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近期读了齐格蒙.鲍曼大师的两本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以及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如同醍醐灌顶，深感智慧的冲击。对鲍曼大师更有惊为天人之感：这世上竟有这样透彻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书的内容一流，但翻译很一般，有些地方甚至语句不通，看的一头雾水。这么好的书建议重新翻译一遍，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不是仇恨、嫉妒等负面情绪，更不是激情破坏，而是因为现代性。换句话说：大屠杀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现代性就是正在经历的时代，它的基本特征是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平等、民主、法治，崇尚自由、追求效率。简单的说就是理性化和世俗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特点： （1）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制度。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形成流水线式的社会：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负责的局部工作，整个社会就能良好有序的运行，并且能继续发展。 （2）注重“秩序”和“设计”，形成工程思维。 整个社会就像“园艺”，由理性的“园丁”进行设计，培育“良种”（符合主流规范的对象），消除“杂草”（主流规范之外的他者）。 （3）技术和道德分离。 技术成为中立的工具，不可用道德做评价。 由此，隐藏着很可怕的后果。 管理制度和工业体系将决策者和执行者分开，决策者人不需要亲自做具体事务，执行者仅做局部工作，不必为整件事情承担责任。 这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下达很残忍的命令，而不会触发恻隐之心。执行者只需要机械的执行命令，看不到事情的整个过程。就可以完成很残忍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是犹太人遭到的系统性屠杀，德国负责屠杀的部门叫“管理和经济厅”，表面上和屠杀毫无关联。 其运作模式就像流水线：火车运输、毒气室、尸体处理等环节均被精确规划，执行者只需机械执行命令 。这种将暴力工具化的过程，使刽子手得以通过“履行职责”合理化恶行，形成“平庸之恶” 。 在“园艺”思维的掩盖下，纳粹德国表现为将犹太人污名化为“病菌”，进而以“卫生工程”名义实施种族灭绝 。 现代性社会通过细化社会分工和强化权威服从，使个体道德责任被消解，距离感导致对暴行的冷漠 。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表面上讲的是士兵应该积极进取，有上进心。本质上是要求士兵对官僚体系有认同感，把官僚作为他的偶像，为之奋斗，直至成为符合官僚精神的人。 当人的本性（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害怕负罪感、害怕对不道德行为负责）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成为木的感情的工作机器。 大屠杀是理性的，流程化，制度化的行动，需要理性、合作、执行力强的人。那些狂热，天生暴力倾向的人不适合执行大屠杀。 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 现代性本身并非全然负面，但其理性化、技术化与官僚化的趋势若不受约束，可能重演类似悲剧 。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守道德责任，避免因制度压力或技术合理化而沦为恶行的共谋。 波普尔曾提出“自由悖论”：极端的自由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必定会导致极端严厉的约束，因为他使恶霸得以任意奴役顺从的人。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该增加。

《现代性与大屠杀》理性背后的人性警醒 阅读这本书过程不算轻松，大段的长难句又一次挑战了我的阅读理解能力。但这份阅读上的阻力并非无意义，它迫使我放慢节奏，沉下心去触碰那段黑暗历史背后，比暴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本质问题。 大屠杀这类反人性的事件，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在此之前，对这类惨剧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极端时代催生极端恶行的层面，默认是少数人的疯狂或集体的失智导致的。但这本书打破了这种常识化的认知，作者始终在追问一个核心问题：为何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会孕育出如此野蛮的结果？ 随着阅读深入，我逐渐理解了作者的核心观点：大屠杀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极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隐患，为暴行提供了扭曲的正当性；而官僚体系与工具理性，则成了这种隐患发酵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层级分工，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了庞大机器上的一环——有人负责统计，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执行具体操作，没人需要直接面对杀戮的本质，只需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种看似理性的分工，反而消解了个体的道德责任，让残忍的行为变得可执行。 更让我警醒的是，这种恶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渐进式升级的：从最初的驱逐、隔离，到后来的迫害、杀戮，一步步突破道德底线。当具体的人被抽象为异己、累赘，被剥离了作为人的基本特征，暴力就失去了心理障碍。这让我想起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感受——两者都在提醒我们，对极端理性保持警惕，不要忽略对个体生命的敬畏。 书中关于完美社会、理想生活的论述，也让我颇有感触。那些不允许质疑、不包容异见的美好愿景，反而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因为这种完美往往由权力定义，背后藏着对多元性的排斥，而这正是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真正的文明，不该是单一标准下的统一，而应是对差异的包容，对每个个体价值的尊重。 历史的教训不仅是铭记苦难，更要警惕那些潜藏在进步、理性表象下的风险；警惕将人标签化的思维，敬畏每一个生命，对看似绝对正确的理念保持审慎。虽然阅读过程略有挑战，但这份思考带来的警醒，让这本书显得格外有价值。

日常举止之所以温和，主要是因为假如它们都是暴烈的，那么人们现在就面临着暴力的威一种他们无法匹敌也无望赶走的暴力。可见，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外在于每个人可触及的范围。因此，日常生活中过于吹嘘的温文尔雅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让人惬意的安全都有它们的代价（埃力亚斯） 这又是一本可以结合像米格拉斯人性实验一样力图解释像纳粹，卢旺达，孟加拉国种族屠杀，古拉格群岛屠杀的力作，但鲍曼显然和韦伯一样，继承了对现代性文明的怀疑，他也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现代理性如何让道德丧失和冷漠，又结合列维纳斯，阿伦特，萨特的著作分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纽带何以如此脆弱，这一切都是理性官僚的扭曲结果，康德启蒙主义带来实践理性最终没有带来预期的自由，反而导致了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官僚化的社会组织对人的控制，确实很多地方值得深思，让我最震颤的分析来自个体的责任如何被建构，从而让我们行为的半径内没有道德指涉，我觉得现代理性社会就是特别喜欢强调个体责任，并且将应该尽的工作义务，牺牲和忠诚视作最重要的个体价值，如此，其实我们只是像纳粹的艾希曼也只是整个社会官僚系统的螺丝钉而已，那种责任的强调让我们实现了自身价值，但由于我们只是螺丝钉，根本毫无能力去反对权威系统行为的目的性，即便能反对，官僚系统高效率的分工让我们失去道德行为的可预见性，许多参与屠杀的德国普通民众一直到大战结束后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是最恐怖的地方，我们可能就是被深深嵌在凋敝的深渊里，只知道往上爬，却不知道自己行为最终在这个社会组织里指向什么目的，如此想想，道德评价可能只是出于外在评价而已，不可能出于系统内部，现代官僚系统的实用性和道德完全分裂了。我由此又想到马云提的996工作制度，这个制度也是纳粹屠杀时候的工作精神，为什么不多谈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什么不多谈谈支付宝保护公民隐私问题上做了多少贡献呢？如果这样企业一味只是消费公民各种隐私数据去建立自己的“理性资本主义”，那毫无疑问，马云的员工也不过是诸多“艾希曼”。 关于人性的思考，现代西方哲学最主要还是三个方面，存在主义下的“主体的人”，人是可以充分选择的，选择先于本质，但显然，个体的选择在现代性的官僚系统里已经是毫无价值，甚至是无奈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主体，只是一种官僚管理下的客体，器具而已，于是现代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下，我们也不过只是“后现代人”罢了，除了我们有一张个性生动的脸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自主性，自为性呢？很多自主性的抉择在官僚系统里不过是另外一种他为的再生产而已

很多人至今仍然愿意相信，大屠杀是一场历史的“异常”，是文明暂时失手、理性失控、野蛮回潮的结果。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毫不留情地击碎了这种安慰。他提出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判断：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背叛，而是现代文明在某些条件下最一致、最彻底的实现。正是理性、计划、效率、官僚体系、专家分工与道德中立性，构成了这场灾难的操作条件。 鲍曼的真正锋芒，并不在于描述暴力本身，而在于揭示一种结构性幻觉：现代社会以为自己已经“去暴力化”了，因为暴力不再出现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但事实上，暴力只是被集中、垄断、制度化，并从个体交往中消失，转而藏身于行政程序、技术系统与决策链条之中。我们之所以感到安全，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套“防卫机制”在替我们承担风险；而大屠杀的意义，恰恰在于证明：当这些最值得信任的防卫机制全部失效时，文明并不会自动退回道德，而是会继续向效率推进。 正是在这里，尼采被频繁、也常常被误读地拉入讨论。许多人在看到“上帝死了”“价值崩塌”“人必须成为自己立法者”这些句子时，会本能地问：尼采的哲学是否为大屠杀铺平了道路？鲍曼的分析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清晰而冷静的答案：真正危险的不是尼采式的价值真空，而是没有真空却拒绝承担责任的秩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反复强调的，并不是“一切皆可”，而是“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一切承担不可转让的责任”。超人不是服从者，而是无法把判断外包给任何制度、任何神祇、任何规则的人。 如果说尼采拆除了外在权威，那么大屠杀所展示的，恰恰是另一种相反的危险：责任被彻底社会化、程序化、技术化，个人只剩下“执行”的位置。纳粹并不是在价值虚无中行动，而是在高度饱满的价值确定性中行动，秩序、纯洁、效率、历史使命。正如鲍曼所揭示的，那些参与者并不需要成为恶人，只需要成为“合格的专业人士”。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并没有催生大屠杀；相反，大屠杀更像是对尼采最深刻警告的反面印证：当人拒绝作为道德主体站出来时，最理性的系统也会变成最冷酷的机器。 这正是《现代性与大屠杀》在今天重新变得刺眼的原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 AI、算法决策、自动化系统深度参与社会运行的时代。推荐系统、风控模型、预测警务、自动审批，正在把“判断”从人手中转移出去。这一切都以善意的语言出现：效率、客观性、规模化、减少偏见。但是：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技术是否聪明，而是责任是否仍然有一个具体的人来承担。当决策被拆解、分发、嵌入系统时，道德就会被压缩成流程合规，而不是对具体他人的回应。 尼采曾写道：“你必须成为你是谁。”这句话在 AI 时代显得异常沉重。因为今天真正的诱惑，不是去作恶，而是去放弃判断，把判断交给模型，把责任交给系统，把后果推给结构。鲍曼的书提醒我们：现代灾难并不是由疯狂的人制造的，而是由理性却不再迟疑的系统完成的。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真正的价值，那就是它迫使我们放弃一个舒服的信念：文明并不会自动通向善，理性也不会自动生成道德。道德从来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社会不断试图操纵、压缩、替代的东西。它只存在于一个具体的人，在面对另一个具体的人时，不肯把判断外包、不肯把责任转移的那一刻。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与大屠杀》并不是一本关于过去的书，而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纳粹，而是我们每一次对“系统已经替我想好了”的轻松接受。而这，或许正是尼采和鲍曼在跨越一个世纪后，仍然同时向我们发出的同一句警告：当理性不再迟疑，灾难才真正开始。

在你的理解中什么是现代化？ 而你对大屠杀又是怎样的认知？ 如果有人告诉你，现代化是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你是不是会觉得荒诞可笑？ 中国人对于大屠杀的认知，无可避免地都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32万同胞惨遭于难，这是我们认知中最大的滔天罪行。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屠杀了约500万犹太人，你是不是会觉得不寒而栗。 鲍曼的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刷新了我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在他的带领之下逐渐地看清了现代化如何能够实现对犹太人的“清理”。其中主要提到几个观点，园丁花园管理模式，药理学原理，远距离导致道德失效，理性至上主义最为让人印象深刻。 园丁花环管理模式，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如同一个园丁治理花园一样，花园是具备规划理念的，花园里什么可以生长什么不能生长，甚至什么该怎么生长都是有规矩的。花园里的杂草一定要除去，因为会影响整体布局，对破坏花园规划。而犹太人则被认定为杂草，会破坏德意志共和国，所以犹太人应该被铲除。 药理学原理和花园理论有某些共通之处，即存在不意味着合理，而是否有利于整天才是存在必要性的关键。而犹太民族就相当于身体里面的癌细胞，其不存在主观善恶，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错误的存在只能够消除而不能和谐共生。 远距离道德失效也是指的是手段与目的分离，职业责任代替了个人道德。每个人都只是目的成功上的一环，各个环节之间互不沟通，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例如生产轮胎的人仅专攻于轮胎的生产，他不在乎轮胎最终会组装成什么样的物品，发挥怎样的效用，亦或者说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产品将会用于何处，就比如说轮胎最后成了火车的轮胎，投入了铁路线上，火车上装满了犹太人，目的地是奥斯维辛。。。 理性主义，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计算成本与收益来衡量决定行为。以我保全，与合算是理性主义最常考虑的指标，然而你如果知道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则，德国纳粹可以将犹太人轻松操纵，让他们自愿，平静地走进毒气室，可以让500万人不愿揭竿而起，让为数不多手持武器的人任意凌辱，你是否想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原则。 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理性主义，系统化，逻辑化，程序化，技术化。而这些都是大屠杀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性的副产品，而是大屠杀产生的必然条件，可以说没有现代性，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光思考如何掠夺那么多人的性命都会让纳粹望而止步，可是现代化为这一疯狂的想法提供了现实基础，高端的技术，使得执行者能够挣脱动物般的同情心；理性主义，让犹太委员会成为了大屠杀的帮凶。 我们是时候审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时候正视文明于技术的力量了。

在本文开始之前，首先厘清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本书中的“大屠杀”并非古典意义上的屠杀暴行，而是holocaust，汉译约定俗成为“纳粹大屠杀”，翻译简便地采取了“大屠杀”。因此在理解上造成了许多误读。直到晚近如卢旺达大屠杀或南京大屠杀，根本上是人类历史上长存的野蛮暴行或者战争罪行，与精密安排、高度理性的纳粹集中营体制有云泥之别。大屠杀（holocaust）是一种在现代化制度下的工业生产、管理体系和价值解释下，对人类进行毁灭的行为。 大屠杀是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脱离卷帙浩繁而又叠床架屋的故纸堆，从全人类的视角审视大屠杀带给人类的思考，体会一种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科层体系的森严秩序带来的危机。 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开头，令我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充分讨论了大屠杀在普通民众（甚至社会学家）的标签化印象，在经历了媒体的清洁化历程与犹太政府的简化之后，它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是“犹太民族的灾难”。 但是作者提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 一个非常奇妙的类比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们离婚率极高，学者的研究结果表示，是因为夫妻们在严酷的环境下看到了彼此懦弱、无能甚至龌龊的一面，感到失望、决定分开。而而大屠杀中的人性与人平时的表现并不是分割的，它们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端，只是在不同环境压力下的显形。现代文明与大屠杀在同一枚硬币上，一面是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一面是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但也许这并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因为文明与野蛮无法分离。 正如作者所说，“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重要、可靠的检验”。 它不仅仅表现为生命的屠杀，也可能是任何形式对人类本身的破坏和毁灭。 “一方面，现代化科学和理性价值为人类文明所辩护；另一方面，施行者又在利用前者为偏见、歧视和暴力等一系列破坏性行为所辩护。在现代化的土壤中，并非是在压制人性中野蛮的一面，而是释放人性的双重性，使奥斯维辛成为普遍中的可能。” 我们生活在一个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社会中，生活在并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东西的社会中。 园艺国家观与工具理性 现代文明中的许多精华思想和高度完善的制度是供给大屠杀以发展的养料。 现代“园艺”国家观是根植于许多伟大思想的底层逻辑：“将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配置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人类社会正在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现代化的终点是文明，用理性改造世界，可以得到更加完美的世界。 在“园艺国家观”的逻辑下，雅利安人想要动手清楚犹太人这些“杂草”。德国反犹浪潮中，起初，他们只是想创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驱逐就可以达到目的。但随着纳粹的扩张，创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欧洲”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可行性的考虑下，为什么不呢？出于工具理性和追求效率的思维，肉体上的毁灭成为最可行、有效的方式。国家的官僚机构为了一个目标严密有效地运作起来，现代的工具理性、效率至上和官僚制度成为大屠杀得以实现的土壤。现代官僚体系这个机器一旦启动，因为惯性很难停止。直接走向最理性、最效率、最无法质疑的结局，西博格认为，“第一个德国官员写下第一条驱逐犹太人的规则的社会，也就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成为定数的时候。“ 为了更好的实现园艺国家观的社会理想，犹太人需要从“人”降格为可以被清除的“杂草”。于是，严密的科学理性逻辑将犹太人非人化，从“罪人”异化为“罪恶”，纳粹党人用科学理性宣扬种族主义的正确性，以园艺国家观的指导思想决定牺牲犹太民族以“净化世界”。 在“病因学理论”的广泛认知下，种族自卫的语境化身了政治用语中的“自我纯净”和“政治卫生”。纳粹将犹太人与斑疹伤寒症捆绑，使反犹成为反肮脏、反疾病的代名词。这一观点与《疾病的隐喻》遥相呼应，美国将艾滋病与“垮掉的一代”进行捆绑，反艾滋就是反对青年的叛逆文化——同性恋、摇滚和种族平等。而中国疫情中舆情的涌动也无时无刻不彰显地域歧视，网民看到受难中的上海反而开始为《小时代》正名，这正是现代社会荒谬的一幕。 启蒙运动依赖科学的兴起之后，长期对犹太人的排斥才能说成一场“卫生运动”。掺入了民族主义的伪科学（生物学、人类学、基因学等）将犹太人从“有罪的人”降格为“癌症、害虫和野草”，犹太人被非人化。在纳粹进行的社会工程（思想上的训练、宣传和洗脑）之后，即使公众情绪尚未被引导到直接参与灭绝行动，但已经足以保持冷漠，让冷漠成为犹太人“脖子套索上的一根加固绳。” 德国的反犹情绪和敌意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逊色的多。而且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反犹主义也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可以将反犹浪潮看为大屠杀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意见普遍只是冷漠而已，是在灾难发生时，把脸转向另一边。 同时，秉持着对自然和自身积极管理的科学态度，众多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学家成为大屠杀的拥趸。屠杀成为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现代性将理智从感情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宗教和道德的权威得到瓦解，科学成为了大屠杀的实施者，科学家也是如此。科学团体为了资金、满足好奇心或者别的原因产生了政治积极性，而不是公众意识中认为的政治理念强加于懦弱的科学家。 犹太人和种族主义 在作者的定义中，“反犹主义代表的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它所指的是犹太人作为一个外来的、敌对的和不受欢迎的群体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并支持这个概念的实践。” 从我的理解看来，反犹主义是民族排他性的一种体现，从犹太人离开自己的故土、并拒绝融入基督教文化开始，他们就处于一种尴尬的中间状态，与当地的民众形成一种孤立态（isolation）。犹太人是迁徙的民族却拒绝融入当地文化，然而被视作圣地的故土已经联系微弱，甚至早已被人所居。无论在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精神世界上，犹太民族都可以被视作居无定所的民众。 在前现代格局中，犹太人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等级制社会中，“仪式性的制度化”（也就是当时的法律）在固化种族、阶级不平等的秩序格局的社会，也在创建一个没有摩擦、相对独立的社区，犹太人生活在和平的、歧视的一环里。第二，宗教观念也是重要的一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督教的很多观念取摄于犹太教，例如一神教、创世纪以及“星期天”的纪念意义。但二者并不相同，在基督教二元观体系中，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是一种异类：“犹太人不是简单的皈依或皈依之前的异教徒，而是被给了机会去承认真理却毫不含糊拒绝的人”。它成为了基督教构建的“他我”，以基督教为主体，以对他我的排斥来达到对自我的确认。于此相关，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男性主体性的确立，男性群体通过对女性化的排斥来达到同盟和自我确认，正是本我和他我的区别之分。包括现在中国与西方的互相敌视，在一定意义上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自我需要。 第三是犹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处境。对低阶级来说，犹太人是压迫者，是冷酷无情的敌人，对高阶级来说，只是他们不得不去接触的下等人。犹太人的存在类似一种三棱镜群体：“依据视线是从哪一方射向犹太人的，他们——就像所有的三棱镜一样——毫不知情地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种是粗野的、未驯化的，另一种则是冷酷而傲慢的社会上层。” 随着现代性平等观念的到来，犹太人的地位开始被现代戏赋予合法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依靠知识或钱，在表面上不受等级和血统的约束。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紧张和矛盾冲突，犹太人成为缓解冲突和焦虑的发泄物，一个牺牲的靶子，正如作者所说：“转移早期释放出来的反现代主义能量提供了一根天然的避雷针。” 概念中的犹太人已经被认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粘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是一切秩序的敌人：旧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 在现代性发生之后，犹太人被视作异类并不是因为差异，而是已经成为“异类“的犹太人在社会上无法分辨，失去视觉特征。这种模糊使“本我”和“他我”的塑造出现了危机，因而种族主义开始抬头，想要在现代性带来的模糊之中重塑界限，种族主义也是一种反现代主义。在我的理解中，种族主义是一个“过去将来时态”的产物，是一种“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在读书之前，我对种族主义的了解也偏于狭隘——种族主义是以自己的民族利益为第一优先级，并排斥和怀有偏见其他文化，甚至在利益冲突时怀有对其他民族的仇恨。但作者从厘清概念，告诉我们种族主义的理念远不是这么回事。 种族主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初级种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陌生人、陌生文化的反感和排斥，它基于人性，而且普遍发生；而“理性化的种族主义”则为仇恨提供了逻辑基础，甚至抽象出了一套理论，以证明本民族的仇恨的理性、恰当的。在这里，塔盖夫提出了“第三等级的种族主义“，其实是利用伪科学来论证仇视的民族在基因上具有低劣性。种族主义还持有一种园艺国家观（在理性基础上重组人类事物、提高人类生存条件）和园艺社会观，使用社会科学的思考，使它本身合理化。 固然科学规律是客观的，但科学本身是人造物，并不能超脱于政治需要。阐述科学、解释科学、应用科学的种种过程都不免会陷入价值观念的窠臼，更不要提昂贵的研究器械、科研人员的高薪等等都需要政治资本的注入，因此，在历史上，利用伪科学来服务于政治（或者科学家自己的偏见）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 现代过程是一个频频失去控制的阶段，本土民族简化并逃避现实困境，将不适感归结于“他我“——即犹太人，不失为一个巩固掌控感的办法，犹太人与众不同的特性（无民族的民族）和失去暴力机制的弱小使得他们成为旧紧张和现代化之间矛盾的牺牲品。 道德冷漠和暴力垄断 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①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任命来实现）；②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事件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③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 正是这三点的同时施行，人的道德审视可以达到盲视。屠杀平民的纳粹军官并不需要成为“天生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社会异端或其他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现代性使正常人在成为刽子手的过程中给得以道德脱罪。 纳粹党人剥夺普通德国民众的道德动机和一般性忠诚，并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动应用于毁灭人类自身的任务中去，首先，精密设计外部环境，使所有活动保持客观发挥“功能”的存在；其次，让受害者处于有选择的状态，利用受害者的“理性”，短暂趋利避害的盲目最终是吞噬生命的绞肉机。 而现代性创造出的“行为的中介”阻挡了行为的目光，我们把自己视作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正如同第一个首先流水线生产的福特汽车，他们的车工只专注于眼前的一个零件，也就永远无法得知，流水线终端的产物是医疗器械还是绞肉机。现代性阻挡了目光，也掩盖了动物性的同情。 现代性对如上三点的高度支持产生了“公仆精神”。劳动开始分工，执行者难以看见执行的结果，技术责任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错误的。因为技术分工而远离了最终结果，道德关注就很好地集中到了完成手边工作，效率和勤劳成为了新的道德标准。个人以服从成为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因而更容易盲目，心安理得成为屠杀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以“平庸之恶”成为被社会机器操纵的一员，服从的美德取代了人性的美德。 大屠杀昭示着，“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行动的中介化催生了效率，也催生了冷漠。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以为傲的效率和分工，掩藏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困境，让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可能会变得残酷。 文明社会观糅合了两个中心点：对非理性的压制，和国家垄断暴力。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行为的中介”已经被证明可以产生道德盲视，而文明进程则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来的过程。 在历史上，残暴的集体仇恨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在大屠杀之前发生的碎玻璃之夜就是一个暴力的例证。 但大屠杀仍然是特殊的，它具有绝对的规模，是一场彻底、全面、无遗漏的屠杀，它用官僚机构代替暴徒，用服从权威来代替狂暴，以园艺国家观去指引目标，用精密的规划和工业美德来催动催动不懈的努力。现代文明在大屠杀的发生和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在宏观层面上，某些行动不需要道德合理，只要合法化，就能让人理性的服从。 在看似秩序井然、温文尔雅的现代文明中，暴力并没有消失，暴力只是被遮盖了，国家垄断了民间暴力，并集中、凝聚暴力的能量。而现代人理性的接受了这种垄断，并接纳暴力的再分配。从此之后，“恐怖活动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而是政治理性的工具”，暴力成为一种技术手段，一种理性的产物。 当今，国家显著凌驾于社会之上，旧的社群秩序被瓦解，社会力量开始瘫痪，国家力量侵入私人领域，反而形成了更集中的强权。官僚体系被权力所利用，或许民主可以牵制权力不至于走向失控。 围兵必阙 春秋时期，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企图完全摧毁敌国、歼灭敌军，而是以有限的军事行动达成称霸的目的，因此不主张或不能进行歼灭作战。考虑到敌军“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孙子·九地》）的心理状态，从涣散敌军斗志、瓦解敌军防御的角度考虑，"围师必阙"的原则受到兵家的普遍遵奉。 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思想与之十分类同。他们给犹太人留下一个缺口，使他们陷入内部的争斗之中，将矛盾转移成了普通犹太人和特权（生存权）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利用个人理性把自身拖向深渊。正如费恩《解释大屠杀》中说到：“利益集团或者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恶意不一定是激烈的打压或者反抗，而是悄无声息的差别对待。” 固然德国想要的是毁灭，而非奴役，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犹太精英达成了合作，利用“犹太委员会“的势力得到犹太大众的消极苟安，一步步把自己拽向灭亡。 犹太人进入到纳粹的游戏法则中，甚至不去质疑这个做法本身，仅仅在思考死亡选择标准的合理性以及拥有祸未及自身的庆幸。这种所谓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希望有人站出来而不是自己，侥幸心理取代了勇气。现代性的官僚体系直接促成了大屠杀，个体依照他们的理性在自我保全，官僚体系的运转也是理性，但理性的结果走向了毁灭。 实际上，大屠杀的组织化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假如军事上失败的屠杀执行者强加在全世界的意图不是遭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谴责的话，那么它早已被编进了教科书。为了促进人类事务的高度组织化，少不了会有些杰出的学者竞相研究和总结大屠杀的经验。如果加入“成王败寇”的那套经验，以希特勒书写的胜利历史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仍然是一件令人思之悚然的事件。事实上，新冠病毒的抗疫，同样也是官僚体系的运转，在书中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行动逻辑，新冠下的个体，官员，基层，志愿者，民众等等也都在自己的理性逻辑行动，但最终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大屠杀是理性的范式，却诱发了道德的沦丧。有时候，道德和情感仍然是人性之光。 作家乔治·奥格威曾说：“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我将其看作对《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的高度概括。 大屠杀在历史中是特殊的，因为它具有现代性，但他本身也是特殊的，因为它是很多现代普通因素的集合，集合的结果是特殊和异样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人类文明史的暂时挫折，不单是邪恶力量所为，而是现代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的产物，是随人类文明而来的现代性所孕育的副产品。没有人类文明的现代性，没有现代官僚组织，就没有纳粹大屠杀。鲍曼从发生在二战期间的纳粹大屠杀入手，进一步批判现代性。 鲍曼之前的历史研究倾向于认为纳粹大屠杀是人类文明演进程中的挫折，是文明要素的暂时失灵所致。因为纳粹大屠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只有当现代文明突然功能异常时，“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兽性才导致了纳粹大屠杀，这是人类原始社会的阴暗面，是现代文明应当驱逐但尚未成功的实例。纳粹大屠杀的意义被危险的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似乎将一切危险置于“外面”，“里面”的我们就会安全，无须担心更不必质疑甚至愧疚恐惧。 鲍曼却认为，纳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相反，它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大屠杀，纳粹大屠杀与之前所有的种族灭绝、屠杀存在本质不同，纳粹大屠杀与物质文明是现代性硬币的两面，当我们接受了物质文明时，也同时埋下了纳粹大屠杀的种子。“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 从经验事实上看，反犹主义活动在欧洲历史上时常出现，散布于不同国家区域，在德国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为剧烈。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欧洲各地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和残酷程度的种族灭绝行动。因此，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纳粹大屠杀。大屠杀的可能性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征之中；另一方面，纳粹大屠杀的实施是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特定的、但一点儿也不普遍的关系相关联的。 鲍曼指出，现代性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纳粹大屠杀的秘诀。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纳粹大屠杀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奥斯维辛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烟囱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排出、向毒气室倾灌的毒气出自化学工业，详细的登记名单、大规模布局精密的铁路运输、一级级准确的命令传输、严格的流程与步骤都反映了这种官僚体系下精细化工业化屠杀，如此精细的工业化大屠杀只有在现代文明下才能做到。 纳粹大屠杀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大量的资源、它们的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门的职责的技能、协调他们行动的技能，没有现代官僚体系，这个任务是不可想像的。官僚组织提供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基础，使得社会工程的宏伟计划，不仅有了想像的空间，而且具备了实现的理性途径和技术手段。 官僚机构行为的背景下造成两个重要后果，一是道德标准对于官僚机构运作的技术成功而言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二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纳粹大屠杀再次提醒我们，官僚制度在追求效率时是多么地刻板冷酷且道德盲目。 官僚制度文化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纳粹上台后，一个有着完美社会设计的千年德意志帝国成为纳粹的意识形态，犹太人问题成为“一个政治卫生问题”。“一个罪犯要受到惩罚，而罪恶就只能被灭绝。”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纳粹要成为“园丁”，修建花园中的杂草了。 官僚组织中蕴含着内在的机制，促使家庭与组织、情感与理智的分离和对立，特别是道德与理性之间的隔离。鲍曼借用凯尔曼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导致理性与道德分离的三个机制，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释：第一，暴力被赋予权威，这一点经由正式组织的权威结构加以实现；第二，行为由组织常规所构建；第三，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打入另册。 官僚组织建立在严密的组织纪律原则之上，要求成员放弃自我，接受组织指令。在现代官僚体系中，理性化趋势这种普遍的成就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这两个居于官僚机构行为模式的中心位置的平行过程造成技术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见因果关系，将行为的有碍观瞻或者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一点，以及使受害者的人性从视野中消失，这为纳粹大屠杀提供了“道德催眠药”。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 鲍曼认为，在纳粹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无论在哪个阶段，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与理性原则发生过冲突。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都是正常人，并不十分狂热，作为庞大国家机器的一个小齿轮，他们出于理性选择用遵守纪律代替道德思考。犹太人在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正是处于自我保全的理性。但因为纳粹大屠杀行动的最终目标蔑视一切理性算计，所以它的成功可以建立在其日后的受害者的理性行为之上。纳粹大屠杀展示出行动者之理性与行动之理性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 总之，如果没有种族的构想，如果没有业已确立的医学实践和手术技术，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这样理性组织的、工业化的屠杀方式是纳粹屠杀与其他大屠杀事件不同的最大的原因之一。 鲍曼正是通过对大屠杀形成之因的分析，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深切忧虑。西方文明以人道主义反对野蛮、以理智反对无知、以客观性反对偏见、以进步反对退化、以真理反对迷信、以科学反对巫术、以理性反对感情。而所有这些“反对”，呈现出的主要是理性关怀，而使道德陷入了缄默。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但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需要出现一种可以越过一切时空障碍的道德，防止因现代性产生距离导致类似大屠杀这样事件的发生。鲍曼对于道德的社会学讨论，落脚点依然是人性与个体的道德责任与道德选择问题。或许，当越来越多的人反思现代性的隐患，勇敢承担起个人的道德责任，我们就会离那道拯救之门槛越近。 最后关于“大屠杀”的翻译问题，这对我的阅读过程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知道本书中的“大屠杀”是holocaust，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野蛮屠杀暴行不同。如作者所言，它是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而那些前现代等价事件是原始的、不经济的和效率低下的。 但是“大屠杀”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并不专指纳粹屠杀犹太人。说到大屠杀，中文读者会想起南京大屠杀，或许还会想到卢旺达大屠杀。犹太人已经完成对holocaust的垄断，但我不希望也坚决抵制对中文名词“大屠杀”的垄断，这个问题翻译是必须要负责任的。一件事独霸一个普通名词，甚至是另一语言的普通名词或一个普通名词因为一件事变成专有名词，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当读者们因为作者有理有力的分析而对“大屠杀”与现代性进行绑定时，是否也会认为那些不配称之为holocaust的屠杀只不过是历史无数次的重复，进而淡化了其他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呢？holocaust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但它现在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唯有它值得大书特书，野蛮人杀戮野蛮人怎能与之相提并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不止纳粹大屠杀一件，但它们不配holocaust，人数不够多、不够工业化、太反人类不够文明（731部队）…为了保持顶级受害者身份彰显特殊性，他们故意在学术界和国际话语权上抹杀打压和模糊别的民族的苦难。 与高调推动纪念holocaust作为对比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所作所为，仿佛纳粹附体，同样在进行种族清洗。曾经纳粹的受害者，一下子就变成了同纳粹一样的加害者。不过，按原教旨主义者的理论，这也还是不能算holocaust的吧？ 可惜的是，鲍曼在附录中已经点出犹太组织会对任何、哪怕是尝试性的“将犹太人遭遇的、并且是犹太人独自遭遇的不公正挪为己用”的企图进行强烈抵制。“犹太国家急切地希望成为这种不公正的惟一监护者，而说白了，也就是惟一合法的受益者。”而这本书，又成了犹太人证明其唯一顶级受害者身份的又一力证。 相比于犹太人直接垄断顶级受害者的身份，我们中国人在话语权上的不敏感甚至是自我矮化，那可真是令人迷惑的行为。人命是不分贵贱的吧，死于侵略战争中的同胞，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要求讨回公道不纪念，还能指望谁呢？总不会真的相信犹太人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还是白日发梦日本会自己改了皇国主义啊？

扣一星因为翻译。面对Holocaust这一震惊世人的罪行，纽伦堡的清算显然并没有解决道德上遗留的问题，而“历史学家的沉默”更是让奥斯维辛成为故纸堆里无新鲜的丑陋被迅速忘却。现代性的开启让大众沐浴在理性的光辉下，“上帝已死”，人类成为自己力量的主宰，再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规定能做和该做。然而Holocaust并不是一次野蛮性复现的失误，相反工具理性和官僚体系的肆意扩张将“反犹主义”这一宏大计划推向彻底的肉身上的消灭，这是无法忽视的现代性的另一面。疯狂的冒险家是园丁，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清除掉所有有碍于整体和谐的事物。为了减轻道德上的负罪感，层层递进的官僚体系和理性的分工合作严丝合缝的配合，中介化了行凶者与最终的受害者，落在每个人身上就产生了强有力的道德自抑。犹太人被从地理和心理上双重隔离，这超出了道德驱动影响的范围，他们被抽象为一切丑恶的代名词。而在隔离区内上演的鱿鱼游戏里，自我保全压倒一切道德考量，每一步做的理性选择都造成了毁灭更快地发生。思考大屠杀的意义，就是要让道德上的羞愧感长留心中，这是对苦难最大的敬意，也是避免未来发生更加无法预料之事的预防针。

聚焦于二战犹太人被大屠杀的背景，分析社会、道德、心理等各方面对大屠杀的影响，以及纳粹德国对这一事件的设计和实施。就我所学习到的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犹太人被大屠杀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因人为导致的“屠杀”数不胜数，正所谓“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作者对大屠杀的研究案例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然后一直在论证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可是讲了那么多，什么种族主义、中介化、官僚制等等，都没有办法说服我二战时的那场大屠杀和古代屠城有什么本质区别，甚至同时期的南京和马尼拉，现代的卢旺达，都只让人看到了屠刀挥下一瞬的残忍和罪恶，纳粹工业化的杀人法只是更有效率罢了。甚至对比印尼排华这类同样带有种族主义的杀戮，纳粹反犹还要付出许多努力（比如对犹太社区的隔离）才让德国人冷漠起来行动起来，苏哈托可是一呼百应直接操刀就干，没见爪哇人有啥道德负担，现代性似乎反而让大屠杀更不容易发生了呢。还有书末作者的一个获奖词，把奥斯维辛和广岛相提并论，然后我一看作者还是个犹太人，不知解放奥斯维辛的盟军战士看到这个会有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