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简史

威尔斯用生动而简洁的笔触，将从地球诞生到一战的庞杂史料梳理成清晰脉络，让读者轻松把握文明起落的节奏与因果，文字深入浅出，极具可读性。书中不仅呈现政治与战争，更捕捉到人类对正义、真理与兄弟情谊的不懈追求，显示出深厚的人文关怀。阅读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并非遥远的陈迹，而是不断回响的现实：贪婪与希望交替，文明在毁灭与重建中前行。这本书给予我的最大启示是——唯有理解全球相互联系、承担个人与社会的责任，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清醒与尊严。

本书时间跨度深远，地域覆盖广泛，从地球上人类存在之前，一直写到一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以欧洲为主体，亚非美洲略有涉及的人类历史大事记。 笔法写有人类三大宗教信仰，地球历代武力战斗值，和各时期的人类文明发展。故从可以阅读到史上著名的大帝，辉煌的帝国，和宗教的发展脉络。 威尔斯将浩瀚的人类历史用一部书讲述，莽莽苍苍的史实扑面而来，以全球化的视野，从远古蒙昩写到近代列强，以欧洲为主体描述对象，兼及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述至一次大战而结束。 掩卷思考，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当今世界，战争仍然在进行，历史的滚滚洪流翻涌向前，作为地球上的古文明种族，也惟有自强不息才是我们的发展之路。

这本书是自我使用微信读书，截至2025年3月8日在线阅读时长最长的一本书。之所以这么长时间，篇幅是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我强迫症，打开一本书就想读完，而读这本书又很不愉快，压根对不起花费的26个多小时。（最后两章半借助了AI大纲） 1.不知道什么原因，书中有莫名的重复； 2.书写的很散，很浅，详略不得当； 3.通读下来，感觉不是读史，是读科普读物，“面面俱到”、大量铺陈。 负面感受很多，不再一一输出，总之，我愿称之为全球“捡屎”。

作者非常ambitious，从地球起源、板块移动、细菌、原虫一直讲到1918年11月11日11时一战结束，不仅要眼观六路说有形世界，还要东猜西揣顾及抽象方面。其努力有目共睹，可是翻译不争气，尤其是后面章节。有的段落怀疑是机器所为。一边阅读一边琢磨如何改进译文，真是难为读者。能够结束，难能可贵。

威尔斯著的《全球简史》是一部兴衰史，写尽西方大国的兴衰，可堪称为西方“史记”。

威尔斯 vs 斯宾格勒 vs 汤因比（易混对比） 一、三位核心区别速览 威尔斯 《全球简史》 历史观：线性进步史观（从原始→现代，整体向前发展） 研究单位：全人类/全物种（地球→人类→世界史） 态度：理性乐观——人类能建"世界国"避免战争 关键词：进化论、全球一体、世界联邦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历史观：文化形态循环/宿命论（每种文化有生老病死，西方必衰） 研究单位：个别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等互不相干） 态度：悲观宿命——文明必然僵化没落，无可挽回 关键词：文化→文明（僵化）→死亡、宿命 汤因比 《历史研究》 历史观：文明循环+挑战-应战说（文明可生可死，非绝对宿命） 研究单位：文明（约20+种），平行但有互动 态度：审慎希望——若"创造性少数"能成功应战，文明可延续 关键词：挑战与应战、创造性少数、文明可救 二、一句话区分（防混淆） 威尔斯说→历史是一条向前的路，终点应是世界联合。 斯宾格勒说→历史是各自开花又凋谢的花，西方正在枯萎。 汤因比说→历史是各文明接受考验，答得好就活，答不好就亡。 三、选择题易混判断 "历史是直线进步，最终走向世界政府"→✅威尔斯 "文化→文明（物质化僵化）→必然没落，西方正走向死亡"→✅斯宾格勒 "'挑战与应战'模型解释文明兴衰，不认同绝对宿命"→✅汤因比 "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三人都反对（这点常考！） "反对欧洲中心论"→✅三人都反对（但角度不同）

看了几个月陆续才看到80%。前面还可以的，到了希腊、罗马时代之后开始慢慢散乱，文章信息越来越散，更像是一种史料的堆砌，感觉不到文中的线索，且翻译越来越差。到18世纪之后已经差的没法看下去了，很多字句翻译的不是人话，东一榔头西一扫帚的，完全不知所云，如果读全球通史真的非常不推荐这本。

联合国的一票否决公平吗？｜历史上的今天#联合国宪章 黄峥嵘 01 联合国的成立：世界合作平台 “人类发明了这样的武器，谁还能够置身事外或袖手旁观呢？我一向公开表示美国要自立自强。…但我相信，今后任何国家都无法光靠自己就能保平安……我希望美国能最大限度地与世界各国合作……我希望国际公法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威。我认为这是满足我们切身利益的必经之路。” 二战期间，共和党参议员Arthur H.Vandenberg，在国会关于支持成立联合国的演讲被誉为“参议院80年来最重要的演讲”。 1945年6月25日，经过整整2个月的磋商辩论，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在美国旧金山通过《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宋子文，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也参加了这次制宪大会。 1945年6月26日：50国代表分别依次在以汉语、英语、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5种语言写成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签字，之后是苏联、英国和法国代表团签字。美国最后一个签字。 这是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反省的产物，反映了人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联合国成立以来，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1942年1月1日，26个以美、英、苏三国为首的反对轴心国德意日的同盟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罗斯福提出的“联合国”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家宣言》中。 1944年8月至10月，美英苏（三大国）和美英中三国分别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上提出了组建联合国的初步提案。会议上，美英苏联三国对否决权的适用范围和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产生了分歧。三国一致认为，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否决权，但对否决权的适用范围有不同意见。 1945年10月24日,在主要签字国批准《联合国宪章》后，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过程体现了二战后国际社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而做出的共同努力。从此，世界上所有的独立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希望抓住机会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和平共处。 《联合国宪章》第五章确立了安理会共15个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法律构成，根据该章第23条的规定，1945年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别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中华民国）。在1971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于1992年继承了苏联的席位。 宪章会议期间，争论最激烈的当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权（简称一票否决权或否决权），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当时为苏联）、中国（当时为中华民国）】各自拥有否决权，能对非程序性事项的安理会决议草案进行否决，以达至对具有强制性的安理会决议的“大国一致”。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票否决权的使用次数已经达到了293次，其中，苏联及其继承者俄国使用了143次，美国使用了83次，英国使用了32次，法国使用了18次，而中国使用了16次。 一票否决权成为联合国系统中不平等的标志，持续引发着关于联合国中的责任与特权不平等分配的争论。否决权的使用及限制，很可能是联合国整个计划中最具争议的议题。 02 一票否决权的历史：磋商机制的演化 “一票否决权”理念的确立，不仅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之内，还体现在力量平衡和二战结果的因素之中。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就一致认为不允许这一组织可以强制执行它们自己投票反对的行动。安理会不得不被塑造成一个大国可以摆脱理事会多数决定的机构。 解决方法有两种： 使安理会的决定不具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维持多数规则） 给予“三大国”特殊的投票权（这将要求不再坚持多数规则）。 由于前者会使人联想到国际联盟的失败，因此，“三大国”决定安理会应当具有约束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力，而它们自己则对安理会的决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否决权。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决权的范围。例如，否决权是否适用于程序性问题还是仅适用于实质性问题，是否适用于争端的“和平”解决还是仅适用于军事强制措施，当一个大国为安理会争端的一方时它是否可以动用否决权？ 大国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共识得来并不轻松。安理会中否决权的使用及限制这个议题上，美英苏分歧严重，相互疏远，甚至威胁到整个计划的确立。“否决权议题对所有三个国家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表现出宁愿会议破裂、危害到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所有希望，也不愿意接受无法令它们满意的方案”。 1945年2月4日，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否决权问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方案称，在实质性问题上，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在程序性问题上，倘若争议双方有一方是常任理事国，它将无法行使否决权。 通过将针对自己的军事强制行动而非和平解决措施置于否决权之下，常任理事国在确保避免针对自身的敌对行动的同时，至少向中小国家表明常任理事国不能在安理会阻止针对它们的所有关键讨论。 罗斯福的方案当即得到丘吉尔的赞同。苏联经过一天的内部协商，在次日也接受了这个方案。 长达两个月的制宪大会上，对于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参会的中小国家代表争论十分激烈。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国代表认为，倘若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岂不意味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由强权说了算吗？出于维护中小国家权益的考虑，他们要求削减或干脆取消大国特权。古巴的代表提议，在对一国实施制裁时，用不着五大国一致同意，只要超过三分之二的非常任理事国同意就可以作数。一些国家代表则认为不能把联大会议当摆设，建议赋予联大修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权力。广大中小国家的不满触动了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它们迅速做出回应，联合发表《四发起国代表团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声明》，坚持大国拥有否决权的原则。结果联合国宪章在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下，顺利签署。 会议的基本规则和宪章草案的内容，从平等地对待所有会议参加者的角度来说，的确都不是非常“公平”，但这没有产生多少争议。发起国在会议程序上享有特殊的权利，而大国在安理会中的特殊权力得到了保证。会议的过程中很少听到关于程序上或实质上“不公平”的抱怨。会议中，不时地会有关于不平等的抱怨，但不是作为公平问题被提出的。 那么小国会为什么同意1945年《联合国宪章》，尽管它们一开始反对不太公平的否决权？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国在否决权之外的其他议题上作出了让步，即采取了“侧向支付”（side payments）的方法。 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小国没有博弈能力，从一开始就渴望接受宪章草案，即使否决权得到保留，所以大国没有什么必要作出让步。 政治学家伊恩·赫德（Ian Hurd）不认同上述两种结论。他认为第一种观点没有任何证据；而第二种观点，大国可以直接在1945年4月便开放《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即使不举行旧金山会议，结果也会是一样的。何必浪费两个月的昂贵时间成本呢？ 赫德在《无政府状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与权力》，他认为对于小国而言，一旦实质性的结果确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磋商对它们而言就更加地重要。通过参加旧金山会议这一规范过程，小国获得了表达它们的偏好和在公开论坛上予以记录的权利，因此成功地加强了它们作为国际社会完全公民的身份。这一点与这些行为没有改变正式的结果是无关的；参与者并不预期宪章文本会作出大的修改。大国通过主办公开的会议利用了小国对参加磋商的渴望，并相信最后的结果将是这些国家支持它们的文本。因此小国确实在旧金山磋商的程序正确化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许斯勒（Alexander Schuessler）用相似的表述描述了美国政治背景下的投票悖论：“从标准的动机角度来说，参与明显不会带来任何个人的工具性回报，同时还会因参与而付出非常实际的代价，这种情景成为一个十足的参与悖论。”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投票的悖论与旧金山会议的迷人之处恰恰是因为，借用许斯勒的话来说，【没有结果】。 也就是说，一票否决权所蕴含的不平等，以及它是在没有小国参与的情况下设计，且在旧金山会议上不容谈判，意味着这一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发起国通过合法化策略来回应这种挑战，该策略主要依赖于程序正确性所产生的合法性力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的决议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通过，这是因为苏联在当时缺席会议，无法行使否决权。说明一票否决权的存在并不总是阻碍国际合作。1990年和2003年两次领导对伊拉克战争的国际联盟，美国在战争发生之前都寻求安理会的支持，即使尚未获得成功，仍表明寻求安理会的合法化可以赢得一些好处。 俄国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以及其他近邻地区实施的“维和”行动遭到广泛讥讽，一票否决权被认为是“遮羞布”。 2022年2月，俄国发起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在2022年2月25日通过安理会决议草案，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但由于俄国的否决权，该决议未通过。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月27日召开紧急特别会议。3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俄国的侵略行为，要求其立即撤军。该决议获得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 随着普世文明的全球化，如今需要审查国际法规则之下的所有机制，特别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下，背景是存在一些根本没有为执行和尊重这些规则而制定任何标准的国家，如果现行的国际体系得不到改革，无论是通过安理会的倡议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那么，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一个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安理会的有效力和合法性都不会得到任何增强。

《全球简史》地球的历史，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古罗马，从英、美、法到东方各国，一览无余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有画面感，虽然有点啰嗦，但有可看性。

一直以来，朋友之间的探讨是把故事和历史混为一谈，故事是发生的情感，比如梨花压海棠，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不管说事还是说理，都是节点上使劲。但是历史不是故事，至少不只是故事，我总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最好选择，但是好在哪里？这才是有的说又说不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