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效

公元前300年：《诗经》变成红宝书的法家化思潮 子夏（前507年—前400年）活107岁！跟颜回、曾子不同，他持经世致用的思想，有法家的意思。弟子包括曾参的第二子曾申。 我就说，子夏所以写《毛诗序》，因为《诗经》其实是一种从政的隐喻话术，非诗经，无以言，诗经就是当年的红宝书，子夏有官僚书吏气！这种官僚气，当然就与法家一脉相通！ 曾申从子夏受《毛诗》，传于李克（悝）；从左丘明受《左传》，传于吴起。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变法在魏国，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前381年）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据说他后来投奔秦国时就携带李悝所撰的《法经》。 商鞅变法，发生在前356年至前350年。 慎到（卒于前299年），是子夏的再传弟子，与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屈原（约前340年～前278年）同时，他是道法家，实际上是法家的始祖，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法家，而贵势，是从道家来的想法。 轲长于《诗》，慎到长于《易》。孟子文字里的浩然之气，果然是《诗经》观于国风民气，善于修辞术的结果！子夏的官僚气倒是少些。《易》恐怕就是讲趁时取势的，所以慎到有道法家特征。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名家的开山鼻祖，也是庄子（约前369年—约前286年）的至交好友。惠施合同异，公孙龙离坚白，强调共性与个性的不同。 惠施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仪”、“偃兵”、“去尊”和“法治”，大概局势变化，为了走联合抗秦之路。战国时，礼义无效，普遍相信法家，“去尊”像孟子的“民贵君轻”，但更接近庄子“先人与陈人”之辨，庄子的去尊甚至到了反对为老不尊，反对盲目尊老爱幼的程度。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恐怕是那时候的一股潮流！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的《儒效》，“秦昭王问孙卿子”，荀子非常功利主义，他承认法家的能耐，但又认为那只是“雅儒”，“大儒”则需要“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他的两大弟子，韩非子（约前280年-前233年）和李斯（？—前208年），都变成了法家。 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可见由儒入法，乃是一大潮流，时势使然，也是儒家的自然演化。 大概核心在于人治还是法治，性善还是性恶，性恶必然用法治！ 最值得思考的是：子夏《诗经》何以变成了法家的红宝书？滑入了孔子所预感并责备的小道，小人儒中去了：实用主义与官僚主义。

荀子以最简洁的方式向天下昌明：儒家法先王（效法古制），自己法后王（效法当世变法潮流），荀况与孔子孟子之儒家迥然有别也！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荀子在《儒效》中则继承并发挥了这个思想：“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