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精译·珍藏版）

免责声明： 　　1.本人是文盲，以上内容文字均不认识，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包括但不限于对以上之内容的识别、阅读、理解、分析、记忆等等）。 　　2.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懂本书及本书所述相对人，且自古以来与该相对人无利益关系。 　　3.本人昨天、今天以及明天都没有或者不准备去本书所述地点。作者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本着“看书（虽然看不懂）写评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原则敲击键盘，从而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作出贡献，进而使社会more and more 和谐，甚至促进世界much and much大同，做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4.本人在此留言（包括但不限于汉字、拼音、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日语假名，阿拉伯字母，单词、句子、图片、影像、录音，以及前述之各种任意组合等等）均为随意敲击键盘所出，用于检验本人电脑键盘录入、屏幕显示的机械、光电性能，并不代表本人局部或全部同意、支持或者反对作者观点。如需要详查请直接与键盘发明者及生产厂商法人代表联系。 　　5.人生有风险，上网需谨慎。本回贴不暗示、鼓励、支持或映射读者作出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婚姻交友、股票债券买卖、子女教育的积极或消极判断。未成年人请在监护人陪同下阅读本贴。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立即关闭网页，并用20％高锰酸钾＋75％乙醇对键盘、硬盘、电压插座、显示器、鼠标、cpu进行灌溉消毒。 　　6.如本人留言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请网络管理员及时删除本人评论。 　　7.本声明的最终解释权归本人所有。​

虽然很短但看的也挺艰难。主要政治学实在太难了。看个热闹吧。大概总结下免得忘掉。 法国的独特性主要是跟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做了一个对比。法国的贵族包括宗教阶级由于经历了王权几个世纪的集权努力。最后渐渐失去了政治权力。但保持了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主要体现在免除军役税和其他地产税等方面。咋说呢。贵族从统治阶级渐渐变成一种等级制度。没有权力的财富终究是一盘散沙，革命的小风一吹，断头台就上了。😂😂😂 王权在几个世纪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官僚集权统治。但由于这个过程中没有找好矛盾关系。思维惯式影响下依然把已经失了势的贵族当成统治的最大敌人。并且通过舆论大肆宣传民众的各种苦难来打击中间阶层——包括贵族和有产者。导致了民怨沸腾。实在是没有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政治自觉性。 底层民众的苦日子确实比较惨。但导致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可能还是社会上的舆论造势。包括一些作家，哲学家的空想理论的影响。加上政治制度在王权的改革下彻底的崩溃。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在没有外忧的情况下统治者自己玩栽了。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被赋予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民主与自由经由大革命确立为社会的实践原则；另一方面，大革命表现出来的疯狂与无秩序又深为历史研究者所批判。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大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是值得商榷的，它并非标志着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只是表明深藏于法国历史中的某种趋势和规律最终浮出水面，是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通过一场急遽的变革实现的，而这一结果本来是可以通过一个更温和的方式进行。 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一些标志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东西已经逐渐得以确立，此时的法国专制王权作为这些原则的推动者而进行了很多改革。为何如此开明的专制政府却没有好下场？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改革使得社会的弊端变得明显，以至于无法忍受。在传统社会，一切虽然落后，但是自成体系以达到均衡；但是改革中的社会，一些弊端被革除，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体系却无法维系，以至于轰然倒塌。在心理上，改革所传达的进步观念进一步推动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审视，发现竟然存在如此多的不能忍受之处，只能推翻它。 但是为何法国大革命如此血腥、有时显得如此随心所欲？原因在于法国的贵族与等级制度的发展，导致社会如此的分裂，没有什么团体和组织能够承担社会重任。就如同勒庞讨论的群氓，他们之间没有共识、没有团结、只能被少数人带着走，因此一波又一波势力轮番上台。这里作者所讨论的应该还是法国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根植于每个法国人的血脉中，冥冥之中决定了大革命的进程。

跟随着作者的思路慢慢地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面纱，却惊奇地发现它竟然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历史作品会被打上独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国家、那些人的标签，但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则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作品，成为一种历史哲学。

不是这个翻译糟心到了让我不得不写一篇书评的程度真的没人吐槽吗……很多句子翻过来读不通顺不说，看了原文之后发现这个译本与原文内容上也有很多出入，包括但不限于逻辑错乱（如两个递进关系的论据变成并列关系甚至递进反过来），指代错误，用词不准确，等等，而且译者自由发挥的部分未免也太多了。看完有一种我上我可能真行的感觉。

《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亏为经典，虽然相对苦涩难懂一点，但是内容深刻，栩栩如生，不得不佩服作者超前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洞见，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轮回，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遵循相似的场景与轨迹，法国的过去与中国的当下，读此书正当其时，越深度，越欲罢不能，3遍以上方能逐渐理解������着实佩服！

走向专制和不自由的平等自由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悖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①] 1856年，法国大革命爆发67年后，出身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从法国历史出发，通过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②]，回溯他所认为的法国革命时期（1789年后的60年历史）[③]，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用旧制度来理解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初衷和结果时发现一个极为吊诡的现象，即大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拥有与发动革命时想要追求的完全相反的样态： 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些法国人），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后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昂贵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了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④]。 换言之，一场以“自由与平等”为名发动的社会政治革命却最终走向了一个虽然平等但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托克维尔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结果：革命摧毁了豁免权，废除了特权，融合了不同等级，使社会地位趋于平等；但与此同时，它用官吏取代贵族，用统一的规章制度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⑤]。 本文试图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发，通过理解法国大革命最初的自由精神，以及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基础的变化，来回应托克维尔是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存在的自由悖论。 一、 对自由的追寻推动了大革命的爆发 1. 何为自由？一种自觉政治参与的公民精神 托克维尔始终饱含着对自由的强烈的热爱，他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财富[⑥]。他从不否认自由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托克维尔所谓的自由与当今我们直觉上所理解的个人可以不被干涉的消极的私人领域的自由存在不同。 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提到教士们拥有自由，因此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他所理解的自由。教士们作为贵族和上流阶层确实拥有特权，但是他们通过土地所有权获得地产，与世俗政治、与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获得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以及甚至公民热情的特殊条件，并拥有自由[⑦]。 因此他所推崇的自由更加指向公共领域，是一种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政治自由。只有当个人能够通过现实的社会关系进入公共生活，自由才不至于沦为空洞的观念。是干涉别人的积极的自由，更是走向联合的自由，指向更加崇高的、心胸开阔的积极行动的自由[⑧]。 这种位于公共领域的政治自由并不完全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公民必需承担的义务和公民精神[⑨]。这种真正的自由被界定为一种普遍而平等的权利状态：“每个人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⑩]。要求个体从沉溺于个人的私人的世界，走向把自己归属到共同体，并且愿意为这个共同体积极的行动的自由。 在这一意义上，自由的核心是政治性的，在于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参与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种自由精神支配下的最为理想的状态是人们通过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共同事务，逐渐获得政治经验，从而避免政治生活被抽象理论或空想所支配。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 不仅粉碎了将人们分割为种姓、行会、阶级、使他们的权利比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平等的那种陈腐立法，而且一举打碎了那些由王权制定的其他较新的法律，因为它们剥夺了民族自身享有的自由，并在每个法国人身旁设立政府，充当他们的导师、监护人，必要时还充当压迫者[11]。 与此同时，托克维尔还明确区分了真正的自由与“自由的影子”。后者是那些仅在形式上给予自由、却并未赋予实际权力的改革，看似能够启发王权、满足舆论，实际上却会在关键时刻激化社会不满[12]。因为它们既没有培养公共参与的能力，又未能限制王权的扩张带来的个人政治参与的空间的被挤压。 2. 自由精神从何而来？历史记忆、自由的失落与启蒙思想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法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公共生活与自治的传统。政治自由在法国是归属在其民情或社会性的其中一个内涵。换言之，法国社会存在政治自由的文化基因。 法国城市的自由在封建制度瓦解后并未立刻消失，许多城市长期保持自治权，呈现出类似“小型民主共和国”的形态，公共生活十分活跃。直到17世纪末，城市选举制度才被取消，职务开始出售，公共生活随之衰弱[13]。在更早的历史中，中世纪村庄内部已经存在某种民主形式和自治传统。托克维尔甚至认为，美国新英格兰乡镇的自治并非移民的创新，而是中世纪欧洲自治乡村传统的延续。即便在王权不断扩张之后，这种自治经验的记忆仍未完全消失[14]。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政治自由几乎消失的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仍然保留了一种特殊的自由形式——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人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15]。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使得法国的自由观念更多以高度抽象、理论化的形式而存在，缺乏现实政治经验的支撑。 这种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时代。法国人的这种“积极参与”的公民意识是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唤醒的。如果说公民意识是一棵树的话，那么启蒙思想就是种子。法国史学家傅瑞也认为1789年的革命，基本上乃是启蒙思想的革命，它事实上在1789年之前就已开始了[16]。 在托克维尔心中，法国大革命可以被理解为18世纪哲学的政治实践。大革命最基本、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是饱含在18世纪哲学中的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观点[17]。到了18世纪中叶，文人本身也发生了身份转变。托克维尔注意到，文人逐渐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他们社会地位的普遍提升进一步促进人们去接受这种源自启蒙思想的自由精神。他们坚信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8]。这种全新的观念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要求平等、废除特权、人民主权的基本想法，使人们逐渐产生对旧制度的否定。在启蒙思想的刺激下，人们心里埋下了追求精神性的内涵，追求政治参与的自由的种子。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大革命前政治自由已经成为法国人精神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吸引人。自由精神在任何时代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精神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出现的[19]。 而大革命前从长时段来看，自由精神虽然依然存在，但是整体上处在一个自由失落的状态下。人们虽然拥有政治自由的文化基因，在思想和观念领域被启蒙思想启发收获自由的精神，但是自17世纪末以来，法国行政集权的不断加强，人们实现自由的土壤逐渐消失了。 这一时期王权利用御前会议将所有权力凝聚起来。国家内部事务被集中交由总监管理，各省由总督及其代理人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几乎全部行政和司法权力。这些官员多为可随时撤换的平民，地方行政逐渐形成严格的层级隶属关系。贵族虽然仍然显赫，却不再参与实际治理，地方社会与公共事务进一步脱节[20]。城市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农村教区保留中世纪民主的外表但服从御前会议的一切决定。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之外，逐渐形成政治冷漠。人民也在王权的发展下被事实上排除在了政治之外，成为事实上的局外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21]。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22]。 自由的精神存在，但彻底失去了实践自由的场所。这种矛盾推动人们在启蒙思想的刺激下更激进地追求自由。也就是要通过激进的革命来为自己争取自由。 3. 自由精神推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18世纪法国社会内部逐渐形成并发展出两种强烈的激情：一是对不平等的仇恨，二是对自由的追寻。在大革命爆发之初，这两种激情并未彼此对立，而是暂时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革命的精神动力[23]。而正因如此，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这两种融合起来的新精神使人们开始不再麻木，而是努力寻求处境的改变。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24]。但托克维尔发现这种社会复苏并非稳定繁荣的前奏，反而是崩溃的前兆。 从心态层面看，特权与压迫所带来的苦难在法国社会中早已长期存在。正因其长期存在，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无法改变的命运，只能默默忍受。但一旦有人开始设想消除苦难的可能性，这些原本被忍受的痛苦便骤然变得不可忍受。自由与平等相结合的新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使他们相信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并非不可打破，从而产生了彻底推翻既有压迫结构的冲动[25]。 这种心理变化又与财政结构的变化相互叠加。在公共繁荣的推动下，政府不断扩大公共开支，而国家收入却并未相应增长，财政拮据反而日益加剧。由于政府在此前二十年中已直接面向社会、与更广泛的人群建立起紧密的债务关系，国家财政危机迅速转化为私人灾难：债权人无法收回利息，甚至无法收回本金。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的高度混合，使财政问题不再是抽象的国家事务，而成为普遍而切身的社会痛苦[26]。 换言之，自由与平等结合的新精神一方面促进了公共繁荣，另一方面却在既有制度框架内不断制造新的、无法承受的压力。当这种被新精神启迪的希望，遭遇到直接而普遍的财政灾难时，人们已无法再以过去那种方式忍受来自特权和压迫的苦难，革命遂被视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正是这种源自旧制度经验与启蒙思想的自由精神，使人们在革命中获得了反抗压迫的勇气与能量。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精神塑造了法国大革命的广泛性与破坏性。革命首先表现为对压迫和特权的全面反对，而这种自由却只适合用来推翻旧秩序，却并不适合用来建设新秩序[27]。过去享有特权式自由的群体，难以接受自由的普遍化；而从未真正享受过自由的平民，又长期缺乏政治自由的实践经验，对自由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情绪与原则层面。更重要的是，底层民众对曾经拥有特权式自由的中间团体怀有深刻仇视，进而将一切中间团体视为旧制度的复活。这使得法国大革命呈现出一种否定一切旧社会结构的倾向，甚至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到18世纪70年代，政治自由已经真正成为法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越来越具有吸引力。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时，人们十分兴奋。由此可见，公众已不再希望看到任何能够制约国王的力量被削弱，而是开始以自由的名义否定整个旧制度。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时的人并未真正理解自由，而只是渴望推翻一切[28]。这使得在大革命后人们只能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却未能触及中央集权这一根本制度。人们在革命后依然不可避免地继续生活在与旧制度如出一辙的专制体制之下。 二、 从自由到专制：中间团体的消失与专制的胜利 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开头部分提出了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 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主张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29]。 换言之，托克维尔通过观察大革命发生后的社会，发现人们在自由精神的驱使下摧毁了贵族制度。但没有贵族制度的社会是最无法摆脱专制制度的社会，也是最容易经受专制制度危害的社会。在他看来，革命并未带来政治自由，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中间团体[30]，使个人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之下。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视角出发，关注中间团体的消失过程、中间团体的消失与自由精神的关联，以及其与不自由的专制制度的关系，回应大革命自由悖论的社会基础问题，从而解释为什么自由精神下的革命却带来不自由的结果。 1. 作为自由与专制屏障的中间团体 正如前文所说，托克维尔所推崇的政治自由并不是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而是有能力参与政治、履行自身权利和责任的积极的政治自由。这种自由不能是纯粹的理论性的抽象存在，而需要有政治参与的空间以及进行政治实践的经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间团体构成了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提供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可能并防止专制王权成为唯一的统治力量。 在旧制度中，贵族等中间团体虽然享有特权，但这些特权并非纯粹的压迫，而是与具体的治理义务和公共责任相伴随。它拥有土地并统治居民[31]。以领主为例，他是国王在地方的代表，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32]。中间团体承担了管理地方社会的责任，连接个人与国家，使个人不必以孤立的原子状态直接面对中央权力。通过承担地方行政、司法与秩序维护等职责，中间团体在事实上阻止了王权直接深入个人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底层人民建立联系，成为事实上的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中间团体并不仅仅发挥消极的“阻隔”作用，它们同时也是政治自由得以实际运行的场所。通过参与地方事务，人们获得参与政治的能力和公民精神。中间团体切实享有地方的统治权，因此民众在参与公共生活时并不是只有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这一唯一选择[33]，从而更可能进行政治自由的实践。 因此，当中间团体消失时，政治自由便失去了现实的实践场域。个人无法通过中间团体这一渠道参与公共事务，自由便只能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而无法成为个人可以实践的政治参与。中间团体一旦消失，中央政权便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长此以往，人们一旦想要改革便也只会想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来进行，为专制取代自由埋下隐患。 2. 中间团体的消失：旧制度下的第一场革命与大革命的彻底清除 托克维尔在书中反复强调，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摧毁几乎全部中间团体，并非因为这些制度在1789年之前仍然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已在旧制度内部名存实亡。而这一过程被托克维尔称为第一场革命[34]，依赖中央的行政集权和巴黎作为首都的政治性崛起，使中间团体不再享有切实的政治权利、与民众接触，只剩下了激化矛盾的特权和压迫以及一具躯壳。 在行政层面，国家权力不断向中央集中，形成了一种高度发达的行政中央集权。征税权、公共工程、治安管理等关键事务，均由国王任命的总督及其代理掌控。政府不仅试图亲自处理一切事务，而且为了实现这种全面控制，不断发明复杂的审查与管理机制。这一体制在形式上仍保留着贵族的荣誉与身份，却在事实上完全剥夺了中间团体的政治权利和责任。地方社会中原本由贵族、行会或自治机构承担的责任，逐步被以御前会议、总督等构成的官僚体系取代[35]。此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社会不再拥有真正的自主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国的中间团体在政治上早已被掏空，只剩下制度的外壳。 与行政集权并行的，是巴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政治与思想权力。托克维尔引用米拉波的说法，将这一变化视为“暗中革命”[36]。随着地方自由权力的持续衰落，政治、文化与社会精英不断被吸引至巴黎，外省则逐渐失去能够凝聚民众的中间阶层。在这之后，思想动力只来自中央[37]，地方社会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能力。到1789年革命爆发之前，这场“第一场革命”事实上已经完成，地方彻底丧失了政治权利。 在农村，具体表现为贵族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土地所有者。法国农民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经成为土地所有者[38]。土地通过继承被不断细分，农民已获得相当程度的独立，贵族的统治权也早已衰落。在教区，这体现在领主已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几乎不再是国王在教区的代表[39]。教区事务由官吏处理，而这些官吏隶属于中央政府，与领主毫无关系。领主在地方社会中事实上只不过是“第一居民”：享有免税权和象征性特权，却不再承担任何治理责任。 由此形成了大革命前中间团体已经事实上名存实亡的现象：贵族的政治部分已经消失，只有金钱部分保留下来[40]。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却仍然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41]。贵族不再主持公正、执行法律或维持秩序，却仍然保留着与土地和赋役相关的特权，而这些特权恰恰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 也正因如此，以贵族为代表的中间团体在革命前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当领主不再承担义务，却仍要求他人履行责任时，特权便从一种带有家长色彩的统治形式，转变为赤裸裸的压迫。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却不再提供过去其权利中的任何公共保障[42]。 因此，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43]。中间团体已无法真正制衡国家，也无法引导社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革命中的自由精神才会以如此彻底且激烈的方式指向推翻中间团体。由于这些团体在革命前早已失去政治功能，只剩下不平等的特权和压迫，它们在自由与平等的激情刺激下，被整体视为旧制度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使人们面对国家的公共利益带来的压迫时唯一能想到和诉诸的方法就是暴力[44]。因此大革命一旦爆发，人们便在自由精神的刺激和鼓舞下，一举推翻了在他们心中早已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只剩下带来困苦的特权的中间团体。甚至因此，法国大革命在后来被认为带有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45]。 3. 专制为何在革命后“瞬间占据上风”？中间团体的消亡与原子化社会 正如前文所述，在托克维尔心中，自由并不等同于简单的“不受干预”，相反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间团体并非自由的障碍，而是自由得以存在的制度性前提。然而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些中间团体在政治上早已名存实亡。这意味着，在革命到来之前，社会中已经缺乏能够让人们实际学习、实践政治自由的空间。正因如此，当革命推翻旧制度之后，法国社会并未出现革命者所期待的广泛政治参与，反而迅速陷入无序与依赖之中。中间团体的消失，使人与人之间进一步失去了原有的联结结构，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只剩下孤立的个人与强大的中央国家。在这种情形下，革命者既缺乏统治社会的能力，也缺乏维持自由的条件，只能依赖一个更加集中的与旧制度形制几乎一致的专制统治。 这种原子化具体地体现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全面分离之中。首先，是资产者与贵族的分离。在中世纪，资产阶级曾长期与贵族合作处理地方事务，并通过三级会议等共同参与政治生活[46]。然而，随着地方权力的瓦解，三级会议日益罕见，资产者与贵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削弱。到18世纪，两者已从合作者转变为竞争者甚至敌人。贵族丧失政治权利后，作为个人却获得了更多补偿性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这种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实际感受到的不平等更具破坏性[47]，彻底切断了资产阶级与贵族合作的可能。 在农村，资产者与农民彼此分离。由于乡村负担沉重、贵族特权突出，大量资产者迁入城市以逃避军役税和领主压迫，追求唯一的目标：成为政府官员[48]。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农业与商业，也使资产阶级在心理上与农民彻底疏离。资产者自身也开始享有多种特权，而农民则被排除在外，利己主义由此蔓延，阶级间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在城市，资产者与城市人民的分离。城市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惜将公共负担转嫁给城市下层，甚至主动协助王权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身也并非统一整体，而是因无数微小特权而高度碎片化。到18世纪，每一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49]。托克维尔将这种状态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个人主义”：人们仍隶属于小团体，却无法形成真正的公共共同体。 长期以来，这种阶级分离逐渐变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心态。在绝对王权的统治下，各阶级彼此隔绝，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当大革命爆发、不同阶级重新接触时，已经无法达成共识，只能陷入你死我活的对立。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所观察到的，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50]。 在这样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面对公共问题时，唯一能够想象的解决方式，便是诉诸中央权力。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51]。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对者，都只能设想借助中央集权来实现目标，甚至是采用中央集权来反对中央集权。这种精神习惯，使法国社会同时具备了革命性与奴性：当官职无法满足时，人们走向革命；而一旦有政府能够提供官职，人们又甘愿接受新的专制[52]。 因此，大革命之后，集权不仅被接受，甚至被欢迎。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53]。革命最初摧毁了君主制这一庞大的体制，但到1800年，它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恢复[54]。人民在试图崛起时，发现自己只是由无数原子化个人构成，软弱、分散、难以联合，而贵族又已被彻底根除。于是在贵族之外，只能寻求唯一可借助的权力：中央。 至此，革命者在自由的激情推动下以为自己消灭的是特权，是压迫者，但事实上却消灭了唯一可能组织、引导并限制权力的社会力量。中间团体的消失，并未带来自由的完成，相反，为专制统治清空了权利扩张的阻碍。 三、 结语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会形成如此一个“自由的悖论”并非是因为自由的精神本身直接指向专制统治，而是因为在社会中承担政治自由功能的中间团体先于革命消亡时，自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基础，在革命后想要维持统治时只能回到法国社会中兼顾的专制统治之中。 在这一逻辑中，托克维尔对中间团体的关注是建立起自由的革命与不自由的结果的关联的最重要的一环。旧制度末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政治事务被持续向中央收拢，原本承担地方治理、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间团体逐步丧失政治功能。贵族不再履行统治责任，却依然保留特权，由此在社会表层制造出“贵族以特权压迫人民”的强烈印象。革命者正是在这一现象之下，将自由无法开展的原因归结为贵族阶级本身，并试图通过彻底摧毁贵族来实现平等与政治参与。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一判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真正剥夺人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并非贵族的存在，而是中间团体的消亡与中央集权的全面胜利。 正因如此，当革命推翻旧制度后，社会中已不再存在能够承载政治参与的中介结构。人与人之间长期处于分离与隔绝状态，在失去共同体纽带后迅速原子化，既无能力进行地方自治，也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团体来共同治理社会。在这一条件下，革命者只能依循历史惯性，将秩序与改革的希望再次寄托于中央权力。由此，原本以政治自由为诉求的革命，反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吸引力，使新的专制统治得以在平等的名义下迅速确立，自由不再与平等结合，专制与平等结合，形成一种“为了自由却不自由”的悖论。 本书在研究视角上对笔者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托克维尔并未仅从制度或社会现实出发进行比较，而是引入了“语词”的分析维度。例如，通过对 gentilhomme 与 gentleman 这一概念差异的考察，分析英法贵族制度的差异。在欧洲大陆，贵族逐渐从掌权阶级退化为以出身为标志的“种姓”；而在英国，贵族制度却重新成为掌权阶级，并保持了高度的开放性，其根本标志正在于不同阶级之间通婚的普遍存在。在英国，“绅士”gentleman的含义不断扩展，在其原本的海外殖民地美国，甚至泛指全体公民；而在法国，该词始终指向狭义的贵族成员。因此，这提示笔者，语词本身也可以成为理解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差异的重要材料。 此外，托克维尔本书的写作具有鲜明的比较意识，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跨国史研究意识。在书中他提到，“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55]。他将法国置于更广阔的欧洲乃至大西洋世界之中加以考察，在书中多次将法国社会与德国、英国乃至美国进行比较，关注存在的社会异同，避免分析特殊性时的视角局限，从而更加明确了法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 综上所述，《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通过关注这一大革命的自由悖论，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突出特性：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56]。 [①]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 托克维尔致斯塔夫·德·博蒙信（1850年12月26日），见《全集》VIII，2，第343页，转引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ii页。 [③]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ii页。 [④] 同上，第32至33页。 [⑤] 参见，同上，第49页。 [⑥]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8页。 [⑦] 参见，同上，第152页。 [⑧] 参见，同上，第35至36页。 [⑨]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至53页。 [⑩]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13页。 [11] 同上，第244页。 [12] 参见，同上，第184至185页。 [13]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84页。 [14] 参见，同上，第89至90页。 [15] 同上，第182页。 [16] 李金昭：《法国大革命前公民意识的养成》，《新学术》，2007年第4期，第38页。 [17]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47页。 [18] 同上，第180页。 [1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10至311页。 [20] 参见，同上，第76至82页。 [21] 同上，第201页。 [22] 同上，第241页。 [23] 参见，同上，第244页。 [24] 同上，第212页。 [25]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4至215页。 [26] 参见，同上，第215至218页。 [27] 参见，同上，第159页。 [28] 参见，同上，第207页。 [2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4页。 [30] 中间团体是指在近代以前的西欧社会中，介于王权与个人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治权的社会组织形态。与高度集权的体制不同，西欧的中央集权形成较晚，王权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完全消灭其他社会力量，因此社会结构呈现出“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形态。这些中间团体包括教会、贵族、行会及自治城市等，其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并非由中央权力单方面创造，而是拥有来源于王权之外的制度基础，并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这种自治权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特权，亦可被理解为“封建自由”。正是这些中间团体的存在，使王权受到制衡，个人得以通过地方性、团体性的渠道参与公共事务。 [3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86页。 [32] 参见，同上，第69页。 [33]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09页。 [34] 参见，同上，第115页。 [35] 参见，同上，第76至82页。 [36] 参见，同上，第114页。 [37] 同上，第115页。 [38] 参见，同上，第66页。 [39] 参见，同上，第69页。 [4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0页。 [41] 参见，同上，第74页。 [42] 参见，同上，第73页。 [43] 同上，第286页。 [44] 参见，同上，第229页。 [45] 参见，同上，第49页。 [46]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6页。 [47] 同上，第128页。 [48] 参见，同上，第132页。 [49] 同上，第136页。 [50] 同上，第148页。 [51] 同上，第109页。 [52] 参见，同上，第96页。 [5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02页。 [54] 参见，同上，第101页。 [5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59页。 [56] 同上，第29页。

一本值得细嚼慢咽、反复品味的历史政治学著作，主要论述法国大革命起源及其性质。 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其一讨论法国大革命性质。作者认为大革命的根本特点不是摧毁旧特权而是平权主义，加速毁灭旧制度，但也继承旧制度。被毁灭的是贵族、教士阶层，被继承的是行政集权体制。 其二论述作为法国大革命历史根源的旧制度，以说明为什么在旧制度残余最少的地方爆发革命。欧洲旧制度的普遍特点是贵族阶层没落和行政集权化趋势，法国旧制度在贵族阶层丧失政治特权同时保留了经济特权，以王权为中心的行政集权格外强大，地方独立性丧失而巴黎独大。在国王（国家）花样百出的敛财术下，地方贵族没落破产、移居城市的中产阶级被“买官交易”反复剥削、被抛弃的底层农民受到来自军役税等最沉重的压迫。除此外，作者还讨论这种体制下人们的精神状况:专制政体下的人们逐渐变得相似却愈加隔阂，部分特权阶层发出微弱的“自由”抗议，社会中的不满和敌意不断累积，身份的鄙视链……背后涉及作者作为坚定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热爱，他认为专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平等甚至繁荣，但必然以臣民沦为平庸乃至堕落为代价。 第三部分讨论引起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因素，聚焦于大革命三十年，以说明为什么在压迫最少、统治最开明的时候爆发革命。具体包括哲学家们“文学政治”的舆论倾向、经济学派的平等诉求、不信教风潮对教会的攻击、公共政治生活的长久匮乏、政府不恰当的改革宣言、政府对平民的“公共暴力学”教育、地方议会行政改革引发的混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特点等等。 此书的最大成功在其史论而非史实，其中阐述的历史规律往往能别地反复再现。如旧制度下乡村的凋敝，与杜赞奇所论清末以降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华北乡村极为类似。又如路易十六议会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宛如清末地方咨议局乱象，恨不得让清末新政领导们人手一本。 以译林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对照阅读，明显后者冯棠译版更简洁、流畅，且能感受到译者扎实的历史学素养。此书为托克维尔计划撰写的法国大革命第一本，可惜英年早逝，未能看到作者对大革命及帝国重建时期的精彩论述。

王权在扩张的过程中，通过消灭贵族权力的方式，破坏了原有封建制度下，国王及其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缓冲。但是在贵族权力被消灭以后，贵族群体原本掌握的中世纪特权并没有被同时消灭，而失去了权力的贵族，则不再承担对领民的责任，结果使得原本的社会缓冲器，起到了放大社会冲突和人民不满的作用，不仅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同时在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隙，进一步导致了不同等级之间的仇恨。 在政治层面，国王的政府进行了过度的集权，但是却没有能够很好地使用被集中起来的权力，而集权行为本身类似于一种政治上的信贷，通过高度的权力集中，能够快速集中力量增强国家力量，当这个权力在路易十四这种有力的君主手上时，问题并不大，但是一旦权力交给能力稍差的君主，情况便变得不同。 一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使得政治风险也高度集聚，在国王统治失效的时候，风险会在时间上和地域上同时集中爆发，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次在巴黎的骚乱就摧毁了几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度。二是集权活动损害了公民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人民缺乏正常的公共参与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的缺乏，使得当人民对现有情况不满时，无法提出有效的、理智的和温和的改革方案，公众讨论被集权管制集中在了更多抽象的、普遍性原则的方向，而这种讨论由于没有进行实践以进行修正的机会，会随着现实的失败而不断激进化，最终演化为对旧体制的全面不满和破坏，哪怕是旧体制中有益的部分也被摧毁，而新体制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在原则和理想落地的时候，会导致社会的过分震荡。三是旧制度在削弱有组织的反抗自己的团体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同时消灭能够有组织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团体，更为糟糕的是，这种行为使得所有人都失去了对局势的判断力，失去了处理事务、辨别事实和人民运动的经验。本应该和王权站在一起的贵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被解除了武装，前者使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当显贵会议无法得出结论的时候，他们竟然妄想通过重新召开三级会议就能解决问题，全然没有想到让公众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天然地以为他们简单和易受操纵，后者则使得他们无法在王权乃至自己权力甚至生命受到武力威胁的时候，第一时间采取有力措施。 而城市中和乡村中公民意识的缺失更是不必多谈，没人还怀有旧式的爱国情怀，即使他们还在怀念国王，也没法立刻武装起来去保卫自己认同的领袖和价值。王权在不断消灭自己反对者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的支持者，不如说，支持和反对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你不想要一个，就不要奢求另一个。 大革命的发生是上述三种问题同时爆发的结果，大革命爆发是民众长久被压抑的政治激情爆发所导致的产物，由于国王禁止人们结社互动，当大革命突发时，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出来给中央说话，以至于中央只能自己担此大任，而路易十六自己是一个懦弱的君主，他害怕声势浩大的革命，没有能力以有效手段应对危机。 组成议会的人们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信念而非对现实的深刻洞见而组织起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善一个国家，他们摧毁一切，但又拿不出新制度维持国家安定，在混乱中，极端派的势力迅速壮大，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没有人或组织能出来为他们刹车，所有人都狠踩油门向前奔去。 漫长的时代中，两种激情在法国人的心中膨胀，分别是由于对不平等的仇恨所激发的对平等的渴望，以及在长久压抑下，对自由的追求。平等和自由，二者相遇共同点燃了法国人的激情，这也是整个大革命，乃至于大革命之后的历次革命所追求的价值。

精彩至极，以下是个人的一些总结和意见 1.民主基础上必须加以自由防上个人主义前提的专制（积级自由） 2.宗教因其政治原因被批判 宗教与民主可以相长、 宗教植根于人心人性之中，无处不在，被人接受 3.行政集权是王权专制的主产物 导致的贵族政治消失，让渡免税权 a阶级对立严重贵族（仅有财产和地方影响力）有产者（权力）农民 b.贵族权责失位对贵族仇恨产生/更甚 c.土地私有农民直面中央王权，集权成本加剧 d.政府转变为家长制、多管多错 4.文人群体无政治实践、提倡抽象政治原则 政府不容妄议，让渡合法性（哲宗政）探讨.反而动摇根本 5.王权未察觉有产者变化.仍以贵族为最大威胁 故放弃分化人民，企图使阶级内部团结 6.刚性专制极权改革（即使温和渐进）也会倒向激进崩塌，重点是政体弹性 7.美国政治实践哲学根基来自法国其成功反激法国之革命 8.大革命失败结果是应激式的平等专制的返回 （无法具备自由素质渴求开明专制） 9上位者对下位者空有同情而无具体措施反招致仇恨 10文人的抽象政治原则和无产者的怒火 对不平等的仇恨和新的自由原则倡导 共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