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编集：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儿童》：和卢梭《爱弥儿》相似，尊重儿童天性，顺其自然。《新文学》：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将文学革命中产生的作品归为言志派一类，周作人即言志派代表。

童话部分略看待重读，重点看了新文学之源流。 言志和载道两股潮流作为中国文学的变迁规律，在文学是情感传达这一本质目的的前提下贯通。在这一规律下，明末桐城派则成为新文学运动的起源之一，而清朝文学特别是八股文的弊端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原因，一拉一推，反对胡适为推动现实文学革命而做的线性文学史观。而白话的运用，也就不仅仅是前面所有古文死文学的一大结果，对此的批驳有文字死活区别在于排列次序，而不能抹杀文字本身或者一定合理的表达方式。使用白话文的理由周作人给出了更贴切的入口，言志的必要和思想生活观点的扩展。 另外让我收获匪浅的是关于八股文的认识，周作人有生理和心理无意识阐释八股文作为中国文学文化的结晶，汉字本身平仄和偏旁的特点、由对字到门联长挽联再到八股文的心理基础、类似猜灯谜活动的破题的民间文化、戏剧视听效果的影响使得八股文的形制承载着汉字与众不同的民族记忆，汉字本身演绎出的微妙艺术游戏也被包括在内，所以不得不多加重视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文体。 增长见识。

祝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童话是属于孩子们的，没有童话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我就喜欢窝在一个小床上看着安徒生童话，脑子里幻想着那些故事里的画面，多么美好啊！而现在长大了也喜欢看童话书，看绘本，觉得似乎回到了童年那美好的时光！但也不能只让孩子们沉浸在童话中，毕竟幻想是幻想，现实终究还是现实，正如麦克林托克说，儿童的想像如被迫压，他将失了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但如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他的心力都不中用了。 ​​愿我们脚踏实地，努力攀登人生之峰的同时也能保持童心，不忘初心！

读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乃是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的讲演，共计五讲，分别为“第一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第三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上）、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下）、第五讲文学革命运动。”附录两篇，其一论八股文，其二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讲演时间当在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其核心便是文学的言志与载道之分。缘由在“小引”里写道：“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名正则言顺，按周作人所说，即是“现在所定的讲题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想在这题目之下，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源流，经过，和它的意义，据自己所知道所见到的，加以说明。”要说明新文学的源流，自然必须上溯，方知来龙去脉。由此周氏认为“现在我想从明末的新文学运动说起，看看那时候是什么情形，中间怎样经过了清代的反动，又怎样对这反动起了反动而产生了最近这次的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很推崇明代的公安派文学，以为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一句总括的批评就是“清新流丽”。并入骨三分地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周作人从明代入手把握白话文的源流，旨在文学的建设上开一传统，证明新文学并非无根之物。他将明末的公安竟陵两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对照，“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许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周氏又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另外周氏在书中还提及一种观念，我以为极是恰当。他说：“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这个讲演系列出书后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钱锺书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书评，署名中书君。正好我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属于二十世纪国学丛书之一，编校杨扬。内容与周作人自编集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并无不同，惟附录多出四篇，乃是编者杨扬添加的四篇评论，作者分别为中书君（钱锺书）、佚名、孙福煕、主。这种添加，其实挺好，毕竟让我们对“该书有更多的了解”（编者语）。钱锺书的书评还是他独有的风格，于博识里夹杂着智者的冷嘲。然钱氏最后又说：“最好的批评都是赞誉。以现代人的眼光读周作人的这本小书，虽然价值仍在，但不会觉得特别震惊，里面的某些观念至少对于我来说，并不新鲜。遗忘是不能交易的，多数人只能聊当自己没有存在过，在人类的记载中找不到自己，只有在上帝的记录簿中才能找到自己。”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毕竟还是会在历史里留下痕迹，凭吊抑或批评，其实已经无关紧要。

“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的文学观，以及“这两种潮流（按即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的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