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

读宋史，无论是蔡东藩的《宋史通俗演义》，还是《剑桥中国宋代史》，对于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都是负面评价（“剑桥”是外国人写的，原以为会客观些，没想到却是旗帜鲜明“倒王”，呵呵。）。联想到早年读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其中有一章名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对于王安石，也是负面评价。 遂对王安石和变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读宋史之余拐了个弯，捧上一本《王安石传》，先睹为快。 这本书是梁启超写的，轻古文。也许是同为不同时代的改革先锋吧，梁任公对于王荆公（王安石的爵位是荆国公）的态度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全书立论鲜明，选材扎实，充分佐证了王安石一心一意搞改革，公忠体国的事迹，以及宋史对其以及全体改革派的诋毁。读完全书，不由得生出一声叹息。 毁誉参半。那么，王安石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延伸阅读了学者王曾瑜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写就的一篇论文《王安石变法简论》，其中的几个观点颇有道理：1.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目标是好的，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到钱是想办大事，而不是个人及阶级挥霍；2.王安石变法的实质仍是“聚敛”，不管是青苗法还是保甲法，底层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3.王安石变法拔苗助长，尤其是所托非人，因为方法不对头，没有产生预期效果。 以上观点，算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客观评价吧。 然而，对于王安石这个人，我还是充满了敬仰和同情。他是唐宋八大家，他写出了“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样优美的诗句。 以上诗句，足以证明这个人的特立独行，志向远大，品行高洁。 中国古代改革者的人生多曲折悲壮，商鞅、吴起、张居正……王安石也莫不例外。然而其事迹也令人唏嘘、令人向往令人佩服。套用一句《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表达敬仰之情，就是“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全书读下来，感触颇多： 一是对王安石在政治上勇于变法的钦佩。他毫无私心，一心为了宋朝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努力推行变法，不惜触动整个当权豪右阶级的利益，哪怕面对巨大的朝臣阻力，他仍能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气勇往直前，看他为相期间为了变法贬绌的官员数量之多，可见其决心之坚定，但看他贬绌官员去向从未之岭南，可知其存心之善。 二是对宋神宗、王安石二人君臣之谊的赞叹。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王安石能顶住极大的阻力施行“熙宁变法”并取得一定成效，与宋神宗能用人以专，力排众议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王翦求封、萧何自污，宋神宗对王安石在位变法时的信任支持，王安石罢相后的神宗对变法政策的持续推行，以及王安石得以告老善终的结局，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谓君明臣贤，也正因为宋神宗的英明，才能让王安石有发挥才能的机会。 三是对变法失败的惋惜。“熙宁变法”在神宗在位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神宗之后，新法尽废，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终究未能改变宋朝国弱民贫的社会局面。 四是对党争的鄙夷。宋朝的党争也很厉害，党争从开始的政见之争，发展成了派系之争，一个个以饱读圣贤书自诩的“君子”（特别是司马光），为了个人和派系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极尽所能污蔑和打压对手，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以正为邪、指忠为奸，真是令人齿冷。 五是对王安石文学成就提高了新的认识。读完全传，才理解了他“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怀和志向，才理解了他写“世之奇伟瑰怪，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的勇气和决心，才理解了他退居金陵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闲适与淡然。 六是对梁任公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史海钩沉能力的钦佩。文中所引内容繁多，表达事项错综复杂，但经梁任公裁剪，将王安石生平政治文学等成就分类列举，主旨明确，脉络清晰，让我们认识了了不同于以往评价的另一个更全面的王安石。梁任公以现代人的思路和观点，结合历史，重新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论证充分详尽，能自圆其说，这种新的历史观，和新的治学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1908年，梁启超作此传，既是为王安石正名，也是为了给自己变法张目。总的来说，很值得一读。

梁启超这本《王安石传》，可以说是个性色彩很强烈、主观情绪很显露而又颇富有赤子之心的著作。如果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毁王安石太过，那么梁启超这本传记又有神化王安石之嫌。目前来说，我还是更推荐崔铭教授的《王安石传》，相对而言，崔铭论述较为客观，叙述非常全面，引用材料颇为丰富，叙论语言也平易流畅，很有可读性和普及价值。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的时候，无论是仰视还是俯视，都容易模糊其原貌，丧失其本真。所以我一直认为，不持成心成见，不预设立场，平视古人，是相对最公平公正的评价态度。

梁启超文笔第一，立论略带宣传家。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岂是能盖棺论定的？王安石及其功绩，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其评价自会不同。在救亡求强之时的国家民族视角，和自由求富之时的百姓视角，可能很难达成一致。 但梁启超文笔第一，而且视野开阔先进，不亏其自诩“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始终在学界最前沿。其《李鸿章传》堪称近代传记之开端，而《王安石传》能逆转数百年对王安石的评价，几人能为？ 王安石这样一个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梁启超说他的理，对不多少，且不论，能说出妙笔之花，舍梁其谁？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倾尽笔墨，描述伟大的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把王安石比作是克伦威尔。甚至在改革民生措施上，远远超出近代西方思想家。赞美王安石的人品,才学，远见卓识。 我以为梁先生正是学习了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对其改革的措施，进行详尽的分析，并汲取教训，形成了自我追求维新思想的基础。 这是我读的第三本王安石传记的作品。每个作者在著述评论中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基本观点赞美的多，批判的少，站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观上肯定王安石的功绩。 梁先生引述了鲜为人知的史实，论证了王安石时代的政治家，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各自追求政治理想，互不相让，不惜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甘为失败、甚至被收监，流放的恶果。抛开政治立场的同时，对于各自的才能，还是本着求实的心态给予肯定褒奖。表现出士大夫阶层正人君子的风范。

什么叫条分缕析，什么叫史海钩沉，什么叫旁征博引，什么叫日月经天，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盖棺论定，大概就是这本书的意思了，民国四大传，不枉世上做撇捺！古人说，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是的，一眨巴眼就到阴历年末了，又到了假装一本正经总结一下人生的时候，感觉似乎与去年没什么大不同，细思量还真是大有不同！嗯嗯！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要逗硬！！哲学家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呵呵！三载疫情，百味人生，万里河山，西降东升，一路拼搏，暂时阴性！你有多努力，人生就有多精彩，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最终决定你能过上什么样日子的，从来都取决于自己。态度决定一切！行动才是真经！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也许就是奋斗的好处，事不拖，人不作，话不多，难不躲，苦不说，心不窝，生活仿佛凝固成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琉璃，貌似一天一天的简单重复，实际上却是无时无刻的螺旋上升。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也许人生就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上班下班，开心伤心，期望失望，流汗流泪……不同的人画着相同的圈圈，有人画的大，有人画的小；有人画的多，有人画的少。人生有反复，但时间从不回头。我不知道宇宙的尽头在哪里，也许在铁岭，或是在东北？不去论证与琢磨，但我知道此时的尽头就在我敲下这行字的一刻，2022，后会无期！！道阻且长，行则必至，我们的人生存在这一分一秒中，做了什么就是什么，此刻即永恒，这是真的，历来也如此。还有十几天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此刻，我很怀念与朋友们一起奋斗的每一个难忘日子！值此年终岁尾之际，祝每一位书友身体健康，观书顺意！！

半本细看，半本观花。 任公对荆公的述著颇为全面，于当时各方环境的描述也颇到位。从后人眼看，荆公主张于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或者在部分处理上有些脱离实际，但方向并无大误。于当时而言，荆公是时势造英雄，并拟英雄造时势，可惜未尽全功。 两疑，其一，谓文人之意气之争。任公言有宋朝堂于变法最终失败原因是意气之争。不觉此解过于儿戏吗？诚如司马君实辈者有一定文人节操，仅政见不同而已，但就相争一事，如任公提及的吕氏一辈，以人品事攻击政敌，还可称出于意气？国之事可如许轻佻？或任公以同出于文人，不忍见责？余疑之。 其二，如李鸿章之于清，王安石之于宋，皆几集文武双途于一身，几乎百事皆绝于李王，是时朝无他人哉？集权于一体，集事于一体，亦集怨于一体。况何人可全才于世，如诸葛孔明者，可得永年？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人心有其大者，而人力有时而穷，分责于他人，共事之举，恐方为上。想盛唐文有唐房谋杜断，武有叔宝知节，能人志士层出不绝，各安其位。汉武时也文有公孙弘 武有卫青霍去病 刑名张汤等等。如此 方有汉唐赫赫之威。盖览故史，若有某光华耀目过盖于他众者，其世多失于时。而名人辈出，各领风骚者方得世之强。然否？

一直在看纸质书，看了一半忍不住过来评价一下，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写的非常好。一方面，他从百日维新的失败中反观王安石变法，多少带有一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带有共情，多少会有一些心理的偏颇，但正是因为这种偏颇使本书读起来非常的有人情味道。另一方面他在那个时代，能够从世界全局来审视800年前宋朝的王安石变法，确实有不同的心得，有一些变化初衷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但在那个年月里又有多少人能够看清呢？真的推荐梁启超这本《王安石传》和《李鸿章传》

那个孤独的王安石 近日读梁启超先生写的《王安石传》，尚未读完，已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来没有见过哪一部传记的情感如此虔敬激荡，也没有见过哪部传记的行文如此奔腾倾泻。一开篇，梁启超先生就腕生风雷，将读者挟裹于王安石那纯粹与孤独的传奇人生中，让人为熙宁变法失败扼腕，为王荆公所遭受的构陷叹息。究其原因，大概二人同为改革家，而且同为失败的改革家，有点惺惺相惜同命相怜吧。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表面上一片繁荣和平，实际积弊已久。赵宋建国是借陈桥兵变，窃取后周江山，先天发育不足，宋太祖又提防“卧榻之侧，他人安睡”，杯酒释兵权，造成北宋军备疲弱，冗官冗兵，以至于北方少数民族对我中原沃土虎视眈眈，却无力硬抗还击。 王安石很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儿，他认为只有改革才可以富国强兵，让大宋江山稳固。于是他在进京述职时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变法主张，未被采用。但是仁宗皇帝对王安石的才干是给予肯定的，曾多次下诏请他赴京任职，王安石坚辞不就。究其原因，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是“坐以待时”，“韬光养晦”，梁启超先生说是“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于用世”。窃以为，荆公在地方做官，恰恰可以相对自由的实践自己的变法思想，造福一方百姓。史载王安石为政一方，政绩斐然，百姓爱戴。地方变法的成功，给他增添了在朝廷推行变法的信心。 等到年轻英勃的神宗即位，立志要做出一番伟业，于是君臣际会，开始了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变法”。 这是一场本着造福百姓，富国强兵为初衷的变法；是一场除旧布新，锐意进取的变法；是一场革除时弊，继往开来的变法；是一场轰轰烈烈，黯然收场的变法。变法以老臣的迁徙离京开始，新贵的崛起得势为过程，百姓的怨声载道为现象，王安石的罢官被黜为结果，王荆公身后骂名不已为余韵。 南宋就有民间流传话本《拗相公》，批评王安石因为执拗，一意孤行导致天怒人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变法也颇有微词；一直到今天，提起王安石变法，大家仍是褒贬不一。 我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王安石变法中的具体政策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考究，有人说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实际上参考了很多王安石的思想，为大明王朝续命几十年。这至少证明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部分是可取的。 那么这一场以利国利民为出发点的变法，为什么只实行了八年就以王安石的罢相，草草结束了呢？ 因为王安石太孤独。 他的思想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在他写给司马光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光与王安石曾经深厚的友情，和因变法而产生的纷争。试想，昔日老友尚且不理解，不支持，泱泱朝廷，还会有几人相帮。王荆公对此心知肚明，他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已料定会得罪很多权贵，会失去很多故交好友，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实行变法，他确信自己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切为国为民，问心无愧，所以义无反顾，“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他以“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为耻，所以他义正词严地驳斥的了司马光的指责。司马光反对，朝中很多老臣都反对，甚至连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反对。大家反对的一致理由是“祖宗成法”不可变。 变法中的王安石，是一位孤独的钢铁战士，他要独自面对不可更改的祖宗成法，要独自面对甚嚣尘上的汹汹列儒，要独自面对积重积弊的大宋社会，要独自面对冗官冗员的各级政府。虽然有神宗皇帝的支持，但是皇帝毕竟年轻，处理政务的经验不足。整个变法，需要王安石一人独力支撑。 王安石需要帮手，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普天之下，事无巨细事事亲为。所以吕惠卿等投机家来了，表面是支持王安石变法，帮助王安石做事情，实上是想借变法的东风扶摇青云。于是吕惠卿们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为了政绩不择手段。比如青苗法，本是政府在灾荒之年贷款给买不起种子的农民，农民在丰收之后将本息还给政府，这样既帮农民免除向地主豪绅借高利贷之忧，政府也可得一点儿红利，是利国利民的一项政策。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现了严重的问题，强行摊派青苗贷款，很多人因此被关进监狱，或者干脆逃离家乡，以至于监狱爆满，百姓流离失所。 如此，变法怎能不失败？ 当郑侠把一幅《流民图》历尽艰辛转呈于神宗之手时，王安石的变法基本结束了。神宗皇帝是爱民的，王安石也是为民的，两人为了他们所爱的百姓联手鼎力，发动轰轰烈烈的变法，又为他们所爱的百姓不得不分道扬镳。 王安石黯然离朝，吕惠卿等人弄权，新法渐废。及至司马光当政，新法尽数废止。 罢相后的王安石，虽黯然神伤却没有怨天尤人。大概他觉得自己已经为变法倾尽全力，无怨无悔；光风霁月的人格，又让他相信自己所用之人皆良善，从来不去怀疑吕惠卿等诸小的用心。荆公之为人做事，可谓至纯矣！ 一个纯粹的人，怀着一腔锐意改革，富国强兵的热血，在政治舞台上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是幸运的。 但是，王安石又是不幸的，因为他太孤独。假如当时的俊杰贤士都能与他同心一气，共为变法不遗余力，出谋划策，身体力行，还会出现群小投机参政，乌烟瘴气的局面吗？变法还会那么快被废止吗？还会有后来的澶渊之盟，宋室南迁吗？ 历史没有假如，每一个人都只活在自己的认知里。司马光反对变法，有他的道理；苏轼支持一部分政策，反对一部分政策，也有他的道理；诸小人积极参与变法，更为可图的利益。 因纯粹而孤独的王安石，也是活在自己的认知里。他大概以为当初自己为政一方，可以实施变法成功，在偌大的朝廷实施变法也一定可以成功，他忽视了朝廷的复杂性和大国之内地区的差异性。所以即使他孤军奋战，一败涂地，也凛然而立。 忽然就想起了幼时读到的诗：“墙角树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孩童无知，只以诗当谣，人云亦云，而今念出来，不知为何，竟热泪盈眶...... 惜乎？叹乎？

此书作于1908年日本梁启超36岁时，因为维新变法失败的缘故，梁启超格外同情王安石变法，从本书看来梁任公真可谓王安石的铁粉，在他眼里王安石简直就是圣人再世，无所不佳，为之鼓吹不遗余力，大失史家客观理性的基本态度，书中有些东西方制度对比也一样涉于肤浅想当然了，真正意义上对西方文化更全面深入介绍研究的还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36岁作为一个史学家梁启超还不算成熟，不过从书中的研究来看，梁任公还是下了一番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