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巴约尔指出，在纳粹德国，“甚至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腐败的问题，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在第三帝国受到政府宣传引导的公众中，腐败是个禁忌话题”。谁要是触犯了这个禁忌，谁就是恶意造谣和抹黑污蔑。纳粹不允许公众在媒体上自由议论腐败，是因为这种议论被视为有损于党和政府威信，破坏稳定，因此必须严加控制。纳粹德国的腐败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它的种种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而且还在于它实质上是受到专制制度保护的。在这样的制度中反腐，除了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限制政策，不存在任何来自其他政党、组织、媒体或民众的监督。大大小小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都不只是经济腐败，而且也是政治腐败！

这是一本相当可读的书，揭示并解释了纳粹的腐败和反腐，行文和译文都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史学家雅各布·范克拉韦伦将腐败划归为“正常情况”，而清正廉洁的统治却是需要解释的“特殊情况”。腐败会从三个方面损害它的政权。第一是使官员举拔陷入优汰劣胜的反淘汰怪圈，产生大量贪婪而平庸无能的官僚。第二是使国家财政受到损失。第三是降低了经济体系的效率。而纳粹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混淆各种不同的腐败，把经济性腐败和文化、道德的自由化倾向或腐败混为一谈，然后又统统归咎于政治民主。 “希特勒体制”式的，或称纳粹的“恩主—门客结构”是当代政治性腐败和反腐研究所重视的“主管—代理困境”（principal-agent dilemma）的一个特例。 纳粹国家的各级干部，上至政要，下至一般的官员都是“党国”一层一层的代理，形成一个党员优先甚至党员独占的任人唯亲、利益均沾的官僚体系。巴约尔指出：“这种人治的统治关系特别能够滋生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谁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 利益均沾的供养制度主要体现为纳粹内部不同级别不同待遇。什么级别可以享受何种“待遇”是不容违反的权力等级制度规则。它有助于刺激官僚们的“进取心”和提升他们的效忠热忱。为此，纳粹党人的‘理想主义’宣传的光辉外表背后，藏匿着一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主义， 许多恐惧而又绝望的德国人对纳粹的各种恶行采取犬儒主义、漠然处之的态度。许多德国人对官员腐败不满本是出于嫉妒心而不是道义原则，他们“批评的并不是提携施恩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抱怨为什么自己没受到照顾”。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权，能够像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展开如此彻底和坚决的斗争。”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于1943年如此浓墨重彩地赞扬了第三帝国的反腐措施。而第三帝国的灭亡也伴随着高调反腐掩盖的普遍腐败降临并留存为历史。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深入探讨了纳粹德国体制性腐败这一核心议题，揭示了其如何成为加速第三帝国崩溃的内在原因。纳粹曾以“铲除魏玛腐败”为道德号召上台，但掌权后迅速建立起一个“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体系。腐败不再是个人品行问题，而是体制的组织原则。 · 腐败的制度化运作：纳粹通过系统性操作将腐败合法化： “酬谢”忠诚，将国家岗位作为“酬劳”安置支持者；“元首”小金库，设立不受监管的特别基金。 腐败的三大领域包括纳粹党内腐败、精英阶层的奢侈生活（如劫掠艺术品），甚至集中营系统也沦为腐败温床。 腐败与种族迫害深度捆绑。对犹太人的迫害（“雅利安化”）常与个人敛财交织，大屠杀等暴行也成为部分人谋取私利的途径。 纳粹的反腐并非为了澄清吏治，而是党内斗争的武器。通常只打击小人物（“打死苍蝇”），包庇位高权重者（“放走老虎”），或借此清洗异己。 纳粹的腐败本质是体制性腐败：腐败源于纳粹极权统治的结构性需求。在缺乏合法性的独裁体制下，统治者只能依赖“恩主—门客”关系，用经济利益换取绝对忠诚以稳固统治。 巴约尔的研究反驳了汉娜·阿伦特等学者将纳粹大屠杀视为“现代官僚机器”产物的观点。第三帝国的运作充满非理性与腐败，个人贪欲与种族灭绝政策相互交织。 腐败不仅限于精英，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许多民众在体制默许甚至鼓励下成为腐败参与者或旁观者，加速了社会道德基础的瓦解。 腐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并侵蚀政权合法性，使其在内部分崩离析，成为其覆灭的深层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这本书通过详实史料表明，腐败并非纳粹德国的“副作用”，而是其维持统治的核心手段之一。它揭示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铁律，并提醒人们警惕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道德崩塌。

99种风格书评之5 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中， 历史有时就像个抄作业的学生， 有时懒的连姓名都一起抄， 甚至连标点符号， 都照搬全抄， 也不管抄的内容是对是错， 大时代的洪流之下， 谁有功夫看那么仔细， 谁抄的最像， 谁就是自己人， 对错不重要， 是不是自己人最重要！ 在一个剧作家的眼中， 所有的故事都有着一样的内核，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此事古难全， 今人可以笑今日， 也可以笑昨日， 哭也是同样的逻辑， 剧本看多了， 其实都一样。 在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眼中， 一边是屎味的巧克力， 另一边是巧克力味的屎， 我们该如何区别？ 第一步，取样， 第二步，成分检测 第三步，将检测结果同标准做相关性分析 三步中错任何一步结果都会改变， 如果三步都没错， 结果一定是对的。 在一个哲学家的眼中， 科学家即便三步都做对， 结果也可能是错的， 有人就是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屎！

只是单纯的罗列现象，没触及到本质。对纳綷德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没什么介绍，全书读完甚至对第三帝国都没有一个基本上的印象。 作者基本的观点就是，只要有了西方式的民主，就好了。但问题是即便是在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腐败或者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依然存在。作者认为靠分权，靠制度，靠媒体就能遏制腐败，但实际上作为专政机器的国家本身就是权力，再好的制度也是由人掌控的，再犀利的笔杆子也可以被金钱收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社会关系，存在裙带利益。不是如宗教徒一般的认为只要有了所谓的民主制度，一个完全公平公正清廉的天国就可以从天而降。这是一个更深刻，更宏大的问题。

作为研究法西斯纳粹德国的历史研究著作，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通过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采访、内部报告等等历史资料，从腐败与反腐败的历史视角，对纳粹德国历史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深刻洞悉了纳粹德国的腐朽没落，成为继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之后又一历史巨著，特此推荐

读到了30%多实在没读下去，首先他这些举的例子特别多搞得让我眼花缭乱，列出来的各种事迹，我觉得大可不必，你说他们是怎么腐败的然后再举出一个就好了，其次我感觉他多少有点翻译问题，包括这个全国领袖也是一样的，比较容易误导，还有就是前脚说纳粹官员几十万上百万马克创造自己的庄园，后脚就说一个纳粹官员花高达1万多马克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房子，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翻译问题，还有这本书的主观意愿也很重，认为他们都是因为金钱追随的，没有一点理想主义，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这本就当background catch up一样听完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许多通过文献恢复的当时实际案例，之前看这本书在微信读书上的评论区，有人评价到案例罗列太多，分析太少，我倒是很喜欢它的文献价值。对于不研究专门史的外行读者来说，这样的案例罗列可能是我能较全面而系统地接触文献记录的几乎唯一的方法。 之前看过不少研究纳粹德国的书了，而在它表现出来的野蛮凶暴之下，我越来越发现它内部的一种我描述为“秩序感”的东西，这不是一种赞美，只是一种陈述。正如一直以来被法学学者说起的，纳粹党以纯粹法律内部的方式颠覆了法制，希特勒的掌权、纳粹党的占据唯一至高地位、犹太种族的被屠杀……这一切都“有法可依”：纳粹党发布了无数法令，一法连着一法，一步步把希特勒拱上了那个位置。但即使它已经坐在了那个被亲信与卫队簇拥着的“王座”上，希特勒仍然也必须使用表面看似“依法”的方式行事：希特勒建立了一个“特别基金”，用于维持自己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就像我一直以来理解的，魏玛德国的优越的法制传统是面对纳粹的一道防火墙，在第三德国轰鸣袭来之时，上一个时代的遗产——那些在魏玛德国里学到了何谓法制与正义的人，还坚定地站在那里，这道人的思想组成的高墙，是纳粹无论如何杀也杀不尽的，它带来的是尊严的力量。魏玛的法制传统像一道网，兜住了纳粹德国的下坠：见过文明的社会，也许堕落得也和不曾拥有过文明的社会一样快，但它回归文明需要的只是惯性和一些反思，后者则需要一套开天辟地的创造，其难度不言自明。 但文明的惯性是可以被渐渐遗忘的，不正当的政治对人性的腐蚀无孔不入，政治的习得性无助导向底层毒害：“格伦伯格在《十二年帝国》中写道：‘国家权力的压迫和对党的霸道的恐惧给（德国人的）集体良心造成禁忌，迫使他们不敢违背这些禁忌。’由于严酷禁忌的存在和对禁忌的无可奈何，人不仅会感到恐惧，还感到绝望。因此，许多恐惧而又绝望的德国人对纳粹的各种恶行采取犬儒主义、漠然处之的态度。”魏玛时代作为政治制衡力量的议会在纳粹时代“被解散，或者被改造成唯一功能就是为领导人鼓掌喝彩的拍马机器。……对财政的监督权、对违法行为的公开讨论、批评性的质询都不复存在，也不可能由议会任命监管和调查委员会。”而自由新闻的传统也被扭曲：“只有在统治者认为有利的时候，才会允许对贪赃枉法行为做报道。……新闻界在报道针对贪腐纳粹党员的诉讼时，会对被告的政治身份做出非常艺术性的改写。于是纳粹党的政工干部在报道中就变成了‘在某位任职的领导干部’。” 纳粹德国对接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而言，已经成为了一面镜子，一个警告，和一次演练。

本书主要讲述纳粹德国自上而下的腐败问题，提携党羽、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制度化的官官相护成了纳粹运动的“政治经济”的基础，在政治地位和影响的基础上交换物质利益。 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包庇下级官员贪腐、赦免下级官员、给予下级官员免税、直接奖励下级官员金钱、以低于市场价刚买资产、贪污犹太人财产，等等。 最著名的贪腐人员是戈林，他的收藏品价值几亿马克（当时德国人平均年收入不到2000马克）。 而且监管系统对这些人无效，因为希特勒对贪腐无所谓，所以想要查处贪腐人员非常困难，媒体也没法正常报道此类现象。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利需要有效的监管。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

本书研究纳粹德国特有的腐败现象，将其归因于意识形态与相应的社会变化。巴约尔反对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认为纳粹的迫害体系并非仅是“现代国家的、基于分工的官僚机器”；事实上，对于大屠杀（以及腐败等行为）的参与者来说，“物质利益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动机”。（而希姆莱要求党卫军在执行大屠杀时保持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正直”，也是很荒诞了。） 全书可读性很高，但论证并不深入。顺带一提，当时的1帝国马克约等于今天6美元的购买力，读的时候一边按计算器一边被吓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