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

如果不是翻译质量不理想，我可以，也很想再读两遍。《统治阶级》是作者莫斯卡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保守主义政治著作，也是从一个侧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文本结构上比较不容易把握，或许是作者的展开方式比较特别，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自由主义制度和集权主义制度——具体说，是代议制和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点对比展开的。 作者认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有两个最基本的阶级构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其实给了“巴枯宁之问”一个答案。社会主义者宣称要不惜使用暴力，捣毁一切压迫者。而社会主义显然又是有政府的（它只能二选一，要么有政府，也就是有压迫者。要么无政府，那更糟糕。），那么，就存在统治者。而社会主义中的统治者，甚至比代议制中的更接近于压迫者这一他们宣称要毁灭的阶级。作者对这一悖论式的现象进一步解释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掌握计划分配大权的极少数人，就自然的成了被人们恭维和依附的对象，因为资源或者说生死都攥在他们手里。”所以，社会主义不但有压迫者，而且还是个更强大的压迫者。那么，代议制无疑是比社会主义制度要“更不坏”的制度。代议制经过历史这张筛网的筛选，是我们所知的问题最少的制度。它承认有统治者，但统治者并不是压迫者，因为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是有横向的权利制衡的，这虽不说能够充分保证它是没有问题的，但至少是可以避免赤裸裸的无视规则的压迫的。至此，我总结了书中最主要的议题。 除此之外，以我不多的阅读量，模糊的觉得本书应该是当代不少政治哲学、政治学等的“高引用”著作了。比如书中在关于统治集团的划分上，可能是阿拉斯泰尔的《独裁者手册》中“选择人理论”的借鉴物。也能读出任建涛的《混搭的承诺》的感觉。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比较经典的政治学类著作。 除了它的理论全面性，作者的观察和文字也是很冷静和全面的，他即解构了共产主义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又为读者客观分析了各家政治理论的合理与荒谬，综合优劣，作者认为“最不坏的”，或者说成本最低、安全度较高的代议制是最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本书，但依然觉得不够有理由完全推荐，尤其是那些要整本读完的朋友。原因在开头说过，译本质量确实不能说是好的。书中不通顺的语句、错别字、排版问题都或多或少存在。我是逐字句读下来的，即便如此，也还不敢说能够读懂多数句子。不过，如果想要很好地比较和理解政治制度，这是本绕不开的经典。

人与人之间可以在某些事情造成平等，但无法做到每次都会如此，不同的职业或相同的职业，不同的人，因为身份，地位，能力各种方面都会产生高低之分，使人做事会出现不平等的现象，以及他人看待自己与人的目光是不平等，带有轻视的，根据人的身份，能力，或者是职业。 人实际也会不满足自己的职业，能力，没有好的家庭，但家庭无法改变，知道能力不足却不上进的努力，认为职业不好，也是能力不足，或者是学历，家庭等，会怪责所在的职业，推卸责任，使自己不存在问题。 当人作为个体加入一个集体时，人是陌生的，需要慢慢的融入环境，此与家庭环境相同，会慢慢影响一个人内在思想，到外在行为言语，以及性格，当认为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时刻，就会在分离产生不舍，痛苦，当集体利益受损，因牵涉自身利益，会据理以争，生气，此看在仍旧是自己，当有为集体奉献而不顾自己的，此存在为家庭幸福，金钱，所谓的名利而为的，此方面为名更多。 人熟悉一个环境，就会习惯，此环境是集体每个人造成的人，需要每个人去维护，此不因习惯，或集体皆做，就去做，需要有独立的思想，懂得分辨，有些集体都为的事，造成的产物是不值得人去做的，但人为融入环境不得而为之，存在慢慢喜欢上去做，或随波逐流，只为迎合。 一个人因为职业受到攻击时，人其实对自己职业也存有轻视念头的，但此刻也会代表集体，对攻击职业的人进行还击，造成一个人指责职业不入流的现象，但皆知此职业是他人瞧不起的，此存在多数人，而非个例。 人作为旁观者，会对看不起人或职业的人进行指责，当到自己经历时，也会存在看不起他人的现象，只是作为旁观者处于内心保护弱势而已，当涉及自己，结果截然不同，如似道德，人会希望他人去帮助人，但真正经历时，很多人也会畏首畏尾，见他人需要帮助，也冷眼旁观，作为一个看客，希望旁边的人帮助一样，事后或会心安理得，指责他人不助，或心有惭愧。 在集体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使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对于如何前进，会存在争议，因一个人的思想无法掌控全局，面面俱到，需要他人的观点，角度来看待问题，并对面对的事实进行分析，使思想得到统一的一刻，当失败会动摇人心，集体上的一些人会认为选择是错误的，并会怪罪一人，而自己确置身事外，当成功会将功归于一人，就是抉择者，人们会心有不甘，实际成功，或者失败都是集体每一个参与的人造成的结果，缺一不可。 人会根据片面的认知否定于人的全部，同时会根据自己认为，判定人是好是坏，当人为自私，为此伤害他人则为坏人，而人帮助他人，助人为乐则为好人，此是一次性的，且是对事的标准，而非评价一个人的。 在父母看来，子女都是好的，可同样人因为子女做的事而认为是坏的，此定义的标准，存有偏见，片面，完全不是立体看待一个人。

翻译得文笔一般，不知道是原著就如此还是翻译的问题，校对错误可以说每篇都有；但瑕不掩瑜，作者的认知高度和深度还是有相当水准的，虽然观点未必都认可，还是有不少收获和感想的。简单做一梳理: 一、历史周期律与社会思潮演进 历史是以下两种力量：趋向统一与扩张的力量与趋向多样与分散的力量之间持续斗争的舞台。社会发展并非直线前进，而是呈现出从‌治世（思潮整合）→ 乱世（思潮纷杂）→ 兴世（少数胜出）‌ 的周期性循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会随周期变化而兴衰。 历史是两种对立力量的表演；思潮的起落分合与社会治乱兴衰周期呈现类似变化（治世一家独霸，乱世百家争鸣）；文明崩溃往往是因为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未能解决；社会治乱兴衰的周期有时极其漫长，几代人可能都等不到下一个阶段的到来。 ‌二、权力、统治与制度‌ 权力的基础是利益与暴力，而非道德。良性的权力源于利益均衡的契约，而恶性的权力则源于暴力与欺骗。制度具有历史惯性，并反作用于社会形态。 统治者的财富源于暴力基础上的制度掠夺；权力只对其产生者负责（如同道德只对良知负责）；集中占有稀有资源者就会获取权力；统治者专断的任性行为和暴政是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暴力恫吓、欺骗基础上的权力为人诟病；体制有巨大历史惯性，政策方向不因权力人员变更而改变；特有政治模式诞生于特有社会类型，并反作用于后者。 ‌三、阶层分化、固化、流动与斗争‌ 社会总是倾向于形成阶层。阶层的‌分化、固化、极化到再次分化‌是一个关键的社会周期。阶层固化（尤其是中间阶层萎缩）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失效的表现，容易导致剧烈的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史并非历史的全部，阶层间也非总是对立。 阶层分层和压迫具有普遍性；社会不可避免地会阶层化（中性），但阶层间关系与“德性”相关；中间阶层规模的减小意味着社会矛盾减压阀功能丧失；从政治上脱离下层，到情感上漠视大众，再到经济上掠夺大众，精英阶层就是这样一步步丢掉大众基础的，这在中西方历史周期中反复上演；“阶级”一词常与生产力水平相关，此处讨论的现象用“阶层”描述或许更贴切；社会阶层各行业存在的德性差的“坏人”对有德性的“好人”的剥夺（个人道德层面），与社会阶层固化时脑力为主的阶层对体力为主阶层的“合法”的制度剥夺（社会制度层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 ‌四、人性、道德与社会环境‌ 人性是复杂且相对稳定的，包含“天使”“魔鬼”两面。其善恶表现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个人成长‌影响。社会文明的先进之处在于包容和释放人性，而非追求道德上的至善至美。 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个人道德及感受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不及体制政策等宏观因素突出；公平公正的社会能更多地激发人做出义举，而恶劣的社会环境往往会诱使或迫使人作恶；社会文明的高度不在于道德感的完美，而在于多维度承认和包容人性、释放人的天性；任何假定人性善、存在超人美德的政治制度多产生罪恶和腐化。 ‌五、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基础并非决定政治形式的唯一因素，政治对经济亦有巨大的反作用。政府的宏观干预是必要的，但官员个人的微观干预则多有害。统治形式会随经济组织方式变化。经济因素不是导致政治形式变化的唯一原因，这恰恰证明了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重经济决定论恰恰是违背了辩证法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国家的某部门，从宏观上干预经济是必要的；而作为官员个人，在微观上干预经济多是有害的；经济领域的效率价值平移至政治领域则是一种灾难。 ‌六、文化的功能、差异与融合‌ 文化是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是制度的副产品，并服务于制度。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差异‌对人的可塑性影响惊人。外来文明的“入侵时打断”是文明发展史中的必然。 语言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共通，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文化是制度的副产品，服务于制度；社会不同阶层（群体）文化差异对人的可塑性是惊人的，亲兄弟因后天生活成长差异，命运会有巨大不同；读懂了被征服民族的神，也就掌握了统治、融合被征服民族的密码。 ‌七、宗教、科学与思想的变迁‌ ‌宗教、技术与国家‌三者交织缠斗，共同影响民族未来。宗教产生于需求，其形式随技术驱动的生产方式变化而演化。科学求真，宗教求安。 宗教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无由消失，技术革新正潜移默化地塑造宗教融入生活的新形式；宗教的祛魅，信仰之空窗，理性之觉醒，敬畏之崩塌，道德之转向，人性之解放，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退场；科学追求真实和功用，宗教提供心安和公约；理想主义的信徒多活在自己以为的世界，单纯的信仰问题远未解决不同信仰者之间的诸多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却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 ‌八、社会治理、政策与领导力‌ 政策的坚定明智执行，其重要性不亚于政策本身。长期稳定的服从源于理性与算计，而非神秘与强迫。成功的领导力需要平衡自由与独裁（或民主与集中），并提供情绪价值、梦想激情和底线恐惧。 “坚定而明智地执行政策”重要性不亚于政策本身；长久的服从来自理性和算计，建立在神秘和强迫基础上的威服难以长久；各种现代政治制度主要的优越性，在于它们所承认的在自由原则和独裁原则之间那种创造性的平衡（民主和集中的平衡）；情绪价值、梦想激情和底线恐惧，这三点素质都具备应该就是一个起码合格的团队领导了。

140-35。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指出，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体组成，他们管理国民事务，垄断国家权力，独占各种荣誉。因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统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由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莫斯卡的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社会事件不仅仅是机会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某些超自然的全能意志的表现，而是决定人类大众的恒常心理倾向的结果 如果政治经济学能够设法把它的观察与人们从人类心理的其它领域中所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它也许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进步。 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间，有一种企图以经济原因作为基础解释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事件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太片面，太狭隘。有些社会或者政治现象（例如，重要宗教的兴起和扩张，某些古代民族的复兴、某些强有力的军事君主政体的建立等）无法仅仅用财富分配的变化，或者用资本和劳动之间，或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矛盾来解释。 人类最持久的倾向之一，是以一些合理的理论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信仰，证明现有的政府组织形式是正当的。为社会服务的政治科学，其中，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仍然被置于人类理智之上，并且因而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可以从上帝（或者诸神）的意志中找到解释 这些公式尝试用单一原因来解释极端复杂的现象 通常来说，被征服的民族在比他们的征服者较少文明时，他们会采纳后者的法律、艺术、文化和宗教，并且最终经常使用征服者的语言。 相似的语言可以使某些民族之间更自由地交流思想和感觉，容易使这些民族在智力和道德上获得比通常仅仅从血缘关系上得到的更牢固的相似性 模仿性，凭借这个巨大的心理力量，每一个人都习惯于接纳在他生长环境中最流行的观念、信仰和情感。一个人往往以他所在社会的思考、判断和信仰方式进行思考、判断和信仰，这是对人性的观察所提供的最真实和最持久的事实。 在一种特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被确立起来的任何地方，都有一种心理模式，它按照自身的轮廓塑造任何置身其中的个人。 社会类型是社会交流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有机体——更不要说每一个种族——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 比起那些在时间上和血统上彼此相近的诸民族，已达到大致相似文明阶段的民族之间的心理相似性更强 走向文明的更高阶段的倾向发挥作用的活力大小，甚至它们被抑制的可能性，要根据它们所处的物理环境——这些复杂的环境可以被称作机遇——具有多少适宜性，也要根据它们被社会环境、被同样普遍和恒久的心理倾向所阻碍的程度大小 关于历史事实，它们的年代越久远，希望扭曲关于这些事实的利益约束越弱 统治阶级总是人数较少，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 统治阶级不同的结构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可以决定不同民族的政治类型及文明程度 少数人正因为他们人数少才组织起来。一百个人彼此协调地统一行动、互相理解，将胜过不一致的一千个人，因为这些人将被一个个地对付。前者更容易统一行动、彼此理解，因为他们是一百个人而不是一千个人。由此可见，政治团体越大，进行统治的少数人所占比例就越小，而对于被统治的多数人来讲，组织起来反对少数人就越困难。 在统治者的构成中，组成他们的个人与被其统治的大众的素质是不同的，这种素质使得统治者具有一定的物质、知识甚至道德优越性。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团体的成员通常具有某种品质，不论它们是真的还是看似如此，都在统治者身处的社会中被高度认可，并具有影响力。 最终，如果环境允许，就会发生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财富而不是军事勇气成为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进行统治的人富有而不是勇敢。 当武斗被禁止，而以金钱进行斗争被许可，更好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被那些拥有更多金钱的人赢得。 在中国也一样，政府在本质上是以平衡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学术等级可以让人担任官职，这种并不明显照顾家庭和财富的学术等级考试得到了认可。 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获得那些施加社会影响的其它因素，例如个人声誉、良好教育、专业技能，及在教会、公共管理机构和军队中的较高职位等。富人难免走一条比穷人短的路，更不要说富人避开的经常是最艰巨、最困难的路。 学问自身也不如对学问的实际应用对公共和国家利益更有政治价值 所被要求的不过是拥有获得较高文化的机械过程。更容易评估一个候选人可以获得的技能，即更容易描述一个人或给他定级。 所有的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都试图在事实上变成世袭的。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拥有一种物理上的惯性力量，倾向于维持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那一点或状态。 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格——也就是处理重要事务的习惯，和某种程度上的能力——对于那些幼年时就对这些职位有所了解的人更容易获得。即使当被考试和竞赛所检验的学术等级、科学训练和特殊技能打开了通往官位的大门，也不排除某些人具有特殊的优势。许多人没有相应的联系和血族关系，可以把个人立刻送上正确道路，使他能够避免摸索和过失，而这些人在没有指导和支持下进入陌生的环境一定会遇到这种摸索和错误。 世袭贵族制度经常自夸具有超自然的祖先，或者至少拥有与被统治阶级不同的祖先，并且比他们更高贵的血统。即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倾向于通过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则来使他们对权力的运用合法化。 并不总是把他们特有的素质归因于他们血管中流动的血液，他们更多把这一点归因于他们非常独特的成长过程，这种过程使得他们优先于其他人拥有一定的知识和道德修养。 这种贵族阶级是完全封闭的，或者人们很难进入他们的集团 知识优越性与继承关系的联系最少。一个聪明人的子女经常只有普通的天赋。 除了教育和经验给不太蠢笨的人带来更广博的见识之外，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保持自然带给他的智力水平。然而，随着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变化，在需求的压力下，骄傲的人经常变得谦恭，奴性的人变得傲慢，忠实的人变成说谎者。 如果他将要改变一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保持他的性格，他不得不变得头脑格外清醒。 任何在社会阶梯上的显著攀登都产生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治疗了他旧有的疾病，又创造出他以前没得过的新疾病来。 当如果一个人可以使用这种隐喻——他们被投入对人类的考验中，而这种考验沉重负荷在他们性格深处的情感上时，他们会很快获得军事技能 文明的整个历史可以归结为占主导地位的成分独霸政治权力、并把它传之子孙的倾向，与旧的势力解体和新力量出生的倾向之间的冲突 当他们的能力和提供的服务在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重要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衰落 被具有强大的新鲜政治力量的新生社会成分夺走权力。那么，自然会出现一个变革的阶段，或者如果人们喜欢的话，可以称为革命阶段。某些更富有热情、更有精力、更无畏或者仅仅是比别人更狡猾的个人，从社会阶梯的底部上升到了最顶端的地位。 这些素质和能力是获得权力和持有它必需的。接着，本质上是保守的势力终于出现了，这是习惯的力量。许多人顺从低下的地位，而某些特权家族或阶级的成员逐渐相信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占据高级地位和发号施令。 人类被分成各种社会集团，每一个都通过自己特有的信仰、情感、习惯和兴趣与其它相区别。通过对兄弟关系的意识集合在一起，通过多少是对立的和相互排斥的情感与倾向与其它集团分隔。 因为历史的共同性——一种多少世纪在一起的生活、具有同一的或者相似的经验，它产生了类似的道德和知识习惯、以及类似的情感和记忆。 隐喻，一种形态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坩锅把所有加入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变成一块合金。不论把这个坩埚叫做暗示、模仿或拟态，或者仅仅简单地把它叫做教育。一个人总是根据他的生活环境而感受、相信、喜爱和憎恨 共同接受这些宗教之一，提供了紧密的纽带，可以把不同种族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联系起来。它使这些人们用共同的和独特的方式看待道德和生活，而且，不仅如此，它还塑造了共同的政治习俗和私人习惯，这些习俗和习惯独有的性质形成了一种具有显著特点的现实社会类型，这些特点如此深远，以至于无法消除。 中国的上层阶级遵循孔子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它与一种形式模糊的有神论没有明显的区别。 政治组织必须有自己的法律和道德基础，统治阶级的立场有赖于此。因此，这一基础必须被建立于民族感情、或者长期的独立传统、或者历史记忆、或者对一个王朝多年的效忠——简而言之，建立于自己特有的某种东西之上。 中央政权总是通过税收征集了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并把它首先用于维持军事组织，然后供养数量庞大的公职人员。行使公职并从中央政府或者其地方机构接受薪水的官员数量越多，一个社会就越是官僚化。 封建国家就要求位居社会阶梯顶层的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具有更多活力，更大意义的政治才能。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死去时，一个封建国家自身的权力也走向终结，这种情况总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生产自身变得官僚化起来。看起来好像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领域，诸如许多其它领域一样，在官僚制度之下运转不灵，个人利润看来比任何政府薪金更有效地促进各阶级成员投入生产。 我们还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官僚控制的扩展在总体上是致命的 人类智力进化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阶段 第一因是他的想像、或者对事实肤浅或幻想性的观察的产物 严格的观察方法阐明自然法则，各种现象遵循这些法则 一个社会在科学上越进步，它给先验论或者形而上学思维留下的空间就越小，超自然的东西对它影响也越小。 过分简化并不适合于处理人类心理的科学。人是极为复杂的动物，充满矛盾。他的思虑并不总是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 处于扩张中的政治组织，几乎总是期望传播自己的社会类型，并且经常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俄国农民来说，上帝、沙皇和神圣俄罗斯构成了一种信仰和情感的内在统一，他们从刚一出生就开始浸润其中，这也是他们在家中学到的要加以崇敬的传统。

三、典型对照表（是否发生权力调整） 国家/时期 三类冲击是否存在 权力是否调整 原因简述 英国19世纪 ✅✅➖ ✅ 工业革命+中产教育崛起→议会改革 俄国1905-17年 ✅✅✅ ✅ 教育+战争失败+新思想 → 沙皇政权崩塌 中国晚清—北洋 ✅✅✅ ❌ 权力结构固守，未建立广泛代表制度→改革失败 苏联50-80年代 ✅✅➖ ❌ 教育与科技强国，但党垄断一切→结构未调整，最终崩盘 韩国1970s-1987 ✅✅✅ ✅ 高教育+美方压力+社会动员→转型为代议制民主 伊朗1979后 ✅✅✅ ✅（类型变） 外来冲击+新教育精英组织化→政权更替，但走向另种权威体制（伊斯兰共和国） --- ✅ 结论：三类冲击 ≠ 必然权力调整，但它们是“调整的源动力” 冲击本身是“动能”，但真正导致权力结构调整还需要以下转化机制： 1. 社会动员/表达机制（媒体、政党、知识界）； 2. 制度开放程度（宪政、选举、地方自治）； 3. 统治阶层战略反应（主动改革 vs 镇压保守）； 4. 是否有组织化的新阶级诉求。 因此，可以说： > “三类冲击是点火器，而不是自动引爆器”。

书籍类型 这是一本政治理论经典，属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著作，而非通俗读物。它也是“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 作者背景 作者：加塔诺·莫斯卡 (Gaetano Mosca, 1858–1941)，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 身份：意大利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都灵大学宪法学教授。 经历：曾长期担任议员和政府官员（如殖民部次长），兼具学者与政客双重身份。 地位：与帕雷托等人并称为西方“统治精英理论”的开创者。 💡 核心内容 本书的核心是系统地提出了**“统治阶级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 二元结构：任何社会都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少数统治：统治阶级由武士、教士、贵族、富人、知识分子等有组织能力的少数精英构成，他们垄断国家权力与荣誉。 历史规律：文明史就是不同统治阶级之间不断斗争和更替的历史。 统治工具：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公式”（如君权神授、民主、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来使其统治合法化。 🎯 立场与利益 基本立场：意大利保守主义。他承认阶级统治的必然性，对“人民主权”和大众民主持怀疑态度，主张精英主导的有序政治。 利益代表：主要代表传统精英阶层（贵族、官僚、知识精英等）的利益，为其统治地位和特权提供理论辩护。 理论关联：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决定阶级”不同，莫斯卡更强调**“政治阶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力。 🔍 核心问题与解答 发现了什么问题？ 传统理论（如“人民主权”）将政治描绘成“多数人统治”，但现实中权力总是由少数精英掌握。莫斯卡认为，这种“多数统治”的表象掩盖了“少数永远统治多数”的真相。 解决了什么问题？ 本书并非提供解决方案，而是构建了一套解释框架，用以系统地描述和解释为何“少数人统治”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政治铁律。 🔗 内在逻辑 全书遵循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 观察事实：所有国家都由少数精英实际掌权。 提出公理：人类社会始终存在“有组织少数”对“无组织多数”的统治。 理论构建：将掌权者抽象为“统治阶级”，并分析其构成要素（组织力、资源等）。 合法性分析：解释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政治公式”使其统治看似合理。 历史论证：通过考察封建、官僚、议会等不同政体，证明其理论的普遍性。 🤔 理论局限与争议 精英与大众关系简化：过于强调精英的“组织优势”，相对忽视了大众通过社会运动、技术变革等方式推动社会变迁的能力。 “政治阶级” vs “经济阶级”：将阶级主要视为政治组织，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分析不足，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意识形态作用模糊：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包装”功能，但对其如何被生产、传播和改变的微观机制分析不够深入。 保守主义立场：其理论为既有秩序辩护，对打破不平等的激进变革持谨慎甚至悲观态度，引发争议。

Tue 气温是29℃ 下午好，秋天来临肃杀的气息也弥漫在空中，这本书我很喜欢，作者有很多真知灼见。 有些时候我也感叹，时间的黄金窗口期是如此之窄，随着一代人的离去，后人必定会走上不同的路。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必然由种族、地位或身份背景所决定，而往往取决于谁在“人为规则”之下成为受益者。 在每一次博弈中，最初参与规则构建的那批人，往往最符合该规则的设计逻辑；而后来者则多是被规则所带来的红利所吸引。 换言之，规则制定者通过设立某种门槛将人群划分，而后续进入者则倾向于以该门槛为上限目标而努力。其结果，是规则本身所代表的质量或标准，逐渐因这种适应性追求而被稀释。 因此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占据了本不该拥有的位置，以至于其他人被迫陷于一种被信息差所构建的牢狱之中。

莫斯卡《统治阶级》，意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 ​ 1️⃣太好笑了，小偷和强盗都可以靠这个观点证明自己的行为没问题。“别在意那个冒名者，如果你们忘记了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它的果实属于所有人，你们就糊涂了。" ​ ​2️⃣宗教不能让大家乖乖听话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信仰。可是自由会带来秩序混乱、平等与事物的本质相悖，那就只剩下爱国主义来凝聚思想和道德。 ​ ​3️⃣社会主义宣传最常见的一个辩解，是阶级仇恨不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物，而是盛行于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自然结果。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总是存在，而阶级仇恨在过去是间断的，或至少从未像今天社会主义者宣传的这么强烈。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可能的地方慢慢灌输仇恨？ ​ ​怎么去理解政治、阶级和变革呢？我现在倾向于德鲁克的观点。《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一书提到：人不能预见未来，不知道自己会去往何方。人唯一可能知道和理解的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人们必须以现有的而不是理想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作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基础。人类永远不可能发明完美无缺的制度工具，因此最好使用旧工具而非企图发明新工具来完成一件理想的工作。

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事实可以解释这样的声明：即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倾向于通过某些普遍的道德原则来使他们对权力的运用合法化。 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格言，一个人需要一点忠诚才能成为一个恶棍。 在政治生活中，一代人的错误几乎总是由随后的一代人付出代价 “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这句格言是一个真正的格言；可以说，它包含了一半真理，对于一个格言来说，包含这么多真理已经相当不少了。大体说来，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还会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他们全部至少从他们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实在；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情感；我们可以想像，他们都思考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人类文明史却显示出，每个人以无穷无尽的各种方式评价他看到的各种事物。 不论我们认为迄今与政治科学领域相关的各种方法或思想体系多么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对这些方法和体系尽快作出研究仍然是我们的责任。它们中的一些曾经或者仍然不过是对某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行哲学、神学或者理性的辩护，这些政治组织几百年来已经，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正在人类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最持久的倾向之一，是以一些合理的理论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信仰，证明现有的政府组织形式是正当的。我们相应地就有了一个所谓的为社会服务的政治科学，其中，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仍然被置于人类理智之上，并且因而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可以从上帝（或者诸神）的意志中找到解释。我们已经拥有了另一种政治科学，它认为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它是人民意志、或者是组成某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意志的自由和自发的表达，我们现在仍然拥有这种政治科学。 因此，所谓的一个种族的天赋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愿意想像的那样，有什么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即使承认各种“更高级”的种族——换句话说即那些能够创造他们自己原创文明的种族——在器官上彼此不同，他们这种器官上差异的总和也无法单独或者甚至不是主要地决定他们所采纳的社会类型。社会类型是社会交流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有机体——更不要说每一个种族——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 被清洗掉任何神圣和宗教气息的专门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文化，只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阶段才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只有在这时，科学文化才使得拥有它们的人跻身于统治阶级之中。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学问自身也不如对学问的实际应用对公共和国家利益更有政治价值。有时所有被要求的不过是拥有获得较高文化的机械过程。这可以被归因于这一事实，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更容易确定和估量一个候选人可以获得的技能，即更容易描述一个人或给他定级。 在表明社会优越性的所有因素中，知识优越性与继承关系的联系最少。一个聪明人的子女经常只有普通的天赋。这就是世袭贵族制从来不能仅仅以知识优越性，而要以他们在总体特征character和财富上的优势为基础维持统治的原因。 我们把那种指导道德感约束作用的社会机制，称为司法防卫（尊敬法律，依法治国）。这些机制并非在所有社会都一样完善。一个比其它社会有更好的艺术和科学的社会，在这方面可能会明显地比其它社会差。也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那些经历科学和经济进步的国家，司法防卫变得衰弱，不再高效。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比任何现代人更精确的感觉描写了绝对权力在人身上产生的性格堕落：当一个人拥有处置其同胞血肉的无限权力，当一个人处于可以把任何人降到最低级，他就无法抵制做错事的欲望。暴行是一种习惯。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疾病。世界上最好的人变得野蛮起来，以至于与野兽毫无分别。鲜血使人陶醉，灵魂变得可以接受最异常的事情，而这些能逐渐变成一种娱乐。这种放肆的可能性有时在整个民族中传染；而蔑视官方刽子手的社会不会蔑视具有无限权力的刽子手。 在其它形式政府中发生的情况，也就是有组织的少数人施加其意志于无组织的大多数人，也完全会在代议体制下发生，并被发展到极限，不论它们的表现是否完全相反。当我们说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时，我们的用语不很精确。事实是，代表使他自己被选民选举，而且如果这种短语看来太僵硬，太粗糙，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我们还可以把它限定为代表的朋友们使他被选举。在选举中，以及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那些意志坚定、并特别具有道德、知识和物质手段把他们的意志施加给他人的人，领导着其他人，并命令着他们。 这种有组织的少数人是如何围绕个别候选人或者候选人集团产生的呢？通常是根据财产和税收因素，根据共同的物质利益，根据家族、阶级、宗教、教派或者政党纽带。不论这些人是好是坏，毫无疑问，这样的委员会——民选代表们时而是其工具，时而是其领导人或者老板——代表着具有相当社会价值和势力的组织。因此，实际上，代议制度并非产生多数人的政府；它产生了一定的在国家指导下的社会价值，也产生了这样的事实：许多政治势力组织了起来，从而对政府施加影响，而它们在一个专制国家中，也就是一个仅被官僚机构所统治的国家中，则迟钝无力，对政府施加不了影响。 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看待国家的观点。纯粹和单独从法庭实践而不是法律的观点看待政治问题的条法主义倾向，包含了一种严重和危险的错误。尽管这一错误一直妨碍了对这些问题的充分理解，但仍然盛行于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看来，国家和社会不存在对立。国家只该被看作社会行使政治职能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见解，所有涉及国家的干涉或者不干涉政策的问题，最终都会呈现一个新的方面。现在我们不去询问国家行为的限制应该是什么，而是试图发现，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组织，换句话说，哪一种政治组织能够使在特定社会具有政治意义的所有成分，得到最好的利用和限定，最好地服从相互控制、服从个人对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所做所为负责的原则。 所有的改革家在内心深处都同意，目的使手段合法化，如果要引导人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他们。因此，在对道德的不断损害中，他们变成这个样子，以至于连最敏锐的心理学家都发现很难讲出他的诚心到哪里去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狡诈起来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一种具有太崇高的道德体系的宗教至多产生那些好的、事实上绝不会受人轻视的结果，这些结果来源于一种人类要实现他自己无力达到的理想而作出的努力。但在实践中，这种宗教将由于缺少对其谨慎的遵守而消亡。宗教信仰和人类需求之间、被尊奉为神圣的符合神道的事情和人们做的、实际上必须做的事情之间持续的冲突，构成了永恒的矛盾和不可避免的伪善，它们在许多民族的生活中都会出现，不仅限于基督教民族。 这是人类何等的悲剧！人类原本立志要追求和获得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但他们总是找得到屠杀和迫害别人的借口。他们曾经因为对《圣经》中的一个教条或一段话的解释受到屠杀和迫害。接着他们又为了创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王国而从事屠杀和迫害。今天他们以别的信条屠杀和迫害，并残酷地折磨其他人。也许明天他们会以在地球上废除暴力和不公正的最后痕迹为名进行屠杀，施加酷刑。 圭西亚迪尼说得好：“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许多人明白前者，却无法付诸实践。它也无法帮助人通过实例推理，因为特定情况下的小变化会带来结果的巨大歧异。” 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诉诸于历史来表明，上层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仲裁者使用他们的权力永久剥削劳动阶级。他们的假设以及提出这一假设的方式，会导致人们假定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人类事件被一个顽强和永久的意志指导，它知道自己想去的方向，机敏地按照目的塑造手段——换句话说，这些事件是受富人持续的和险恶的针对穷人的阴谋所指导。一个平静和不带感情的观察者在研究历史时立刻看到，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事件的发生，部分上是由于情感、本能和偏见，它们几乎总是无意识的，从不思考实际结果；这些事件部分上也是因为利益，它通常具有某些确定的和间接的目标；最后还会出于人们称作“机会”的东西。 诺比利—维特莱希曾经写道：“解决扰乱欧洲和世界之沉睡的谜语的暗号，在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区别中被提供出来。”现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弱点是，它对人类幸福的概念因而也对社会正义过分地物质化了。首先，社会主义者对人类作了过度的理想化，声称人类比实际的样子更好，把诸多内在于人性中的许多或绝大多数罪恶和弱点归咎于社会制度。但是接着，当他们相信，或假装相信财富是快乐不可分的伴侣，而贫困则是苦难的拍挡时，又对其同胞评价过低。阅读社会主义著作或聆听社会主义宣传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个人幸福与他口袋的金钱数量成比例。一种这样的体系可能是革新者手中有用的宣传工具，这在于它代表了现代社会中的不义比它实际存在的大得多。但是这不符合事实。幸运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照那种方式发生。 这是一种知识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使我们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其目标是实现那种现在通常被称作“进步”的观念。至于那些集体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盲目相信他们事业命定的、不可避免的和多少迫近的胜利，这已是一个常见的规律，这也是他们巨大的力量源泉，如同对上帝之国即将到来、以及对来世的信仰帮助了早期基督教徒一样帮助了他们。 官僚机器已经习惯了不断更迭的部长们变换着的政策，如何能指望它在危险中保持坚定或提供是非分明的和忠诚的服务呢？如何能指望经常变为投票积极分子的地方官和警官们会这样呢？人们对实际上被他们的职位所迫使、而不是忠于或真诚地投身于任何原则或任何人的人们能有什么信心呢？这些人今天被迫与昨天命令他们的人作战——他不得不当心避免与今天的主人有所牵连，以免成为明日主人的主要敌人。这是一种训练走钢丝艺人的方法，这样的人在行政生涯的例行工作中可以干得很好。但是他们既不拥有盲目服从的习惯，也不具有勇气无畏地采取主动或承担重大的职责。在那些习惯于妥协和权宜的人中很少有坚定的头脑和心灵，但是在革命到来的特别时刻，这样的素质在政府高官中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的官僚们缺乏它。 民主制也不会出现其它情况，因为民主学说尽管貌似科学，实际上却全然是先验的。它的前提在最轻微的程度上也不能被事实证明是正当的。绝对的平等在人类社会中绝不存在。政权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明确首肯上。它过去总是并且将来也总是通过有组织的少数人来实施，他们具有在大众身上施加他们霸权的方式，尽管这些方式随着时代而变化。只是社会的明智组织和一系列真正无前例的适宜的历史环境，使得我们时代统治阶级的优势对人们而言负担较少，也使得它较少滥用权力。 从来没有过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情况，特别是如果多数人既穷又无知，而少数人既富有又聪颖时。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人数有限的阶级以无产阶级名义行使的专政。 一个集体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把经济权力堆积到政治权力之上，具有上千种方式分配奖赏和惩罚。如果他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给予自己孩子们一个好的起步，那的确令人奇怪。 家族继承的现象在道德素质方面更惊人。家庭训练，特别是那些来自人们出生和成长环境的间接训练，对道德特征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久远的世系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被赞誉，一个家族有很多代人都能维持高级社会地位这一事实也同样得到赞誉。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当实践和运气都不错，一个人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争抢能力、坚定性，特别是毫不犹豫的上升欲望，那么达到顶峰相对容易。但是在人类事务中，稳定性是人为的，变化是自然的。要在几个世纪中，在很多代人中保留先祖获得的地位，必须保持恒久的警觉、警惕和坚韧的能量，这些有时要通过美德、有时通过幸运、有时确实需要通过谨慎的行为才做得到。 但是即使这么说，人们也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情——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经济产品的分配中，不得不给予政治上进行统治的阶级足够的份额，以保证它能给自己的后代提供长期、精细，因而也是昂贵的教育，并且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标准。简而言之，它必须拥有足够大的份额，以防止它显示出对细小的收入、小额的储蓄和一般意义上的节约措施过分的依恋，而这种节约行为有时候在同伴眼中比任何坏行为更会贬低一个人。 如果人们愿意更深刻地探讨这种情况，他们很容易发现，历史有记载的国家主要首脑们的最持久和最有效的工作，主要就是通过改善招募统治阶级成员的方法、完善其组织机构，来成功地改造统治阶级。尽管那样，这样一个保留意见可能还是合适的——经常被归功于伟大统治者的工作实际上是由他们的先行者发起和执行的。 只要允许，每一种道德力量都试图通过创造归属于它的利益基础来获得凝聚力。而每一种物质力量都通过依靠知识和道德秩序的某种观念来使自己正当化。 人们通常都记得，伟大的科学发现，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让其发明人在国家中担任高官，或把他们捧上财富的顶峰，或提供给他们镀金阳伞和不可一世的大象；根据印度古代作家的记载，这些东西要恭候世上的强大者。 即使将来人类会被铸造得类似上帝，但在此之前，世界上绝不会有绝对正义，一个被相当完善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只是有一种相对正义。换句话说，总会有一种法律、习惯、规则的总和，它们由公共舆论制订和实施，随时代和民族而变化，并且我们称作的为卓越性进行的奋斗——也就是每一个人改善和保持自己社会地位的努力——都要按照它们进行调整。 在19世纪，欧洲文明国家都作出努力，以在政治领域执行上个世纪作为理想被勾勒出来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被总结成三个基本概念，以三个神奇的词汇表示：自由、平等和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