异兆”，其中提到的：“此绍兴乙亥夏六月二十有六日也。”乙亥年是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其下又曰：“次年六月…”，也就是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然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五则将此事记在绍兴十六年六月：“甲寅，白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馆驿前相持入商税务，州人聚观之。兵马都监叶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后未踰守臣赵不易与僚属死者六人。”且注曰：“此据《百衲丛谈》。”《要录》卷一百七十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记曰：“甲申，执政进呈权刑部尚书韩仲通看详知郁林州赵不易便民五事”云云。可见在绍兴二十六年前后，赵不易还在政坛活动，韩仲通所看当不会是一个已经去世十年的旧官员的政绩材料。李裕民先生在《十六种古籍成书年代考》中认为，据此“足见绍兴十六年赵并未死。而今本《丛谈》记赵不易死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也有小误，其死疑在绍兴二十六年十月。”《要录》绍兴十六年说有误是对的，但认为《丛谈》所记有误则有失旁证，《要录》卷一百七十一所记恰可能是赵死后不久之事，有长官为之定论之义。所以，由此条记载，我们可以认为，《丛谈》的写作当至少延续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或更晚。（《鐵圍山從談》研究）」

蔡绦约之，好学知趋向。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寮论列，以为绦所撰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独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