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

看完这本书，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是两个基本上完全不同的学科，我们一直理解的经济学是纯粹客观的，市场根据规律的变化而调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根据不同的社会中，人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俗成进行的激烈碰撞。虽然我相信人民史观，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王安石桑弘羊，他们的面孔后面是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帝王将相都是历史的奴隶，但是这些奴隶挣脱锁链的举动，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和挑战，给后世留下难忘的印象与回响。 而在中国浩荡两千年历史上，政治经济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同钱穆所表述，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个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而其中对于宣传儒教，实行科举，盐铁专营等政治制度，以至于平准法，青苗法等经济举措，有的时候成为繁荣的权柄，有的时候成为崩溃的契机。 所以在改朝换代中，无论什么王朝，最终都在历史的车轮里盘旋：改朝换代带来资源洗牌，资源洗牌带来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带来集权控制，集权控制带来权贵资本，权贵资本掠夺市场，随后带来经济崩溃，民众起义，随后又是一个循环。 在市场经济的角度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明清的人均产值没有增长，所以历史的钟摆走到了西方。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就知道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这些本土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带来解决目前经济问题的能力，当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时候就立刻被摧毁了。 但是目前来看，那些被摧毁的碎片又重新拼凑成了历史的模样，我们刚经历了发展的三十年，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危机，另一方面盐铁专营和权贵资本依然是黑暗中朦胧的巨物。科举制度开始趋之若鹜，而曾经被破除的四旧，挂着国学的面孔又回来了。 那么现在历史进行到哪一刻了呢？曾经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跳出此种历史轮回的选择，这个意识形态修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领域里，是否能够突破这一困境呢？可以说我并不期待，甚至有些悲观，也许这是个更大的圈而已。

本书从公元7世纪着墨，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截止，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在晓波老师一笔一划间涤荡开来。 本书展示了管仲、范蠡、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邱𣿰等人在各自朝代中以或强硬、或高效、或片面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同步也描绘了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 历史是个怪圈，每个朝代的更兴，都伴随着几乎同样的问题：开局艰辛、能人变法、变法成功则保持繁荣（变法失败被当权者处置）、几十或百年后当前社会运转规则失效、民愤沸腾、群起反之、朝代覆灭。。。 在阅读本书时，常常为汉唐鼎盛时期感到由衷自豪，想穿越回去领略一番，但到明清时受限于当权者的小农思想与固步自封的社会制度，没能将繁荣延续，又感到十分惋惜！最后阅读到由英国人的大炮轰开国门，古老的中国被动开放之时，又非常痛心！ 或许真的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或者国家，都必须要有兼容并包的心态，stay curious and keep exploring！

就这么荡来荡去 >>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 书中细细的拆解整个中国国民经济模式的发展及演变，以《中国与美国》一书中，抛出的困惑：“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如果说源自根深蒂固的思想，社会阶层是长年累积的一种驻扎在人们心中的无形的阶层。不如说更像是中国的特色之Guan商经济。 依附关系或更多的是从属关系，中间不存在明显对等。 公器私用，秦相魏冉就开始手把手教你。 研究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私营企业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要把它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地域环境、文化特色、经济基础和政府组织都在互相影响和促进，同时发挥着作用。 1955年国学家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关键词：集权、抑商。 中国经济曾经昌荣繁盛再到明清走向闭关锁国萧条，而西方正在崛起，从文艺复兴到航海大发现再到工业革命。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 >> 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 像不像某宝所面临的情况。 这本书的开篇读着就很吸引人，是真敢说。细思有味，套用到那里，都不过时呀。 猪八戒照镜子，民众能接受体制所带来的不公，因为政Q在维护大多人的利益，而商人阶层等于富人阶级，演变成另一种异样族群，仇富心理蔓延可来得会迅猛得多。贫富差距两极化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引起社会犯罪率上升等潜在危险。 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晚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中国的高开低走，我们从18世纪中后期错过了什么？ ◆ 管仲兴齐 >> 管仲兴齐，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马迁如此评论他的当国之道：“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 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蔽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间接税的方式） 作者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 国家把税收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只要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你以为你没有缴税，实际上你的每一次交换都包括税收，流转税在商品间直到终端消费者。到现在主要的基建民生工程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石油、天然气、通讯、公共交通。 国家不制造不生产，本身不产生财富。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绨布，不战而屈四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这就是贸易战的雏形，管仲不光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经济学家。难怪诸葛亮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 ◆ 商父的诞生 >> 管仲去世150年之后，范蠡登场，在国史上，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这当然又比管仲进了一步。 最早的国家宏观调控，以粮食价格为例，以价控市。 换言之，他已从现象上意识到，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的价格会围绕其价值而上下波动。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人类文明思想大爆发的轴心时代。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 秦之商鞅 近期读完《大秦帝国》再读到商鞅就倍感亲切。 在商鞅的具体变法以及严酷实施后，秦国可以说是武力值飙升，经济也是突飞猛进，实行军功制，打破氏族的利益，天下壹民的全民热潮，抓住了最关键的时刻把秦打造成完美的战争武器。在战国时期这就是生存的王道。而秦帝国在一统以后，快速的消亡，也是因秦帝国未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转型，时移世易的态势，压迫越强反抗越大。 ◆ 武帝和桑弘羊 >> 在《盐铁论》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也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范蠡以及白圭等人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桑弘羊评传》的作者晋文也认为，“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 成为自古商业模式发展国家第一人。 西汉，国有垄断渗透到生产领域，国有企业应需而生。当时，国有企业的弊端就已显现，时过两千多年，依旧存在。 若说弹性政策，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当地方割据问题缓解或军队休养生息之时，国家应让利于民，让经济发展恢复生机和活力。但要做到这一点对领导人要求非常高要有凌驾于专营的智慧大格局观，难就难在无法突破自己的思维局限，在统治时期难以放下的权利与金钱。 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那个问题，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和“寓税于价”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时移势易，在问题面前一味的苛责其“特立独行”而没有更好地解决问题之法，不是太过迂腐陈旧？观念的固化是被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就算新儒学也不外乎外儒内法。可惜经济学的概念出现得太晚，而桑弘羊又出生得太早。 桑弘羊之问，仍然摆在那里。 ◆ 宋——虚弱的繁荣 北宋名臣包拯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那不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吗？就按包拯是1062年，也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早上540年。 交子的出现，说明经济越发达了，沉重的铜钱已经不方便流通或者大额交易了，聪明的人类。 定金制度和期货贸易开始出现，说明人们的经济不再满足于简单交换，回看整个发展史，从不同币别到统一币种再到出现携带方便的交子，再到具有契约精神的‘定钱’，商贸经济的空前发达，也带动着支付系统的连带升级。 特立独行小匡匡（赵匡胤），把国有专营的“围墙”高高地筑垒起来，呈现出一揽子的资源垄断。开放官员经商，对民间商人进行授权经营。感觉天好黑。 在宋朝当官好爽，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啊，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权力还可以变现“明目张胆”的捞外块。 从 从“买扑”到 “钞引”“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进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关系。 >> 宋史学者姜锡东证明，“钞引制度之下的盐商很不自由，政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发、运输、销售诸环节，从而使盐商的赢利活动和赢利比率大受限制”。 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 ◆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政策执行起来不是这么理想化，每一环节都想从中受益，青苗法更是中央看指标，把压力转移到地方，地方为完成指标虚报或中饱私囊，市易法更是打破了‘抓大放小’的商品经济大环境，连细小生意都以市易法管控，与民争利太明显。都是民脂民膏。 宋，死命挣扎，然后死得硬硬的。 >>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延续的是同一逻辑。 ◆ 孤立的大国经济 从明开始就闭关锁国，正常的海上贸易变为海盗模式。作者分析从棉花产业来看，为何庞大的中国没有激发出工业革命，因为大规模的棉制品都是纯手工。强大的内需市场，让我们第一次享受到了‘人口红利’。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风靡一时的手工业，符合国情的家庭式作坊，全民参与的狂欢竞技类比赛。哈哈哈 >>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从“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到权贵经济的巅峰形成，而这恰恰是在明朝，《明律》是历代治吏最为严酷的时代，士大夫阶层走过了宋，倒在了明初，然后在明中又迅速的崛起。朱元璋气得棺材板抖。 商业演变成寄生关系，每户商家都把其看成必然成本。更有甚者一直在做长期人力投资。有点像赌场的买定，离手。大伞下面好乘凉，顺便挖个洞。官商经营，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其它民间小微企业几乎没可能扭转或奋然突起，晋商也好，徽商也罢，都是在整个圈层内活动。这些商号甚至商会表面风光无二，实际从根就上就有先天病灶。 所以才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顺治皇帝以‘朝贡’一词，把清廷的自命不凡演绎的淋淋尽致，贸易往来已成未来发展趋势，以旧时眼光来看，连概念都需协商。 傲慢与偏见，是一个民族狭隘的固步自封之权，也许这就是最后权的表现。 回望历史，深感痛心泱泱大国因紧闭国门，错失了多少发展的黄金期，如果还有管仲、桑弘羊，还有西方什么事，从工业文明的崛起到航海时代的来临，一个紧闭的门只是用双手捂住眼睛，耳朵依然听得清。 ◆ 不可避免的战争 数据显示，从1826年开始，一向出口大于进口的中英贸易出现戏剧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由中国净流出。 贸易逆差的根源，曾经‘强势’的茶叶出口变为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国内因鸦片泛滥大量进口鸦片导致巨额白银流出。 近代屈辱史一方面因官商经营模式下，让商人的嗅觉嗅到深层经营模式，而伍秉鉴对于怡和洋行的神助攻，无异于叛国。 而作者对其形容“为商者，心中若无国家，再多的财富无非是压在身体上的一坨土而已。” “坨”字用得其甚秒。哈哈哈哈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撕裂开早已满目疮痍的伤口，全新时刻世界被精确的划分。18世纪中后的中国只剩下繁华后的落寞，于国而言整个世界为之暗淡。 End 2022.03.07 听说你没了，来再来走一波。

管仲、范蠡、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他们是中国国营制度的奠基人。国营制度本身是一个好制度，将从商人那边赚到的钱归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始终没有解决两个问题：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和提升生产力发展较慢的弊病。

英雄斩尽旧时龙，万骨沉沙换世雄，谁料登高执剑后，回眸已是旧时龙。这本书还不错的会讲些真东西 只能说人是极难脱离自己的原生环境的，人也不爱讲真话，不爱真实的反馈，推迟相信后人智慧，这几点在中国人身上尤其明显！！我接触过阿拉伯人、犹太人、日本人、巴西各民族混血、黑人、白人等，中国人确实是最聪明的，但和你能不能做正确的事不达成因果关系。 政府必须向服务型考核性转型，建立端口数据库，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非单一死目标忽视各地实际情况，将民生、医疗、养老、国家信用传导等指标叙事权民主化监督，外部监管，允许失败但要溯源才能真正意义上脱离中国历史周期律，否则永远都在这里沉沦，循环往复 现代制度的价值在于：一个可量化、可追踪、可审计、可纠错的反馈系统，允许失败但不允许失败不可解释 你可以去预测一个球体的运动，但你无法预测并强制一亿颗乃至万亿颗球的不规则运动

隔离第十天，看了部口水电影叫《烧烤大王》，剧情简单，就是两家小烧烤店的竞争，一家老店稳如泰山，一家新锐活力全开。电影嘛，自然有夸张成分，但做个生意究竟有多卷，如果我问十个人，大概五个人慷慨激昂，五个人苦笑无语。 吴晓波确实通才，他在各个领域都不算总统山，但都是把好手，在国内能做到的凤毛麟角。书的框架有点老生常谈，观点也不算新鲜，好在剖得够深，吴晓波说明了一个问题：工商业不难，但商人难。 古时商人的难，在于阶层的鄙视链，与政策的不稳定，儒家太清高，用下巴看比自己有钱的人，商人也一直都是不适农业、不识五谷的负面代表，地位低也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农民才靠得住，才可以创造出价值，用宏观经济学来说，商人的生产资料过于有限，他们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使商人的地位有了颠覆性提升，海外掠夺与大范围通商唱了主旋律，一时间全是资本的力量，商人突然站起来了。 然而，两千年前全是蓝海，现在红海都变紫了，再加上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与新冠疫情（我认为这只是个序曲，人类这么作，后面还有更烦心的），商人再次陷入了困境。任何经济体都不能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去遵守既有规律，因为“鲜活的人”才是经济体的主导，而不是股市，也不是货币。 并非唱衰，关卡在前方摆着，有已知的，有未知的，商人的思维必然越来越缜密与保守，那个野蛮生长的风口期即将熄灭，后来创业者将面临空前压力。 ​《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 ​一个懂历史会写文章的经济学家那么恣意妄为 从春秋到1840不止两千年/ 管仲范蠡桑弘羊汉代就定了型/ 早慧的工商业发展远比不上集权的速度/ 发展的缓慢源于王朝的傲慢/ 万历开始东西方划清界限/ 今天本应是商人最好的时代/ 因为疫情却又增加了变数/ 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何投资健康/ 如何经营心灵/ 又一次摆在台面之上/ ​

继《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后，读完了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作者通过对中国两千年商业经济的回望，以及国家经济政策制度层面，来探索中国的商业和政治之间密不可分、无法切割的血脉关联，从各个不同朝代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角度给予了深刻地解读与梳理，发人深省！ 正如吴晓波所说，“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追问，始终携带着我对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惧”。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费正清写道：“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在两千年中国商业经济的跌宕起伏中，无数位商人一次次地站在历史的舞台上，长袖善舞、叱诧风云，可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了中国集权政治的殉葬品。 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国商业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并未见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让人不禁联想起李约瑟的经典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吴晓波的书文字顺达、简练，非常易于阅读。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 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管仲变法划分了士农工商，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早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东亚病夫”。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商业年代，其变化迭代的速度显然比德鲁克时代更加的快速和令人产生陌生感，如果你不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很难发现真正的变化。 我们如何去适应这个社会，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提高自己，想必是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讲，本书优缺点明显。 全书阅读完毕，吴晓波强烈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不乐见带有集权性质的计划经济或者国家主义经济，偏偏自商鞅变法至晚清，“重农抑商”几乎贯彻到底，仅有唐宋元时期有所松动，至此，吴晓波认为的“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就也成立了，在此基础上商人的财富来也忽忽去也忽忽，商人的命运瞬间大起大落也成为必然。 吴晓波列举了很多例子，引用了无数史料，一再证明，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缺乏法治建设，缺乏契约精神，皇权肆意掠夺私有财产，因此难以产生现代商业，现代商人。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走到顶峰，小农经济依然主导，无法走向现代化，反而在稳定中进一步趋于封闭落后，从领先世界到落伍于世界潮流，令人扼腕叹息。 本书不足之处，第一，吴晓波写企业史还可以，涉及到专业的历史就容易自创“历史”，出现了一些知识性错误，好在本书的读者具备一定的素养，不厌其烦地划线更正，这里不贴出来了。第二，本书主要是罗列现象，较少涉及到对本质问题的分析，浅尝辄止。

从春秋战国的商业萌芽到明清时期的商帮兴衰，书中详细探讨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策、商人地位以及政商博弈的动态。 通过对管仲、范蠡、商鞅等历史人物的改革实践，分析了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书中也关注了隋唐宋元时期的经济繁荣、创新以及对外交流的扩展，展示了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