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麦尔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
想先借用普京的一句话作为开场:谁不怀念老北京的胡同生活,谁就是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老北京的胡同生活,谁就是没有脑子。 作者梅英东身为美国人,对中国了解的深刻程度、全身心浸入北京胡同生活的胸怀、惊人丰富的知识储备、锲而不舍的调研精神,以及妙趣横生、文采飞扬的笔触,都值得一个“推荐”,来赞许这本独一无二的好书。 但另一方面,他对北京城市建设中的批判态度,却总是在叙事的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流向“政府——人民”的二元对抗,以及“资本——传统”的矛盾塑造。 我不否认他指出的很多问题客观存在,但他描述这些问题的方式,终究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在他一次次的委婉批评和含蓄讽刺中,总是可以读出“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尽管这大概并非他的本意。 在看完《置身事内》《小镇喧嚣》等一系列深度分析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作品后,我能够理解了梅英东的局限——这种局限并不是说梅英东对于文化保护、城市规划或者社区调研的认识不够,他在保护老城这个话题上堪称专家。这种局限,是他作为一名美国人,在2000年代初那个时刻,终究无法理解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父权制政府的底层逻辑,也无法回答“钱从哪来”和“人往哪去”这两个保护胡同的根本性困境。 所以,我尊重他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我对他的很多观点真的无法苟同。 读完之后,我在“推荐”与“一般”之间犹豫良久,最终因为译者的一句话决定点了“推荐”,这句话就是“这本书是写给北京的一封忧伤的情书”(见译后记)。 是啊。作者这本书,与其说是批判北京老城改造的种种不合理,不如说是在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情人。作者用大量扎实的学术内容撑起了这本书的理性主义,但归根结底,这本书写的只是他的意难平吧。 作为一个在北京居住近20年的外地人,我太了解这座城市的种种规划问题、交通拥堵、生活不便,需要忍受很多问题。但我也能看到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审美在提升、对传统的尊重在复苏、居民的素质在变好。 胡同的消失,让梅英东无比伤感。我理解他的伤感。 但放下情绪,让我们的祖国走到今天的,其实是另一种精神——前进,不惜一切代价的前进!
✍️《再会,老北京》的写作角度 作者迈克尔·麦尔(中文名为梅英东)是从沉浸式参与者+外部观察者的双重视角来写这本书的: 1. 胡同生活的参与者视角 他亲自住进北京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成为胡同里唯一的“老外”居民,和老街坊同吃同住,亲身感受四合院的烟火气、邻里温情与生活琐碎。他不是站在外面旁观,而是把自己完全融入胡同生活,记录下日常的温度与细节。 2. 城市变迁的记录者视角 他以记者的敏锐,追踪1997年后十年间北京的城市改造与胡同拆迁,既写胡同里普通人面对拆迁的焦虑与坚守,也梳理北京建城以来的历史脉络,探讨“现代化”与“传统保护”之间的张力。 3. 跨文化的旁观者视角 作为美国人,他带着一种“异乡人”的清醒,既不盲目批判拆迁,也不刻意美化老北京,而是客观呈现城市转型中的矛盾与阵痛,用 outsiders 的眼光捕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北京。 4. 个人化的情感视角 整本书像一封写给“老北京”的情书,他把对胡同的归属感、对老街生活的眷恋,以及对城市消逝的忧伤,都揉进了文字里,既有纪实的冷静,也有私人的温度。
“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如骨头一般白森森的外墙——这就是下一代将会挖掘出的东西。” “更大、更平、更宽、更多。”
笋悦读♥︎2024-27 2019年我读了作者的《东北游记》,刚刚翻了豆瓣记录,上面写着“我马上就要开始读北京这本”。 时光抛人,真正开始读是24年5月,直到今天终于读完。 翻译者何雨珈也是我那时候留意到的译者,之后虽然没有开始阅读这一本,还是读过她翻译的其他作品。 梅英东住在大栅栏儿的时候,我已经从新街口附近搬出来,住进了千篇一律的高层建筑。新街口那一片从91年开始就说要拆,风最大的那一年大家坐着开发商的包车去了郊区看房,我爸回来就说,在大兴呢,远死了。那年不少家把炉子都拆了卖掉了,然而那年没有拆,直到我2000年搬离,直到上周路过时看了一眼,依然没有拆。算一算,我和朱老师应该是同龄人。 离前门不远的南北长街,是我小学和初中的那一片,奶奶家也住在那里,我也在那条街上住了三四年。我对奶奶家的房子留下印象不深,倒是对西华门那附近护城河更熟悉。而新街口那个小院子更没有多少温馨的回忆。不在大杂院里住过的人很难共鸣,这俩院子已经算是人少,巅峰时也才同时住了五家,然而依旧没有什么隐私。我高中时隔壁家在秀水做生意,半夜十一点回来做饭洗衣服,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能静下心写作业,夏天时无数小虫从窗纱缝隙钻进来一下一下撞着铁皮台灯,落在作业本上,就会被随手一捻,在白纸上留下一抹草绿色。 高考前半个月,学校放我们在家自己备考,我当时在过道放了一把躺椅,一手边放在一摞摞书,另一面放在一个铝盆,里面放在半个西瓜一把勺。几乎整个北京夏天的符号都在此处,包括树叶缝隙里透过的阳光和蓝天里悠扬的鸽哨。 搬走时没有留恋,满脑子都是终于离开的开心。在时代洪流中,小人物只是想吃好穿好住好吧。 在我还在奶奶家住的那几年,90年代初期,胡同就是梅英东见过的胡同,平房也是他住过的平房,公共厕所也除了更旧别无二致。那时候离我奶奶家大概2公里的同一条大街上,我的小学同学也住四合院,那是我理想的四合院,确实不大,只有一进,四面房子围着小院,中间甬路通向各个房间,土地翻着,种着花和树。有一面房子改成了浴室和卫生间,另一面是厨房和饭厅,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下雨时都不用担心湿了鞋,只要搬把躺椅躺在檐下,岁月静好。 所以,四合院好的,平房接地气的,胡同有着老邻居的,都是怀念,其他的,只想逃离。
从没去过北京,也没听人说过北京,就看看一个外国人介绍97年后十年的北京,又是一个东方视野下的他者,但这本书的外国作者显然不是“三部曲”中同样来中国的何伟,作者更喜欢在无声的比较之中道出一些真问题 在这本书里,这个比较在北京奥运的前后显得特别鲜明 奥运前,北京的胡同非常热闹,家庭式的小面馆会默契地成为街道的集合点,大家在面馆里一起看电视、唠家常,“废品王”磨刀郎吆喝着唱念着游荡在胡同里,菜贩子把萝卜堆成金字塔,抱着报纸四处兜售的小贩能给人们带去每天的城市早晚报。 时值奥运前夕,爱国的热情也蔓延在胡同里,小学的教室里也在进行着奥运会倒计时,在“北京奥运会会是全世界最好的奥运会”的口号激励下,所有人都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建设当中去 在这里,工业搬迁出去,垃圾处理站越挪越远,公园被围了起来,房价不断飙升,象征着老朽与落后的胡同一个个被拆,商业购物中心拔地而起,带有电梯的沃尔玛取代了小卖部。生活在胡同的人每天都彼此问道:你知道我们这片儿什么时候被拆吗?年轻人期待被拆,房地产商在远离城区的这里建起质量低劣的公寓楼,从胡同里被赶出来的人向地产商缴纳一笔钱就能住进去,享受现代生活,老人则不愿离开那种“接地气”的生活。 北京的胡同曾经甚至是全世界人口和房屋最为密集的地区,奥运后,现在安静地悄无声息,北京大刀阔斧革旧出新后,留下的胡同虽然有,但只剩地皮价值,随便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的偏房都要卖到成百上千万。 其实北京的变化遍地可见,改革开放后各种城镇化改造,高楼大厦林立的代价就是人们放弃做这里的主人,放弃自由选择营生的可能,然后突然被驱赶。城市周围的设施以及制度的规定应该为了这里居住的每一个人,而不是为那场自己无法参与的世界大赛,也不是那个自己看不见摸不透跟不上的“城市规划”。 也许在这种城市里,修鞋铺,补钥匙的或者卖红薯卖麻辣烫的,那些人的存在才让人感受到老北京,或者地方的地气 更喜欢这种从城市的严格规划缝隙里面生长出来的东西,只是它们为何消失了呢,这是这本书的真正有趣地方 再会,老北京
作者Michael是位国际志愿者老师,他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小学任教,在上课之余他也喜欢古建筑文化,而他所住之地也是北京传统社区文化的代表——大栅栏。 与很多外国人写北京的书不同,这本书中的Michael,不是一个站在外面自说自话的旁观者。他没有简单武断地说,“拆迁是在破坏老北京的文化,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如书中所说,如果你住在有供暖设施、全套管道的地方来说这话,难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Michael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体验派。亲身住在胡同两三年,长期的胡同生活让他体会到夏天的燥热,冬天的寒冷,没有淋浴和厕所的不便。也让他的书摆脱了一般的批判性书籍“只破不立”的怪圈,而提出了很多的建设性意见。重要的是,他不像其他身在北京的“老外”,有种高人一等的“国际友人”感觉,而是真正融入了社区,吃着大娘包的饺子,喝着燕京啤酒,和光膀子的男人、随地吐痰的妇女一起去体会那鲜活而俗气的市井生活。也让他体会到在一开始吸引他的老建筑之外,这其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社区文化,将随着拆迁而消失。 拆与建的矛盾在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也就对工作、住房、交通、消费、娱乐等需求量增大,从而迫使“无形的手”对一些老旧城区进行拆除重建,以牺牲原住民的原来生活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揽取大量土地出让金用于其他公共开支和基础建设。而那些被“赶走”的原住民认为这是他们生活一辈子的地方,对于搬或者不搬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最终只能成为时代发展的背景。
作者与何伟(海斯勒)都是从“和平队”开始进入中国,都是一个真正的体验派。“你说胡同里的四合院全是旧房危房,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必须拆掉重建。那我就进去住住,看是不是这样。而且他不是只住两三天,而是一住两三年。长期的胡同生活让他体会到夏天的燥热,冬天的寒冷,没有淋浴和厕所的不便。也让他的书摆脱了一般的批判性书籍“只破不立”的怪圈,而提出了很多的建设性意见。重要的是,他不像其他身在北京的“老外”,有种高人一等的“国际友人”感觉,而是真正融入了社区,吃着大娘包的饺子,喝着燕京啤酒,和光膀子的男人、随地吐痰的妇女一起去体会那鲜活而俗气的市井生活。也让他体会到在一开始吸引他的老建筑之外,这其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社区文化,将随着拆迁而消失。”(前面“”部分是引用译者的话) 书中列举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物与古迹被破坏的数据令人震惊!对作家老舍被迫害致死深表同情和不解。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着对北京的热爱探寻古老胡同的由来,他的许多老北京知识也让我这个在北京居住几十年的人感到汗颜。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发人深省,值得一读。 保护古迹也要同时保护古迹所在民居和居民,也就是保留了传统文化鲜活的气息。
迈克尔·麦尔以十年北京胡同生活为基底,通过浸入式体验与历史纵深交织,记录了大栅栏杨梅竹斜街在奥运城市化浪潮中的消亡。作者于2005年租住进月租600元的四合院单间,忍受无暖气、无隐私的逼仄环境:7人共享5间房,院中仅余“蜘蛛网般的晾衣绳缝隙”;冬日靠蜂窝煤取暖,深夜内急时被迫用矿泉水瓶解决;每日与邻居争夺公厕坑位,却也在老寡妇“不敲门端来饺子”的关怀中体味到“接地气”的社区温情。 胡同作为底层社会的隐形熔炉,容纳了占居民半数的外来务工者。他们被贬称“外地人”,却支撑着城市运转:河南“废品王”回收废品,山西刘老兵经营面馆,韩氏夫妇梦想接来儿子。麦尔揭示胡同的悖论——物质匮乏与精神丰盈共生,更见证其阶层流动功能:刘老兵拆迁离京一年后重返,从被歧视者蜕变为“纳税城里人”,甚至开始嫌弃新移民。这种转化印证了简·雅各布斯的理论:贫民区实则是城市上升通道。 然而“无形巨手”的“拆”字撕裂了这一切。拆迁补偿的二元机制凸显阶层不公:产权所有者(本地人)可获补偿,租户(90%为外来者)仅被通知搬离。刘老兵因无产权被迫返乡,面馆消亡;老寡妇誓言“绝不离开”却悄然搬走,四合院“如抽走房梁般空洞”。麦尔对比全球城市更新模式:河内政府补贴居民修老宅,上海外滩改造老建筑而不驱民,北京却陷入“拆真建假”的荒诞——前门大街“再现古都”的横幅被涂改为“再见古都”,仿古商业街沦为消费符号的布景。 这种消亡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消逝,更是文化基因的断层。槐树下棋局、公共澡堂社交、《北京晚报》叫卖声构成胡同的“生活语法”;炭儿小学对抗麦当劳的本土坚守,成为社区文化自愈力的象征。推土机碾过的不仅是“屋瓦野草顽强生长”的诗意场景,更是一套延续八百年的生活系统。阮仪三的警示直指核心:“房子里更应当留下的是人、人性。”当居民被驱离,即使建筑留存(如南锣鼓巷),胡同亦已“魂死”。 麦尔以双重身份凝视这场变迁:作为“梅老师”在炭儿小学教书,与片警学脏话,记录收废品者的吆喝调式;作为历史研究者追溯元大都建城史,查阅1950年代城墙拆除档案。他坦言目标读者是“百年后的中国人”,将老寡妇的飞马牌烟味、冬日饺子热气铸成抵抗遗忘的史诗,延续老舍借“兔儿爷”哀悼文化断裂的物哀传统。书名“再会”的双关性由此显现——既是诀别,亦暗含重逢的可能:唯有将普通人的故事锚定为历史铆钉,城市灵魂才能在混凝土覆盖下继续呼吸。
看完《再会,老北京》的最后一页,我仿佛还置身于北京胡同的青砖灰瓦间,耳边萦绕着胡同居民的闲谈、自行车的铃铛声,可抬头又见远处拔地而起的高楼,新旧的碰撞如此真切。 迈克尔·麦尔以一个外籍观察者的视角,却有着近乎本土的细腻,他扎根胡同,与街坊邻里打成一片,用文字为我们定格了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如守着老院子的街坊、靠着三轮车营生的师傅,他们的故事是胡同生命力的缩影。这些人不是符号,而是有着喜怒哀乐、对胡同有着深沉眷恋的个体,他们的存在让“老北京”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现场。 北京的转型是时代的必然,高楼大厦代表着现代化的进程,可当胡同的肌理被一点点拆解,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人情温度的空间也随之消逝。麦尔的笔触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客观地呈现着这种变迁。他让我们看到,城市发展的代价有时是文化记忆的模糊,是邻里温情的疏离。 读完这本书,我对“老北京”有了更立体的认知,它不仅仅是故宫、长城这些地标,更是胡同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是那些在胡同里生长、生活的人所构建的独特文化生态。它的消逝,是一种遗憾,却也让我们更清醒地思考: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该如何留存那些珍贵的文化根脉与生活温情。这不仅是北京的命题,也是许多城市在发展中需要直面的思考。
看完本书后,今日北京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天空湛蓝,于是出发去看看作者居住了三年并描述的杨梅竹斜街。从和平门地铁站出来,沿着前门大街的都是高层住宅小区。往南穿过小区,才是低矮的胡同区,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沿着延寿街往南,仅能通过1辆车的两旁有诸多的小商店,卖水果、蔬菜及日用品,。来往人员并不多。随便走进旁边的门内,还是大杂院的模样,横七竖八的修建着房子,其间仅容一人通过。炭儿胡同小学依然还在,四层楼高的教学楼是周边最高的建筑。再往南就是杨梅竹斜街。可以说杨梅竹斜街现在已经是临近几条胡同中最繁华的地区,街面上遍布着经过精心设计店面的咖啡店、餐厅、工艺品店等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大多数都没有开业,显得甚为寥落。虽然路面齐整,也比较宽,两辆车通过没有问题,但改造也很明显,有民国样式的石头建筑、有传统的两层小楼等夹杂其间,天际线显得高低不平。路旁边依然有卫生间,都装了空调,呜呜的响着,估计是供暖风。整条街不长,不到500米,慢慢走也就10分钟。整个区域保存的胡同肌理都还存在,完全可以感受到书中描写的不方便但又相互熟悉的生活,因为只有街面上才有活动空间,自身房子与院落内都逼仄阴暗。走出来就是前门西大街,北京坊赫然矗立。尽管我对胡同改造及商业化持赞同态度,但还是立即感觉北京坊在前门正中间显示出的不和谐。里面有着仿古的店面及传统文化元素,但显然作为一个商业中心与古都整体风格不大协调,成为一片胡同包围中的孤岛,看上去也很冷清。再往东就是前门大街,太宽阔的街面上稀稀疏疏走着几个人,反倒是重新刷新的前门楼子在蓝天阳光下有点耀眼。2022年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