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

本书对司马迁《史记》之主旨的论述非常到位，所举例证也很到位。至于君臣之道的论述似有些简单，仅以对尊君抑臣拨乱反正为指，既显迂阔，又觉小气，于此又如何解释太史公对晁错短于谋身之义？其实书中最后一章谈《史记》导旨归于黄老，本不易之论，以比为指，对司马迁对汉代拨乱反正的政治归旨当有更深广之论述，可惜！ 另外，在论述汉代以质济文之旨部分，对公羊学的论述，颇有门户见识。其实汉初周秦弊于文过饰非，需以质济之，已是共识。然太史公和公羊学的的不同恰恰是对汉初政治的判断，司马迁秉持黄老之学，君逸臣劳之旨，认为文景之治乃是质政的典型体现；但在儒家学者看来，黄老之学只看到了君臣关系，却忽视了社会风俗的作用。故而在他们眼中，汉初恰恰不是质政，而是秦政之延续。质政之前提是社会风俗回归淳朴，而非仅指君臣朝廷。所以汉政需要“越秦政而返周道”更化。私以为公羊家所见更远。司马迁在社会问题上，更多出于幽愤之意，但很多地方也是接受公羊学的看法的。作者在此对司马迁的论述基本合意，但对公羊与太史公异议之处，却多有牵强。如其对公羊传与左传的看法，仅以他称《左传》为《左氏春秋》便可知，在他心目中，左传绝无公羊传之地位。但也不意味着司马迁不重视左传，这里不是非此即彼，不可以门户之见画地为牢。 不过，总体说来，《史记》长时间被本身的文学性独擅其历史赞誉，对其真正的政治意旨却少有关注，尤其是五四之后还可以被掩盖。但由于对历史的观念不同，《史记》的政治意旨才是史迁心膂所在。这点对作者论述整合之功，深致敬意和认同！

论证功夫还算到位，然而选题小器，先天不足，救不回来。

非常推荐，应该是博论改的，很好奇这么重要一个题目，竟然到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才有人专门以博论的规格论述发明之。 史记继春秋，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题目，大关窍。太史公书，按照其自序，本是“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制作，其书不仅含有太史公身遭困厄的发愤之志，亦有立足于周秦鼎革楚亡汉兴之世变而对天意人事的观察与理解，其言文与质、经与权、礼与法、道法与儒术、先圣与后王，诸多义理，而皆托之于史事，继承了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经学大传统，最后更是直白地追述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自身著述之意，太史公本人之志，也就呼之欲出。因此，史记非可以后世史臣官修史书视之。 今人读史记，应先明太史公著述之意，理解史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才能读懂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如果还像各类教材中将史记泛泛说成什么史学名著文学名著，或以今人所谓编年、纪传等体例归类之，不知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入“春秋类”才是对它性质的正确认识，则无法理解古代中国经史合一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更无法共情太史公“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的精神，而这种不甘“自引深藏于岩穴”而郁结发愤而立言的志士传统，才是我民族不可丢失的瑰宝

这本书有些细处的篇幅章节梳理，叫人豁然开朗。但述太史公之志，则视野顿觉逼仄，似乎在一条小道上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