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这本书显示的托尼朱特对法国以致欧洲的了解。三位重量级的法国知识分子代表，政治家的布罗姆、作家加缪和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朱特先生显示自己的公知特点，将三者拉入公知阵营，用大量资料及分析，发现三人另一共同的特点～时代的局外人，由公知坚守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从一个侧面准确了解当代法国历史。个人体会，随着老殖民统治的逝去，精神、灵魂上也相对漂泊，可部分理解欧洲目前缺乏自主的困境；想做到物质加精神的新型殖民，缺乏如美元和对自由认同的支撑，如同人缺少自带伟哥，是一个时代的逝去。历史又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托尼·朱特（1948年-2010年8月6日）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于纽约大学。他的两部重要作品《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

作者对20世纪法国的3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进行了传记似的评论。 20世纪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100年，其重要动因便是社会主义空想（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他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大行其恶），而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空想，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空想是不可取的，但当时的环境便是那样的——思想上青黄不接。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被社会主义空想完全同化甚至与其抵触的人自然是很显眼的，作者的3位人物便是这样的人，虽然各有不同。 作为一部传记，显然不适合在相对小的篇幅记述3位人物，而这本书也不是思想史，因为3位人物并没有完全联系在一起构成本书，虽然读完此书对法国20世纪思想界的3个代表人物有了一个了解，但不知道朱特教授为什么要写作此书，这是从开始便敏感意识到的问题，直到读完都没有得到答案。我现在是把它当做3个人物的传记和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一隅来理解的。

导论对于法国围绕历史记忆的政治争论传统的概括优雅精当。社会民主主义视角下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托尼·朱特在本书中讨论了法国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前后“不负责任”传统中的三个异数：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他们悲剧性的努力在于扭转和挑战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对被今人遗弃的先知——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的介绍尤为动人，体现了理性、道德激情与乐观主义的结合，或者更简单的说，是精神的显现。19世纪的伟大激进传统、共和国的信仰以及法国左翼社会主义的传统，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对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欧洲却是尤为珍贵的。加缪或许最为读者所熟知，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偶像的熟知在某种程度上却掩盖了他的不自信与自我矛盾——加缪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陷入的个人道德与政治忠诚上的两难困境更加普遍地成为了今天每一个人的命运，加缪由自信走向怀疑，由怀疑走向沉默，并最终落脚在权衡，落脚在道德主义者以无可回避的自我怀疑承担自己的责任。当然，朱特对加缪最终回答的诠释（对于人类不得不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绝对复杂性的认识）颇有一种六经注我的味道。对于阿隆来说，当他说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指的是他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把所有——也只有——他所认为的有关世界的现实都考虑在内。正如他1938年在哲学论文答辩时解释的那样：“我的书主张与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一刀两断，相反，要根据其在现实本身的界限内，去探寻可能的抉择的真实内容。”然而阿隆的结论是最不能被教条化的继承的，原因在于我们必须理解更多的现实，无论是他的身前或是身后。

托尼·朱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纽约大学执教，专门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之一。2007年，托尼·朱特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这个院士头衔，可是英国科学院能够授予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是对一名学者学术水平的最高认可。他的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思虑20世纪》等。 《责任的重负》一书，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之外，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书中的观点虽然具有颠覆性，却都是有根有据、严肃而严谨的学术判断。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被当成了法国历史上最负责任的一批知识精英，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尖锐地指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看似充满政治热情，勇敢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当中，肩负起了许多政治责任。但事实上，那却是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那整个时代，则像是一场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闹剧。本书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改变了一贯的认知，提供了一个理解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行为的崭新的视角。 核心内容 在本书里，从极负责任到不负责任，托尼·朱特用精准的历史眼光、严谨的学术态度，重建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种种事迹，用铁一般的事实配合严密的说理，告诉我们负责社会责任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良知，言行一致。而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社会，只有三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

“导致阿隆走了与布鲁姆和加缪相歧的道路：他不像布鲁姆那么沉溺于本党的立场，又比加缪更依赖专业政治思维而非道德直觉。正如他那部访谈录的书名《介入的旁观者》所示：他能够同时站在“局外人”和“当局者”两种立场上看待现实问题，把理性的清醒与现实主义的认知结合起来，使得身为右翼的阿隆身上最少党派之气，也最能不受左右二分的格局的约束。”这段话是本书的核心，布鲁诺因左派立场而受困与极左与极右的争端，加缪因道德水平至高与专业政治水平的不足陷入两难困境，而站在现实主义的阿隆，更能客观看清法国共产主义左派的虚伪面目，直抵现实迷雾背后隐藏的本质问题，戳穿以萨特为首为苏联意识形态唱赞歌的傀儡左棍

这是本朱特视觉看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的代表人物，尽管朱特也系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但他还原了三位生活的那个社会时代，清楚地阐述了三位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了当时法兰西知识分子与欧洲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我主要是来看他如何评价阿隆的。

基于30年代的民族主义的布朗肖对布鲁姆的强烈反对而读。人民阵线太短暂了，看起来布鲁姆并不是有完整战略视野的政治家，但很显然布朗肖更不是。敌人的敌人并不总是朋友，一个人所笃信的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可能根本没办法凝聚广泛的共识。法国共产党在与法国社会党的论战中再一次验证了它没有前途。 作者选择的三位“文人涉政”的案例，各自的特色很明确，我在其中读出来一些政治人通过自我攻击自我放逐的方式来博取政治同情。时代过去了，政治参与已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三个人各自的声誉回落至文学/哲学成就上。也许我们就是学着和历史达成和解。

从战后欧洲史追到责任的重负。几乎以看小说的精神着了魔般追着读下去。里面回答了曾一直困扰的问题：“如果我在上个世纪的年代，我会如何表现呢？我会如何在自保与良知间做出选择呢？我又会如何抵制乌托邦幻想的诱惑？”布鲁姆，加缪，阿隆，在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党派斗争思维中，始终做理性而道德的“介入的旁观者”。 最后的译后记，译者忍不住说，“莱昂·布鲁姆的遭遇，政敌对他的毒辣攻击，以及那种揪老底、揭动机的思维方式，让人分外熟悉。类似的失范决非政治文化领域独有，更非法国一家独有；一个没有接受过现代公民政治训练的民族，即便争取到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是枉然，到最后只能各自捡起丛林法则抵挡横行的偏见、狂妄与自私，继续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平等。” 所谓分外熟悉，是因为这就是脚下土地仅仅几十年前发生的一切。 又或者是仍在发生。甚至不知以后能否还能读到这类的书呢？

加缪，对“一个道德主义者的”定位觉得是中肯的。要是对阿隆的精妙的平衡、局里局外思想描述再深刻繁复一些就好了，他的思想感觉是要反复读的。很喜欢这两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