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译文名著精选）

冲着《卡门》而来，却一篇接着一篇都读完了。梅里美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但他创造的女性形象在二十一世纪似乎也是独树一帜的。不论是《卡门》中的卡门、《科隆芭》中的科隆芭还是《双重误》中的朱莉，她们聪明、充满智慧，或是追求自由、或是追求真相、或是追求爱情，每一位都是勇气和独立的代名词。如果让一些老封建来读，恐怕都要认为她们是“恶女”了罢，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被规劝的真实，才让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充满张力，超越了传统的简单的“红颜祸水”套路。 也许是囿于时代观念的限制，梅里美创造的女性形象都必须拥有美貌（在《卡门》与《维纳斯》中，美貌成为了一种毁灭的力量），但瑕不掩瑜，无论是从情节的设计还是形象的塑造，梅里美的小说都蛮有戏剧感。比如在《卡门》中，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其实只有短短数月，但紧促的情节安排却让我在阅读时产生了故事已经持续数年的错觉——梅里美对空间的安排也导致了戏剧感和这种时间错觉的产生。《卡门》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洞穴、街道、山林等等场景，这些完全不同的场景服务着情节交替重现，以跳跃的形式相连，也映射出着反复无常的冲突与（卡门的）情感。同时，梅里美小说中的叙述者似乎往往是考古学家或者探险家这种“云游四海”的“游侠”，以一种外层叙事使戏剧感更加强烈（一种说书人的感觉？）。另外，梅里美对情节被一步步推向高潮时的环境布置和冲突设计隐隐有一种对暴力美学的钟爱，这大概是浪漫主义对梅里美的影响。【突然想到，个人认为这本小说选中情节最精彩的一篇其实是《费徳里哥》——那个招待耶稣的赌徒】 但仅凭暴力美学的冲突就把梅里美归为浪漫主义风格作家恐怕是为时尚早（叠个甲，其实我也没查关于梅里美的资料，仅凭我对他的一丢丢了解，根本不知道批评家们对他的界定与看法，仅仅是印象里比才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的同名歌剧《卡门》是经典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才抛出这句话），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地读出梅里美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无论是对奴隶贸易的讽刺、对民风民俗的精确描写还是对当时社会结构的真实记述，甚至还有对当时的殖民经济与婚恋观的剖析——他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异国情调的故事肌体上切开精准切口，把19世纪中期欧洲的神经与血管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不止一次读《卡门》，当初因为它名闻遐迩，后来每次重读总能品出更丰富更细腻的味道。猜想歌剧《卡门》在语言、表情、动作等方面一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稍逊的就是心理活动。卡门真实，崇尚自由，爱恨分明，不装、不凑合，短暂一生，活得精彩、活出了自我，痛快哉。 梅里美长于短篇，眼光犀利，作品上乘，内涵深刻，精准地把握人性、社会性，耐人寻味，需要思量和推理。本书中的部分篇章，如《伊尔城的维纳斯像》就没有读明白，天资不够，也是遗憾。

很认真地读完了这本小说选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本欧洲各国风土人情的精华集，也可以说是法国及周边国家一些传说故事的精炼之作，还可以作为对十九世纪西方上流社会花花公子放荡行为别致的批判，总之读完只想说两个字——很绝！ 译本序中提到:“就对古代文化的精湛修养层面而言，梅里美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能够在某一方面独占鳌头的作家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一八三四年五月，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样一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考古学功底又兼具精练的语言文字功力的作者，相信他的作品一定不会令人失望。对我来说，喜欢他不进行道德批判的类似讲故事的叙事风格，轻松、诙谐、直白，有令人难忘的警世之语，更有入木三分的场景描写。这本书共9个故事，主要推荐: 《科隆芭》——一位兼具美貌和智慧的年轻女子挑战仇人的家族势力，最终在不影响世俗规则的前提下借兄长之手为父亲报仇的故事，大快人心！ 《费德里哥》——一位不想保持虔诚和持戒的赌徒通过满足耶稣基督许给自己的三个愿望，度过了完美的尘世生活并最终带领十二个赌徒朋友进入天堂的故事，太妙！ 《双重误》——通过这个故事你会知道两三百年前的欧洲上流社会虽然并不像中国一样允许三妻四妾，但他们已经将情人这个角色的作用挖掘到了极致，缔结婚姻门第、身份、金钱超越一切！ 《炼狱里的灵魂》——见仁见智，我比较喜欢它巨大的转折性带来的冲击感，魔鬼与天使存在于一人的身上并非不可能，但不打算推荐给每位书友😄 至于本书的标题之作《卡门》，真心觉得她的结局并不无辜。人生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在遵守一定规则的前提下拥有的更大的自由。而剧烈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反噬，以此自勉！

如此迷人的死本能。最后一篇结局看得人胸闷。人应该死不悔改，看到地狱的可怕，仍然义无反顾地下地狱，投入魔鬼的怀抱。主人公唐璜的秉性比同篇的特蕾莎、他的胡作非为的同学，以及第一篇的卡门差太多了。做了过于下作的事情，就已经丧失了忏悔的资格，是不可以行忏悔之事，挽回自己的名声，祈求得到原谅，甚至进入天堂的。唯有死不悔改，永披仇恨，被万人憎恶唾弃，笔直坠入地狱才是真正的救赎。本篇唐璜本来做下作的事已经让人看不起了，末尾还成了该死的懦夫，企图躲入上帝的羽翼之下，让人双倍鄙视。请你们站着享乐，站着作恶，站着死，好吗？

优秀的作品会写生命是怎样结束的，写了生命结束的作品一般都会有一席之地，因为生命的宝贵与脆弱我们多数人终其一生都难以真正意识到。

《卡门》作为一部中篇，情节紧凑，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些优点自不待言。这篇评论是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书中两个主要人物（卡门和堂·约翰）的解读。 尽管精神分析的兴起迟于梅里美的创作生涯，我们仍然可以用一种类精神分析的模型（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式的，不如说是后-黑格尔式的）去考察这两个人物的欲望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是如何塑造作品的叙事时间的。 堂·约翰虽然最终成了一个暴徒，但这个人本性上喜欢循规蹈矩，有非常强的对服从命令的偏执。这是一个受机械化的道德和政治权力关系所规训的人，他的许多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将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还原为义务-律法框架中现成可用的东西。他的欲望中最悲剧性的一项，不在于对卡门的爱，而在于对卡门的独占，而且是以一种“去美洲过规矩日子”的无聊方式独占。如果说爱尚且可以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那么独占涉及的则是一整套的道德契约——正是后者使卡门难以忍受。 梅里美对卡门的描绘，自然有脸谱化的地方（当然，其脍炙人口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脸谱化）。波西米亚人的民族身份与她的个性在有一点上高度融合，那就是一方面蔑视堂·约翰所难以忘怀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又高度关心身边的建立了信赖关系的人。她展现的东西也许可称作前道德的伦理（ethics before morality），而她对堂·约翰的爱应当放在这一框架中去考量。她的爱是出于对堂·约翰之奉献的回报，这种回报完全容不得等价交换的成分——套用保罗·利科的话，卡门只识得过分丰盈的逻辑（logic of superabundance）而无法容忍等价的逻辑（logic of equivalence）。因此，熄灭她的爱的，恰恰是她的“金丝雀”（堂·约翰）试图用一些条件交换她的忠贞的企图。直观地看，卡门的拒绝、乃至面对死亡时的不屈，是因为她对自由的珍视；但这种自由其实并非那种随心所欲的抽象自由，而更在于对当下遇见的人（尽管其中许多是社会的边缘人物）的信赖、乃至一种希腊式的对命运的信赖。 卡门这个形象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她身上展现出了女性的主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前-主体性。法国的整个“古典”时期（绝对君主制时期）对女性的想象都在于将她变成男性欲望的延伸，变成某种缺乏自我意志的身体（例如我们在芭蕾中看到的）。然而，这种逻辑推到极限，女性就会彻底变成物，而物是没有欲望的，没有欲望者不可能是爱的恰当参与者。于是，卡门的形象就成了一种矫枉过正：她在男人的世界里似乎比男人更自由；她将花弹到堂·约翰眉心的动作明显是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菲洛斯（phallus）隐喻。与她相比，堂·约翰的服从气质和对静止的向往反倒更显得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这种对性别身份的倒转制造了小说事件扣人心弦的节律。 然而，卡门的主体性并非彻底的主体性。她在男人的世界中游刃有余的方式，不是自己产生权力，而是利用男人的权力，将其转向，以便为她所用。正是这一点与堂·约翰的独占欲水火不容。相应地，当男人在卡门的诱惑下主动做出某些越轨行为并因此遭到报应时，他们又自欺地相信自己是身不由己，将一切的罪责归给卡门这个“祸水”。我们知道，对女性的污名化向来如此；这里有趣的是，这种污名化终究还是因为女性并非权力的产生者，而只是搬运者。男人虽受无常欲望的驱策，到了道德化的时候却又能够顺畅地收回在欲望中临时让渡出的权力。历史和时间站在男人这边。 小说的主题耐人寻味，但小说的写法还有进一步打磨的空间。尤其是在那样一些“真理时刻”，梅里美的笔力显得单薄。同样的场景，换作托尔斯泰来写，完全两样。

读了《卡门》篇，这篇颠覆了传统的乖乖女爱上坏男孩的叙事，狱警爱上了自由不羁的卡门，一步步沦陷。 最打动我的是卡门对于自由的追求，“作为我的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密，但是卡门永远是自由的，她生来是加里，死了也是加里。”我不由联想到现在好多女性的处境，在传统视角里，女性总被拿来当做谁谁的附庸，总是做了许多委屈自己的事情，而卡门却坚定做自己，为自由愿意付出一切，这便是卡门身上最闪耀的点，也引来了我对自己的思考，我希望自己也能永远独立思考，不为满足别人而去委屈自己的灵魂。

读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和唐·约瑟一样，对嘉尔曼爱恨交加，欲罢不能。嘉尔曼精明狡黠，放荡不羁，这是属于那个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吉普赛种族所特有的性格和气质，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征，一种如鸦片般诱人的异国情调、万种风情，足以令人色授魂与。 嘉尔曼并不受缚于任何道德和伦理规范，法律对她更是无可奈何，她随心所欲，精力充沛，炽烈张扬，高唱自由之歌，并为之毅然赴死。在她身上仿佛有那个乱世佳人斯嘉丽的影子，但嘉尔曼远比后者邪恶得多，似乎只有乔叟的巴思妇人和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伯爵才可堪比拟。谁都会承认嘉尔曼够格儿做撒旦的侍女，她放浪形骸、诲淫诲盗的生活实在叫人难忘，而她的胆识和手段更使人惊骇。 在嘉尔曼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甚至野蛮的美与欲望，意志与激情，它们不为现代文明所规训，也注定要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走向毁灭。梅里美在嘉尔曼那原始的野性之美中灌注了独特的审美内涵和精神价值，它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体、受害者，以其自由、鲜活的生命力，反映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规范的腐朽、严苛和虚伪。 唐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逾越常情的痴迷/执念（obsession），这种迷恋如火焰一般浪漫炽热，却同时具有强大的侵略性和破坏力，必将自毁毁人。唐的性格中带有强烈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是理性和激情的综合，他有着强烈的爱欲和占有欲，并具备为之赴汤蹈火的觉悟和勇气，却又无法摆脱贵族的、军人的法则，渴望安定的生活。他的矛盾性与嘉尔曼追求自由、无视道德的个性注定无法长久共存，也预示着悲剧的结局。 小说主要着墨在唐·约瑟和嘉尔曼的爱情悲剧上，但我读完之后却念兹在兹于叙事主人公“我”。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的涵养，令人感动的是“我”的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我认为正是在这一人物身上，这一在小说情节中只起导引作用的叙述者身上，梅里美倾注了他现实主义的笔墨和精神，“我”性格友善温和，全然不如唐·约瑟那个被爱冲昏头脑了的家伙一般莽撞偏执，也与嘉尔曼不自由、毋宁死的极端主义毫无瓜葛。 “我”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心理活动，我都仿佛感觉是自己在进行选择和思考，因为它们是如此合情合理，充满着人性化色彩。鲜少有读者会在嘉尔曼或是唐·约瑟身上找到认同，但面对“我”，每一个读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到亲切，感到身不由己的体认。面对一个人物形象，读者或憎恶贬斥，或惊骇悚栗，或钦佩赞美，或怜惜饮泣，或兼而有之，这往往是因为我们缺乏他们身上的那些特质的缘故。能使读者感到亲切和体认的作者毕竟不多，如果说陀氏笔下的人物使人看到了自己内心的阴暗和龌龊，那“我”就是让读者看到自己的善的存在，那自然的、现实的、不加夸饰或扭曲的善。 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并不进行任何道德审判和说教，这是一种完全客观中立的自然主义式描写。“我”虽然选择信任和帮助唐·约瑟，但对于向导为了一己私利而检举揭发的行为，“我”没有表露任何鄙夷、嘲谑或中伤。在劝说无用之后，“我”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从当下的两难境地中求得最好的结果。一方面“我”冒法律之大不韪，私下放走了唐，另一方面也为向导文过饰非，恳请原谅，并在分别时给向导一笔丰厚的补偿。 后来“我”发现自己丢了表，却不愿追究，按下不提，这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而有某种希望避而不见的尴尬和不愿兴师动众的优柔在内。作者巧妙地在此处留了白，正如之后或之前的许多地方一样，所有动机隐而不彰，我们不能确知“我”的真实的心理活动，但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读者已然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也隐隐明白他的选择和行为。而人的情绪和思想是如此复杂，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如不说，徒留读者自行体会。 当“我”不得不去看望即将受刑的约瑟时，“我”几乎是没有理由地选择帮助这个交情甚浅的人，一如“我”在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信任他一样。此时作者同样没有道破“我”的动机，但我们都能猜测到这举动中所包含的对将死之人的同情，死亡面前一切干戈和不快都冰释前嫌，即便交恶的人也能和好如初，遑论“我”和唐之间那小小的尴尬。 尽管受到了顶撞，迁怒，欺骗，“我”从始至终也没有怪罪过任何一个人，而似乎只是依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事，不论得失功过。在“我”身上，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在处于两难的境地时，为恪守心中的道德准则所做出的种种选择。此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失去效力，我们的行为更多出于心中的原则和准绳，出于真诚和良知。我们也会和“我”一样陷入矛盾与烦扰，感到愧疚，从而做出弥补，力图使两难成为两全，一个所有人都不受到伤害、至少是将伤害最小化的境地，在那里没有人是不义的，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出于个人的苦衷和立场做出选择，而我们周折其中，博取转圜与和平，即使维系这种和平需要损耗自己的利益，也仍甘之如饴。 同样地，在嘉尔曼与唐的故事中，无论是前者的放荡邪恶，还是后者的极端和自私，作者都没有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审判，他始终站在一个中立的、外在的位置，关照着每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因，也体谅着他们的抉择。故事中没有坏人，只有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影响而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地承担着个人选择的后果，并最终走向宿命的结局。

推荐值不至于只有74％。 我看到很多书友，包括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对于此作的叙述手法小有诟病，认为叙事方式并不高明，“看完了之后我还不清楚‘我’有什么用。” “我”自然是有用的，创造叙事视角，展开故事情节，这是表面的。 另一方面来看，“我”奠定的是全作现实主义的整体基调。从“我”一开始的创作动机即“研究历史”，再到根据“我”的视角展开一系列对于西班牙民族历史、本土文化的说明——包括整个第四章都是对吉普赛民族文化的讲述与分析，可以说，“我”为这段独特的爱情故事完善了具象的、实际的、时代性的大背景。 梅里美是浪漫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学者，而不是空想的艺术家。“我”也可以理解为是作家本人的意识，是的，他追求、珍惜、欣赏着浪漫自由的追求，但他需要制约着浪漫主义情感的洋溢，转向对阶级、对思想碰撞的思考。 “我”做到了，“我”的出现完美的解决了创作准备阶段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让卡门的故事成为了昭昭历史之中的一段谈资，使“浪漫主义”被控制为“浪漫主义色彩”。 浪漫主义为什么在式微之后却依然在百年来始终在读者的心中亮着光芒？正是因为诸如《卡门》的作品，为浪漫主义的原始激情提供了再次呈现的可能。我负责现实，你负责浪漫，于是浪漫主义逐渐远去，但浪漫的艺术象征如众星般熠熠。 此作叙述手法不讨喜的另一个原因，其实是梅里美似乎在刻意突出这份浪漫，第四章的补充作用难以说服部分读者，在他们看来，卡门人物形象的产生颇有种“横空出世”之感。 以现实表现浪漫，主要是两种手法，即“对比”与“融合”，此作为前者。至于后者，也就是能让那部分读友更容易get到巧妙之处的手法，也在19th后十分常见。感兴趣的队友可以去看看《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两部作品将两种手法的对比性展现的十分明显。

《卡门》发表时，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所留下的血痕已经成为历史的一笔。正如马克思思想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拜金主义、犬儒主义成为风尚，道德被绑在了金钱上。在万能的资本面前，人沦为奴隶。个性与特征消失了，人变得礼貌周全、温文尔雅，同时也自私、畏缩。梅里美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刻薄的时代，所有人都带着一幅好面具，自由和个性被漠视。然而，作家的心天生就不愿受禁锢，卡门的形象因此而产生。 卡门是一个能歌善舞、容貌妖艳，性格泼辣又魅力十足的吉普赛女郎。她在纺织厂做工，也帮人算命，有时候去表演歌舞，但这些都只是她的掩护。卡门无视法规，她背地里与强盗劫持外乡人，被人惹恼后便将其杀害。卡门也不在意所谓的贞操，她声称“没有人求爱的女人自然贞洁”，用色相使财主大亨失财丧命。卡门的爱情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留，她的爱情就像短暂的春天。唐·何塞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有一个在远方的爱人。但面对美丽妖艳的卡门，唐·何塞陷入爱河。当卡门的爱情从他的身上离开而奔向斗牛士吕门时，唐·何塞在强烈的占有欲的驱使下感到十分嫉妒。他之前杀死了卡门的一个情人，当发现卡门本性如此时，爱而不得竟让他将刀指向卡门。从遇见的第一天时，一只兔子从唐·何塞的马下逃窜而过，深谙占卜的卡门已经知道，她未来会死在唐·何塞手里。但卡门并没有躲避，在刀插入身体的时依然用野兽般的眼神盯着唐·何塞。唐·何塞将卡门埋在树林后便去自首，死在了绞刑架上。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唏嘘不已，我既能感受到卡门的自由和个性，也能对唐·何塞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不想，也不能为这些人物评定对错，只是深感法律留下的空隙太大，大到足以让人变成各种各样。于是社会变得复杂。当然我并不赞同毫无人性的法律与道德，我只是想，如果法律和道德不能使人过得幸福，那应该将人性交与个人。自由本不应该坚持，也不应该以死亡为代价，人生来本是自由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变得不自由，是什么让人活在枷锁之中，甚至乐于桎梏于此？而对于唐·何塞，他的爱似乎已经被“异化”，染上了资本主义掠夺的风气。唐·何塞确实爱卡门，而且是深爱。可“爱”并不会拉进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距离，相反，让他们越来越远。如果他们不彼此相爱，或许可以相安无事，但他们却爱了。卡门最后所说的“我恨自己爱上了你”，真的很让人痛心。更让我难过的是，卡门和唐·何塞最后的告别是爱与不爱之间的殊死争斗。“继续爱你，这是不可能的。和你在一起生活，我不愿意。”在看歌剧的时候，卡门和唐·何塞之间的相遇有多么美好，结局就多么悲惨。 说起来，我可能遇到过像卡门相似的女生，可她不及卡门个性鲜明，而且围绕在她身边的异性，也不会像唐·何塞那样爱得疯狂。或许这就是人生和小说的差别，现实中总是活得不肆意。肆意不就成了野兽么？人本来也是兽的一种。原始固然不能返回，可并非不值得留恋。有时竟害怕沉思，因为害怕面对虚无的真实。如果是残酷，那也是好的，最怕空无一物。找不到答案，就不去找了么？卡门明知道自己会死，就不去活了么？不，卡门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