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奎松
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本书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这本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唯物意义、人文关怀意义、社会存在意义进行了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用侧面视角瞥见不一样的“知识分子”。 常常本人有“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疑问,文学创作者、观察者、评论者…们通过文学表达社会的时候,难免充满了政治想象与批判,很少在文学中表露出对政治的赞赏,这或许本就是知识分子的小清高和大情怀。可参考《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当代中国言说图景与学理批评》。知识来源于社会,社会需要政治来维系,这其中的关系不由分说。但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运行和生存,他们学问中表达政治,却显得怀璧其罪。因而,在文学和知识创作中就刻意避开了政治,或者说尽可能少谈政治。想必这就是“知识分子忍不住的关怀”吧! 总之,抽象表达与直接点评都自觉难以涵盖与概括本书之万一,遂借用书中原话: “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可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 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 ” 请诸书友自行斟鉴。
杨奎松先生选取的人物仅是代表,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我的世界里,无论什么时候提到上世纪上半叶,都是大师辈出的时代,都是高山仰止的时代。曾经的西南联大,曾经的傅斯年、陈寅恪,…都已作古,但始终留在中国近代史里,没有他们独立的人格和国格,没有他们打下的基础,难以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想,看过《南渡北归》的书友可能印象更为深刻。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我们初中学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折射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修齐治平是他们最终的理想国。虽然在政权面前,他们可能折戟沉沙,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我认为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是最后对这些知识分子人格的分析。撇去了大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无法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更无法去实现自己“忍不住的关怀”。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建国前后的思想、行为对比就是生动的写照。我们无法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和苛求他们,他们已经做的够好,重要的是前面的路。历史总会拐弯,如何少走回头路是需要后来人认真思考的。
从政治、历史、人文,社科多角度剖析历史变化进程中的一批人:“知识分子”的遭遇,并从中提取了三个典型代表。 我觉得选这三个代表也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张东荪明显有着性格上的不足,比如满足于“夸赞”、自满于自己的认知,高看自己的重要性。 王芸生的出身普通,但是位于大公报顶级位置时的选择,印证了作者在后记里提到的那种把“民族主义”看的比本身的人性更重要的那批知识分子的特点。 最后提到的潘光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或许是因为在他的说话做事方式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忍不住的关怀”、“对事实铁一般的尊重”,这些特点在和“官僚式的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就会很吃亏,因为对方是不按理也不按逻辑出牌的人。 后记中的提到的汉娜阿伦特和贝斯叶利斯他们的理念也让我醍醐灌顶,他们和写这本书的作者一起刷新了我对“什么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理解。
2024年第二本书,写的真好啊,咱国家的文化土壤,土生土长受到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些经世致用的想法,自然也会有忍不住的关怀这一行动了。 尤其动荡的年代,近代史的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各种力量轮番上台,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往往被利用达到一些目的。尤其情绪上头的时候,和妥协性艺术的政治,分歧更大。 同时,也因在混乱的年代,有一份社会良心的闪光点,我们的人性不至于如此淡漠。 回到本文,看知识分子的改造,核心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好,思想转变的过程哪怕再难,想不明白共产党哪里的优越性,随着时间推移,认识变化,从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阶级矛盾这些,好似也发现了变化,只要能把国家弄好,我就给你走。 跟你走,也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集体利益不断出现的软弱,妥协。而经济发展越不发达的地区,越会被此想法裹挟,变得冲动,自由,权利,尊严这些东西一直在曲折前进。 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可能不是看经济多发达,而是看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得到尊重和保护,历史的进程,集体主义时间太久,个人在宏达叙事下的存在感太弱了,自由的发展之路好曲折,却也在发展。 愿社会的良心多一些,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做人该做的事情。 联想:我读过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也读过胡平先生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多年以前读过《梁漱溟传》。 读完这部书,一下子想到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在学生🧑🎓毕业时的演讲并重读一遍,不禁悲从中来。 是的!历史经常不同程度的重演,人必须有所警觉,要记住教训,要有选择不作恶的思想准备。 比如,以后的日子里,不参加“抢购风”,不落井下石,等等。 简单地说,就是至少做人该做的事!
建国之初,类似明清之变,东北征服者带着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迤逦南下,众多明朝遗民士大夫们的儒家价值观也在此时接受考验。 所以,参考明末遗民采取的策略和他们的命运,可以大概预料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张东荪采用的是洪承畴的路线,他早早投靠了内亚征服者,甚至在其中获得了高位,但他始终是不被信任者。张东荪想靠自由民主的承诺约束毛,一如洪承畴想用儒家价值观约束清帝,最终洪承畴被写进了贰臣传,而张东荪获得了相似的名声。最终二人的下场只有具体路径的差别。 王芸生采用的是冒辟疆路线,既然明朝已经无可挽回,不如用儒家礼法影响清庭或者在我自己的小范围还保留儒家礼法,构建缝合一个明清联合帝国,来腐蚀内亚征服者,最后治大国不拘小节,对他这种小范围的不服从者接近无视。 最后是潘光旦,他是吴英路线,明明已经安全,却又忍不住关心,难免晚年凄惨。 中国是个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叙事的国度,大家想起来唐代,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李家天子,而是李白杜甫,想起来宋朝,也是苏东坡和辛弃疾。 历史叙述就是共同记忆,共同记忆就是价值观构成的原材料,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忍不住去了解政治和关心政治,因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厂设置。 诗人们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我辈岂是蓬蒿人到长安不见使人愁,敬亭山前的白发和小孤山前的白发寄托同一种情感,在追求功名的路上,大家和主父偃一样,只愿生当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我想大概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无根。他们对滋养自己的共同体没有归属感,只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基层小共同体的吸引力,科举又指明了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他们如果不把自己的一身武艺卖于帝王家,自己的天才便被浪费掉了。在追求两榜正途的路上,多少天才蹉跎,中国的智力精英为了和权力结盟,互轻互害又有几多。 侥幸接近帝王之侧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可以当君王的诤友,认为自己的建议无比正确又无比重要。其实按照君王这些马基雅维利高手看来,他们只有为自己行为阐释的资格,他们提的建议必须暗合君王的原意。知识分子不知轻重的言论和文字具有深刻的解构作用,这是被君王这种建构者所绝对不容的。 知识分子就像牛车上的苍蝇,以为是他们的嗡嗡叫推动了历史的牛车向前,但其实他们的作用和他们的声望相比,是一比一万的关系。
很好的,认真考证、严肃思考的一本书,是学者的态度,推荐 作者研究的只是三个案例,但是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让我找到了以前百思不解的问题,让我理解了我们的前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以前看到的各种传记不少,还有个人自述,但是总是吉光片羽的碎片和个人的经历,不能从全局上理解一代人的选择,更不能回答有人批判中国知识分子软弱无骨气(拿苏俄比较)的问题,不快、但难以驳辩,现在觉得有了合理答案 不单三个案例,作者对结语是严肃对待的,这样就比案例更清晰了 这样的书也许不热门,只有区区三个案例,不过个人觉得比装腔作势、歪曲事实、信口开河,看起来堂皇大作的南渡北归值得一读多了,不是一个数量级 特意在网上看了一下“史清”洋洋洒洒的批判“硬伤”文,之后反而更觉得这本书及作者值得尊重
何为“忍不住”?本书通过三个知识分子49年前后的人生经历,深刻揭示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并且,这个“天下”,还不囿于一族群,一党国,一阶层…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孔子云: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紧密绑定,个人的命运令人唏嘘。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士”,从此以后,他们的脊梁就被打断了。 本书引用了较多特殊运动时期留下的特殊文字,是难得的,精彩处在最后的余论,发人深省。 评论区有句话深得我心:历史总有拐弯处,但愿不要走回头路。 致敬所有曾经忍不住的人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杨奎松老师从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的个案出发,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乃至最后的结局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这三位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 “忍不住的关怀”实在是太形象,一下就把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基层,或者说从顶层到底层同样也存在一大批对时政进行议论的人,前几年被人戏称为“小粉红”。我同样是其中之一。由于专业与时政相关,我常常说不谈政治,但谁又能真正身处其中又不染其中呢? 说回忍不住的关怀,这表面上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国家政治的关心与在意,难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议论时政;深层一些能看出与传统儒家观念息息相关,在修身齐家之后难免想要走上一条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然而这些意见尽管是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却免不了缺失一些杨奎松老师最后提到的国际主义的精神。 在各种主义泛滥的二十世纪,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受到的影响更甚,新旧政权交替所带来的影响有利有弊,不同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终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我总是遗憾于哪位著名人士在作出重要决定时没有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来选择看似最好的结果,或许放下这些拧巴的想法,不纠结于个别人物的起落,才是治史的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