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信任，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感。权力作为获得资源的资源，亦是被争夺的对象。本书中关于"何故为敌"的解释，不光可以用在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在家庭，工作存在多方竞争情形下，也可以同样感悟(增加多个指标)。为了达成利益平衡，让我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关于人数，准入门槛，资源数量的三张表格很有启发性。也能够协助我们理解社会表现形式下潜藏的意义。 宗教是权力的具象化，保护既得利益者，稳定不得利益者，在中国的环境中，想到封建皇权的设置，包括辉煌的宫城(物的隔绝)以及宦官制度(人的隔绝)。 关于商人的荣耀与艰难，利益的"皇家"既要与大众保持距离，又要贴近上位者。从本书中，我联想到，商人需要信仰某个宗教(归属某个团体，这其中也可通过宣布爱国等方式)，加入公益事业(减少与大众的摩擦)。尽量占据道德的上风，建立舆论口碑，维系利益的稳定和安全(人设的重要性)。 商人的平衡要不落入民众之中，要不成为上位者的代言人(我国，他国相反)，这样会相对安全。 对于他国语言还是要强调工具性，而非一种身份上的归属和认同。加强中文教育，加强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非常重要。现阶段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措施及时有效。 在此基础上，认真思索现今国际社会的乱象，才会发现，那些所谓民主，是一种武器，而非一种变得更好的力量。亚洲的文化，相信的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而非第三方神的拯救，神话和现实都是相互印证与影响。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确实如此。只有自己去拯救自己的族群，和把握自己的未来，不能受到他人的影响。

从冲突问题本质分析上看，作者的眼界过于狭小，只是局限在现代的南斯拉夫，索马里以及非洲部分地区。 从局部冲突的成因、过程、结果、影响等问题来看，作者的解释又太过宽泛，没有集中于一个地域的冲突从历史、政治、文化等多层面全方位的进行分析。 作者解构了冲突作为族群或者宗教的竞争，却没有建立起冲突的本质模型。本想着德国的学者更加具备深刻性和严谨性，还是有些失望。20200327

内卷的后果2：钱谦益、刘宗周与宋江 5、钱谦益与刘宗周：道德内卷后的群组分化与极化 晚明社会，科举内卷，士大夫的群组规模达到了饱和程度，物极必反，分化出君子与小人。 道德也内卷，会是什么一副样子？ 作者说，“如果追随者与领导者具有一致的集体身份认同（族群、宗教、意识形态等），他们的忠心要价就会拉低；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领导者就得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使用更多的暴力。” 刘宗周之死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作者说，当资源（对优势群组的归属权利、政治领导地位）争夺变得激烈时，与洁净和仪式实践相关的规则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与涉及的人群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没有关系。 以非洲的伊斯兰化为例，早期具有宽松的氛围，甚至开放融合当地的巫术仪式，为了吸引教徒，但到了竞争白热化时期，一变而禁忌森严了。所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其实是竞争内卷的倒逼。 刘宗周可以持有道德洁癖，其他人不行，道德内卷使得它会通货膨胀，泡沫化，最后贬值不如高点套现，这就是“道德的市场化”，随着晚明社会的商品经济一起成为常态。 钱谦益们之所以降清，在于他们在道德市场上拥有变现的选择。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选择都是理性的，一定选择利益最大化。降清的利益大于忠于明朝，就难怪他们会当汉奸当小人。 东林得势时，他们选择做君子，大清得势时，他们选择做汉奸，反复横跳，身份选择不是障碍。而且我发现，比如钱谦益，既是政治家，又是戏剧家，后来又是联络郑成功反清复明的行动家，一个拥有多重身份与爱好的人不会走极端。 多重爱好就相当于多重语言。作者说，多语言的人或者那些能精通不止一种语言的人在自我展示时，可以有身份认同上的选择余地，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语言形式以及由此给定的族群性上（在宽泛意义上，“族群性”也可以表述为“身份认同”）（Le Page & Tabouret-Keller, 1985）。 据说钱谦益有一天对柳如是说：“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柳如是俏皮地回答说：“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爱得很多，大概是明末士大夫的特色，李渔张岱也是，几乎无所不爱。入清不出仕也可以隐居起来写书作戏，马照跑舞照跳，犯不着去死。 而刘宗周们除了坚持道德洁癖，名节是他唯一的资本，没有执政与带兵能力，清流是他唯一的身份，选择单一，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但凡他有岳飞那样匡扶社稷力挽狂澜之才，名节与功利兼备，也不会去死。 总之，钱谦益与刘宗周无非是道德内卷后的群组分化与极化现象，是任何一个群体达到内卷的必然。 6、刘宗周的道德洁癖：为了权力竞争及信任危机 《爝火录》中说如何对付李闯：使有一、二识力长贰及绅矜辈慷慨晓陈顺逆祸福、安顿穷民、解息纷讹、捐助城守，贼自难行其诈矣。 那为什么不做？信任危机！谁信你官，谁信你君子！反过来，对于李自成的空口许诺，老百姓竟然多信了，“间有一、二举实情以告，彼地方愚民方且望贼如云霓而莫之信。” 《何故为敌》中说，近年来索马里的伊斯兰教实践有更为严格的形式，这可以被解释为：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索马里的商人需要与海湾国家的商人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Marchal, 2004: 115） 这大概是信任危机的代价。当信任贬值时，人们必须做出割席断交、划清界限等标榜道德洁癖，君子清流的原教旨主义行为，才能被信任，被赋予正当性。就像城隍游行中，为表虔诚，必须各种自虐，像是一场自虐的展览。 据说朱镕基说过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如今，似乎正和朱镕基相反之路狂奔。八国联军老百姓帮忙带路，也是信心问题，自古以来官民是对立的。 《何故为敌》中又说：如果大家都是穆斯林的话，仅作为穆斯林的身份便无法成为主张权力的基础，人们需要将美德予以不同程度的区分，主张自己属于比较高的级别。 这就像《唐伯虎点秋香》里周星驰泡妞斗狠的桥段一样，其实是古代流氓常见的比法，周作人“绍兴破脚骨”就有讲，昨天听老梁讲“疯狂内卷，天意不可违”讲到天津卫的混混争夺码头，油锅里剔铜钱，也是“斗狠模式”！印第安人夸富宴，也是类似的，比谁慷慨到可以倾家荡产，谁就服谁！ 所以，犹太教就是广泛分布于欧洲的犹太金融家们的一种信任货币，中国的宗族也是，古代所有商行，特别是徽商，全是宗族的信誉背书。 刘宗周以死殉节是被政治斗争中分类的代价，《何故为敌》中举例一个“非暴力”打击恐怖分子造成的连带伤害情形：2001年11月，在美国影响力所及的地方，世界各地的巴拉卡特（Barakaat）银行被关闭。索马里的家庭为此承受痛苦，因为他们无法收到身在欧洲和美国的亲属的汇款。 入侵伊拉克据干掉萨达姆说是因为一袋洗衣粉，但不重要了，这个巴拉卡特（Barakaat）银行是否真的为本拉登转账，已经不重要，牺牲是难免的，这就是本书要说的冲突以族群等分类为前提，分类并不是科学的，不幸，这家银行被分类为恐怖分子支持者，划入了敌对阵营。 7、宋江：官僚内卷后的“造反-招安”成功学 当宋江举起“替天行道”的义旗，实际上是挪用了官方的价值观语言与象征性仪式，就如《共有的习惯》中所说的18世纪英国粮食骚乱的喧闹游行与官方传统的教会法庭具有同样的审判仪式！意味着，它们其实是冲突的一体两面，并非价值观冲突，而是：资源争夺的抗争表演！ 平民只是想要从官方贪婪的嘴里救下更多的利益，并不是要推翻制度，并不是要做李自成！宋江也并不是要推翻宋徽宗，而是想当官，据《士人走向民间》一书所说，唐宋科举内卷士人下沉走向民间，宋江只捞到小吏，不可能当官！造反清君侧只是宋江干进，实现阶层跃迁的一种工具，甚至是积极进取的人格，是熟稔于官迷心窍的成功学，完全不是叛逆反社会人格！ 在吏的队伍中，一辈子就是吏，吏不属于官的体制内，而属于官的私人聘用，一辈子被人歧视。 宋江造反，在小群组里当作头领，切换联盟时就具有很大的收益！正如《何故为敌》中说，“一位现时的或者潜在的头领对于“切换”联盟（或者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不那么高雅的词“背叛”）时，与普通追随者的成本-收益考虑会完全不同。” 宋江只是选择了成功学中的一条高风险高收益之路：“造反-招安”！ 8、边缘地带与跨界纽带：汉奸与国际人 梁文道早期在广州的演讲，关于南方中国的海洋文化。 历史上，反映在《河殇》这部80年代末的纪录片中，以中原黄土文明为主流，缺乏海洋文化的存在。 但梁文道说，no，对于南方中国人乃至南洋华人，自古以来都是海洋文明！他还举例郑芝龙，福建人，澳门学习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会弹弗拉明戈吉它，娶日本长崎富家女为老婆，投靠明清，占据台湾……他的船队什么人种都有。 梁文道的意思是，南方中国的观念是多元，跨种族与国家，也就是没有国家概念，流动性，也就是随时当汉奸或朋友，他举例说黄花岗烈士与建设大陆的南洋人不一定是爱国华侨，别扣高帽，他们有些没有国家概念，而只有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个人不应该被集体叙事所笼罩，扭曲。 的确如此，我们的历史主流叙事完全遮蔽了边缘地带的人，他们没有王法，没有中国观念，看起来有点“汉奸”或“跨界”的离心特征。任何一个组织的边缘地带都是如此。 还有一类人，未必在地域上而在身份上属于“跨界纽带”，拥有双重国籍或身份关系。 人类学家格拉克曼认为“跨界纽带”有助于缓解冲突，作者相反，他指出那些跨村的亲戚带来的问题：让村庄之战变得复杂的不是婚姻，而是那些无法与之通婚的人，因为他们是兄弟或者姐妹。属于同一外婚制部族的成员生活在另一个村庄里，而那个村庄的人是潜在的敌人，这让村庄之间的战争变得复杂。 这事犹如前天918，深圳一日本小学生被民族主义分子杀死，他妈妈是中国人！犹如，反日游行时砸中国人的日系车。 这就复杂了，无法被分类，正是因为这种“跨界纽带”的存在，他们本是我们的一员，却跑敌人阵营里去了，那不就是“汉奸”“国际人”谷爱凌吗？ 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们比敌人更要被打倒。 作者说，这些“跨界纽带”真正带来的是，它们为行动主体（当事人）提供了几种不同的选择，来帮助他们面对战争的结果（Schlee, 1997）。 那么，抓汉奸运动实际上是对于复杂性的忧虑，和对于多元选择性的嫉恨。

人类种群/族群/民族的兴盛与衰微，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影响的叠加，至于宗教/血缘/民族国家，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文化装饰，用以巩固或保有生存境况的说辞。人们为宗教/意识形态的相互攻诘/冲突，本质上是个我生存环境的折射，驱使或被驱使，为利益而战。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并无二致，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类借助文化装饰，显得冠冕堂皇而已。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化中，遗存下来的，成为文化的标记/贡献者/讲述者；消亡的，则是文化的牺牲/献祭，湮灭于无形。脱去文化外衣（宗教/血缘/族群/意识形态），人类依然会竞争（冲突/争斗）着求生存。

在我感兴趣的领域里，或者说，我以为作者应该花费重笔墨广泛展开的地方，很少见到，或者根本就见不到它的出现，这当然是一种遗憾。当然，每一个人的生命短暂有限，我不可能，循着作者的旅程轨迹，补足那些在我看来，应该充分展开的部分。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只是可惜啦！

今天才知道维和部队是为什么会合理介入索马里地区的政治局势的。 感觉书讨论的背景是基于索马里局势的和平进程实际经验。从基于身份认同的决策和容括排斥策略，以实操经验说明种族标签并不是决定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宗教交织作用的结果。而所谓广义的有效认同标签在全球城市化过程中，传统标签正在消解，权力和利益更多主导局势发展。寻求解决过程中，用有效手段和沟通努力推进地区各方权力表达的平衡和地区和平，建立有效索马里和平政府依然有困难的结论说明这本书成书时间可能在2012年以前。 很喜欢里面跨界纽带这个概念，但是不理解作者的理解，感觉它应该像同素异形体与化合物之间的关系。一个纬度内的群组之间是化合物联系，两个纬度内是同素异形体，而跨界纽带是要同时连接化合物和同素异形体。 族群是宗教某种程度的机器表征，又都是不同纬度的生命体。 基于(标签)身份认同的决策和占位，显性和隐性关系的确定程度从0到1--如法律， 是不同个体间的契约和缔结缓冲器。 冲突现象是否都可以理解为人a和机器b的因异步而对抗表征M(X,P)？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伦理关系，作为参考链接变量Y，个体人，组织，民族，国家，宗教，文化，公司，自然，既是不同纬度的生命a&b，也是在一个文明范畴里类聚群分的机器，又彼此交互成一张网的权力结构分布F(a,b)，两两之间是目标向量X和数量n有限资源p的矛盾，关系表征A&B刻度为合作1与冲突-1、慈善1与战争-1、对抗0与冷战0，机器的时代特征总是日新月异，内部或者外部这些矛盾最后总是被具体到新闻里揭露有制度没信仰的组织机器与受害的平民，在大结局后表现出义愤填膺却木已成舟的同情批判谓之监督反抗的火种和“跨界纽带”，循环往复确实才能进步，可为什么非需要祭品才能唤醒和扛起机器的一点点让步(杠杆失衡)，可能'机器'根本不鸟所谓唤醒，因为不是一个纬度的生命，人和机器都是不在一个纬度生活却同处一个纬度的矛盾动物，机器内部和外部的冲突的部分交集需要新的关系程度表征作为缓冲缔结纽带。没有时有麻木的群体。

杨胜敏老师题写的序言，冲着这个坚持读完。整体读下来并不是特别流畅，可能是翻译原因，再加上个人对非洲国际政治背景相对陌生，对书中的很多案例并没有产生共鸣。尤其第三部分，实证框架的译法很不理解，一开始以为是实践路径或者实践经验，读完味同嚼蜡，也没有对应前文的理论。并没有很惊喜的感觉，部分内容阅读时自动跳过。 作者开篇提出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族群冲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民族？宗教？文化？资源？利益？实际上更多还是相关主体的各种实际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发展机会等等）。个人感觉这一点其实对于中国学者很好理解，因为国家层面和学术界的共识就是秉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理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已经被批的体无完肤。 然后作者提出了关于族群性的六条常见错误观点：（1）族群性是族群冲突的原因；（2）文化碰撞根深蒂固；（3）族群性普遍存在；（4）族群性不能改变；（5）族群是有共同祖先的群体；（6）族群具有地域性。（个人对第六点感触颇深，这也是西方国家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地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国家提出民族聚居区、民族区域自治话语，而不是民族自治地方！）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批判，作者提出族群性并非冲突的原因，而是在冲突进程当中才得以出现。并提出了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决策理论，围绕族群和族群展开讨论：族群是社会性建构、民族并非自然实体、宗教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等等。将族群性的理解置于冲突中，认为族群性是冲突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一点很重要！作者以索马里和肯尼亚情况的对比，意在说明：族群多元化不是战争的原因（索马里的族群和宗教高度一致，却高度分裂；肯尼亚语言和族群多元，却相对稳定） 此外，个人感觉作者的观点很多，分散在整本书中。一些学术概念值得读者关注：荣括与排斥、涌聚、收紧化、纯净化……因未读原著，觉得排斥、收紧化、纯净化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怀疑在原著中是同一个词语，是否为译者为了追求阅读体验的刻意为之？（这一点不确定，欢迎拍砖交流）

身份认证，与其说不是冲突的源因，是冲突的结果，但它一定是后续冲突的原因和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区别：源因与原因的区别。

这是本专业的书，对于普通人而言，读起来非常枯燥，采用的事例离我们也很遥远，国际政治的细节总是乏味又纠缠不清，但是全书努力揭示一个真理，彼此为敌的冲突是如何造成的，残酷而又无益的战争目标价值何在？

学术性著作，内容异常深奥，没有社会学知识基础，看起来非常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