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修订版）

《城乡中国》 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到周其仁教授的《城乡中国》，可以说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本书是我看的时间比较长的一本，并且画了900多个道道。 想象一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社区。这个社区里有两块地：一块是城市，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另一块是农村，田野广阔，但房子和道路比较旧。 这两块地之间，曾经有一堵又高又厚的围墙。这堵墙不是石头砌的，而是由各种政策和法律砌成的。周其仁教授的这本书，就是在讲这堵墙是怎么建起来的，它带来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该怎么拆掉它。 第一部分：这堵墙是怎么砌起来的？（历史上的重大政策） 这堵墙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几十年来通过几个关键政策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1. 第一步：把土地收归集体（人民公社时期） 以前：农民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种、自己卖。 后来：一声令下，所有土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了。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换口粮。从此，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决定权，地不能卖，也不能租。这是第一块基石。 2. 第二步：宪法定调，城乡分治（1982年宪法） 国家直接用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姓国；农村的土地，姓集体。这就从法律上给两块地发了不同的户口本，彻底分家了。墙的基础打牢了。 3. 第三步：给城市土地发证书，让它能赚钱（1990年代） 政府说，好，城市国有土地可以拿到市场上买卖、抵押贷款了，这就是土地出让。瞬间，城市土地成了香饽饽，政府靠卖地收入（土地财政）疯狂修路、盖学校、建公园，城市越来越漂亮。 但关键是：农村土地被明确排除在外！它不能这么玩。这就好比，政府给城市的土地发了可以自由交易的黄金驾照，而农村土地的驾照被锁在抽屉里，只能看，不能用。 4. 最关键的第四步：政府成了唯一中介 农村的土地不是一点用没有，如果想用来盖工厂或商品房，怎么办呢？ 规矩是：必须先由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征收过来，把它从集体户口变成国有户口，然后政府再高价卖给开发商。 这中间的巨额差价，就成了政府的收入和城市发展的本钱，而农民只能拿到一点补偿。 这就好比，你家有个祖传的古董，但法律规定只能卖给指定的收破烂的，价格他说了算。他转手卖给博物馆，赚了100倍，跟你没关系。 第二部分：这堵墙带来了什么后果 这堵墙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具体表现在： 对农民：抱着金饭碗要饭吃 农民守着宅基地、承包地，这些本是巨大的财富（资源），但因为不能自由交易、抵押，无法变成创业、投资的启动资金（资本）。财富一直沉睡着。 年轻人只能进城打工，但因为农村户口，孩子上学、看病报销还是老大难，无法真正安家落户，成了城市的漂泊者。 对城市：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城市发展太依赖卖地了，房价越来越高。而且，只欢迎农民工来干活，不解决他们的安家问题，社会隐患很大。 对整个国家：结构扭曲 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逐渐衰落的乡村，发展极度不平衡。 第三部分：怎么拆掉这堵墙？ 周其仁教授开的药方很清楚，核心就是 赋权和松绑 ，把本该属于农民的权利还给他们。 1. 给农村土地发证书、赋能（深化土地改革） 给农民家的地和宅基地颁发确权证书，就像给它们发身份证和黄金驾照。 允许农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地入股、出租、甚至直接买卖，实现和城市土地同权同价。唤醒沉睡的财富。 2. 拆掉户口这堵隐形墙（户籍改革） 以后不管你是哪里户口，只要你在某个城市工作生活，就能平等地享受这里的教育、医保、社保。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能真正留下来，成为新市民。 3. 改变政府的角色（转变发展模式） 政府不能老是当地主，靠卖地赚钱。要变成服务员，通过发展产业来收税，把钱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上。 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是农民不努力，而是游戏规则本身不公平。 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是给农村输血式地发钱扶贫，而是要通过制度改革，给农民赋能，拆掉那堵无形的墙，让土地、资金、人才在城乡之间公平自由地流动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而不是两个越离越远的世界。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拆墙的逻辑和故事。

城市房屋的产权只有70年，是因为香港离得近，深圳向香港的土地财政取的经验。宪法规定香港回归，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因而产权的期限有了70年的设置，模仿的结果是房屋产权的续期问题需要国务院根据现实情况出台具体的政策。 广州市的第一任市长是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广州在1921年2月正式调整为广州市，市的设置和称呼由此而来。城镇最初由自然条件汇聚而成，文明的演化，城镇有特定功用，开始出现行政中心、军事重镇等功用性城镇。由政府来主导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源配置，一定与人口、劳力、资本、技术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与重组的内在要求相冲突。公有制产权改革的实质，是确立财产使用、经营、收益、转让等各项实际权利，为市场经济奠定可靠的基础。（土地配置、资源配置） “分歧和冲突的产生不是因为非理性，而是因为不同利益主体都在各自理性地寻求其不同的目标。”城市的空间分区：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办公区、文化教育区等等。 土地入市是双线并行的， 一条线起源于“国有土地率先合法入市”，并通过“宅基地换房”“留地安置”“三集中”“增减挂钩”“城乡统筹”“地票”等多种多样试验性政策工具，把部分集体土地引入合法交易等框架。 另一条线，从“精彩的法外世界”画过来，其实是在基层农村组织和部分地方法规的容许下，集体土地要顽强地争取“同地同权”。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正出现在这来两条平行线之间。

城乡中国，最开始以为仅仅是讲城市化的书，但读着读着发现，这是讲土地权利的书啊！连着几天不停地读，拼命地获得知识养料。周其仁教授的文风一直很随和，不时有点小幽默，读起来没什么难度。写得真的很细致。虽然周教授说他提笔的时候也没有计划，是被“非城即乡”的题材吸引了。城乡的变迁、经济的发展、要素的变动…在当下这个时代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中国的城乡，该如何发展？ 他先讨论城市。城市的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中国的城市化其实是工业化的延伸，工厂建在哪，哪就会变成人们聚居的生产生活区，而且经济的集聚效应会越来越明显，使其渐渐具备城市的种种功能。“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个规律是普遍的。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其实很晚，是与外资产生关系之后才开始有的新现象。同时，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虽然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我们的城市化率却不如那些发达国家。种种现象表明了我国的城市化对比工业化是滞后的。他思辨中国古代的重农主义和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找到来路，再找去路。“重工轻城”现象，恰恰是为了维护城市的产物！为了偏向城市，才阻挠人们自由地入城、择居的倾向！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依靠户籍制度和行政力量，这背后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选择，还有宪法权利的博弈。 他引用费雪的话：“收入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被固定、限制在农村的中国农民，替我国的发展付了相当大的代价！ 紧接着周教授考察了苏联传进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入社的农民岂不是中国化的沙俄村社！国家大大地提高了从农村的汲取能力，用廉价的农副产品换汇，支撑着早起脆弱的工业化。行政的手，不但管住了农民自由迁徙的脚，还管住了农民自主选择我耕种的手。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根本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人为制度的建构。当然那是一个革命热忱高涨的年代，困难是真实的，牺牲是那代人的崇高。 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机会带来的选择对微观基础，这恰恰是城市化的基础。因为这背后是人口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是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后变得直接。 农业落后、粮食供应短缺，从来是社会主义经济先天不足的一根软肋。这是一种经验观察。在搞包产到户后，农民自发的生产积极性给了人们相当大的触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城市需要人力资源要素的集中，于是行政力量开始转向为“允许”：松动管制、放宽政策、承认农民更多的自由权利并给予保障。权利的概念，不但在学界引发思考，也在现实中野蛮生长着。任何一种新兴的权利，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折磨。 中国走市场经济之路，实质上就是走扩大自由之路。 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权力的积极自由太多，而老百姓的积极自由太少。现实是，不是压缩小自由才能办大事。过去的行政惯性受到了挑战。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很多程度上都是与僵化的行政力量做抗争。 多种经济自由扩大，但也形成了客观上的不均衡，这对我国的城市化、区域经济格局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摆在城乡之间的，是土地进城容易，农民进城难。农民进城打工，想留在城市需要付出很多也未必如愿。而土地进城，往往是一纸公文的事。这就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 接下来就是冗长的法律条文的博弈。但明确的是：我国的土地只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城市的土地含混地全部归属国家，而集体的土地地位如何，成了一个老大难题。 这就引入了一个产权的问题。 国有土地因为产权清晰，很快就学习香港经验搞起了土地拍卖，资本涌入，很快形成了土地收入，在分税制的背景下形成了土地财政。 唯有国有土地才能市场化赋予了城市土地国有化和高度行政化的设市模式的新机会。政府一旦祭出“政府征地权”这一利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就顺理成章了。 一旦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划入城市范畴，在法律意义上就成为了国有土地。只需要带有强制性的“征购”行政命令一下发，行政权就不受限制地削夺农民的自由权利。 而农村的土地，因为没有确权，产权不够清楚，成了限制农民和农村发展的新门槛。经济建设一旦牵涉土地就要扯皮；而农民在外务工很难兼顾土地，若不外出务工，则生活都有困难！ 现实首先就要求国家权力与国民财产的权利边界。权利是一个舶来品。严复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译出了一个“群己权界论”。权利是一个自由行为的空间，或是被社会承认的正当的、受法律或习俗承认的自由行为空间。 而科斯给出的产权定义更是当时对症的急药，交易费用（制度成本）在土地用途管制方面也起作用。当下的中国城乡，早被一起卷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种要素的流转和重组，不受人主观愿望的支配。重新界定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实是，权利的明确是在一场场侵权博弈中搏杀出来的。 农村土地的确权之路艰辛异常。贵州的湄潭经验、四川的兰田村的“血战到底”、成都的“还权赋能”、仁和社区搞“占补平衡”，撕开了土地流转的一道口子。 尤其是仁和社区，资本下乡成为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还权赋能做的城乡统筹实验，很好地提供了样板。 中国习惯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的优势和劣势明显。中国模式的发动机是政府，许多工作是由政府牵头去做的。还权赋能就是把原本政府做的事、政府掌握的产权（农村的山林湖草、土地和房屋的产权、农民被判定为非建设用地的土地等）交还给农民和集体。这原本就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放权改革”的成果，背后的逻辑是前苏联的制度逻辑：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由政府管理，不需要经由市场进行转让，可以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来划拨。在市场经济的中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经济领域激烈地博弈！ 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市场化强调效率，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效率压倒了公平。但似乎我们过去认为有效率的，也未必真正有效率。如此强大的行政机器，怎么到了农村范畴就丧失了效率呢？有时候连量度都不能统一！兰田村丈量土地的时候，有些用古亩计数，有些则用产量亩，还有些用公亩，简直混乱，但换到政府管理的电费水费上，计数那叫一个清晰！原因正在于此：农村的土地不参与市场竞争，没有被定价。所以市场的效率完全对集体土地不起作用，以至于度量衡单位都不统一。有些时候政府所讲的为了“公共利益”，也是含混不清的！ 但农民作为人力资源要素早已被市场化了。农民离开土地，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的比比皆是。集体化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后期陆续破产，农民既有对工业社会的现实需要，现实社会也需要农民对工业社会做贡献，这种双向选择让人员作为要素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农村的土地要么闲置，要么撂荒，要么被不那么精心的伺弄。农民也有资格享受工业发展的福利。但如何利用农村土地成了法律上、观念上的难题。慢慢的，土地流转成为人们的选择，土地的性质不改变，交易使用权，成为一种解决办法。但这还要闯法律关、行政关和观念关。不过越来越明显的是，农民困死在土地上，没有出路的。必须要把农民从狭小的耕地上引向更广阔的天地。 中国古代的政府传统是“皇权不下县”，到了现在行政机关的末梢是乡镇。不论行政权力的层级到哪，公权力都不介入私产。但集体化时期的遗留问题：政社不分的历史惯性也很强。那时不少农村的资产被化成集体的了。农民离土离乡的强烈力量、含糊不清的历史账，加在一起就是湄潭经验的意义。 放眼全国，那些净身出乡的农民也不少，但无一不是外部获得的利益远超过农村的收益。城乡的差别体现在很多地方。最关键的一点是：国有是公有制，集体是公有制，为什么城乡之间的物业转让天差地别？现在城中村改建的那些“小产权房”，不也是走在合理合法的灰色地带吗？农村的宅基地原本就是生活资料，是农民的私家事务，但宅基地公有化以后，集体的“成员权”成了一个要害。在一轮轮的成员竞争后，最终只能是集体的土地中，宅基地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晚婚晚育、男女平等也就无从落实！宅基地就算没被定价，不怎么值钱，但是它也还有使用价值。难道没有宅基地的定价，交易就不发生了吗？温州乐清县的试验就是很好的例子。 原本简单的“地随房走”，相对简单的转让，在多头恶性竞争中成了紧张的禁区。贪腐的村干部、集体成员的私心、没有被定价的分配及交易制度，构成了一种近似囚徒困境的博弈。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仲裁者发挥一定作用。 政府不能仅仅扮演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有时候是为了官员自己的升迁，唯GDP论英雄）而征地的角色。建立健全机制，不能沉迷在大搞经济建设的迷局里。地方政府还要兼顾公平，要保证耕地面积和粮食安全，要让城市的发展被本地人公平的享受到。一个地方的经济越发展，土地就越稀缺，价值也越高，市场化的土地总会冲击没有被市场化的土地。利益的冲突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衰退而波动。资源错配再加上收入分配制度的不足，一定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几亿农民离土离乡，不在家乡生活，许多闲置的土地为什么不利于起来？于是在政府征地的机制框架内，产生了一种增加挂钩的政策。虽然农村的物业和土地还是不能转让到城市部门，但农民可以参与了。农民因为获得了产权的自由，有了选择的机会。产权就是选择权！就是这么一点自主权和选择权，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要知道，如果农村的土地可以进入市场，那么地方政府显然也是获利的一方。不信可以看看有些进行土地挂钩的地方，地方政府的参与意愿要高得多！有了挂钩政策这个帕累托最优的途径，农民也会获利，因为市场化的买家竞争，一定会推高价格。一个逻辑需要注意：使用权清晰，不一定代表着转让权清晰。但转让权清晰，那么使用权一定是清晰的。按咳嗽定理：经济体制的实质区分要以权利界定为基础，权利划分不同，市场的反应也不同。 但这一定需要政府进行职能的转变。政府要仔细地思考土地市场的利与弊。虽然农村土地放开进入市场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资本野蛮下乡可能带来的危害也需要提前考虑。唯有法治才能打好这个提前量，做好规划和准备。如果真想把土地和物业交给市场，其实并不难。无非就是考虑市场到底介入到什么程度。乐清县的百年传统、黄奇帆在重庆做的地票试验、深圳凤凰社区“统转”“统征”的应对，都是非常积极的试验。 我们要调整的是原先的“半拉子”土地市场。在其中，政府职能要转变，农民的意识要转变，城乡的差别要被重视，市场的效率要发挥，公平一侧也需要重视。但绕来绕去，就如其他领域的经济问题一样，还是会绕到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需要我们积极地思考这个问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积极地把握时代的潮流吧！一切在喧嚣之后总能安定下来。

写下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70%左右，情绪也渐渐平复下来，所以把之前带有情绪的评价删掉了，重新编辑一遍。 首先，鉴于作者一直cue改开前的公有制时期，我必须要给一个最低的评价。 户籍制度古今中外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时候，这是治理国家、维持治安的有效手段。建国后，国内外环境都不容乐观。内部积贫积弱，外部群狼环伺，确立相对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有绝对的必要性。制度是有滞后性的，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确立的制度，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就直接做出改革。如果一个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显性问题，不断延用下去是十分正常的。即便，在那之后，中国内部经济发展，国际地位逐渐稳固。相对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与我国的国家治理并不冲突，没有即时做出改变太正常了。并且，限制人口流动，与公有制经济体制是具有统一性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农村需要集体劳动，城市同样由国家分配工作。这种体制下允许人口随意流动，具有合理性吗？具有可行性吗？即便放开户籍制度，允许人口随意流动。城市人到农村定居，农村人到城市定居，组织上也没办法给这些人分配工作。这两点来看，作者就改革开放以前对我国户籍制度的诽谤是不成立的。 批判完作者的观点，还有作者的全书结构。当然我也是看到一半才知道这本书并非是一部论文，而是作者一段时期内的文章合集。因此就有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全书并没有就一些核心观点进行结构性的论述。每篇文章之间的观点论述是很分散的，并且还会出现重复的情况。 作者的整个论述过程也是一言难尽。

读完96年的《黄河边的中国》和04年的《小镇喧嚣》再来读这本，惊异于差距之大，这可是12年的著作呀。读完开篇就想放弃了，但想着要给差评也好歹读完吧。作者提出了不少观点，但阐述模糊不清，舍本逐末，让人感觉仍然停留在作者自己所谓的观念上，只用了少量片面实例和传言做支撑，所谓兴一利必生一弊，对于现状的利弊分析少有令人信服的深入分析和数据支撑，更不要说提出解决办法以及办法的利弊分析了。通篇感觉是在讽刺和发牢骚，简直有损知识分子的形象。 比如谈酒驾入刑，简单用所谓经济学思维去理解，不谈人的主观方面，社会影响方面；还有认为粮食产量提升都是分田单干的功劳，不谈化肥水利种子的变迁；还有土地市场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对沿海发达地区的认知，我都看笑了。 其实也难怪，作为学西方经济学的，没有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的理论修养，只从经济学范畴讨论社会制度，是无法摆脱其局限性的。 现今15年了，面对纷繁混乱的世界，西方价值观的缺陷和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的凸显，不知作者是否有观念上的转变异或有新的辩护内容呢。 好了，咬着牙看完，献上一片差评，算是对得起我的生命时间。

T：20220707 经济学类的书，因为自己并非喜欢阅读，因为觉得概念多，且比较枯燥，阅读着就会老是走神，这本也不例外让我会走神🙃🙃，还需多多努力再看一些经济学类的书，经济学类的书是我最最缺乏的一类书了。 从《置身事内》中里面许多推荐的书籍，着手开始看这本《城乡中国》，里面的语言其实已经很简洁逻辑也比较清晰，也涉及到了许多概念，不过在“挂钩”这一篇章的时候，读的云里雾里，还是不太明白，了解起来吃力。 “城乡中国”，城在前，乡在后，关系中的孰轻孰重可知晓。还记得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乡土社会是中国的基层社会。从清朝的内忧外患、抗日战争、大跃进时代、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一百年来可谓举步维艰，一路走来的不易，到如今我们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城乡发展也是有目共睹，自己就是农村出来的，从自己周遭事物的变化，从小到大的感受中，从小时候上山砍柴、种稻谷晒稻谷等一些农活，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那时候从住着瓦房到如今每家每户都住着小洋房。生活在变化着，前几年老家们要盖房子的时候，都是自行决定，到如今也是要政府部门来批准，现在每家每户也有房产证了，记得这个是去年的事情，以前是没有的，这也是一大变化。 从本书中看到了，土地财政是国家一项重要的管控措施。城乡土地二元发展，只许国家卖地，不许百姓入市，作者带领团队一步一步的进行实地调研，从贵州、成都、重庆、上海、深圳等等，所以举的例子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城市土地管理与农村土地管理不同，也一直看到了农村集体土地是没有市场化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扩大城市化，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设施、建筑等等经济活动的集聚，也带动了更多的发展. 紧跟时代步伐，了解更多的国家政策。下一本《乡土中国》。

本书核心论点——支持农地“入市” 【转摘】当代经济学家中，周其仁挨骂最少。他之所以受非议少，是因为他的批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呈现出一片和风细雨，这让被批评者不好意思升起满腔的愤怒。他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故作惊人之语。 周其仁一直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以一个猎人的耐心和敏锐，深入真实的经济生活，不遗余力以通过学术研究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堪称中国改革的活化石和鼓手。

越往后私货太多，以偏概全，论证条件不充分，其他条件避而不谈，最后几章看不下去了。城乡中国，城乡中国，没有城也没有乡，只有关于土地市场化的推崇，对目前土地政策的抱怨。书的后半部分更是纯抱怨，无论证，“我猜测”这类词用的也多，多重问题简单化，解决方法都归为土地市场化，其他条件，原因，解决方法都不谈，就一个推崇市场化。

读完《城乡中国》，第一反应是：“这书讲得挺对的，但看得有点累。”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他在书中反复强调“自由是城市的基础”。这个说法我挺认同的，尤其是放在当下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背景下看。城市化不是盖楼，也不是强制把农民“弄进城”，而是要让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哪生活、怎么生活。 书里讲到改革开放后农民工进城的历史，户籍、医保、教育，每一样都卡着他们。城市需要他们，但从来没真正欢迎过他们。说到底，我们的城市化是一种“外壳城市化”，楼修得再高，如果人进不来、心留不下，那它就只是空城。 最后，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发展”这个词。发展不是GDP涨了，不是城里多了几个CBD，而是要看到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生存是否变得有尊严、有自由。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能体现温度的，不是它给强者的机会，而是它给弱者的空间。🫡

周其仁先生的代表作，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特色的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改革历程和走势~ 多年来，周其仁先生为国家的深化改革，大声疾呼，奔走多年，实在令人钦佩； 同时，他倡导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与体制成本，也是独树一帜！ 于是，我精心整理了一份主题书单，欢迎交流、探讨~ 【精选书单：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与体制成本】 1、《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推荐理由： 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事实和包含在内的逻辑。 2、《改革的逻辑》 推荐理由： 作者这位密切参与者，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 3、《产权与中国变革》 推荐理由： 依托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来研究产权与制度变迁。 4、《城乡中国》 推荐理由：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5、《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推荐理由： 从一连串事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增长，正确而别开生面。 6、《病有所医当问谁》 推荐理由： 作者保持其一贯的研究作风，注重实地考察，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针对我国医疗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言语通俗、生动，观点犀利、明确。 7、《货币的教训》 推荐理由： 教你看懂中国的汇率与货币。 8、《突围集》 推荐理由： 经济下行，当前中国改革的逻辑和问题在哪里？ 一起来，更精彩！ --end-- 「李园读书会」简介： 上学，→当牛马，→创业/投资，→自由人，当前……你在哪个阶段呢？ 这里是「以书会友」的个人成长社区，各阶段的书友都有，主线任务是通过「创业/投资」实现FIRE的生活方式：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读书会」现已开放纳新，感兴趣的书友，快快私信我加入哈~ 让咱们常喝茶，多看书，约跑步/徒步/登山，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少数，少于1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