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

鲁迅《华盖集续编》批注 “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北京国立图书馆”即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其前身是始建于1909年9月9日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确立了国家图书馆的地位。1928年7月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北平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做为第一任馆长，梁启超、李四光两位先生将永载史册。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地狱”是梵文“那洛迦”的意译，即“苦的世界”，也可直译为“不乐”、“可厌”、“无幸处”、“苦具”、“苦器”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于公元168年左右来中国传授佛教，翻译佛家经典经卷，其中所译《佛说十八泥梨经》中开篇即言：“佛言。人生见日少。不见日多。善恶之变。不相类。侮父母。犯天子。死入泥犁。中有深浅。火泥犁有八。寒泥犁有十。”其中火泥梨：第一犁名曰先就乎而是人言起无死。第二犁名居卢倅略。第三犁名桑居都。第四犁名曰楼。第五犁名曰旁卒。第六犁名曰草乌卑次。第七犁名都意难且。第八犁名曰不卢都般呼。其中寒泥梨：第九犁名曰乌竟都。第十犁名曰泥卢都。第十一犁名曰乌略。第十二犁名曰乌满。第十三犁名曰乌藉。第十四犁名曰乌呼。第十五犁名曰须健渠。第十六犁名曰末头干直呼。第十七犁名曰区逋涂。第十八犁名曰沈莫。由本篇经卷可知，所谓十八层地狱，并非是空间概念，而是时间概念。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章士钊（1881.3.20.~1973.7.1.），字行严，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先生寥寥百余字便道出了历史的真谛，外戚、宦官也好，奸臣、小人也罢，如果他们不祸国殃民，何以有群盗并起？不过这“盗”就有些说法了，只看你是盗国还是盗钩了，历史并不吊诡，吊诡的是人心。 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前文已述，章士钊先生与鲁迅先生之恩怨，早已时过境迁，于我等小民无干，只是书读至此，便忆起张伯苓先生的平生，令人唏嘘，本是同年，同一片天，却在天壤，时也？运也？命也？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所谓白话，不过是民族不自信后的一个副产品，当我们心理有“残疾”时，不免要“自惭形秽”的了，总要跟自己先前的东西割裂开来，以示其“新”，先生亦曾去东洋留过学的，亦曾“痛心疾首”过，亦曾惊呼“汉字不灭，国家必亡”的惊世之语。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哈哈，先生骂人可谓入木三分，其文字功底惯以师爷之乡的上乘功夫，有刀笔吏之锐利，直达肺腑。就连那小铃铛不说小铃铛，偏要说小铃铎，一个铎字，可谓妙不可言。 《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刑名指战国时以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而刑名师爷刻画入微者当数台湾作家高阳先生，高阳先生号称“清朝百科全书”，所创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历数师爷之察微知著，官场的翻云覆雨，刀笔吏的颠倒黑白，人性险恶的丑态，早年的漫画中的刁钻古怪，总会令人不寒而栗...... 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又是一则骂槐指桑的笑话，这是绍兴历史阶段性的“特产”，于此深究，便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特色，你想，你细想...... 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杂志，主编《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被鲁迅多次抨击。他也对鲁迅做如此评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陈源与鲁迅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陈源与鲁迅针锋相对，相互笔战，尤其是后来公开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犯了学界的大忌。鲁迅对此当然不能容忍。陈源的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的反应相当强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反驳。据顾潮说，当时有人认为鲁迅参考盐谷温的书而未注明，有抄袭之嫌，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陈公布此事，遂使鲁迅与顾颉刚结怨。 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说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于今冷眼看时事，便知道了罗素先生所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由后来的教育造成的。”若热眼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人士大夫，总能看出罗素先生的高明与睿智，但他与诗人艾略特妻子维维安·海伍德的感情纠葛,我们又感觉他生活在“灯下黑”的世界里。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当下的我们，再读先生时，总能在脑海里勾勒出先生冷峻的轮廓，犀利的目光，桀骜的睥睨，洞彻肺腑的看透，只是脑际中也闪现出李四光老先生“诲人不倦”的慈祥。 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对于中西医优劣之争，应始于“西学东渐”庚子事变，被列强们蹂躏的泱泱大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却几乎都是留学归来的莘莘学子，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而后北伐成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做出“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的决定，这便是第三次废除“中医”。直到1954年刘少奇在卫生部司局长座谈会中提议恢复中医，这才让大陆的中医有了现在的发展。时至今日，当下的精英们仍对中医中药耿耿于怀，比如罗振宇，万维钢，吴军等，其实睿文就想弱弱地问一句：你们是否真的读懂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是可证伪的”？ 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其实盲目的迷信与盲目的崇拜，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工业革命肇端于英国，而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22.—1824.4.19.）却死于愚蠢透顶的“放血疗法”，“元芳！你怎么看”？ 大风。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来，你试试？“窃以为，不行！”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 ——鲁迅《华盖集续编》 睿文批注：鲁迅先生的“自害”与海明威的“自害”，村上春树的“自害”，海伦·凯勒的“自害”，罗门·诺瑟普的“自害”，亨利·查理尔的“自害”，却有不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出来的是“包袱”，于是便“热闹”起来。

2024年看的第一本先生的书，很亲切，特别是书的后半部分，厦门通信，写了先生在厦门时的故事与感受。 现在的厦门大学有先生的像，想来奇怪，当年先生在厦大明明不爽的，先生如果知道他成了厦大的一张名片，是不是不爽？ 先生在厦大在厦门不愉快是明显的，他原计划在厦大教两年书，后来计划教一年，最后教了一个学期，辞职走了。还要说什么呢？ 先生的书信比先生的杂文还好读，更通俗更亲切，展现的是先生温和的一面。

>> 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的 >> 礼不下庶人。 >> 刑不上大夫。 >>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 >>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 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 《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 >> 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 这个‘续编’里“骂架”的文章比前二部华盖集少了不少，清静很多，读起来头也不像前二集那么大了。 照鲁迅他自己的说法，良辰美景不甚感动，笔头尖刻，说话总不留情面，所以骂起架来势不可挡。

这个集子中有两个地方特别吸引我:一个是对三一八惨案的哀悼与愤怒。一个是对鲁迅本身特质的展现。前者，鲁迅在一系列文章里集中讨论，关于情愿、流血、学生的“自蹈死地”、淡红的血色……认真品读，我觉得鲁迅的内心是伤痕累累泪痕斑斑的。后者，最突出的是在《无花的蔷薇》里。还是一如既往的一针见血。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不讨喜的，不了解他的人，多半要给他安上一个尖酸刻薄的罪名。可是他就是这样的“不安分”，不肯做传统的老好人，不肯和稀泥，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得清楚明白。这当然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方式更讨人喜欢，但他宁愿痛苦地清醒。这社会也需要他这样看得清说得明的人。

只能说鲁迅的文章是读不快的。 深刻而不浅显的字句总是要慢慢读来才品得滋味。 如同美丽， 虚化浮燥的假美， 总抵不过真实而自然的美。

我很不擅长写评论，也很久没有执笔的心思了，然而我却决定写几句，就用一个鲁迅先生惯用的开头——“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看到李文亮先生的新闻，夜里反复不能寐，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仅仅想小心翼翼地坚持一点普通人的良善，也终究如此不被允许了吗？我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半夜点灯再读鲁迅，其实真正读进去的只有/死地/记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空谈/这寥寥几篇，想借先生的笔呐喊，哭泣，却不料竟体会到一种淡漠的悲哀来。 “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我从不相信决定论，却也知道总有事情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的执政党从未敬畏过历史的兴亡更替，却学会了让历史闭嘴。然而这对他们而言确乎是最有用的了。 读了哲学，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地活着；读了鲁迅，依然不知道何以救中国。温柔、磊落、正直、勇敢，从来都是我以为的青年之所以称为青年的原因。而现在，我辈到底当如何呢？政治哲学的最终关怀，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 ，还有人在问吗？ 五年（也许是六年？）前，在语文课上，读北岛《回答》的那个16/17岁小女孩，所幸还没有被我忘记。“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站起来，闭着眼睛，其实从声音到灵魂都是颤抖着的。很神奇，我心中却并没有愤怒，悲悯，或者向上奋进的热望云云之类，我沉默已久，仅有一点拳拳一握的深情，秘而不宣的蜇痛。万不敢忘。

这本集子中比较喜欢的《谈皇帝》，给皇帝吃的菜肴的两个讲究，一是时令蔬菜，不然冬天想吃夏天的，上哪给他弄去。二是不能太金贵，不能是独一无二的，不然吃了一个还想吃，上哪给他弄去。 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还是在鹿鼎记。天地会的给韦小宝送去两头用茯苓、党参养大的茯苓雕花猪，韦小宝以为是送给皇上的，没想到那人说是给他的。 因为“皇上年少好奇，听到有这等希奇古怪的茯苓花雕猪，倘若吩咐取来尝尝，咱们做奴才的干系太大。再说，这种千辛万苦喂起来的肉猪，又不是常常都有的，要是皇上吃得对了胃口，下了圣旨，命御厨房天天供奉，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儿了。” 原来这千辛万苦养大的猪不是给皇上的，倒是给奴才的。皇上享的福倒没奴才多。 这人呐，惯是会欺上瞒下，自欺欺人的。 其余有名篇《无花的蔷薇》《记念刘和珍君》。《学界的三魂》《马上日记》都挺喜欢。还有《阿Q正传的成因》，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阿Q刚开始是为了让人“开心”而出现的吧。

时代局限的原因，有些地方看不太懂。但是，我很喜欢鲁迅先生文字的风格。

这段时间杂文的主要内容涉及：女校风波后续及章士钊将鲁迅免职、三·一八惨案、鲁迅离京出走厦门等。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开始，鲁迅写得更多更勤了，加上之前谈过的不用重复，所以比之《坟》《热风》，没有那么多一针见血的言论，然而议论的广度实在是扩展了，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自比“无花的蔷薇”，先生实在是幽默得可爱，而先生也名副其实，用杂文将那些“正人君子”及其“之流”的嘴脸揭露得一干二净，看起来实在是爽快；实在是非常认同当时先生的“请愿”可以罢休之论，对于没有底线的政府，“请愿”是自蹈死地，“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鲁迅是一个真性情之人，他因理念不同与陈西滢、章士钊等人互怼。他也因惨案为学生发言，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字字如刀，刀刀见血，悲愤的激情刺向国民政府，力量虽薄弱但仍勇敢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