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风月谈

战神 说先生是战神，怕是大家都认可。杂感是先生论战的武器。《准风月谈》​，看题目，可知先生幽默。 当局不许文人谈国事，好，不谈国事谈风月。那为何在风月前面要加一个“准”​呢？看完书，我才知道，先生没有谈风月，或者说，先生只是借谈风月在谈国事。 只谈风月，那文人还有存在的必要么。先生弃医从文，是要用文艺启蒙国民，他必谈国事。先生是文学家，他对做官没有兴趣。 先生的天赋在文学，他的论敌一大堆，先生用匕首横扫，论敌纷纷放倒，你说先生不是战神是什么。 论敌说先生的后记太长，讥讽先生的书尾巴长。先生偏偏在《准风月谈》​里写了一个长长的后记，把论敌扫得人仰马翻。 我在想，知识分子的价值在哪里？谈风月固然不错，但是只谈风月，那社会何以进步？国民何以进步？ 先生故去83年了，他的文字越活越精神。是幸还是不幸？先生主张不做空头文学家美术家，文艺要启蒙，100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字真于鹭岛 2023.3.27​

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

这一本，照例是有笔仗的：梁实秋顾颉刚等之外又新添了施蛰存，我猜施蛰存内心是很厌烦的。这一段明显只是意气之争，并无原则上的争论。两人的矛盾应在文字之外；照例也是有对父权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无辜女子的同情，基本集中在《男人的进化》；涉及笔墨最多的当然还是“不可说”范围内的，比如前记和《推》、《二丑艺术》、《抄靶子》…里面自发自主的阶级内部再分阶级、《华德焚书异同论》、《智识过剩》、《我们怎样教育儿童》…里的由上而下的思维塑造；还有《黄祸》、《礼》里面的得过且过、莫名其妙的自豪。鲁迅把这些都看得太清楚了。只是说了一遍又一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谓何求者，在当年，在现在，大概都是大多数。

《准风月谈》是适合与《伪自由书》放在一起看的，他们的创作大环境相同，形式严峻。投稿在《自由谈》里的文章，皆被删减禁止刊登。用鲁迅自己在《伪自由书》里的话来说，“‘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 本篇题目援引自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时，《自由谈》的编者黎烈文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顽石《自由的风月》），以讽刺风月文豪之意所起。内容与《伪自由书》类似，但却有意思许多。 其一，这本书里的内容专注与施蛰存的笔战。笔名丰之余和施蛰存你来我往，就施蛰存刊在《大晚报》上的文章激辨。施蛰存推荐给青年人《庄子》和《文选》两本书，引得丰之余笔仗对骂。两人旁征博引，势要压对方一头，情景已经远超文家辩论，很有私怨之感了。鲁迅的笔锋一如既往地犀利，施蛰存也当仁不让。在【备考】：《庄子》与《文选》中，故意引用鲁迅本人举例：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此外，在【备考】：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中写： 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和披着丰之余笔名的鲁迅骂仗，却刻意抬举鲁迅本人，太有意思了。 其二，文章非常明显能看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斗士，鲁迅是站在批判的角度看古文与儒学的。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起死》以荒诞戏剧的形式写了庄子与骷髅的生死之辩，看似无厘头，但无解的对话都是作者对庄子思想的怀疑与诘问。看《故事新编》时，对这种感觉并不深刻，而在《准风月谈》与施蛰存的辩论中，这份批判更直白了。对于施蛰存推荐《庄子》和《文选》给青年看一事，鲁迅不惜笔墨地批评了数篇。 其三，鲁迅对国人的了解实在太过深刻，几个字就将国人的陋习与弊病描述地生动形象。 推：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踢：“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冲：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爬和撞：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就在这“推、踢、冲、爬、撞”间，国人一切丑恶与苦痛都被定格，太过传神了。

杂文照例是谈时事的多，也谈人民生活的不易，外国军警的嚣张，以及当时文坛的丑相。女性话题先生是不避讳的，而且这本杂文收录的相关文章观点也很犀利。 后面涉及与施蛰存论战的篇目较多，二人出发点不同，说不到一起也是难免。鲁迅先生还是喜欢揪着别人问题不放的，此后每每写一篇新杂文，总要把施蛰存的观点拿出来“鞭尸”，也算是性情中人。

早几年看《伪自由书》觉得酣畅淋漓，先生针砭时弊，辛辣凌厉，国民形象跃然纸上，对于底层，确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而对于肉食者及其鹰犬，确实“横眉冷对”。民国至今，流弊积习尚存，可见人性进步之慢。 此书多为先生论战杂文，不愧是我认为的民国第一辩手。 看书讲究timing, 既要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也要结合自身年龄阶段，早几年我酷爱这种“硬骨头”的硬核文风，现在觉得鲁迅先生是开路先锋，主要贡献在于“破”，现在社会给我的感觉“半破半立”，破没破完，立没立起。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迅哥儿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勇士。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本书收鲁迅1933年6月至1933年11月所作杂文六十四篇，其中《中国人与中国文》为瞿秋白代笔。《自由谈》已不像上半年那么“自由”，开始呼吁莫谈国事，“多谈风月”，稿件审查严格起来，鲁迅变换了二十多个笔名，文章还是经常被删改。 政治批评不得了，于是批评文化，这类文章主要集中在书的前半部分。或是捉取一些动词，或是引用古语俗词，或是自造新词，与当时的某一类人、某种现象进行对照，用以揭示传统陈腐思想的种种遗毒。 鲁迅此前常有充满牺牲精神的比喻，如“肩住黑色的闸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好在还有一线光明，到现在则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了，他认为革命者未必都会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传扬赞颂，也可能像瓦仰安提族的窃火者这样，不仅史不留名，而且启蒙也没有意义——启蒙者以性命换来的火，到最后人们只记得是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别一个窃火者》） 后半部分仍然硝烟四起。只是看鲁迅骂曾今可、骂邵洵美，我都觉得好玩，到骂施蛰存了，就有些不忍心，因为看他的回应，完全是个老实人。当时鲁迅用的笔名是“丰之余”，施蛰存不知道是鲁迅，还多次举鲁迅的文章为例，态度还颇尊敬。我看到这我想，鲁迅会不会一边捉笔回骂，一边掩嘴偷笑。但鲁迅是真的很生气，此后文章时不时要讽刺一笔施蛰存，直到1936年1月仍耿耿于怀。（《重三感旧》《“感旧”以后（上）》《扑空》《答“兼示”》） 虽然鲁迅说了那么多传统文化的坏话，施蛰存推荐《庄子》《文选》这事他骂了三年，还曾建议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少读竟不读中国书”，但这只是公众形象的鲁迅，私下里并非这么极端，他在为许寿裳儿子开启蒙书单时就开了不少古典书籍。鲁迅这么“表里不一”的原因，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说得很清楚了，不在赘述。 我喜欢的几篇，略微分了类： 动作：《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 古词俗语：《“抄靶子”》《“吃白相饭”》《我谈“堕民”》《“揩油”》《各种捐班》。 自造词语：《智识过剩》《豪语的折扣》《登龙术拾遗》。 动物：《谈蝙蝠》（蝙蝠）《秋夜记游》（狗）《新秋杂识》（蚂蚁）。 文坛：《序的解放》《“中国文坛的悲观”》《为翻译辩护》《各种捐班》《四库全书珍本》《登龙术拾遗》《由聋而哑》《文床秋梦》《关于翻译》《新秋杂识（三）》。

这是最可爱的本! 鲁迅先生披着各种笔名，化笔为剑，中国文坛热闹得很，不知道比残酷如斯的战场要精彩多少倍呀。各种文界的口诛笔伐真是高级又有趣，所以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能动笔，那自然是口也免啦。 若是要给<准风月谈>四个字，那必然是：泼辣有趣。引用鲁迅先生华盖集序中的一段话： “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

【124】这一册的文章是先生化用各种笔名在杂志上的投稿，用他的原话说是：“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因此这个单行本注明发表时的笔名有点解谜的意味。与施蛰存的论战虽然回合多了点，但确实看起来意思。一方是一边说了不为自己辩论，一边还一篇一篇回应；另一方是虽然对方语带恭敬但还是反驳得不留情面。施蛰存推荐鲁迅的书好像猜到了丰之余是鲁迅笔名，这位不知名的先生还是托大先生福有几篇文章能传世。《“吃白相饭”》这篇有意思，先生去了上海学了不少沪语词汇。《为翻译辩护》末句极好：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