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杜诗学述论

　　屈原，杜甫，陆游。这是历代诗人中极可歌可泣者，他们中的每一个，抛开诗歌成就，都可以是天地间数一数二的仁人志士，可以是吾国之魂、吾族之魄。 　　李白，苏轼，欧阳修。他们天才卓绝，率性之极，实华夏千年绵绵不绝之个性与气象。 　　我以“一情率性”读李白、苏轼、欧阳修，读的是骨子里那份如山间之月明月、江上之清风的博大、天真、热烈与宽厚。我以“十力修道”参屈原、杜甫、陆游，古今一贯之间，内圣之仁义、外王之家国打成一片。 　　这本学术专著，资料详实之余，未免冗杂。然亦不妨于宋代尊杜学杜的浩浩潮流中，打捞起那些伟大的精神和掷地有声的言论。 　　书分三篇。上篇：宋人尊杜学杜基本历程概述，此为主体；中篇：宋人对杜诗的阐释，归纳得有点含糊啰嗦；下篇：宋人学杜的诗学实践，其实可以并入上篇。 　　“杜诗学”这一概念首先由元好问提出并使用：“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 　　在文学界，有红学、选学、龙学、诗经学等显学，其中贯串着诗人之伟大人格的要属楚辞学和杜诗学。闻一多说：“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远的一道光彩。”朱翌《杜子美画像赞》云杜甫“凌万乘以峥嵘之气，储千古以磊落之胸，笔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诗人之宗也。”然杜甫之声名并不像李白、王维、白居易等人一样，灿然于生前。大历四年 (769)，杜甫在其所作的《南征》诗中慨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一年后，杜甫卒于耒阳船上。杜甫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什么名声。乃至，芮挺章《国秀集》(774) 、殷璠《河岳英灵集》(753) 、元结《筴中集》 (760)、姚合《极玄集》等唐人选唐诗选本都没有选杜甫。对此，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云:“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 　　直到中唐元和时期，杜甫去世40多年后，杜甫与杜诗才开始受到重视与尊崇。此时，由于宪宗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由此带来的复兴气象，文人士大夫极需要为他们的国家意识、用世精神、文学变革寻找一面旗帜。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便在这种社会需求中应运而兴。当时占据诗坛主流的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都是尊杜学杜的。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而宗杜与学杜，乃是其变新的一大推力。罗宗强先生指出：“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练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 　　在中唐文人里，元稹是对杜甫的伟大诗学贡献从理论上予以集中而深刻阐述的第一人。其《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是杜诗研究史上第一篇经典文献，奠定了对杜甫和杜诗评价的根本基础。胡仔则谓此文为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秦观《进论》之所本。元稹所说的“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所总萃焉”至秦观时，便摇身一变成了杜诗学的核心观点：集大成说。元稹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到晚唐，诗风一片感伤颓唐，李杜皆不显。但在罗隐、杜荀鹤、皮日休、韦庄等处仍可见杜甫的诗学痕迹。其中以韦庄为最突出者。韦庄对老杜十分崇敬，他自谓“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句，浣花名集。”韦庄编《又玄集》，收150位诗人之作，以杜甫开端，置于李白前。韦庄临死时，更是“诵老杜‘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吟讽不已。” 　　从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 宋朝建立，到宋真宗乾兴元年 (1022)，凡六十余年，为北宋初期。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诗坛，先后流行的是所谓“宋初三体”，即白体、昆体、晚唐体。至于杜诗则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散落亡佚现象很严重。王禹偁作为后期白体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极力尊杜，是此期间诗坛上的特例。 　　吴之振《宋诗钞》之《小畜集钞序》云：“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公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也。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王禹偁是有宋一代尊杜与学杜诗潮的先驱者。 　　受王禹偁的影响，当时以古文写作而著名的孙何、孙仅兄弟也尊崇杜甫，对杜诗予以极高的评价。孙何的《文箴》一文肯定杜甫在唐诗史上扭转乾坤、统率群伦的重要地位。孙仅是宋代编辑杜诗的第一人，其《读杜工部诗集序》充分肯定了杜诗在诗歌史上的重大意义，说杜甫“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 　　另宋初之范仲淹，是宋代忠义精神的一大起点，史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朝范仲淹以来的这种忠义精神与杜甫致君尧舜的情怀一致。 　　从宋仁宗天圣元年 (1023) 到哲宗元祐八年 (1094)，是为北宋中期，前后大约六十年。在此期间，尊杜与学杜逐渐成为有宋一代的主要诗学潮流和重要社会文化风气。可以说，政治变法、古文运动、尊杜学杜、宋代理学，是宋初国策“偃武修文、崇儒重道”的硕果。因是，陈寅恪先生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总言之，天圣、庆历时期，是尊杜思潮的兴起，文坛的主潮是尊韩；嘉祐时期，尊杜才成为诗坛的共识，出现“天下以杜甫为师”的热潮，并一直持续到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前后约四十年。而江西诗派的兴盛，则在元祐之后。 　　析言之，天圣、庆历时期，欧阳修开宋人探求老杜用字之妙的风气，但是，欧阳修更崇尚韩愈和李白。 　　清人叶燮云：“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梅、苏尽变昆体，独创生新。”(《原诗·外篇下》)梅尧臣推崇杜诗，《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芜江怀寄吴正仲》一诗云：“少陵失意诗偏老。”这是宋人以“老”称许杜诗之始。梅尧臣论诗，同时标举李白、杜甫和韩愈。苏舜钦是宋代最早的杜集整理者之一，对杜诗辑佚整理有着重要贡献。且老杜以后，只有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唱和诗中用过吴体，苏舜钦则是黄庭坚之前宋人中学老杜吴体者。 　　庆历诗风形成，从诗学渊源上说，主要有李、杜、韩三家的影响，在诗歌的艺术形式方面，韩愈的影响最大。杜甫的影响主要是关心现实、系心民生疾苦的诗学精神。苏、梅学杜，着眼的主要方面正是杜诗的诗学精神，而不是杜诗的艺术技巧。 　　这一时期，杜诗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王洙《杜工部集》的编辑成书。其收杜诗总数，与现存杜诗1458首，只差50余首。 　　嘉祐至元祐近四十年间，是宋人尊杜学杜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正是北宋诗文盛世，也是宋人尊杜与学杜的高潮时期，宋人对杜诗阐释的基本内容、学杜基本方向也在此时确定下来。 　　嘉祐四年 (1059)，王琪在王洙整理的《杜工部集》基础上参考其他版本，重新编定，镂板刊行，共1万部，很快销售一空。王琪刊刻王洙所编定的《杜工部集》成为后来一切杜诗版本的祖本。 　　嘉祐五年 (1060) 宋祁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成，其《杜甫传》是嘉祐尊杜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旧唐书》相比，新书《杜甫传》可以谓之重塑了杜甫的形象。第一，充分肯定老杜的思想人格。第二，强调杜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第三，对杜甫诗学成就做了新的概括，指出了杜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四，承袭孟棨的说法，郑重地称许杜诗为“诗史”，指出其“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 　　从嘉祐到元祐这四十余年里，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先后活跃在文坛上。这是与欧、梅、苏不同的又一代文人。他们以激情、抱负、热忱、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创造了与“盛唐”相辉映的业绩，被文学史家称为“隆宋”“盛宋”。 　　王安石是宋代尊杜的第一大家，王安石之论杜，在宋人中为最有识见，于杜诗之思想艺术的论述最为精辟。王安石令鄞时，发现杜诗200余篇，于皇祐四年 (1052) 编为《杜工部后集》并作序。在《杜甫画像》一诗中，王安石对杜甫的人格情怀和杜诗的思想艺术做了高度的评价：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老杜在干戈扰攘、万方多难的时代，在个人与家室堕入漂泊乱离的苦难遭际之时，依然心系天下苍生，“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这种己饥己溺、负载天下苦难的博大的仁者胸怀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正是杜甫所以卓绝千古的伟大之处，也是杜甫诗学精神的基本核心。在杜诗学史上，王安石第一次准确地概括和揭橥了这个核心，这个极重要的认识与论断，为宋代以及后世的杜诗研究者所继承与发挥。 　　王安石是宋代最早、最明确表示学习和继承杜甫诗学传统的人，“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安石在宋代诗学建设方面所做的一件大事，是编选了《四家诗选》，为宋人树立了学诗的典范。这典范包括杜甫、李白、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一变欧阳修论诗尊崇韩、李之风，将杜甫置于首位，这是宋代诗学宗尚的一个巨大变化，标志着北宋诗坛由尊韩学韩向尊杜学杜的重大转换。 　　王安石和黄庭坚是宋人中七绝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 　　苏轼学养充沛，悟性通达，博采众长，平生推尊李、杜、陶，而最为推尊的则是杜甫。苏轼关于杜甫和杜诗的阐释和评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了杜诗在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 　　第二，极力推崇杜甫的忠君思想，提出了所谓杜甫“一饭不忘君”。 　　第三，对杜诗审美特质的认识。一是谓杜甫“似司马迁”，强调杜诗之以叙为议，寄寓褒贬的“诗史”性质与《史记》相似。苏轼对杜诗审美特质的另一重要看法是杜诗“才力富健”。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称老杜是“巨笔屠龙手”，赞许其诗笔的巨大艺术力量。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新的文坛领袖，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都出于苏门。其中，苏门四学士之秦观的杜诗集大成说是宋代杜诗学的一个根本观点。其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韩愈论》,《淮海集》卷二十二) 　　黄庭坚年辈比王安石相差一代 (他比王安石小24岁)，在北宋诗坛上，黄庭坚与苏轼齐名，但其年龄比苏轼小9岁，成名与产生影响也比苏轼要晚。宋代诗文革新，经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提倡达到高潮。在诗歌方面，黄庭坚继起，陈师道辅之，在诗坛上别树一帜，逐渐形成江西诗派这一个新的诗人群体。 　　王安石、苏轼等诗文革新的倡导者强调诗文“有为而作”，他们之尊杜，强调杜诗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注重杜甫诗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黄庭坚尊杜与学杜的重点在于杜诗的艺术，在于探索、阐释杜诗的审美构成和艺术成就，并落实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黄庭坚对杜诗的审美形态和艺术成就的推崇与阐释，他本人学杜所取得的成就，带来宋代杜诗学的一次重要转向，即由对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强调与提倡，转向对杜诗艺术形式与语言特色的深入探求、继承与发扬。即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云：  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炼，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 　　元符三年 (1100)，黄庭坚作《大雅堂记》，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论定杜诗是继承《诗经》《离骚》传统的“大雅之音”。 　　从黄庭坚开始，对杜诗艺术的研究考量进入结构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的细部，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由笼统的印象到具体分析的深入和细化。黄庭坚之贡献：1．杜诗“无一字无来处”2．阐释和发挥老杜的诗法观念3．大力宣传老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学主张4．推重老杜夔州诗。 　　老杜诗除了雄阔高浑、声宏气壮一类外，还有筋韧骨硬，生拗白描者一类。黄庭坚、陈师道很重视这种风格的杜诗，并在创作中予以切实的效法。就全部杜诗说，黄庭坚最重视和效法的是老杜晚年的诗作，即夔州诗；就表现技巧说，重点在字法、句法、章法、声律、用典上；在审美风格上，所得之主要在瘦硬奇峭、劲健老成。 　　黄庭坚引领和指导下形成的江西诗派形成于北宋末期，历经哲宗、徽宗、钦宗三朝。这一时期，新党得势，全力打击元祐党人，政治气氛紧张。江西诗派及其后学宗奉黄庭坚尊杜与宗杜的诗学主张，但从总的倾向来说，江西诗人对老杜已没有前辈的热情，对老杜直面社会黑暗、关心国运民瘼、以诗歌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已经相当隔膜，他们涉及老杜的言论也很少提及老杜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陈师道学老杜，极力加强诗句的概括力，但后山所概括者与老杜相比，则缺乏老杜的深广与博大。后山这类句子主要是对人生世情的证悟，其长处在于深，即力求说出某种事态和心态的深刻、复杂的意蕴，对于当事者的心理经验作深入的摹写与刻画。任渊谓“读后山诗，如参曹洞禅，非冥搜旁索，莫窥其用意深处”(《后山诗注》)。钱锺书曾指出陈师道过于浓缩所造成的弊病：“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地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后山写诗，学老杜惨淡经营，苦心孤诣，费尽思索安排，在苦吟上下功夫，形成了精炼简洁、朴拙老健的诗歌语言。 　　后山诗以五律的成就为最高。后山五律学的也不是老杜《春望》《江汉》《旅夜书怀》一类气象宏达、意境辽阔者，而是学老杜五律中之劲健瘦硬、朴拙古淡者。他在五律方面走的是老杜苦学力思的路子。 　　北宋晚期，出现的一批诗话，如范温《潜溪诗眼》、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王直方诗话》《潘子真诗话》《洪驹父诗话》，惠洪《冷斋夜话》《天厨禁脔》，吕本中《紫薇诗话》《童蒙诗训》，曾季狸《艇斋诗话》等。对杜诗艺术的总结和探求，是这些诗话共同的重要内容。徐复观《宋诗特征试论》说：“山谷学杜甫，山谷派下，遂无不以杜为宗极。诗话至宋而极盛，在宋代诗话中，以谈杜者为最多，其原因在此。”此时，也有非江西宗派中人的诗话著作，如《临汉隐居诗话》《蔡宽夫诗话》以及绍兴年间最后成书的《石林诗话》等。这些诗话对江西诗派不满，但也是尊杜的。其论杜，目的是以杜纠正江西诗派，党熙宁而抑元祐，延续的是王安石的诗学观念。 　　邓忠臣《注杜诗》成书在熙宁、元丰年间，是目前可以考之的最早的杜诗注本。 　　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是南宋初期，又称“南渡时期”。诚如钱锺书说：“靖康之难的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颠沛流离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亦如南宋首任宰相、当时著名的主战派领袖李纲在其《重校正杜子美诗集序》中说的：盖自天宝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弥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从靖康之变始，忠君忧国成为宋人尊杜学杜最突出的主题。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曾几就是这一转向的代表人物。 　　陈与义学杜突破了黄、陈的藩篱，有自己的新气象。陈与义南渡后所写的那些反映战乱、感怀世变的作品，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慷慨悲凉，雄阔深沉，既得杜诗的精髓，又有自己的个性与风采。 　　钱锺书指出，陈与义前期的“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地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节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 　　程千帆指出，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已从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而发展为雄浑沉郁”。其后期诗作，特别是近体诗，在风格、句法上走杜诗的路子，将老杜之悲壮沉郁情感格调和韦、柳等人自然工致的景物描写结合起来，既能“涉老杜之涯涘”，又避免江西诗派“以险瘦生涩为杜”的偏向。严羽所谓“陈简斋体”，是宋调与唐音的有机结合体。 　　陈与义学老杜七律，中间两联四句的写法，深得杜律之壸奥。 　　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理论主张和与文学意识的代表性人物。其早年所做《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北宋黄庭坚以下陈师道等25人为法嗣，对江西诗派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吕本中标榜“活法”，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江西末流学杜的“死法”，主张跳出亦步亦趋的模仿，真正学到杜诗的思想和艺术精华，创作上具有自己的面目与特色。 　　南宋初期，诗话中关于杜诗的条目数量大增，杜诗的研究和考索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中值得称道的是张戒《岁寒堂诗话》与黄彻的《溪诗话》两部著名诗话。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成书于绍兴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与严羽《沧浪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话》鼎足而三。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阐述其诗歌理论，下卷专论杜甫。全书凡69条，其中论杜49条，是宋诗话中集中论述杜甫的第一本诗论著作。 　　宋代最早从儒家诗教角度阐释杜诗的是司马光，认为“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张戒承续了司马光的观点并做了深入具体的发挥。张戒认为：“子美诗超今冠古，一人而已。”“子美之诗，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也。”张戒强调老杜“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岁寒堂诗话》)。 　　黄彻尊崇杜甫的人格志节，是宋人中对老杜人格精神论述最充分最深入者。黄彻认为：“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从思想来说，“老杜似孟子”。郭绍虞《宋诗话考》指出，黄彻《溪诗话》论诗“独能在诗格诗例方面，另出手法，以创为语法修辞之规律，则事属首创，其功有不容淹没者矣。盖黄氏饱学，能观其通，能窥其微，故蹊径独辟，故非一般作诗格诗例者所可比矣”。 　　叶梦得《石林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诗话。 　　方深道编纂的《诸家老杜诗评》是第一部关于杜甫的专门诗话，该书成于两宋之交，刊刻于高宗绍兴年间。 　　绍兴年间，赵次公撰成《杜诗注》59卷，是宋代杜诗注释方面新的重大成就。宝元二年 (1039) 王洙《杜工部集》分古近体对杜诗做了初步的编年。元丰七年 (1084)，吕大防编撰的《少陵年谱》成书，这是最早的杜甫年谱。蔡兴宗的《诗谱》在吕谱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杜诗按年月进行编次。赵次公继承吕大防、蔡兴宗对杜诗编年的研究成果，以吴若注本为底本，撰成这部不分体的杜诗编年注本。 　　经历高宗时期近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史称“中兴”。周密《武林旧事序》云：“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高潮之后，宋代文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产生了所谓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在词方面，有一代之雄辛弃疾以及姜夔等人。 　　陆游学杜之要点是学杜诗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这正是放翁学杜的本质特征。 　　陆游学杜之锤炼字句，和黄庭坚、陈师道等有所不同，他走的是白居易平易、浅直一路。赵翼谓放翁在字句上是“真炼”。 　　放翁那些感慨世事、抒写悲愤的七律，昔人称之为陆“诗之大主脑，翁之真力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尤其体现出放翁学杜的高度成就。 　　老杜七律的主体风格是境界壮阔、气势雄放，陆游的那些寄意恢复、抒写忠愤的七律，和杜律一样，体现了雄浑伟丽的壮美风格，与黄、陈学杜之细筋健骨、瘦硬通神大不相同。 　　放翁近体诗的属对，特别是七律之对偶，可谓“美不胜收”(陈衍语)，备受历代评者所赞扬。钱锺书亦谓“放翁比偶组运之妙，冠冕两宋”。 　　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刊刻行世，此书为现存最早的杜诗集注本。该书共录杜诗1432首。该书辑录各家注文比较规范，被誉为宋代杜诗集注本中“最为善本”。 　　宁宗嘉泰四年 (1204)，蔡梦弼在前人辑佚校勘基础上，综合数十种杜集本子，对杜集进行笺注整理，编成《杜工部草堂诗笺》40卷，外集一卷，补遗十卷，传序碑铭一卷，目录二卷，年谱二卷，诗话二卷，成为杜集中颇为完善的本子。 　　开禧北伐 (1206) 失败是南宋从中兴到衰落的转折点，从此朝廷不再敢提恢复中原。在开禧北伐失败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范成大、尤袤、陈亮、朱熹、杨万里、辛弃疾、周必大、陆游等一大批重要诗人作家相继去世，南宋文学进入后期。 　　这一时期，先是所谓“永嘉四灵”不满于江西诗人讲求出处用典的诗风，宗奉晚唐，专学姚合、贾岛，描山绘水，吟风弄月，造语工致雕琢，诗境空灵而狭小。四灵以姚合、贾岛等76家诗为创作典范，编选为《众妙集》，其中就没有杜甫。稍晚于叶适的周弼，编选《唐三体诗法》，选唐人七绝、七律、五律共524首，诗人140位，未选李白和杜甫。 　　在四灵提倡的“晚唐体”和江西诗派的交互影响下，形成所谓“江湖派诗”。江湖诗派是一个成分复杂、松散的诗人群体，主要由江湖游士所构成，活动时间从宁宗朝至宋末。 　　刘克庄、戴复古就是这一时期宗杜的代表人物。 　　戴复古所作的《论诗十绝》，继承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精神，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云：“石屏一生得力，略尽此《十绝》中。即有宋一代诗学，亦略包此《十绝》中。其语直接痛快，度尽初学金针。”郭绍虞指出：戴复古的《论诗十绝》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皆源于少陵，而各得一体。“戴氏所作，重在阐述原理；元氏所作，重在衡量作家，这正开了后来论诗绝句两大支派。” 　　刘克庄论杜，落实在杜诗具体篇章上，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及的杜诗共计100多首。刘克庄谓“杜有建安、黄初气骨”。刘克庄赞扬老杜五言律“《谒玄元庙》、《次昭陵》二诗，巨丽骏壮，为千古五言律诗典则。” 　　南宋晚期，严羽是最重要的诗学理论家。《沧浪诗话·诗评》云：“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严羽对杜诗集大成说的这种理解，在宋人中独树一帜。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扬杜抑李不同，严羽是李、杜并尊。 　　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36卷，于嘉定丙子(1216) 成书，此书是南宋杜诗注释与编年的重大收获。 　　景定五年 (1264) 宋理宗病故，度宗即位，改元咸淳。权相贾似道掌握国柄，咸淳四年 (1268)，蒙古军包围襄樊，咸淳九年 (1273) 攻陷襄樊。恭帝德祐元年 (1274) 蒙古军占领建康。德佑二年 (1275)，元军兵临城下，宋递交降表和国玺降元，恭帝与三宫及官员、太学生奉命北迁，南宋覆亡。陆秀夫等人拥立赵昰到福建建立政权，在元军打击下，小朝廷辗转四方。景元三年 (1278)，益王病死，又立广王赵昺，小朝廷迁至崖山。祥兴二年 (1279) 元军进攻崖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宋元易代之际，老杜忧君爱国精神，感动着天翻地覆巨变时代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如文天祥、陆秀夫、汪元量、谢翱、谢枋得、郑思肖、林景熙、王炎午等，他们在杜诗中找到了共鸣与寄托，以各种方式特别是诗文创作表达其亡国的悲愤。这是杜诗爱国精神的又一次高扬。这一文学潮流一直持续到元武宗至大三年 (1310) 林景熙去世。 　　祥兴元年 (1278)，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被囚禁在幽燕狱中，作《集杜诗》。最早集杜诗者，当为北宋孔平仲，有《集杜诗句寄孙元忠》一首，后来，李纲有《重阳日醉中戏集子美句遣兴》二首，杨万里有集杜诗《呈监试谢昌国察院》。这些集杜诗，是诗人偶一为之，有的不免带有游戏意味。文天祥的《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既不是游戏笔墨，也不是逞博炫知，而是苦心经营、规模宏大、空前绝后之作。 　　文天祥还应汪元量之请，集杜诗为《胡笳十八拍》。文天祥集杜，影响很大。文天祥之后，遗民集杜蔚成风气，元明两代，皆有大型的集杜诗卷。 　　汪元量本人也是宋元易代之际学杜最为着力者。汪元量学杜，最注重的是杜诗的“诗史”精神。他所作《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湖州歌》98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记叙了宋亡的大量史事，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时人比之杜甫，称其作品为“宋亡之诗史”。 　　刘辰翁是宋遗民中有着很高声望的文学名家和爱国文人，他是杜诗评点的开创者，撰有《杜工部诗集评》20卷。 　　中篇 宋人对杜诗的阐释 　　第一，进一步阐释、充实和发挥杜诗集大成说。包括四点：1．积众家之长2．独得之妙3．诗备众体4．沾丐后人。 　　第二，细论杜诗的审美形态与审美风格。（1．雄健壮美2．自然浑涵：宋人追求的平淡，即杜诗之自然浑涵。这种平淡并非“直己而出”的质朴无华，而是经过锤炼、精华内敛的自然与浑成3．波澜老成：要而言之，宋人称赏杜诗之“老健”“老苍”“老严”，无非是说杜甫写诗之功力深厚，思深语精，其作品达到了精熟老到的极境，不但和浮华、稚嫩、单薄根本不同，而且和绚烂、绮丽、丰腴、华美也不同，这是一种有别于唐诗高华丰美形态的审美境界和诗学造诣。钱锺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盛。”宋人论杜诗而推许其“老健”“老苍”是宋人对老杜诗的一种“发现”，即对杜诗中不同于唐诗“少年”风格的审美风貌的一种认知。）写实与想象、工与拙、巧与壮、风华绮丽与平淡自然、雅与俗在杜诗中形成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构成杜诗丰富的审美蕴含。 　　第三，细论宋人对杜甫人格和思想的崇仰。1.仁：老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富于人道精神的伟大仁者。黄彻谓“老杜似孟子”，抓住了杜甫思想的核心、性质与传统渊源。杜甫念苍生，悯疮痍，忧战伐，反暴政，虽身处逆境、颠沛流离，而忧国忧民的志意，己饥己溺的情怀，博大、深厚、始终不渝的仁爱精神，已化为杜甫凝重的人格形态，化为杜诗艺术生命的精魂。2.忠义：以“忠义”概括杜甫的政治思想和人格精神，以黄庭坚为早。其中，典型表现而且影响最大的是苏轼所说的杜甫“一饭不忘君”。对杜甫诗中表现的忠君思想，宋人的认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杜甫事君之礼，对君王忠顺恭谨，其诗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另一种则强调杜甫忧国爱民，忠于君上而不忘讽谏。 　　在宋人中，对老杜人格、心态认识较为全面而深入者，是南宋的黄彻。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宋诗话，予向以为严羽、张戒、姜夔为佳，然皆就诗论诗，若黄彻《溪诗话》，更能知诗外有事在，尤可敬也。”除了前面所举谓“老杜似孟子”，称赞杜甫仁者之心和济世情怀之外，黄彻《溪诗话》还指出老杜之笃于人伦亲情、心胸博大、器识宏远、疾恶刚肠。 　　第四，杜诗“诗史说”的阐释与影响。1．认为老杜“善陈时事”，写出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 2．杜诗具有“史笔”的端正森严，杜诗之风雅美刺通于史家之抑扬褒贬和春秋笔法。 3．杜诗为诗人生平、仕履、行迹、见闻、情感、心态之叙写，从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4．以“诗史”来肯定杜诗的价值。此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杜甫“一饭未尝忘君”，所以称其为“诗史”。另一种是因为杜诗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所以称其为“诗史”。 　　第五 ，细论杜诗的情景交融和比兴寄托。 　　第六，宋人对杜甫诗学思想的阐释与接受。 　　第七，细论宋人对杜诗语言的研究。（一) 杜诗的字法：动词，虚字 (连词、副词、介词等) ，双字，方言俗字。(二) 杜诗的句法：散文句式，语序倒装与错综，破弃声律的拗句。(三) 杜诗的对偶：当句对、流水对、假对、偷春格、隔句对、轻重对、续句对、双纪格。（四) 杜诗的用典(五) 杜诗的章法：宋人当中最早注意和论及杜诗章法结构的是苏辙。1．曲折顿挫：宋人特别推崇杜诗命意曲折、章法变化而含蓄不尽。2．语断意联3．起句结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