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规划

既往之失当成明日之鉴——没有任何理由去担心将要采纳的规划最后会被证明是过于宏大而综合的，这种顾虑不值得人们为它踌躇哪怕片刻。要知道，即使是今天所能采纳的最宏伟的规划，不出四分之一个世纪，也将被证明是不足和局限的。 人类的思维，至少从实际作为来看，还没有能力充分认识像芝加哥这样如此快速增长（如果当前判断正确的话）的城市的需求。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在这项最宏伟、最综合的使命面前犹豫，因为在任何具体规划还未完全落实之前，更大的构思又将拉开帷幕，更大的需求又将开始孕育。 为了确保健康与秩序，每一座大城市都会首要关注两点：一是足够的交通条件，二是充裕的公园绿地。 人们想起巴黎，并不是因为数百万人聚居在那里，而是想到了那座美丽的首都，在那里法兰西人民的艺术灵感被发挥到了极致。伦敦震撼人心的地方也并不在于它的规模，而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才们竖起的纪念碑，它们铭刻了文明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在柏林，在维也纳，在欧洲所有伟大的城市，正是它们城市的规划、纪念性建筑的特点、公共建筑令人印象深刻的布局、街道的如画风景、公园和庭院的完善发展以及对临水地区的精心处理，赋予了城市性情和魅力，并因此创造出个性和影响力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最有力的召唤一定来自生他养他的城市，家乡会召唤他去创造更好的环境，不仅为自己，也为所有在城市中必须辛勤劳动以求生存的人。子孙后代的召唤同样不可拒绝。热爱自己的城市并为之奉献，参与到她的进步中，寻求改善她的条件，并促进她的至高至善——这是所有和平的爱国者的责任和权利。 城市的道路可分为三个等级：街道street，即一般干道；大道avenue，用以承担主要的车流和客流；林荫道boulevard，主要被设计为一种公园和车行道的结合。 在我们的许多城市中，依靠交警来管制交通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它是通过强制让行人和车辆绕行，来消除本应由城市规划师通过好的规划来加以避免的拥堵。不过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彻底解决了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城市建筑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影响城市整体规划的每一个因素，确实就像一座建筑的每一个部分：看看那些富于远见、整体协调的城市吧，在那里我们的内心会体验到最高程度的和谐。巴黎之所以成为国际都会，是因为在它的规划中，所有人都意识到，要把每一局部对秩序和对称美的追求进行完美的协调与整合。 和谐、有序和美观的实现与经济成本无关，因为好的建筑最终会远比差的建筑节约开销；人们需要的是透彻的理解和优秀的规划。和眼下许多装饰过度的建筑相比，世界上的伟大建筑往往风格质朴且耗费无多，但历经数个世纪却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人们从来不会放弃它们，因为这些建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象征着城市的不朽，记载着城市的历史，寄托着城市的愿景。 还有一条更具说服力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人们将会支持本规划：教育程度的提高将使人们对良好秩序的追求更加迫切。每个人都明白，五十年前非常普遍的城市条件在当下已无人能够忍受，同样，当前的条件也必将令我们的后人难以忍受。这是历史的必然，除非社会停止进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必然更能理解系统改造的价值，这会令他们强烈渴望拥有与其提升的品位相一致的生活条件；只要把更加有序地组织街道、交通线和公园的好处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必将付诸实践。如是，今天的梦想就会成为明天的寻常风景，当前的幻想也必将成为未来的现实。 为造福每一个公民，为使社会在总体上拥有更好的公民素质，现在我们认为提升市民的身心健康已经成为必要的公共责任。归根到底，更好的公民素质是优秀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 当年，巴黎市政府采纳耗资2.6亿美元的街道系统改造规划的时候，人口尚不足50万，商业前景也远不及我们当前，这项工程最终历时三十五年全部竣工。彼时法国人民的动机就是要创造一座对所有人而言都具有吸引力的城市：这座城市极为赏心悦目，它能为自己的市民带来持久繁荣。这种奋斗的成功让一切苦痛和付出显得那么值得。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巴黎流连忘返，无论在哪里挣钱，他们都在巴黎消费，巴黎的每个企业主和劳动者也都因此受益。而在芝加哥，当前的环境却似乎在排斥外地人，以及驱走有条件离开的本地人。我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应该在这里消费，城市也应像磁铁一样，把那些希望享受生活的人们吸引到我们的身边来。规划带来的变革将意味着繁荣、高效、信心和持续永恒的发展。 关于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尽管并没有一个标准说法，但通过对各种实质差异并不大的理论陈述的归纳，大致可以发现规划界的一般观点：它首先归功于英国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及其领导的田园城市运动，然后是法国的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以及他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现代建筑运动，紧接着大抵是提出了“调查—分析—方案”规划方法论的英国的盖迪思Patrick Geddes。对比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从其产生开始即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些特征，似乎的确可以发现，这三位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与实践，共同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基础理论、方法和实践模式。 霍华德被解释为社会（改革）规划的先驱，从而也是人文主义规划的起点，同时是区域规划的源头之一；柯布西耶被解释为物质规划的旗手，是机械理性规划（比如功能分区）的倡导者；盖迪思被视为生态规划以及基于城市和其所处环境的关联性而提出了区域规划的先驱，并在20世纪初即已注意到了很久以后才在现实中变得普遍的城市连绵或都市化这类现象（他创造了conurbation这一概念）。 “everything or nothing”源自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1973年在美国学刊Policy Sciences上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如果规划是一切，那它就可能等于零》（“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但很显然，问题本身——而且是一个悖论——其实一直存在着：一方面，人们似乎不可能无所不能（everything），但另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城市问题（从而，规划问题）几乎都同时与很多方面的原因相关联，例如物质空间问题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可分割，这样一来，即使自身并不希望，规划也会被推着（以及被批评没有）去解决所有问题，这就使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规划不是一切，那它就可能等于零。显然，一切或零的悖论不仅仅是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它同样是规划的对象、范畴、尺度以及最终解决方案等各个方面的复杂性的集中体现。 但在前述的规划领域对《规划》作出常规的价值判断时，似乎也没有经过（1）、（2）、（3）、（4）那么多理性，而只是根据抽象的道德正确、政治正确（不仅中国有政治正确，像公众参与、自下而上这些特点在本质上同样是当下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正确）、理论正确，归根到底大概是“符号正确”，就下了结论——这样的判断模式是否严谨，但为什么却被人们如此热衷？ 伯纳姆和《规划》的很多参与者，不仅有高尚的道德，而且都有不屈从于城市的自发演化，决心要用人的理想重新设计城市并付诸有效行动以再造城市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几乎被史密斯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再造》注意到，《规划》试图将这种信念带给所有人：“芝加哥的人民已经不再沾沾自喜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或规模之大”, “现在是时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城市文明的真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点似乎是史密斯最看重的，它贯穿《再造》一书的始终，尤其在最后一章，史密斯在实质上认同了刘易斯·芒福德、简·雅各布斯等规划理论家对《规划》的批评之后，话锋一转，提出“无论伯纳姆的规划图景是合理的还是具有误导性，它都的确能够令人热血沸腾……在那个生活开始现代化，美国人意识到20世纪的城市经历充满着局限性和不可预知性的特定时刻……《规划》最重要的历史魅力正在于这一事实：它宣告，历史达不到人类的期望，城市能够决定而不只是接受它们的命运”。 就是说伯纳姆为芝加哥给出的物质空间规划这部分something，实质上具有某种everything的特征：在前瞻性（规律性）、理想性（最美好可能）、根植性、行动性、经济性、弹性等方案的合理性方面高度完善，在尊重所有正当利益、真诚有效表达、广泛有效公共参与等规划的公共利益性、协作性方面高度完善。 整体、整体性与局部的角色。应用于规划，这意味着：城市的发展，不在于是否有很多方面在“被变化”，而在于城市各个方面之间构成的是怎样一种整体性。……常见的误区则是，人们忙于改变城市中的某个局部，却忽视了城市本来有很好的整体性，而那些局部的改变，不仅没有增益，反而破坏了城市的整体性，这样的“活”不如不干。所以，规划的价值，往往不在于是否规划了很多方面，而在于规划的那些方面是否增益了整体性，即规划的方面与城市其他方面之间是怎样的关联关系（冲突、协调还是无关？），所有这些关联关系的总和效应如何。 整体的核心不是局部的叠加，而是局部之间的关联关系的总和。但对这种抽象属性的不理解，导致人们总是试图将整体首先简化为局部，然后通过局部来理解整体，评价整体；这个过程使局部具有了某种先验性（局部有确定的属性和意义），整体成为了由局部出发的线性逻辑的结果。这是一种误解了事物本质的错误逻辑。 物质空间和对物质空间的安排正是规划的领地，但如果规划要让自己的局部最协调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政策安排等，归根到底它要让自己的局部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整体。这是一个在规划诞生之初、在理论和实践的实质上曾经清晰的答案，但理论对普遍联系的世界的内在逻辑并不透彻的理解，进而无效的简单化（如最初的规划，被简化为“物质规划”，而实际上任何成功的物质规划——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必定是整体效应优异的物质规划；后来，又从一个局部转到另一个局部）和复杂化（如范畴的扩大化）的理论发展，已经导致了自我角色的混乱；但规划的实践，因为面对客观的整体效应，尽管在形式、方法、工具等方面不断变化，但实质本体性其实在总体上没有变化，甚至上述整体论中的方法论概念，也在事实上存在于规划实践中——真正的规律，无论理论是否提及，它都在那里，只不过如果没有理论，就只有低效率的无意识的运用。规划的专业技术性，在于以物质空间与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和整体的关联关系的知识的积累为基础，通过整体性思维，找到帮助社会实现整体性最优的物质空间解决方案。

1909年，美国芝加哥做了这一份城市规划。正如作者所言，在此五十年前，芝加哥还是一个小村庄，但在十九世纪末在这里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美国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赋予这座城市以重大的使命，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雏形在这里显现。规划既要有足够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为此就要有大气魄大手笔并留有足够的空间余量，更要处理城市多元化发展的各种矛盾。规划已经充分的考虑这些问题了。撇开规划具体的空间设计和布局，仅从其阐发诸多思考观点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份很像样的规划了。况且，作者随处参考世界各地的大都市规划的案例，也是很有说服力和证明力的。面对这一百多年前的城市规划，后继者是否需要认真参考和反思呢？虽然，芝加哥市因为经济转型升级已经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可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

在城市规划史中的意义大于实际内容，结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来看可真有趣。不管怎样我大芝加哥还是让人生活便利又快活的城市呀（假装没有枪击和冬天[再见]

王红扬教授写的最后一章的评述很好。

拆东墙补西墙的局部性规划何时可以上升为全局统筹的整体性规划？

芝加哥的重新规划始于1871年的大火之后，而这座城市在灾难发生前就已经干戈大动过一次——用千斤顶完成了将整座城市的地基向上抬升这一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博纳姆百年前就完成了一次精密的计算，城市规划的“目标既要预见未来之需，又要解决当务之急”。当然，诚如王红扬老师在尾章中所说，尽管博纳姆的《规划》未能尽数付诸实践，但他从整体中寻找局部间的链接，试图冲破“nothing or everything”的规划学悖论。尽管受到了商业俱乐部，也就是投资方所谓“增长机器”的影响，但在这或许删减过后的百年规划中，依旧可见博纳姆苦心孤诣试图建立城市尊严的努力。 芝加哥令人深刻的城市景观并不是接踵摩肩的大厦，而是百年前就已经初具雏形的空中轨道交通和延绵数十英里的湖滨区——从北部Lincoln park到南部的Jackson Park一条无隔断的宽敞绿带，一众博物馆展览馆环抱密歇根湖畔。尽管如今的风城因其连年居高不下的犯罪率逐步被印证为布鲁斯韦恩所居的哥谭，但当人置身Loop区，在雪天沿着华丽一英里走到riverside，确实能体会到博纳姆所要阐释的“让永恒与力量感在对城市的培育和美化中得到表达”。 如何将城市规划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影响规划的现实因素是否能与物质空间更好的协调？是不是真的存在现代城市规划的黄金法则，可以通过归纳或者演绎的科学方法来探索？城市中变量太多而导致某种必然的无序，以及各个部分的相互渗透影响是否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理论来验证规划的正确性？ 《规划》给人最好的感观并不是那些对芝加哥城建的细节打磨，而是博纳姆个人的远见——一个看似理想化而又要切中实际的方向。与此同时，把我们提问的视角打开了，似乎好的规划既要合理运行，又要暴露问题，让后来者去思考如何让“城市”这个虚渺的概念永存，以此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我个人比较喜欢如今的Loop区和Museum Campus，这两个地方是分别《规划》中是商业区与休闲区的代表作，从中可以察觉博纳姆的远见在稳定发挥，于无序中建立秩序，在留有足够尊重的前提下装点密歇根湖所馈赠的土地。 可能我更喜欢的是这背后的逻辑，也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而后促成城的尊严”。说白了先得让人过得好，感到被尊重，才能让秩序发挥作用，维系城市的面子里子，只有安全运转，才能户枢不蠹。（虽然芝加哥并不是个完美的例子） 说一个题外话。不知何时起开始兴在市郊搞大型高铁站，因而高铁停站点多半被分流。南京有南京站和南站，南站为高铁站。高铁站班次选择多，出行方便。但我还是喜欢在南京站乘车，因为一出来就是玄武湖，偌大的广场前毫无遮挡，湖边木质栈道坐着许多带着故事的异乡人。一眼望去，是这座城起伏的天际线，亮澄澄的湖面上点缀着几只鸭子船。城市火车站，一个工业化进程的指征，也是交通载重的重心，它与周围环境的合一或许应该以方便示人，或许应该以气派示人，应该以庄重，以喧闹，但以自然之美的面貌，是少见的。 于是此时，火车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仅仅再是出发、到达，或是中转，是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它更像是一种城市美学，融入这座古城的肌理，让游子来去都能歇歇脚，看一次落日，盘着岸边坐一会。早来等车的那一个钟，可以如此消耗掉。我想，这或许也是博纳姆想要宣讲的一种有机的形态。

“人民已经不再沾沾自喜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或规模之大，现在他们反复追问的是：我们生活得怎样？繁荣是否真的属于我们？城市是否是一方营商的便利之地？这是否是一个良好的劳动市场，使劳动者足够舒适，从而保持高效和满意？我们的下一代能否承受城市生活的紧张压力？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的成就，是否要另觅它处来享受无所羁绊的快乐？如果城市在扩张的同时没有变得更好，其中的弊端难道不应该消除？这些问题非但不容搁置，而且正是我们时代的燃眉之急，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苦苦探求它们的答案。”

《规划》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一百年了，但实际上还有那么多内容没有认识到。《规划》不是复杂的市政科学与城市设计课，它一直都在“everything”or“nothing”的悖论中，一直到今天也是。伯纳姆本人试图挣脱这个困境，用部分“something”来协调整体的关系。而《规划》本身是不是指导芝加哥建立什么样的城市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向读者传达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这些已经被割裂太久的方方面面，可以被重新统一于建设性的公民权利中。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更优的整体性。如解决一部分问题，又滋生另一部分问题，促进短期，损害长期等等，这就是《规划》给我们的启示。这部百年的《规划》，一直给人们无休止的辩论，认识论，价值观在不断的碰撞。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导什么，我们怎样做到统一与和谐，确实是个世纪辩题。

一座起于整体规划，以自然融合、宜居便捷、弹性扩张等为基本目标的城市，历经百年依然是让世人欣赏和向往的。一百多年前芝加哥的规划方法我们学得会吗？先过耐心去思考这一关。

《规划》本身的前瞻性和其对社会整体利益地考量、对公民的尊重、字里行间公民社会的体现都相当具有启发性。 个人在建筑设计上非常喜欢芝加哥这座城市，沿河的公园、密集的商业街、架高的道路，早年的规划到现今依然让市民受益，但它如今在治安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