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富的内在逻辑研究

“理性至上”和“直观本体论”是“斯密道路”中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内核，反映到现实具体的社会经济中，就是“理性经济人”和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只见其物不见其人的“利益最大化”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资本逐渐由实体上升为主体，乃至被不断神圣化，而原本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成了人格化资本，即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并产生了这样一种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以理性指引的机械化为发展途径，以对社会与人性的祛魅和理性化为本质特征，以建立理性化的经济秩序为最终状态”。这种与传统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统摄力的“唯经济发展观”或“传统发展观”，主宰着现代社会发展达数百年，其在人类财富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除了使追求自身扩张的资本秉性如在上述实体经济内带来的影响以外，同样也在人类社会进入金融时代、虚拟时代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笔者以为，这是全球化、金融化时代背景下，对资本财富反思时必须指认的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资本社会在这种自身内含的传统发展观指引下，资本追逐剩余的秉性通过充盈市场的各个人格化资本、通过充满欲望的“恶”的历史驱动的单个理性经济人，借助那些金融界精英分子利用牛顿式自然的精确计算，并在当今智能化时代生成定格、无以复加的单向度资本运行思维，再通过那些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制度创新而来的、由物品经济学走向意识经济学的“边际主义效用概念”——即经济学应当注重研究享受的最大化（效用）条件，而不是研究有形财富（资本）的最大化条件。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与财富范围的任何数量的计算的必然脱离。财富也不再是一个劳动价值论问题，而是一个主观效用问题——这种以“理性经济人”和单面“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内核的唯经济发展观的极致后果，便创生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制造的诸多荒诞事件，其根本表现就是，作为形式因的资本财富大大突破了现实资本积累可以承载的极限，大大溢出了对实体经济索取权积累的极限，而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变得如临深渊、岌岌可危。它正如一个被倒置了的金字塔，在“实际产量”上堆叠的“产权索求”越来越多，最终导致这座倒置金字塔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当然，其根本原因，仍在于该情境下，由资本扩张而形成的巨大财富积聚，因为其所内设的前提机制中并没有一个能使财富向多数人回归的预设，而使得社会中创生的巨量财富失去了一个可以有序循环的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