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梁启超
国学大师梁启超,倾情解读晚清权臣、晚清改革的总设计师、东方的俾斯麦、“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李鸿章,点评李鸿章的功过是非,看他如何突破内政外交之困境
推荐⭐⭐⭐⭐⭐ 版本⭐⭐⭐⭐⭐ 校对⭐⭐⭐⭐ 有道是“晚清裱糊匠,功过李中堂”;亦有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也有人说“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 《清史稿》评:“性恢廓,时以诙笑解纷难。”《李鸿章传》评:“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回忆录》则视其为“东方俾斯麦”,评曰:“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恭亲王奕訢曾在《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赞曰:“多才兼将相,旌节屡西东。” 于我而言,李中堂可谓是遥不可及;然读人物传记,必有所得:借用孔老夫子的话来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李中堂某些方面哪怕真的是糟糕透顶,不得不承认的是,他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身上还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至于评价,我比较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此书逻辑清晰,立论公允,且敢言人之不敢,一针见血,可谓精彩!推荐!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毁誉参半,聚讼纷纷 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试图全面客观了解一个极具争议性之人物 读了不少晚清人物、改革相关的文章书籍,近代史总是绕不开、侧面正面地讲述李鸿章。 终于读梁任公为之立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以下是综合思考与摘取,提笔匆忙,简而言之。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1861—1911》《王朝的余晖:淮军1862—1900》启发颇多) 文言文阅读,功底不够理解相对耗时,但文辞对仗押韵,朗朗上口,骂键盘侠那几段很解气。“局外之议论不知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反得清议之名,结果国家受无穷之累。” (壹)时势所造之英雄 “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 一位书友的评论很中肯:李鸿章是个精明的驮着羸弱的中国在列强里夹缝求生存的政治家。这种顺应时势的能臣历朝历代皆有而不胜枚举。但是能逆流而上力挽狂澜的,才是梁启超所谓非常之英雄。 (贰)所处之位置即困境 委靡因循,畏首畏尾,左支右绌,成就徒有其表。 官名听起来很诱人也很吓人,实则权力和掌实取的军机大臣比相去甚远。君主专制顶峰和满人本位下的身居高位,依然是一个奴才,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同僚无一真正同心同德者。 上有慈禧光绪两方要曲与委蛇,兼满清王公满汉之分甚于防贼,下有举国悠悠之口,朝堂上有翁同龢自命圣贤之流暗中使绊,外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 自雍正以来,政府实权在军机大臣,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负其责任之大半,咎归一人着实不公。 (叁)见识远过常人,引领风气之先 提出千古变局思想——他把当时的中外形势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所办洋务起于上海的军队西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图自强。后来登疆臣之首,开北洋时代,自强新政突飞猛进。印象深刻一点,对于铁路,从惧怕排斥到承认它是一种"利器",应该为我所用,已是一个进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铁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修,并将权和利掌控在自己手中。 洋务运动由求强的军用工业向求富的民用工业转变,李鸿章与沈葆桢(南洋大臣)等洋务派大员联手出击,抵挡保守派的进攻。 当时文娱武嬉,守法之兢兢,无事以为不必学,有事“能战否”(铁路、电报之争,北洋海军发展停滞十年)变革虽磕磕绊绊,但艰难突破坚持向前。 主张变更“立国政教”(与洋人交涉颇多,虽当时还没亲自考察,但读过考察欧美的大臣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日记有感,思想有所转变,私以为,不像梁任公所说真的“不学无术”)在19世纪70年代,李就已意识到,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才是大清救亡图强的必然路径,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提及这一点。他不断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津沽铁路的专业技术人员向朝廷请赏,但要让一个国家的读书人摆脱文辞与经义,鼓励他们将才智投入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中去,这种个案性质的请赏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场从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1896年对洋务自强改革的反思,意识到了经济改革(工商立国以求多财)之外,还需要实施更要紧的政治改革(上下一心)。 抛开李鸿章“养匪自重”或怕“兔死狗烹”的心态不论,就放任维新变法人士、默许幕僚与孙中山的联系和借款,李鸿章的态度暧昧。既是谨小慎微、中立观望,大概也有默认的成分在吧。 此外还有: 面对日本侵略,提出持久战思想——“不存轻敌之心”,“持之以久”,不求“旦夕之功”。 面对慈禧不负责任的宣战,领头东南互保“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以存半壁江山。 临终遗折写到“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他希望当权者吸取教训自审,譬如人有重病,必静养元气,"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再好勇斗狠,只能把国家再次推入灾难之中。 (肆)局限性 主观意愿和客观形势都表明他囿于权势不够,不能不服膺儒教,不能背叛阶级(“两广独立”“倒清拥李”)。变革只在皮毛,症结在于制度,但他无力推动制度改革。以洋务成以洋务败,被倚重、被唾骂皆因洋务。 不逾矩,走不远,不彻底。有见识,有阅历,无热诚,不顾大局。 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苟安残生,是其所短也。 所用人,任人唯亲不唯贤,自己人少掣肘好办事,但无德无才者不可堪大任,上不正下歪。这一点与他的老师曾文正公差远了。 所办军事,早期朝气蓬勃,后期因群议掣肘,发展停滞,也因其用人失当、见识不明,毫无定算,毫无统一,军队沾染暮气难逃腐朽。甲午一战,海军心血东流,淮军声名扫地。 所办商务,为官督商办所累,最显著是轮船招商局从兴盛到没落。 所办外交,既负重望也负重谤。天津教案因偶然因素当外交要冲之滥觞,时人高估其外交能力。所用战国时期的伐谋伐交不管用,毕竟实力悬殊。主张外和戎,但退让太多,算有遗策,如对朝鲜以不过问为主,不晓日本战争目的——但不失机也必没有可以幸胜之理,力量才是根本。马关条约舍卑词乞怜,中俄密约酿成大祸,掀起瓜分热。 (伍)关于个人 苏州杀降是狠,金陵让功曾家兄弟是精,早行洋务不遗余力是远,发誓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临终前还被俄逼迫签约是哀。 自律。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晨起练字,作息规律(入曾国藩幕,睡懒觉的习惯被摈弃) 治事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心性坚忍非凡。曾国藩急流勇退、知止,而李鸿章雄心未尽。三十年所蓄所布划之心血与半生功名灰飞烟灭,忍受内讥外辱排山倒海,走完末路:于山东治河,于两广打黑,最后一次成为救命稻草,处理议和事宜后逝世。 “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陆)结 功过何论,镇压内部叛乱不算大功,对外议和也不算大过。 “无论是谁也没办法比他办的更好,这只是因为李鸿章身处高位,这种事情,只能他去办。自己不去办,却又抓住这点来说事的人,都是小人,是没资格评论李的功过是非的。” 虽有历史局限,但在自我的知识体系里、权力与能力里做到极致。不囿于章句之学,不至于尸位素餐。 变局之中,可见格局眼界、周旋进取、忧患忍辱。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 裱糊匠的位置,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印象深刻两首诗 20岁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78岁临终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有考据说,这并非李鸿章所作绝命诗,而是一首针对李鸿章之死的挽歌;或者说它的作者,很有可能是盛宣怀圈子里那些可以读到李鸿章致盛宣怀临终遗书之人。 原诗节选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时之所赐,轰动一世。少年进士,青年戎马,中年封疆。 中上之才,惨淡经营。晚年洋务、军事、外交一溃再溃。 撞钟的和尚死了。大清这口破钟,他再也撞不动了。 “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阅过“欲封侯”到“孤臣泪”的一生。
李鸿章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卖国贼,多阅读才能发现其实很多历史人物并不能只是贴上一个标签。 梁启超作为同时代的人,给李鸿章立传,应该说看到很多后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立场客观,见解通透,条理清晰,文笔斐然。 开头表达了对李鸿章的态度:“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作者从李鸿章生活的时代说起,“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清朝已渐渐日暮西山,国家内忧外患,凋敝不堪。先有白莲教起义,后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之乱,李鸿章组建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平定捻军之乱中,立下大功。 面对国家长久以来的积贫积弱、水深火热,李鸿章意识到再不发奋图强,求新求变就晚了,他发起洋务运动以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制造业的先河。他排除万难,建立江南织造总局、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等。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意思李鸿章的学习西方只学到了流于表面的器物革新,而没有从体制、思想上去改革。但是李处在那个时代,势必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也正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后续才有一波又一波新的变革。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花费了半生心血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可叹“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划,烟消云散”。此所谓“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惜哉!” 从此,李鸿章被喊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也开始了他不堪回首的外交生涯。“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天津教案,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他采取的“柔远”方略,虽然能平息一时的纷争,但列强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绝难长治久安。他另一方针“以夷制夷”,体现在“联日拒西”、“联俄拒日”,终是得少失多,得不偿失。无论怎样,弱国无外交。“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亦实属无奈。 最后,作者拿李鸿章和各古今东西人物如诸葛亮、秦桧、俾士麦等十六人相对比,论李鸿章为何等之人物,谓两言可断之:“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本人功力不够,读文言文颇为费劲,书中好多内容只能大块大块地跳过。好在也能领略到一些梁任公的文笔流畅、客观地了解到一些李鸿章的生平。
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今天读来却并不过时。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均出现了英雄,我们却错过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会出吗?国事者,不仅仅是军事、经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英雄般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完成开启民智、清明政治的伟大变革。
费劲的浏览了一下,文中有马关条约等几个条约的原文,有外国人关于勘察黄河的报告,,, 关于主角,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过是被时代裹挟着,弱国无外交,怎么选都是错的,,,
这是一本好书,尤其是绪论和"李鸿章和古今东西人物比较"两章,可称史家经典。 《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写于1901年11月16日。同年7月,是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作为全权议和大臣进京签订《辛丑条约》,而后,9月27日,逝于北京贤良寺,享年七十八岁。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开篇梁启超谈到他的历史观,识人论事颇具司马迁之风骨,不以成败论英雄,更不理会群议纷纷。 我这方面有个毛病,喜欢以个人好恶对人事评头论足。是否梁启超评李鸿章也是这样呢,看来看去并不是。简单说来,我的看人毛病是"唯心",是"唯己心",而梁公史论也是"唯心",但是"唯他心","唯史心"。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司马迁和梁启超都看重人的赤子之心,外在表现出品格如执着、坚贞、耐苦、热情、勇敢、忠诚、义气等,李鸿章平发灭捻、治黄河、议和等事中行事风格均可体现。二则,梁启超写史是先论事再论人,论事是把人物放在历史横纵两个方向上评论,其学识可让其看到可能性,其同理心让其看到局限性,论事就不会偏颇,论人也就顺理成章。 所谓"不学无术",非敬李鸿章者,非惜李鸿章者,非悲李鸿章者能有此论。 梁公天纵狂才。
这本传记文字不多,但切中要害,道出重点,把李的为人处事原则说得十分细致,更可贵的是,基本以公平公允的态度评述其人,比很多现在庸人作传珍贵的多。有才无识,有志有权而无魄力改革政治,息事宁人的外交手段初致甲午战败,后引列强瓜分,与李的外交做派不无关系,领土问题至今仍有影响。梁公评述其为“时事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正恰如其分。但李不辞劳苦,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性格,颇为做人优点,值得借鉴自我勉励。
这本书是光绪27年写的,梁启超也就二十多岁,变法失败逃到国外,对改革的看法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他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他没有长期治国的经验,也就是在百日维新里胡闹过一阵子。李鸿章干洋务都多少年了,每次外交大事都是他来办。对于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能比他更了解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梁启超这时只是一个维新派的一个毛头小子,他也配给李鸿章写传?不过是蹭流量,给自己攒政治资本,等待时机回国想继续改良。殊不知国内形势瞬息万变,革命能在几天内不流血的情况下就成功了。他能有谭嗣同一丁点无畏牺牲的精神,也不至于到头来成了一个旁观者。
看《走向共和》,「梁启超」要为「李鸿章」做传,于是找到这本书来读。「李鸿章」当了半辈子「裱糊匠」,至死都被洋人「催账」还心心念「两宫回銮」之事,回看历史的人会觉得「迂腐不知变通、窝囊实在窝囊」,但处在那个时代,除非特别有魄力,才能干「出格」的事,这一点他跟「曾国藩」实在太像。
#李鸿章传# 对李鸿章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历史书上,他代表清政府签下了太多不平等条约,以至于内心对他有些“怨恨”。 一个人的传记才能比较客观的看待这个人物吧,这确实是一个有才华与手段的人,在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其所带领的淮军也是战功赫赫的,洋务运动时期也为近代商业的启蒙做了一些贡献,中日战争后,与各国斡旋中,也显示了他身为外交家的才能,只是,他身在那样一个时代,虽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却未能造就时势,也许,在历史的洪流中,人的力量终究单薄吧。 只是,在这位不普通的人物身上,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会想到借俄国的力量来制衡日本呢?难道他不明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吗?不应该呀,这样的人物一定是熟读历史的,那他为什么就预想不到这一举动其实是引狼入室呢?还是说,他这么做的背后有别人的双手在操控,比如慈禧太后等等~看到不断借他国之手来抗衡前一个国家,既气愤,又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当局者可曾后悔,可惜没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