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这不是一本史学论著，而是以政治游记的形式带读者观察日本与德国战后的不同姿态。想了想还是点了“推荐”，因为个人感受是作者通过观察确实展现出了日本战后逃避罪责的表现和原因。虽然是一场观察，但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和倾向——对日本拒绝承认挑起战争事端和拒绝向被残害国家认罪的不满。关于日本为何如此抗拒承担罪责，这本书写得十分清晰流畅，站在这个角度，非常推荐。作者在书中引用了许许多多与他交流的日本人的原话，极大限度的还原了日本人真实的一面（这部分看得人很生气），也抽取了不同群体的不同看法，一并如书，交给读者判断。这些内容都让我觉得这本书很是难得。读完之后我大概可以这样去看待日本了：只要天皇制度不灭、神道教不死，日本就是一枚定时炸弹，历史必然会重演，潜伏的病毒迟早会再次爆发。 之所以会犹豫是否要点“推荐”，是因为书里的一句话，我不明白作者为何那样表达——“雨花台的丑陋纪念碑像男性生殖器一样耸立……”，这让我颇为不解，联系了上下文也依然不解。这句话看起来十分讽刺，但作者全书的立场一直都在为南京大屠杀鸣不平，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莫名其妙来这样一句讽刺，我只能当做是本书的“瑕”了。瑕不掩瑜，依然推荐，值得读的部分还是非常多的。

在探讨德日差异时，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解释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她在《菊与刀》中提出，德国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其道德体系基于内在的罪恶感与良知；而日本属于“耻文化”，其行为规范更依赖于外部的评价与羞辱。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影响深远，似乎为两国的不同路径提供了一种人类学注脚。 然而，布鲁玛明确驳斥了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化论调。他认为，将一切归咎于静态的“民族性”，是一种逃避复杂现实、甚至带有命定论色彩的简化。在本书中，他通过大量鲜活案例反复论证：决定一个国家如何面对其黑暗历史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是战后的政治进程、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这一观点构成了全书立论的基石，也使其分析具有了穿透历史迷雾的现实力量。 布鲁玛通过对比指出，德日两国战后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发生了“断裂”。 德国的“政治断层”与公共辩论：战后德国（尤指西德）经历了彻底的政治清算与重建。纳粹体制被完全否定，由德国人自己主导起草的《基本法》奠定了新的民主秩序。这一过程伴随了激烈、持续且公开的全民大辩论。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关于“集体罪责”的哲学思辨，到遍布电视屏幕的圆桌政治讨论，德国社会在公共领域不断拷问过去。这种辩论本身，就是政治成熟和民主深化的体现。正如布鲁玛观察到的，德国人通过辩论熟悉了政治，也在辩论中重塑了以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族认同，摒弃了战前危险的浪漫民族主义。 日本的“政治连续”与沉默螺旋：相比之下，日本的战后体制保留了惊人的连续性。美国的占领政策出于冷战需要，选择了与日本旧精英阶层合作。战时政府的许多官僚得以留任，制定日本宪法的过程也主要由外部力量主导。这就导致日本未能形成一个与军国主义过去彻底切割的“政治元年”。更重要的是，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家象征体系被保留下来。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天皇作为国家象征的地位不动摇，日本就难以彻底坦白过去，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这种“不负责任的体制”抑制了深入反思的政治空间，导致社会缺乏德国那种开放、激烈的历史辩论，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或模糊应对。

战败国的检讨 中西文化看问题和处理完全不同，中华农耕民族很少屠城，因为认为人口是资源，相信任何人都能够教化，并不在乎种族和民族，强调民族和种族叙事是近代西方在不断的加强，游牧民族特点就是本族内，因需要合作有平等精神，而对非我族类，就完全不当人，这从对战俘的态度上，中国是最文明的，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大量的实例，美军俘虏最后的心服口服，让美国军方深信中国有洗脑药物，自己研究开发出冰毒。中国当年和日本建交，免除战争赔偿，将军国主义统治者和人民分开对待，善良的中国人民也就接受了。 本书作者是荷兰人，在日本学习过的日本通，很多本关于日本的著作，但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叙事模式和地图炮无法概括政客和普通人民，虽然普通民众很容易被洗脑，但如果还是以德国人如何，日本人如何如何肯定是不准确的。本书细节可读，结论看各自的感悟： • 希腊前财长曾经问过美国参谋总长 91 年后北约的作用，这位将军明确的说北约存在的价值就是三点，1.让美军能留住欧洲，2.让俄罗斯不能进入欧洲，3.打压德国。盎撒的大陆均衡政策最提防的肯定是德国，本书刻画德国人已经完全匍匐于犹太人脚下忏悔，可当年被杀害的犹太人和现在的复国政权完全不是一类人，当德国国内将纳粹这个词语敏感化的时候，美国希拉里公开指责懂王是小胡子，而乌克兰当年的纳粹已经成为民族英雄。 • 从民间来说，经济兴旺的时候，人会爱好和平，对过去忏悔，但当经济下行时，政客会用煽动民粹排外转移矛盾，德日近年都是政府右转，老龄化的日本短期内不会发神经和中国打仗，但看到满街的中国人应该是嫉妒的，港台就是前车之鉴。核爆给日本人留下的记忆也肯定有屈辱和仇恨，美国人骨子里对日本是不放心的，同样德国人也不傻，北溪被炸政府不敢说，民间会怀恨，漂亮国为自救，让欧元日元贬值，变相收割当地人也心知肚明。 本书作者写书时西方还占据道德高地，到现在已经完全崩塌，美军的关塔那摩，现在Israel的种族灭绝的全民欢呼，已经完全暴露蛮夷本相，2024年诺奖和平奖授予日本反核团体，获奖的日本人都在呼吁关注加沙的屠杀，作者观点也反映出西方白人对日本人的警惕性，日韩都是驻扎大量美军的殖民地，说到日军在中国的累累罪行，南京大屠杀和书中没有谈的 731，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但中华民族不会霸道的去冤冤相报，会不断自强，用王道去降服。

两国对比的部分很有深意。 日本自认没有进行过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成体系的种族灭绝，所以行为便要比纳粹高尚许多，反而因原爆产生了受害者情节，认为屠犹可与美国投下的原子弹的性质并列，进而将广岛和奥斯维辛视作二战的象征。这样足以证明多数日本人也站在战争受害者一方。其中一段小女孩在看过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后说的话，「想到战争，我能联想到的是广岛与长崎」，或许更能体现日本的历史自我认知，侵华罪行充其量是常规战争罪，是一种军事行动，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而广岛长崎的灭绝行径则是反人类罪行，值得追缅且可以抵消一切战争中的罪责。 细究其根本，除去日本审判的不彻底性，或许也是因为战后德国比日本多了一段分裂的历史。 正如书中所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直面令人不悦的事实时，日本人的反应和德国人差不多。多数人不是转身离开，就是捶胸顿足。但政府在处理「不悦事实」这一棘手而难免耻辱的问题上，却因政体与国情不同而差异显著。 民族的延续与认同需要建立在某种根基上，以佐证正统的继承，日德两国皆是如此。区别在于天皇这一日本的根基，也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之一，因为被保留神圣性而成为了一种正视历史的负累。两德虽意识形态不同，但在保留历史的连续性的尝试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纳粹时期的抵抗运动作为民族性的遗产。如被广泛纪念的施陶芬贝格上校，虽然其理念并不属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甚至透视其身份背景也远非民族派或进步人士，「但认同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显然要比认同希姆莱好」。有了好的德国人作为参照，追溯与和解会变得相对容易。 其实书中还有些有意思的细节，例如两位年轻德国学生的对话：「我们真心不觉得东德，譬如史塔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反之，第三帝国则肯定是。」 时移世易，而存在过的的柏林墙是否算作是一种新的历史包袱呢？

一本书看懂日本悔罪不彻底的深层原因。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作者是荷兰人伊恩•布鲁玛。 一、核心内容：两个二战战败国的悔罪态度 1、德国的道歉，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道歉。 2、日本政界人士对曾经的战争罪孽，更多地选择避而不谈。 二、日本悔罪不彻底的原因：政治不成熟 三个层面： 1、战后的日本，没能彻底追讨政府的战争责任 2、战后的日本，没有清算幻想出来的大东亚情结 3、战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身份，是错位的、混淆不清的，国家的历史教育也不充分 三、日本彻底悔罪的可能路径（原书作者观点）： 观点）： 日本要想改变自己的形象，需要日本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对其他国家来说，一定要抛弃一个危险的观念：日本人天生就是个幼稚的民族，或者日本人天生就是危险的民族。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只是危险的情境，这种危险，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对日本国内来说，问题更棘手，如果日本政府和民众，始终没办法正视战争的责任，那么，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所以，日本的问题，需要先有一场政治变革，改变目前政府的保守性质，然后才会出现举国上下心态的变化。如何推动政治领域的变革，也是未来日本走向政治成熟的关键。

《罪孽的报应》核心是对比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塑造，指出差异根源在政治选择与制度安排，而非简单文化归因。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视角 - 核心问题：同为轴心国，为何德国彻底反思罪责、日本却暧昧回避？ - 研究视角：以“政治游记”式田野调研，考察纪念碑、教科书、公共话语、政治人物言行等，聚焦记忆如何被建构、扭曲与利用。 - 关键案例：奥斯维辛、广岛、南京等创伤事件的叙事差异；教科书争议；政治人物表态；赔偿与纪念实践。 二、德日战争记忆的核心差异 - 德国：以制度化反思将罪责纳入集体意识，承认加害者身份。有国家道歉、巨额赔偿、立法禁纳粹符号、教育系统深度植入反思、纪念碑与纪念馆直面罪行等举措，将“奥斯维辛”作为民族创伤的核心坐标。 - 日本：回避侵略责任，用“受害叙事”（如广岛原爆）转移焦点。官方道歉模糊、赔偿多以民间或经济援助形式、教科书屡遭修改淡化侵略、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广岛”当作民族记忆的核心符号。 三、差异根源：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 作者明确反对“罪文化 vs 耻文化”的简化论，提出以下关键成因： 1. 战后清算程度：德国被盟国彻底去纳粹化，战犯受审，旧制度瓦解；日本在美国主导下保留天皇制，战犯未彻底清算，右翼势力残存。 2. 宪政与公共空间：德国建立民主宪政，言论与学术自由保障批判；日本民主制度受保守势力掣肘，公共讨论受限。 3. 精英选择：德国政治精英主动承担责任，推动反思；日本精英暧昧摇摆，迎合右翼与民族主义情绪。 4. 外部压力：德国受欧洲邻国与犹太社会持续追责；日本在冷战格局下被美国纵容，亚洲受害国追责力度不足。 四、核心思想与价值 1. 记忆的政治性：战争记忆是权力博弈产物，影响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 2. 制度决定论：反思的深度取决于制度设计与政治选择，文化解释需让位于制度分析。 3. 道德与现实的张力：两国在“正常化”进程中，德国以道德反思奠基国际信任，日本因历史回避陷入外交困境。 4. 普遍启示：对历史的诚实面对，是民族和解与国际信任的前提。 五、批判性思考与延伸 - 作者承认日本存在民间反思力量（如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但指出其难以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行动。 - 提醒警惕“记忆政治化”的双重风险：过度反思可能滋生民族自恨，过度回避则导致历史重演。 六、总结 本书以扎实比较与生动叙事，揭示德日战争记忆差异的政治根源，强调反思的制度化是走向和解的必由之路，为理解历史记忆与国家责任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 袁晋 2026年2月3日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次大战本身的书，而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在本书导读《国家以什么理由记忆》一文中，可见本文的主旨和大致脉络：战后德国和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有着不同的方式——德国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日本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为何两国面对罪孽会有如此迥异的反应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和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可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为方便论述，我将这四部分的内容与选书缘由中提及的概念联系起来，分别凝练出四个主题：（一）战时罪孽下的集体心态；（二）宗教化的历史遗迹；（三）媚俗化的“记忆之场”；（四）如何回归正常国家。 （一）战时罪孽下的集体心态第一部分包括《反对西方之战》和《废墟中的浪漫》两章。作者以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为导线，引出了本书的主要问题：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从《反对西方之战》一章看出两国战时罪孽下的集体心态——德国是自身历史的囚徒，日本则力图抛弃历史的包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德国像个学习刻苦、过于看重成绩的好学生，家长和老师不得不劝他放下心理压力，考试要有平常心；日本则像个耍赖撒泼、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孩子，永远以自我为中心，对周围人的规劝和批评置若罔闻。 在德国方面，伊恩以“betroffen”这一德语词汇概括了德国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情绪。“betroffen”本意是指“受到震惊、失望、惊骇和迷惘的冲击或影响”，但在德国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所应用的语境下，其被引申为“掌握过去”的一种方法，展示悔悟和认罪态度，并换取宽恕和灵魂的升华。同时，“betroffen”的状态与德国的敬虔主义有些相似，敬虔主义的核心是“个体的道德自新”，这点在经历忏悔的煎熬、幡然醒悟并认识到上帝必然的仁慈后获得实现。 不可忽略的是，不同代际、不同派别的德国人在应对战时罪孽时有着不同的反应。从代际来看，参与战争、见证大屠杀的德国人主要体现为不愿面对过去的道德麻木——他们因为战败而麻木，既不愿意也无法为哀悼努力或承认罪过；而战时因年幼未参与战争、见证屠杀的“六八一代”则胸怀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目标——要和父母那辈人彻底划清界限，打破他们罪恶的沉默，散播和平的讯息，或者干脆就说德国人再也不会受到战争的诱惑；至于完全未亲身经历“纳粹时代”的年轻一代，他们则对“六八一代”反复强调的罪孽和忏悔感到烦恼，能从更理性而非感性的角度看待战争问题。如海湾战争期间，老一辈德国人对以色列人都有着近乎怜惜的愧疚感，一旦发生与以色列相关的战争，物资和信息便会源源不断地送往以色列大使馆；而相当一部分了解过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德国青年，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 在日本方面，遗忘和推卸责任则是日本应对战时罪孽的主要方式。相较于西德人，日本人较少关注他们带给别人的苦难，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因此，从战后日本的集体心态来看，日本人普遍以战争的受害者自居，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坚决不承认在南京的屠杀，他们称牺牲与暴力在所有战争中都难以避免，并且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部分由于战时情绪的发泄，不能与德国的“理性屠杀”相提并论；第二，日本宣称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无数无辜的平民丧生，这一定程度上洗刷了日本战时的罪孽；第三，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不仅使日本错过了政治转型，还妨碍了日本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 前两点基于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理念，是日本逃避罪责的狡辩，大致意思可简化为“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三点虽基于斯宾格勒关于西方衰落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西方论调（尤其是反美），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成为“政治侏儒”与战后美国参与创造的整治大环境有莫大关联。 一方面，美国人允许天皇保留皇位，并同意那些把日本引进战争的官僚和政客继续任职；另一方面，美国当局在日本颁布《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声明“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随着1950年前后冷战爆发，美国人再也不希望日本只充当解除武装、奉行和平主义的楷模。于是国家警察预备队应运而生。左派对此表示抗议，但无济于事。随后，同样顶着国民巨大抗议声浪的《美日安保条约》签署，“美国人把日本人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帮凶（左派小田）”。 虽然在应对战争罪孽上德日两国有着迥异的集体心态，但在“延续性”问题上，二者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二战结束后，德国人称战败为“覆灭”获“零时”，意为“所有一切似乎都来到了终点，需要推倒重来”；日本则称“十五年战争”的失败为“终战”，淡化了战败带来的打击。但无论如何，对战败的美化与安慰并不能驱散战后民众的麻木与虚无。在某个灾难性的政权崩溃后，“延续性”总会成为问题，彻底与之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零时”只是一种幻觉——纳粹主义仍困扰着德国，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因多年来沙文主义的宣传而严重扭曲和异化。 为摆脱这种困境，德日两国的占领当局都企图通过发展经济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一刻意遗忘的进程最终以人们焦急投身重建、奔向繁荣而收场。 1948年6月20日，由美国人指定的英、美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创造了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自此，DM将成为象征西德人国家荣誉感的新符号；它同时还将苏占区里的东德人排除在外。艾哈德的口头禅是“人人致富”（Wohlstand für Alle）。此外，冷战的来临催化了这股致富热潮，在一定意义上又加深了健忘症，也必然强化了对西方的认同感。西德于是和西方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它们共同的敌人是“亚洲的”苏维埃帝国，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裂痕逐步加深。 在日本，与路德维希·艾哈德几乎可以完全画等号的人是池田勇人，艾哈德的“人人致富”口号在他这里的翻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方案许诺用十年时间，让日本人实现收入翻番。但从本质上来看，池田勇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的是让一个左倾、反战和中立的日本转型，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因此，战后日本人不仅完全没有建立起享有广泛拥护的反战乌托邦，反而缔造出一个受物质主义、保守主义和选择性历史失忆支配的国家。 伊恩在文中写道：“物质繁荣就像一层厚厚的白雪，把过去覆盖起来，掩藏所有痕迹，也遮蔽一切声音。”虽然如此，“延续性”仍然存在：德国的“去纳粹化”虽然将纳粹领导层一锅端了，但仍有许多原纳粹分子在西方混得如鱼得水；日本则鲜有战时官僚遭到清算，多数内阁机构安然无恙，军事指挥系统也不过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 （二）宗教化的历史遗迹第二部分包括《奥斯维辛》、《广岛》和《南京》三个章节。在《序：敌人们》一章中，伊恩提出：“以日本为例，我强调的是侵华战争和广岛原爆，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相较于其他事件，已经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无独有偶，在谈到德国时我着重写到了排犹，因为是它在（联邦）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上留下了最为敏感的伤疤。”而在这一部分，伊恩更进一步阐释，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作为战争的加害者（至少是其后代），都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奥斯维辛被德国人赋予宗教性，使其成为民族心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象征着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日本则更为如此，日本的文化传统都以国家政权崇拜为根基。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人无法以受害者的角度对待奥斯维辛，而日本人面对广岛原爆的态度正相反，这也正是除政治上的左右互搏外，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坦白南京大屠杀（或者原爆以外的一切战事）抱有抵触情绪的原因之一，他们是二战的受害者。 1、奥斯维辛 展开来讲，奥斯维辛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更是德国的一部分。西德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总结道：“一个民族要掌握其历史，就要以身份认同的视角开看待历史。我们所‘内化于心’的正是奥斯维辛。”他的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存在所谓的民族心理。而要做出这点假设，就要相信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有机的群体，流淌在其血脉中的是历史。这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对其进行表述的主体多为纪念碑、纪念堂和被塑造成圣地的历史遗迹。奥斯维辛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对犹太人、波兰人甚至德国人都十分神圣的身份象征。但德国在奥斯维辛没有象征身份的宗教符号，那只属于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群体。因此，德国人把维护集中营旧址当成是一项神圣责任。 但令人疑惑的是，德国人将奥斯维辛媚俗化、神圣化，是否也是逃避罪孽的方法之一？伊恩在书中给出了回答：“对于许多负有罪责的国家和个人来说，和平主义恰好是一种用来麻木历史罪行之痛的办法。或者反之，如果一个人沉浸在里头无法自拔，和平主义就会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此外，伊恩提出，“一味坚持通过‘身份视角’、复述史学家里斯蒂安·迈尔的老话，意味着抗拒凡事皆会改变的观念。”比起将奥斯维辛“内化于心”，作者更希望德国人将奥斯维辛放入整体的历史，从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进行反思。 2、广岛 在日本，广岛是太平洋战争的终极象征，浓缩着日本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与奥斯维辛相比，广岛和屠犹一样，不是战争的一部分，甚至与之毫无关联，而是“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对此，日本人选择了两条路：一条是民族之路，即他们是原子弹唯一的受害者；另一条是普世之路，意指他们是广岛精神的倡导者。在日本的塑造和宣传下，广岛洋溢着一种宗教场所的氛围，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广岛朝圣。在一份由广岛和平文化基金会出版、名为《广岛和平读本》的小册子里，广岛“再也不单单是一座日本城市，而是寰宇公认的世界和平圣地”。 然而，在日本对外战争史上，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广岛市民虽然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据悉，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美国投放任务的空军员曾发表一篇名为《原子弹下无冤魂》的演讲，其中提到：“我曾经见到过中国南京大屠杀的录像。日本人的行为并不比我们仁慈多少，然而他们只强调了自己受到的灾难，却忘了灾难为何来临。” 更讽刺的是，所谓的“和平使者”只能看到自己的痛，却看不到自己给他人带来的痛。广岛和平公园中汇集了神龛、纪念碑、乱石、铜钟、喷泉和寺庙，既纪念死难者，也为和平祈福。在其不起眼的的角落里，立着一尊凭吊原爆朝鲜死难者的纪念碑，他们中不少人在战争期间被迫赴日做苦役。在旅日韩侨的努力下，纪念碑于1970年落成。但这些朝鲜人的灵位不在和平公园供奉之列，日后曾有朝鲜侨民试图将纪念碑移至公园内，但无不以失败告终。此外，当广岛本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于1987年向市政府请愿，希望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官方甚至不愿承认在原爆中遇难的朝鲜受害者曾身为奴工、日本曾对中韩菲等国进行过军事侵略这两项历史事实。 但日本人中不乏清醒者，大久野岛毒气博物馆的馆长村上初一提到：“在喊出‘永不再战’的口号前，我希望人们见识一下战争的真面目。如果光从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过去，只会助长仇恨。”作者对此极为赞同。 3、南京 在东京战争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反响可同纽伦堡审判中的奥斯维辛相比。并且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在亚洲战争中野蛮行径的首要象征，和奥斯维辛、广岛原爆一样，很容易被神化或被曲解。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看法： 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同时，部分左派教师和学者作为和平主义者，针对文部省审定的学校教科书中避实就虚、轻描淡写的官方历史观，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如历史教师森和要求学生以侵略者视角取代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结，并通过收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制作小册子和录像秘密传播。这些小册子反映了一种出于必要而有所简化的政治观点：日本人是“侵略者”，“入侵”中国，他们的行为“既罪恶又残暴”；中国人则要么全是“英勇的抵抗者”，要么是“无辜的受害者”。 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如右派代表田中提出“系统性杀戮”的观点来为日本开脱。所谓“系统性杀戮”，是一种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按照理性计划实施暴行的凶残行为，典型事例便是纳粹屠犹和日本原爆。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包括左派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也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 当然，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与反思中也有许多不足。伊恩曾在南京询问一位幸存者何时开始公开讲述战时经历，幸存者回答“1982年。因为日本教科书风波才开始讲。”在这之前，官方并未关注过他们。 （三）媚俗化的“记忆之场”1、历史站上审判席 （1）西德 1950年，德国自由派代表贝克写道：“很少有事情比战争罪审判更能阻碍德国国内形成真正的历史自我认识。”这不是对纳粹历史的辩护，从伊恩的所见所闻来看，这句话本质上是对德国将屠犹罪孽纳入身份认同的反思。在这一部分，作者共提到两种形式的战争罪审判：一种是由国际法庭或受害国法庭主导的审判，另一种是由西德国内法庭主导的审判。 如纽伦堡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都不是由西德国内法庭主导的审判。纽伦堡审判的规模更大，被告地位更高，但奥斯维辛和法兰克福审判对于多数德国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一部分是因为所选的时机——1945年，多数德国人饥肠辘辘，且存在逆反心理；到了1964年，新的一代已经在相对繁荣的生活中长大成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罪行的性质——以常规战争罪的罪名审判战败者根本难以服众，因为同样的罪名可以拿来控诉战胜者。如1945年，一家英国法庭审判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的司令官和守卫，一对和善的、富有同情心的年轻德国夫妇认为“贝尔森审判只是政治宣传，克拉默等人的所谓罪行是人类根本办不到的。”而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审判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勾当。总而言之，纽伦堡审判后，多数德国人都对战争罪感到厌烦。 待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大快人心的先例出现后，德国人的懈怠才有所动摇，1946年之前所犯罪行在1965年后将免于起诉这一点也受到了挑战。德国的法院开始普遍审理纳粹中下层分子犯下的罪行。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1963年出版）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其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为尽快甩掉战争的罪孽、成为正常国家，德国国内法庭主导的审判开始对涉有“平庸之恶”的昔日纳粹中下层分子进行审判。法院的庭审现场甚至成为学校历史课堂的一部分，作者坐在斯图加特法院里常常可以看见坐在旁听席的学生。“当法庭被用作历史课堂时，离走过场式审判的风险也就不远了。” 但总而言之，无论审判是否由德国人主导，审判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将刑事责任集中到具体的人身上”、“让德国人和他们过去的领袖进一步撇清干系”。 （2）东德 民主德国在动用法律处置纳粹历史一事上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做法和西德截然相反，其目标对象往往是西德司法体系忽略的人。在铲除位居要津的纳粹一事上，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比联邦德国做得更好。东德的司法、官僚机构和工业界经历过十分彻底的清算。大约二十万人——包括五分之四的纳粹法官和检察官——因此丢了饭碗。东德也举行过战争罪审判；一直到1947年，主持审判的都是苏联人，这之后才由德国人的法庭审判被告。这一过程画上句号后，官方总结称民主德国再也无须承担罪孽的负累。正如国家宣传不断指出的那样，有罪之人都在西德。在那里，法西斯分子依然把持着审判席，掌管着工业，造就了经济奇迹。 （3）日本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但相比于德国，审判并未促使日本人了解和接受他们的过去，反而让他们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忿忿不平。审判后，日本民族主义修正派大行其道，不断强调“十五年战争其实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一场悲情而神圣的斗争。”1953年，一场要求释放所有日本战犯的运动征集到一千五百万人的签名。而有关审判的“巢鸭监狱”已成为历史，一座“太阳城”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归根究底，日本战犯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戴罪之身，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这一方面与日本的受害者情节有莫大关联，但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管战前的日本政府叫“不负责任的体制”。他勾勒了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表示：“杀人是圣战的构成要素……但凡与天皇为敌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天皇在战争中扮演着“被投注情感能量的内在客体”的角色。伊恩认为，倘若不检视天皇在战时的角色，“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无法昭然于天下，如此一来，它就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其存在。 2、教科书风波 东德历史书对二战的主要立场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过去属于西德，未来属于我们”。在东德的教科书中，“希特勒政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最残暴的终极阶段，针对希特勒专政的斗争因此必须以建立一种反法西斯民主秩序为目的，而德国共产党和苏联红军便是颠覆极权统治的中流砥柱。因此，相较于自认罪孽深重的西德，民主德国的孩子不会被要求对父辈或祖辈所犯罪行进行忏悔或反思。奥斯维辛不是东德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受到的教导是向英雄看齐。 当然，这么做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在东德，推动英雄崇拜是极权主义宣传机器的任务之一，它严重歪曲了历史。当英雄形象化为乌有，宣传机器势力不再后，数以百计、兴许是数以千计大失所望的年轻人就会站起来造反。 区别于民主德国意识形态操控教科书的做法，联邦德国负责编写联邦德国教科书的并不是联邦政府遴选的学者。只要合乎宪法，被送审的课文便能通过审批。并且，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包括西德的电视节目，都鼓励民众谈论政治，强调西方式的宪政和民主。在这种做法下，学生不用被要求国旗、歌曲、英雄或某种精心打造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念产生认同，认同对象换成了自由民主秩序。而这么做恰是为了促进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这种身份认同同东德教科书一样，都立足于对纳粹政权的抵抗。 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衣钵的日本人，日本教科书看待过去的态度十分模糊——不仅反对日本左派，而且反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左派学者家永三郎层编写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对日本亚洲战争进行了客观详细的阐述。而文部省多次要求其删除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3、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在西德，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和对遗忘近乎神经质的担忧。警示碑和纪念地大多诞生于1960年代，是“六八一代”大力倡导的产物。不同于巴不得甩掉过去的父母，他们一心想要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东德的“记忆之场”则具有明显的宗教化和媚俗化倾向。布痕瓦尔德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神圣的圣地，被誉为“红色的奥林匹斯山”。关于布痕瓦尔德的神话认为，是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带领囚犯组织武装暴动，才解放了大家。但这一神话存在明显的漏洞：一是忽略了犹太人的存在与苦难；二是有美国老兵表示曾在巴顿将军率领下解放布痕瓦尔德。 在日本的广岛博物馆和东京靖国神社博物馆，歌颂牺牲、把战争浪漫化并拔高其精神高度是其主要基调。如靖国神社中存放的年轻神风飞行员的书信，空洞而煽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天皇的宗教热忱。直至1990年代，日本的战争记忆发生了大变动。自1980年代末以来，退伍老兵开始公开谈及往事。1991年，原韩国慰安妇及部分幸存中国劳工赴日索赔。在大阪和京都，两座着重反映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博物馆对外开放，其宗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 作者总结道：“纪念堂是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丰碑，在这里，缅怀过去是一种集体仪式……反之，博物馆是世俗机构，在自由社会中，它的职责是谋求学术独立。在专制国家，所有一切——政治、学术、追忆——都被简化为公共仪式，不存在什么内部张力；但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张力是存在的。” （四）如何回归正常国家1933—1945年间发生在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事件并不属于“正常”历史的一部分。但自从1960年代末以来，人们试图将1933—1945年的这一时期看成是“正常”历史，不是道德寓言，而是大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除前文所述将奥斯维辛化为自我认同一部分的西德人，还有许多因为生的晚、毫无罪孽感、希望德国正常化的人。而摆脱历史包袱、回归正常国家的最好方式便是将1933-1945年大屠杀的历史放入德国的整体历史中，使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历史化”。而“历史化”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历史。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人过度的精神负罪迎来了反弹。新纳粹粉墨登场，光头党青年高喊“胜利万岁！”挥舞老式战旗。他们面目可憎，残暴成性，杀人不眨眼。1992年，德国发生了4587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案，有十七人遇害。1993年，约瑟夫·维尔斯麦尔执导的《斯大林格勒》在德国最受欢迎，该片讲述的主要是德国人的苦难。作者认为，“历史好奇心或许是原因之一；另外，德国人新近产生的逆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二：我们受够了奥斯维辛，现在来哀悼哀悼自己吧。” 在日本，帝制崇拜则是他们眼中日本的“正常状态”，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希望日本人信奉的内容。同世界各地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对物质主义和经济繁荣造成的精神真空感到忧心忡忡。恢复种族和帝制神话（两者归根结底是一回事）是日本修正主义者眼中恢复日本普通国家地位的出路。对此，作者提出：“没有对政治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 三、心得评论 看这本书时，一直比较怀疑作者和读者的视角是否能保持客观。比如，作者所在的荷兰，在1933-1945年德国的军事侵略和大屠杀中是受害者；而我作为读者，所在的中国因1931-1945年日本的侵华战争与日本有着血海深仇。此外，就像荷兰与德国有着相似的文化根源一样，中国和日本在许多方面也大同小异。因此，在相似的民族性和文化上，我和作者都不得不替“曾经的仇敌”狡辩；而对待“仇敌”的罪孽，不带有天然的偏见也很困难。 除此之外，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作者的部分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首先，对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论”进行批驳。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于《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模式论。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文化也即民族性，它在各民族的形成中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背景，表现为一定的文化形态及行为。在《菊与刀》一书中，本尼迪克特以其“文化模式论”为框架对日本的国民性和民族性进行了分析。她提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伊恩·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正如齐格曼·鲍姆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说的那样，大屠杀不是社会失序、理智缺位的结果，其产生依赖于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再联想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观点：“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如此，露丝·本尼迪克特关于“民族性”的论断便有些偏颇了。因此，我暂时相信，政治运行体制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操控是纳粹屠犹、日本侵华的罪魁祸首。 其次，对“记忆”与“历史”进行区分，并隐约写出了“记忆”向“历史”转变的过程。在阅读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一书时，“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在我脑海中有些模棱两可，它到底是偏向“记忆”，还是偏向于“历史”呢？读完《罪孽的报应》后，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记忆之场”的效果和性质决定于建立者和参观者的立场与态度。如奥斯维辛，过去是纳粹屠犹的集中营所在的地方，不同代际的德国人对这一“记忆之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视角：“六八一代”因拥有清晰、痛苦的集体记忆，怀着忏悔的态度将奥斯维辛作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永远用鲜活的情感来哀悼、铭记；而年轻一代因出生晚，不愿意染上罪孽的污点，故主张将奥斯维辛“历史化”，用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1933-1945年的德国历史。因此，“记忆之场”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最后，通过旅行和走访的方式收集不同人群的口述史料。因为本书的主体聚焦于“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作者并没有选择以历史学家观点的堆砌论证自己的观点。相应的，作者偏重于描述旅行途中的见闻，并与德日两国的普通百姓、受害者、施暴者、学者、官员等人进行交流，最终搭建出了更为鲜活、全面的战争记忆。此外，和露丝·本尼迪克特一样，伊恩·布鲁玛也运用了许多收集自影视剧、电视节目的史料，忽略影视剧中对历史的曲解问题，伊恩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书本内容。想起一次微观史读书研讨会上郑老师的评语：要重视多种史料的应用，即使是带有主观性色彩的照片、录音，只要研究角度考虑得当，都可作为佐证史料进行研究。

德国人站在施害人和反纳粹的角度看待二战，而日本人，只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不会去考虑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也不去考虑为什么你会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只是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看待历史，永远不会反省自己的行为。这是鸵鸟心态。

先摘抄一段文中所述日人观点 1931年吞并满洲，是为了保护亚洲大陆免遭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染指的必要步骤。“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恰恰相反：这是一场为了将全世界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我们没得选择，打仗纯粹是因为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有，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解放亚洲。亚洲人民对此至今心存感激……靖国神社这样的庙宇依然传承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并继而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国家“复兴”是战殁军人用生命换来的。 读后 战后日人被美国核爆，小日本一直以此说事，一副受害人的惨样，喊冤，而避开其罪在前。美学者训说，亏得原子弹使天堂少收100万日鬼，跪安吧。日本人眼里他国人啥也不是，就该去死。他们做啥事都是承天皇之意，他们的军人无罪。 日本人只认美国，其他人在他们眼里都不屑，至今依然。对此要有清新认识。 根源在战后保留天皇，没清算他的滔天罪恶。。美国人除恶不尽，祸害无穷。 德国人和日本人根本不同，要说希特勒，千古最大恶魔。其罪恶远大于曰鬼。德国人被美英成功教化，放下长刀，改造成懂是非的良民，反思其恶，认清其原罪。俄国其政之恶，千年未见其变，是伪装的红色希特勒。 本书作者大量的采访为我们留下日德二国学者和平民当事人可贵的战争记忆，发人深省。可惜，多数人糊涂，不知战火就在身边，坏人恶政无处不在，历史任人打扮，正义从来迟到。丛林法则亘古未变。 历史是会重演的，人性不古并呈现出恶之原形，狂人太多，世界难于变好。等着瞧吧，恶人早入地狱。 记于2026年6月13日凌晨3点50分，窗外鸟鸣甚欢，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