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茨威格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世杰作,它曾培养了一代人的激情和梦想,但愿这梦想与激情能薪火相传,穿越信息时代的庞杂,将人类文明延伸至久远。这里的历史与英雄,不是学校里的教科书,也不是影视里杜撰的场景,它是人类文明世界里的另一种真实!该书收录了十几个故事,跨越了地域、时代与领域的界限,从托尔斯泰到拿破仑;从列宁到韩德尔……作者截取了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的时刻,构成了一幅人类群星闪耀图!
2018年的时候,为了第二期部门技术骨干特训营的顺利开展,特意购买了茨威格的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并花了些时间翻看完(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喜欢程度,就如同太白书友喜欢加缪一样)。然后,根据书里讲述的那些拥有梦想、并且执拗地改变世界的人物故事,做了一期培训课程,希望能给参加培训的同事们带去些什么,培训效果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是当时培训后写过一篇文章,一直存在QQ空间里,这两天又再刷到讲述亚伦.斯托茨的视频,于是想起这篇文章来—— 2013年1月11日,美国波士顿。一个26岁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公寓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叫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名字,我来帮你介绍一下他的履历: 14岁,参与制定了RSS 1.0标准,那是让全世界信息能订阅、流动的基础协议; 18岁,从斯坦福退学,创立公司,后来辗转成了Reddit的联合创始人; 19岁,帮助推动了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许可协议的发展,那是今天大量免费内容存在的法律基础; 24岁,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运动,成功阻止了美国政府意图管控互联网的SOPA法案。 你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但他死的时候,没有什么荣誉,没有什么葬礼致辞里说的功成名就。 他面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他提起的35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的指控,起因是他从学术数据库JSTOR下载了大量学术论文,并意图将它们免费公开。 论文,不是军事机密,不是商业机密,是学术论文,是由大量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研究成果。 而这些论文,被一家叫Reed Elsevier的出版商用付费墙牢牢关着,每篇论文的下载费用高达30到50美元,大多数普通人根本看不起,而发表这些论文的科学家们,却通常分文未得。 亚伦做了什么? 他把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知识,从保险柜里解放出来。 然后,他被当成罪犯,追杀至死。 在亚伦死后,他生前写的一篇文章被反复转发,几乎传遍了整个互联网。 那是他2008年在意大利写下的《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他写道:“信息就是能源。但就像所有能源一样,有些人只想占为己有。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和文化遗产,已在书籍和期刊上发布了数个世纪,正渐渐地被少数私有的公司数字化并上锁。” 他说,我们要夺回信息;我们要取到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 这段话写得慷慨激昂,像一个少年手持火炬,站在黑暗的边缘大喊。而他确实是个少年。 那年他才21岁。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都会有点鼻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死了,而是他说的那件事,那件他用生命来捍卫的事,其实是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情。 知识,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就像空气,就像阳光,就像公厕里的自来水。 1998年的秋天,一个叫葛锐的河南农民工,在郑州火车站的候车厅里等车。 他突然想上个厕所,可他却被拦住了。 “入公厕,小便3角。” 3毛钱?葛锐看着那块牌子,觉得脑子转不过弯来,我买了火车票,在你们的候车厅等车,这难道不是你们应该提供的服务? 凭什么还要再收3毛钱? 他交了钱,出来,找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收据。 然后,他把郑州铁路分局告上了法庭。 要知道,这是1998年,铁路在当时是什么? 那是真正的国家机器,是让老百姓开口闭口叫“铁老大”的庞然大物。 一个农民工,要为3毛钱把这个系统告上法庭,这件事本身就像一个笑话。 一审,葛锐败诉。 但他没有放弃。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较劲。 律师李小虎,在江西萍乡的火车站遭遇了同样的待遇,同样被收了入厕费,同样把铁路部门告上了法庭,同样一审败诉,同样坚持上诉,同样跑到北京去找财政部要说法。 最终,这两场官司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纪委以旅客反映强烈为由,要求全国所有公共客运站必须免费开放厕所,后来逐步延伸到普通公厕全部免费开放。 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个高铁站、汽车站,拎包就走进厕所,不用掏1毛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但有没有想过,“理所当然”这四个字,是有人用时间、用金钱、用精力、用耻笑,一点点争来的? 一个农民工和一个律师,为了3毛钱,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方式。 这件事让我觉得,人类历史的进步,从来不是靠什么皇帝,靠什么精英,而是靠这些脑子里有那么一根筋、“这不对,我要较劲”的普通人。 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不是免费的。 掌控知识,意味着掌控权力。 你能读书,就能做官;你能做官,就能垄断资源;你能垄断资源,就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这个循环,转了几千年。 在中国,这套系统有一个专属名词——士大夫。 士大夫属统治阶层,士大夫的特征是知识,拥有儒学教养,即读书人。 正因其儒学教养,士大夫有资格通过科举而从政。 这个描述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考试选拔,公平竞争,天下英才皆可入彀。 但问题在于,谁能读书? 古代中国的识字率,在盛世时期也不超过20%,清末民初的成年人识字率据统计,也只有10%左右。 10%。 一百个人里,能认识几个字的,只有十个,其余九十个人,一辈子生活在知识的黑暗里。 他们不知道法律条文,不知道土地文书里写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签的那份契约是否公平。 他们需要仰仗识字的人来解读这个世界,而那些识字的人,当然不会用知识去平等地赋权于所有人,他们会用知识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 明清士绅之所以有着比平民更尊贵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拥有仅次于官府的政治、文化权力,是因为它在一个识字率很低的时代垄断了文化的话语权,是皇家和士绅统治了那个时候的精英文化,从书写上就将其本身神圣化、优越化。 神圣化,多精准的词。 知识阶层把知识神圣化,就像把钥匙藏起来,然后告诉你:“这门不是给你开的,你进不来,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天意,这是命。” 在欧洲,这个剧本由教会来演。 《圣经》用拉丁文写成,平民看不懂,必须依赖神父来解读上帝的意志。 后来马丁·路德跳出来,把《圣经》翻译成了德语,这在当时是一件革命性的事,是一场信息平权。 他说:“每个基督徒都有权自己解读《圣经》,你们不需要通过神父来和上帝对话。” 这一刀,切断了教会的信息垄断,而这,正是宗教改革的本质。 知识平权,从来不是小事,它是每一次社会变革的底层逻辑。 1440年左右,一个叫约翰内斯·古腾堡的德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机。 在这之前,一本书需要修道士手抄,一本书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价格昂贵到只有贵族和教会才能拥有。 印刷机出现后,书的价格在一百年内降低了99%以上。 知识,开始缓慢地从精英阶层渗入普通人的生活。 茨威格在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记录了那些改变历史的关键时刻。 他写滑铁卢,写拜占庭的陷落,写列宁封闭列车驶过欧洲的那个历史性的夜晚。 他相信,历史的齿轮,有时候就卡在某个人的某个决定上。 那一刻,一个普通人,抓住了或者错过了改变历史的机会。 那么,古腾堡的印刷机,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之轮。 因为这台机器,知识不再只属于教堂和城堡。 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以为自己活在一个知识自由的年代,但事实上,一道新的“付费墙”正在悄悄筑起。 知道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的利润率是多少吗? 大约37%。 比苹果公司的硬件利润率还高。 这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科学家用纳税人的钱做研究,把论文投给爱思唯尔,爱思唯尔出版后反过来向大学、图书馆和科研机构收取高昂的订阅费,而发表论文的科学家一分版税也拿不到。 换句话说,知识的生产者不但没有得到报酬,还必须付钱才能看到自己的成果被别人看到。 哈佛大学图书馆曾经发出过一封公开信,声明说:“我们都面临同样的矛盾。我们的教职人员做研究、写论文、评审其他研究者的论文、在编委会任职,但学校图书馆却要支付越来越高的费用才能访问这些成果。” 连哈佛都扛不住了。 你觉得那些非洲的医学研究人员怎么办? 那些印度农村里的医生怎么办? 那些中国西部的学生,苦苦上网搜索一篇论文,发现需要支付30美元时,怎么办? 就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女孩走进了历史的舞台。 她叫亚历珊德拉·艾尔巴肯(Alexandra Elbakyan),1988年生于苏联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四个人、一只猫、还有一台由13块硬盘组成的服务器,挤在一间狭小的学生宿舍里。 这台服务器的主人,是一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女孩,高等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程序员亚历珊德拉·厄巴科扬,而这台藏在宿舍里的简陋服务器,是一个名叫 Sci-Hub 的网站主机,上面有6400万篇供全世界所有人免费下载的学术论文。 6400万篇。 后来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亿多。 2011年,Sci-Hub上线。 它的运作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你输入论文的DOI编号,系统用学术机构的账号帮你绕过付费墙,下载论文,然后把论文缓存下来,让下一个人能直接免费获取。 这当然是“违法”的。 2015年,爱思唯尔在纽约联邦法院对Sci-Hub提起诉讼,该案最终以缺席判决裁定Sci-Hub败诉,法院判处1500万美元的赔偿金,并发布禁令,致使Sci-Hub失去原有域名。 艾尔巴肯选择了流亡。 她说:只要人身安全,就会坚持下去。 今天,Sci-Hub依然在运转,依然在被访问,依然在帮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医生、研究员获取他们负担不起的论文。有人恨她,有人爱她。 《自然》杂志把她列为2016年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之一。 下面的评论区里,无数人写道:谢谢你。 这里需要提及另一个人,杰克·安德拉卡,来自巴尔的摩,一个14岁普通中学生。 2012年,他的一个朋友因为胰腺癌去世,而且是晚期发现,根本没有治疗机会。 杰克想研究胰腺癌的早期检测方法,但他买不起那些昂贵的学术论文。 后来,他在网上偶然找到了一些亚伦·斯沃茨推广公开的免费学术论文。 他读了,并且思考了,然后发现一条可能的思路。 于是他写信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请求进实验室做研究…… 后来,他研究出了一种能早期检测胰腺癌的方法,成本只有传统方法的几百分之一,精准度高出数倍。 他因此走上了TED演讲台,走进了无数科学刊物。 在被问到亚伦的事时,杰克说了一句话:“如果没有访问阅读权,那个能解决你的问题的人,可能就永远找不到答案。” 这句话,是对“知识平权”最朴素也最有力的证明。 亚伦用生命换来的那些自由流动的论文,可能救了一些人的命。 不是隐喻,是字面意思。 人类历史上,改变往往不是从上往下的,皇帝改变不了公厕的收费政策,是葛锐和李小虎的官司改变了。 出版商改变不了学术垄断,是亚历珊德拉和亚伦的行动改变了(或者说,正在改变)。 茨威格说,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时刻,是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些时刻,一个人的选择,会成为整个时代的选择。 但他没有说的是: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普通人。 不是国王,不是将军,不是士大夫。 是一个在候车厅憋着尿、把3毛钱放进口袋就决定要讨说法的农民工。 是一个在宿舍里架着硬盘服务器、觉得“学术论文应该是人类共有财产”的哈萨克斯坦女孩。 是一个天才少年,凌晨三点坐在MIT的地下室里,用笔记本电脑下载着学术数据库,心里想的是,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免费的。 再说回亚伦。 他不是完人,他有抑郁症,他有偏执,他有时候让身边的人痛苦。 但他有一种几乎让人窒息的道德清醒。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看穿了这个世界的结构,那些坐在知识宫殿里的人,靠着关上大门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而那些在门外的人,本来有能力解决问题,却因为付不起门票,永远被关在外面。 他在24岁的时候成功阻止了SOPA法案,那是一个意图给互联网加上枷锁的法案,是精英阶层用法律手段进行信息圈地的最新尝试。 亚伦组织了几十万人联署请愿,维基百科黑屏抗议,谷歌首页出现了黑色的抗议横幅…… 最终,法案撤回。 那一次,普通人赢了,但亚伦自己没有赢。 他面对的指控最高可达35年监禁,他被剥夺了谈判的底气,他的精神被长期的法律压迫消耗殆尽…… 2013年1月11日,他在26岁时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不想把他的死说得太悲壮,因为他本人一定不愿意这样。 他不是为了牺牲而来的。 他只是在做一件他认为正确的事,直到做不下去了。 他的朋友科里·多克托罗悼词里写道:“亚伦拥有无以伦比的政治洞见力、技术能力和处理人、事的智慧。我认为他本可以彻底改变美国(及世界)政治。” 亚伦死后,美国国会有人提出了“亚伦法案”,要修改那个被用来追杀他的《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案》。 同时,另一项促进学术论文免费化的法案被称为“另一个亚伦法案”。 他死了,但他的事没有完。 他的火,还在烧。 今天我们在高铁站上厕所,不用交钱,那是葛锐和李小虎的官司换来的。 今天我们能在互联网上自由搜索大量信息,不受SOPA这样的恶性法案管控,那是亚伦斯沃茨们的运动换来的。 今天有研究人员能在Sci-Hub上获取学术论文来推进研究,那是亚历珊德拉顶着全球最大出版商的诉讼换来的。 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使用Creative Commons许可的免费内容,那是亚伦和一批互联网先驱建构起来的。 我们享受着这一切,通常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有句老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种树的那个人,通常在种树的时候,是一个人扛着铲子,对着一片荒地,还要时不时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追来要把铲子没收。 在这里,感谢那些较劲的人。 历史不只是由大人物书写的,很多时候,是一个普通人,凭着一股执拗,凭着一句“为什么”,最终改变了世界。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的声音没用。 亚伦在反对SOPA的运动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没人在听你说什么,但我在这里告诉你,有人在听的,你的声音能被听到,你在改变这世界。 这句话,我们都能记住。 传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平权。 比如,分享一篇好文章,给人解释一个概念,帮助一位陌生人找到了他需要的信息。 这些事,都是在往那个古老的付费墙上打洞。 墙是一砖一砖砌起来的,也是一砖一砖拆掉的。 亚伦死后,他的《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被更多人看到。 宣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他问,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吗? 这个问题,他没有等到我们的回答,就先走了。 但这个问题,依然悬在时光中。 截至2018年,全球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200万篇,其中仍有超过一半藏在各种付费墙后面,全球还有数十亿人没有平等获取知识的机会。 士大夫的长袍换了一身商业律师的西装,科举的笔墨换成了版权协议的措辞,但那道将“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隔开的墙,依然还在。 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脑子里有那根筋的人,站到那堵墙前,手里攥着一把铲子,或者一台电脑,或者一份诉状,说,这不对,我要较劲。 他们并不是什么英雄,不是什么圣徒,不是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只是普通人。 里面有顽固的农民工,有偏执的程序员,有流亡的哈萨克斯坦女孩,有一个26岁就死去的互联网天才,但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他们对着这个古老的不公平,说了一声,“不”。 而那一声“不”,久久地在历史里回响。 谨以此文向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1986-2013)致敬,也向所有为平权而较劲的普通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