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变事略

《倭变事略》里以一敌千的“倭寇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代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中记载了一伙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攻打崇德以损失四人的代价击杀四千明军的经过：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西犯崇德，崇德因初筑城未就，初九日攻陷之。执一儒学官、一县尉，咸杀之。县尹惶惧，急逾城出，折臂伤足，而扶避村落民家。贼所宝在丝绵，入叶序班家，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获乡官太守姚汝舟，劫其家众，用千金赎还。姚既脱虎口，愤怨官兵逗遛不进，赴军门控诉，始督兵进剿。二十三日，先锋丁总戎驻兵方炊，会大风起，贼冒吾民服色至军前绐曰：“寇至矣。”兵方卸甲，置器待食，即错愕而视。贼伏起掩击，我师大溃，覆千余人，由是贼势益振。掠入双林，出南浔。湖兵熟于水战，邀击颇胜，贼弃辎重二十余舟，复抵杉青。次日，嘉兴兵与贼战，止获四贼，而丧师三千，没官十二员，贼得胜，复还柘林。』 看上去这群倭寇宛如神兵下凡、超人附体，能够在战场上以一敌千。而且，有读者确实以此记载为依据推演出了一个“十个倭寇可以牵制十万明军”的结论。那么这个内容可信度到底如何呢？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明世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对同时间段事件的记录。 《实录》卷418至卷419中，也就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和二月，并未出现倭寇入侵的详细记录，仅提及时任工部右侍郎的赵文华写《备倭七事》与时任浙江巡按御史的胡宗宪谈及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侵嘉湖地区的惨状。但是这不代表本年正月倭寇没有入侵，因为在卷420也就是三月事务记载中，《实录》明确提到了兵部回复胡宗宪上报正月倭寇入侵造成的损失与战后奖惩情况： 『兵部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报：正月朔，柘林倭夺舟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县，又转掠搪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复攻德清县，杀把总梁鹗、指挥周奎、孙鲁、百户陆陵、周应辰、理问陶一贯等。请正失事诸臣之罪，并录有功及死事者。上以城陷失事重大，命巡按御史执崇德县知县蔡本端解京讯治，参将汤克宽、把总指挥丁仅下督府，先取死罪招。巡抚李天宠、都指挥吴韬、邵昇、领兵佥事罗拱辰俱停俸戴罪杀贼。夺副总兵俞大猷及参政谢少南、兵备副使陈应魁、佥事凌云翼等俸三月。下指挥等官李上等七人于按臣问。周奎等、陶一贯等各赠袭如例。获功知县杨芷、副千户曾勇、监生乔镗等，令军门奖赏有差。已逮本端至，坐失陷城守，谪戍。』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实录》明确提到了被倭寇攻陷的崇德县城，这一点与《倭变事略》完全一致；而在谈到官员阵亡情况中《实录》记载的有名有姓者是6位（胡宗宪本人写的《筹海图编》中有名有姓战死者的数量达到了10人），考虑到还有数量不明的未点名者（句尾是个“等”），那么，“没官十二员”这条很可能也对得上。 但是，在军事人员损失上，《实录》并未给出详细内容，无法和《倭变事略》中的“我师大溃，覆千余人”和“嘉兴兵与贼战，止获四贼，而丧师三千”相互印证。可以说《倭变事略》作为私人笔记，其记载虽生动具体，但在关于军队员额问题上明显缺乏官方档案的交叉验证。相比之下，《实录》作为官方性质的正史，固然会因为政治倾向导致一些编纂局限，但对军事损失、官员问责等事项的记录通常较为严谨。例如在《实录》兵部回复胡宗宪的内容里，就详细列出了阵亡官员名单和战后诸多人员的奖励与惩戒措施，如果真的有‘丧师三’‘覆千余人’这样的惨败，不可能在兵部上报和皇帝下旨环节只字不提，丝毫不留痕迹。而几乎同时期的《筹海图编》和前文提及的《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都没有找到相关记载。再晚一些的清修《明史》中，关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的记载中也没有出现可以印证明军损失三四千人的证据。 况且，就以16世纪的冷兵器杀伤效率而言，即便倭寇精锐，能做到以少胜多，那么斩杀也有其上限。千人级别部队在正面战斗中全军覆没而仅杀敌四人，已经严重违背了军事常识。因此，关于《倭变事略》里“止获四贼”的记载，我更倾向于是倭寇被活捉的人数而非实际损失数量。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倭变事略》的作者采九德其人。作为活在嘉靖朝的浙江海盐人，采九德既不是客观的战地记者，也不是置身事外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深受倭患之害的本地文人。他的《倭变事略》更像是一部亲历者的回忆录，而非冷静的史官实录。因此，采九德所写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倭寇暴行的细节描述，这是官修史书的宏大叙事所缺乏的，更是《倭变事略》的价值所在。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大量细节描述，我才愿意相信采九德是经历过嘉靖朝大倭乱的当事人。但是，在另一方面，采九德显然不属于明代军政系统的内部人员，对于军队编制和战斗战术的了解都相当有限，因此他几乎不可能搞清楚军队的具体斩获和损失，“丧师三千”这类结论只能自己推测或道听途说。此外，采九德显然对倭寇入侵中官军的迟钝反应抱有极大的怨气，在这种情绪驱动下，文字记录出现夸大敌方战力、贬低我方表现的情况，几乎是创伤叙事的一种本能反应。这本无可厚非，但我们后人将其作为学术讨论素材时则需仔细甄别可靠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倭变事略》中‘以一敌千’的倭寇超人叙事，其性质更接近于一种深受创伤的士绅文人基于道听途说、为抒愤和警示而创作的文学化表达，而非客观的军事报告，缺乏作为信史的可靠性。要还原历史真相，我们不得不将其与《明实录》等官方档案进行对勘，避免出现孤立地采信最具戏剧性夸张数字的问题。 之后有空的话我将专门写一篇文，通过《明世宗实录》本身还原一场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倭寇入侵南直隶的全过程，并尝试分析南方明军抗倭不力的真正原因。

少林僧与倭寇僧：抗倭是巫术之战 1、嘉靖灭佛，僧人分流：有的成为倭寇徐海，有的成为剿倭的少林铁棍僧 《倭变事略》：万将军素好施舍，有少陵僧者，自幼行脚江湖谙武艺，手执铁棍，以故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 少林僧人参与抗倭，这是俞大猷的真事，1549年他自山西大同奉命南征时路过少林寺，对住持小山上人说少林棍法虚浮不堪实战，“传久而讹，真诀皆失”，于是带走了两名少林弟子宗擎、普从随军习艺。 手执铁棍，以故大钱贯铁条于中……为什么要贯穿旧铜钱？很可能是铜钱降魔镇邪的巫术原理。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模一样，镇海神铁还要加金箍。金刚杵，金箍咒，同理。 俞大猷所见的少林寺，“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千余人可是大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恐怕因为寺庙免税赋，比穷人过得好，底层人可能相当贫苦！ 我又查到：嘉靖灭佛运动‌是嘉靖帝在位期间（1521-1567年）推行的三次大规模毁佛行动，主要针对藏传佛教及寺院经济，通过拆毁寺庙、熔毁佛像、驱逐僧侣等手段强化嘉靖崇信的道教地位；借毁佛削弱与张太后（信奉佛教）关联的势力，强化自身统治合法性；‌‌熔毁佛像黄金补充国库，缓解财政压力。‌‌ 宫廷的藏传佛教受到影响，民间的汉传佛教似乎未受。 不管如何，我猜僧人很可能在嘉靖年间因为人数过于庞大发生内卷，分化现象，有些自谋出路，就去剿倭，而有些则成了倭寇，比如徐海！ 徐海，年少时曾经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法名“普净”，又称“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传说他在此期间成为破戒僧，出没于嘉兴的妓院之中。 “郑端简公论倭奴之变，多由中国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者，投其中，为之奸细，为之向异，观此四十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士人失业，生计无着，因而通倭，僧人为倭，又有什么稀奇？！ 老百姓通倭的原因，则是：师旅征发，额外增税，每田一亩出兵饷至一分三厘，沿海之民，膏血为之罄尽。 2、抗倭中的巫术：倭寇如僵尸，砍头不死，得火烧 《倭变事略》中的少林铁棍僧：贼战，每摇白扇，僧识为蝴蝶阵。乃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撑一伞以行，但作采花状。贼二大王者，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 那边，二大王穿红衣摇白扇，摆蝴蝶阵，这边，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和尚撑伞作采花状……怎么采花状？ 恐怕，伞意味着阳具，采石榴花，通过揭示识破蝴蝶阵代表克制了对方。《仪式过程》中这个逻辑在巫术中是成立的。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真是笑死了，他不是来打仗的，是来作法的。 很像是神神叨叨的神魔小说，不过挺有趣，瞬间想到胡金铨讲俞大猷的电影《忠烈图》！里面也有僧人…… 为什么僧人会参与造反作乱？ “徐少为僧，有九金钱卜事，甚中，以故见推于众。” 拥有法术，在普遍信奉鬼神的社会中是很有蛊惑力的意识形态，就像宋江用“九天玄女”下天书来排108将座次，谁也无话可说。因为是天意难违！ 就像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就像五斗米道！ 《倭变事略》有个例子可见巫风之盛：而乍浦城陷之日，有避神祠屋上者，潜窥贼黎明时，祷于神前，问：“许我住城数日否？”不许；问：“许我尽杀否？”卜，又不许。遂传令止杀，仅掠一日而去。 然而，此事并不鲜见，古代战争与占卜谶纬是强关联的，《青鳞屑》作者就是史可法军中专门占卜的幕僚。 “贼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为谋画胜算，有诗题庙壁云：“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周行至菩提寺前，阵如半月形。贼望见，齐呼为牛角阵，以术魇之。周坠马被杀，兵亡过半。” “初三日，有避寇村妇数百，襁负幼小，齐渡西浦桥，值天雨桥滑，皆弃儿匍匐以渡。河畔积孩尸甚多，悲号震野……” 这是什么景象！？孩子是母亲杀死，还是淹死？像是母亲因为惊恐被倭寇虐杀而自己亲手杀死的。 我今天刚刚刷到小红书的肯尼亚角马迁徙，今年的，据说今年干旱，角马迁徙早，那个照片中，河边躺着数十具角马尸体，并没有鳄鱼狮子在周围。 可是，母亲们到底听到了什么倭寇虐杀的传说？ 我突然想起，杀孩子血入酒的那个记载：“一侄孩提宿床上，杀之，取血清酒饮之。”这种事，恐怕是类似南方樟柳神，古曼童的一种“采阳气”的巫术仪式，并不只是残忍那么简单。 就像我们听说过日本鬼子把刺刀刺入小孩子屁股，一边看着小孩子痛苦地四肢“跳舞”，一边喊：小巴西，小巴西！这传说也见载于《蜀碧》中的张献忠。 我在《南村辍耕录》读到过元朝起源于杭州周边的樟柳神信仰，拿小孩子做法器…… “先日斩战伤者十余人，首用门窗火煨之”……为什么要烧倭寇头颅？恐怕不止是恫吓震慑那么简单，这像某种巫术，从根本上镇伏敌气。 可能就像打僵尸，光砍头，不死，得火烧才行。 我找到了证据：“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焚死者十余贼，生擒被伤者六贼……刀疮伤处，见其痕多无血，人咸异之……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最后攻破徐海的战役：二十四日，军门督诸路主客凡二十余枝，围徐海数重，贼放发 贡，以银塞 贡口，火发，银如星飞，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鸣，众皆不能进。二十五日，军门令取民家犬数百为群，被以戒服，以常 贡击，复使数人持火杂于群中，驱之以入。贼但击前犬，不知火已发矣，焚溺无算，斩获千余。 火与狗，都是纯阳之物，用来破阴性的雨水，其实这是巫术思想！所以狗“被以戒服”，什么是戒服？ 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续志》：李义山《韩碑诗》“阴风惨淡天王旗”，注家未得其解。按，唐时绘毗沙门天王于旗，出师则祭之。宋时犹沿其法。 战场念咒，作法……直到鸦片战争也是这样的吧？我记得，B站看“讲古张老师”，西藏防弹的嘎乌盒以及咒语炮弹对付当年英军入侵。结果，嘎乌盒别在脖子下，反而造成了伤亡。 二战日本士兵也有把佛经布帛绣在军装外，抵挡子弹。 3、少林僧人用密宗阵毯仪式，以阳克阴对付倭寇： 《真腊风土记》1297年柬埔寨印度教的阵毯仪式，即僧人行初夜权：既昏，以轿伞鼔乐迎此僧而归。以彩帛结二亭子，一则坐女于其中，一则僧坐其中。…… 《倭变事略》1554年少林僧人用巫术抗倭：有称二大王者，年二十余，每战辄挥扇用幻术惑众，独衣红袍，骑而行，至龙王祠，祠即东关要处……贼战，每摇白扇，僧识为蝴蝶阵。乃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撑一伞以行，但作采花状。贼二大王者，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 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这少林和尚要撑伞采花？什么寓意？ 可能与受印度教影响的密宗仪式有关，即初夜权的仪式！明承元制，明朝早期密宗兴盛，到了嘉靖，三次打击在京的密宗势力，可这一套仪式估计普及甚广，难道这少林僧人竟然学的是密宗？ 倭寇的二大王红袍白扇，蝴蝶翩翩，就像妇女一样，少林僧人就用初夜权的密宗阵毯仪式来克制，以阳克阴。恐怕是很有道理的。 4、护心镜作用不是护心，而是降妖除魔的神性附体： 戚继光《纪效新书》谈倭寇：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这明镜是护心镜吧？我认为，明朝人可能已经忘记了，护心镜并不是防护穿刺，而是巫术作用！ 商周时期护心镜已作为甲胄核心组件，殷墟出土甲片残留铜质圆形构件印证其早期形态。 那就很明显，商周人绝不是怕死，怕穿刺，而是这镜子是作为摄魂夺魄，镇魔降妖的护身符，没想到它真起作用了！明朝人可能已经不信了，日本人却还保留着它的原有含义。 科学地说，这是光影的炫惑产生的视觉干扰，及心理震慑！ 宫本武藏与小佐佐木次郎的岩流岛对决，据说就利用了刀剑反射日光产生的炫目，《精武英雄》里也有。 科学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巫术在冷兵器战争中，对于鼓舞人心士气，具有强大的作用，真信自己穿上了带护心镜的盔甲就可以神性附体，刀枪不入，无所畏惧。我终于能理解巫术的作用了，而不是一味去贬低它们愚昧。

《倭变事略》上海书店1951年版不分卷，电子版分五章。明采九德撰（或作“朱九德”，误）。采九德，名不见于史传，自序中称己为嘉靖朝“盐官”。初以“盐官”谓司盐业官营之职官，及阅内文，方知是指浙江嘉兴海盐县的地方官。

《倭变事略》是明人采九德所著四卷本纪实，专记嘉靖三十二至三十七年江浙倭寇侵扰，作者亲历目睹，逐日详录倭寇活动、人民受害及徐海、王直等被俘杀经过，文字记实，补正史之阙，为研究倭患重要史料。

读完本书从中能感到倭寇的暴戾，贪婪和凶残。所到之处龆龀不留，皆化为焦土。民众困苦逃亡，村庄被掠萧条。前有卢镗、汤克宽等抗倭名将身先士卒，多次击败倭寇。后有胡宗宪等智擒叶麻、陈东等一干附倭海盗，为东南靖海立下大功。但作者也没有一味的替朝廷唱赞歌，也提及了“官兵散处，统纪绝无”的情况。同时作者似乎同情王直，还附录了王直的陈情表章。

以为是说戚继光剿灭倭寇的故事，其实不是，倭寇之祸我中华，还是靠汉奸，古已有之

看完这本书，有些感慨，当时的沿海人民受尽倭寇之苦，文中出现的人物全部都是有头有脸的，而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他们为抵御倭寇贡献了力量，却只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甚至都没统计到，普通人的宿命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