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先生辗转于广东、河南、山东之乡村建设实践，成书于抗战前夕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之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社会的根有形的事实是乡村、无形的道理是理性，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从理性求组织、以农兼工、由散而合，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得到平等。最好的文化一定是最能让人类得以表现发挥其生命作用的文化。

第二遍翻阅了，而且做了不少引用和摘抄。中国最后的大儒，思想熠熠生辉。对现实指导意义很强，尽管也有偏颇，只是囿于历史眼光罢了。 中国的发展在于工业，工业的发展在于中小微工业，中小微工业的源起在于原始乡村工业、手工业和村镇企业，而三者源于农业，特别是合作社经济的农业，这才是中国经济真正发展的自下而上的逻辑。 一味的拆迁安置补偿上楼，将毁掉中国农业、乡村原始工业、中小微工业......

最后的大儒，通常给人以落后古旧的印象，但通篇读来是满满的正能量，充满向上的精神，哪里看得出是一个想出家的人。难怪，即使经历廷诤，也没有被人消灭，一可能是惺惺相惜，而是，先生已看通世事。

梁老的核心问题在于，他对问题的观察基本无误，但是解决方案却建立在一个错误基础之上，根本无法实施。放在本书最后一页的编者记，其实应该放在第一页，让读者先看到。 “本书首次问世之时为1937年，正当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距今约七十年。七十年前，作者于书中所提出的种种见解主张与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有的早已为事实所否定，有的或因时移世易已不再适应于今日，但反观历史，回溯前人思考所得，从中依然可为人们提供得失经验，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答案。这或许就是今日重印此书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段话写的还是太隐晦了，有些为尊者讳的意思。还是要以《邹平县志》里对梁漱溟先生的评价为准。 一般认为，梁老为邹平的农民们呕心沥血搞乡村建设，应该被农民们敬仰和爱戴吧。就像山西的翻身农民们，建了很多翻身纪念碑，石碑上写道：“让我们高呼吧：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 我们要永远跟着他前进！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那么《邹平县志》是怎么写的呢？ 历时7年的乡村建议运动，对邹平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及民俗风情都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对邹平以后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乡村建设派的人们，在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残酷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大谈社会议良，并且依附于反动政权来提倡社会改良，依靠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大搞乡村自治，利用乡村自卫来抵制共产党。其作用即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抵制共产党及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 同时由于乡村建设派从理论上否认农村的阶级对立，也无法解决农村中的土地占有问题。因此所推行的一切农业改良、乡村教育、合作事业，得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成效甚微。 最后。乡村建设实验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 —《邹平县志》 就以梁漱溟大肆鼓吹的教育来说，由于绝大多数农民经济贫困，多数人难以参加学习，1935年，邹平全县法定人口165000人，未受教育者就占84.18%。 同时期对比，1931年1月,湘赣苏区已有识字班2500余个,识字牌2300多个,全省扫除文自30%,约16.48万人识了字。1932年江西省胜利、会昌等14县有识字班1.98万个,组员8.79万人;1933年冬,据不完全统计,于都、胜利2县95%以上工农出身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摘掉文肓帽子,其中70%以上的人达到初小三、四年级文化水平。1934年初江西胜利等14个县有识字班32388个,学员155371人;其中兴国县就有识字组3387个,组员22529人，妇女占60%以上,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内。闽浙赣省弋阳县原占人口95%的文盲,有82%的人脱了盲。 老梁还天天和教员犟嘴，可教员同志十年前就预言了老梁的失败。 “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毛润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37 年鬼子打到山东时，当时正值壮年的梁先生抛下了他深爱的邹平农民们，拍拍屁股去了安全的大后方。做为对比，他自己也知道，乡建组织里有共产党，人家不仅没跑，反而拉起队伍上山打鬼子去了。 虽然他跑了，但是这不妨碍他大肆吹嘘自己是匹夫不可夺志，愿意终身为民族尽力。 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老书。有点乡土中国的感觉。但更多是奔着如何建设，如何适应现代化去的。已初读。

作者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三杰之一，另外两人是晏阳初和卢作孚。他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最具代表性、贡献最大的三位先驱，因各自的乡村建设理念和实践影响深远。 三人均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改造乡村的使命感，当时虽然国家分裂，动荡不已，但他们深入农村进行实践，受战乱影响，辗转各地，在具体实践中反对生搬外国模式，注重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即使在今天的乡村建设，也有诸多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1. 晏阳初（平民教育模式） 核心主张：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提出“平民教育”理念，主张通过文艺教育治愚、生计教育治贫、卫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实现乡村的“科学化”建设。 实践经历：1926年起，带领大批知识分子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将定县作为“社会实验室”，推行平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 2. 梁漱溟（文化复兴模式） 核心主张：认为中国是农村大国，改造中国必须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主张“文化复兴”，通过建立“乡农学校”（政教合一的机关）来改造乡村，实现“乡村学校化”。 实践经历：1931年起，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推行社会改良（如禁烟、禁赌、放足）和乡村自卫，试图通过“创造新文化”来重建乡村社会组织。 3. 卢作孚（实业民生模式） 核心主张：认为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是“乡村现代化”，主张“实业民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通过兴办实业（如修建铁路、开发矿业、兴办工厂）来带动乡村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享、民富”。 实践经历：1927年起，在重庆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将北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建设为“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成为当时全国乡村建设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实验区之一。 另外，还有知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梁先生认为乡村的建设问题，西洋的影响较小，归根到底是农民自身不争气。原有的物质、精神体系崩塌，在乡村又未形成一种秩序，故新的政权是无法立足的。那个年代军阀问题严重，但先生并不这么想，先生认为不应该以讨伐军阀为目标，而应该建设乡村，军阀亦会跟着乡村走，这样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任你战火纷飞，我自平静稳步发展，可是有一点：军阀前来破坏怎么办，比如抓壮丁，抢粮食，乡村还能坐的住吗?梁先生提出了乡村学校的思想，在那个年代算是很先进的，但是也很难实现，中国的人才储备也不够。说到共产主义，倘若毛听从梁的建议，也不致走那么多弯路。乡村问题我也考虑过，跟梁先生比算是很无知了。

这本书可能是我看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不是指阅读这本书时间花费的时间长，而是这本书随我的学年论文开始，也是我的学年论文而暂时结束阅读，前前后后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学年论文结束后的七个月之后，我才再一次翻看起这本书。当我的学年论文写有关于农村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分析时，我首先想到的两篇著作就是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然而身为社会学系的学生，《乡土中国»这本书在大一时期便已看过，去年写学年论文的时候，看这个《乡村建设理论》本就是抱着一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心态，这实在算是阅读著作的禁忌。 在阅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时候，由于这本书对我来说确实有点晦涩难懂。所以一直到学年论文写完都没有看完这本书，最近闲暇时间一直看这本书，当我了解完中国的乡村建设之后，当我略微熟悉温铁军老师关于中国农村建设的分析之后，回头再看这本具有先导性意义的书时，我对它的第一感觉便是这本书不像之前所看到的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样令我感到头晕目眩，在之后的课程中系统学习了梁淑敏先生等其他前辈的乡村建设理论之后，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又近了一步。 最后，我一般不太喜欢用原文中的话来总结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即使再精辟的原文摘抄也概括不了一本书的内涵。只有沉浸在原文的阅读中，才能感受到原文内容的真谛。最后的最后，希望我可以传承梁漱溟先生等伟大前辈乡村建设的精神，投入到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中去。

西洋人的事情老是在两极端，中国人的事情老是在中间。（两极端则多发生争论，如西洋哲学中的一元论、多元论、唯物论、唯心论、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禁欲、拥护欲望，等等争论，在中国都没有。）

读完这本书，我在想文人知识分子的特征，其先进性与落后性是什么？ 梁本人确确实实做了许多调查研究，而且认识中国人民。他的观点许多也符合历史趋势和社会本质。 但是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以梁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明星知识分子们都有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他们的知识和调查研究，永远无法找到本质的问题。 这也就是他们与历史错过，遗失历史使命的地方。比如在认识“帝国主义侵略”这一问题上，他回答要不要和日本争夺“满洲”，他说争夺、吵嘴都没用（当然前提是你打也打不过），要一个和人民贴心，和人民情感沟通顺畅的政府，到时候满洲的百姓搞投票，自然会选择我们。 这种脱离基础现实的知识与观点，才是我们这辈青年人需要警惕的。 知识本来没有生命，散落在自然界，我们不能只为了收集无生命的知识耗费一生，更别说一生都在为这些牌坊歌颂、患得患失。 梁的认知也有进步和犀利的地方，比如他对中国文化特征与未来希望的看法上，我是认可的。 但是话就说回来，在我们民族经历的那样一个历史低谷，你任何弯弯绕绕、不直戳本质、投鼠忌器的解释都是无力的。 梁和润之是同一时代的，想必在抗战时互相也有过听闻，但梁对于三座大山的理论是有的认可有的忽略。 比如他忽略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首要性，而对日本也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最终走出来并且强盛耿耿于怀，于是推导出问题出在内部的结论。 可是大变革中，本质问题永远是最突出也是最核心的。没有外部问题的解决哪里有内部问题清理的空间？而三座大山更是有机统一的概念，梁在此机械。 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今天读梁非批判梁，也非批判那个东西渐变，大变局的年代。我们是要通过解释世界，找到改造世界的方式。 也要理解没有实践的知识不深刻，没有联系性的知识没有生命。 非劳动知识分子的落后性在于，他们的知识往往走向无生命力的孤立。他们无法有机建立普遍联系性，而孤立与特殊，又仿佛是他们的骄傲。 于是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他们往往需要先过改造自己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