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

唐德剛的《胡適口述歷史》有點買珠送櫝。本是衝着“胡適”、“自傳”而來，卻被德剛先生大量私貨淹沒，開篇作者序，就道出《胡適雜憶》的成書原因，爲此書寫序，篇幅過長，不得不單獨成書，管中一窺可見此書特色，實爲《胡適評傳》更妥。 讀德剛先生這樣的評述（敘說風格）有點水土不服，因而讀完這兩本德剛論胡適，又馬不停蹄地讀了《四十自述》和《容忍與自由》，還把德剛先生推崇的胡適舊作《說儒》拿來一讀。實在是想了解原味的胡適，而非某人眼中的胡適（加入調味烹飪後的樣子），故雜糅在一起，略談一下上述閱讀中的所得。 一、《胡適口述歷史》 如果僅僅從胡適的個人經歷來看《胡適口述歷史》與《四十自述》高度同源，如果要了解胡適的個人經歷，推薦讀胡適的《四十自述》即可，短小精悍節約時間。 《胡適口述歷史》中，較多地涉及胡適學術生涯的經歷，可以說是胡適晚年對其學術生涯的總結，閱讀本書的重點與亮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章： 第六章，有關治學的方法。 1，批判性法則治學 大學批判性課程的學習；對杜威有系統的推理思考理論的學習 2，歸納法讀書法（考訂古文字真義的歸納法）eg，《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 3，認爲古人之“校勘”“訓詁”，具有合理性，提倡以此爲鑑，在學術上展開“有證據的探討”。 第八章，胡適把新文化運動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或是希望達成這樣的目標），但這部分展開不夠，重點在於中國文藝復興的四重意義。 第九章，胡適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1，陳獨秀對“科學”和“民主”對闡述。 2，胡適與李大釗、藍志先對《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的討論。 這篇胡適標籤式的文章，很遺憾在文選集《寬容與自由》和《四十自述》中都沒有收入。 但在本章中，對此文中胡適的觀點和雙方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都有非常詳細的記錄。 第十章，整理國故 胡適談了因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他對佛學所做的研究。作爲一個無神論者 ，他對神會和尚的考證，透過宗教附會尋找宗教歷史發展的脈絡。 第十一章，關於新紅學問題 在我的帖子裏，補充了電子版缺失的部分 第十二章，對胡適學術成就概括和總結 胡適《說儒》是唐德剛全書唯一一次給出了正面的最高評價，認爲這是胡適治學的巔峯之作，也是三十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 胡適認爲，儒是殷代遺民，禮的主持者（葬禮祭禮），在武王伐紂後的幾百年裏，殷商遺民完成了在文化上對征服者的感化過程，如三年之喪的制度化。 典型代表孔子對老子消極哲學（柔儒）的改造，“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終於讓儒家思想成爲主宰中國人生活和思想的正統觀念。 讀胡適對儒的溯源探索，就會想到李碩那本神作《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 二、有關唐德剛對胡適的評述 《胡適口述歷史》和《胡適雜憶》兩書，作者花費了大量筆墨輸出他對胡適的看法，德綱先生的議論行走在貶損與攀附之間，或因連載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迎逢和自誇的媚俗之氣。然讀《胡適雜憶》可以瞭解德剛先生這些想法的由來，慢慢也就能平和地看待唐德剛對胡適的一家之言了。 歸納一下作者在這兩本書中的一些精彩的閃光點： 1，對20世紀初，進入中國並深刻影響未來發展的兩種哲學觀的比較，杜威的實驗主義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 2，關於史學和現代派史學 上述兩方面內容都在《胡適雜憶》中，它可以幫助理解唐德剛在《胡適口述歷史》中，對胡博士在史學研究上短板的碎碎念 3，《胡適口述歷史》唐德剛注中有一段，關於“縣（懸）於郡”的解釋。 唐德剛認爲“縣”的本義是“懸而未決”，而不是“縣於郡”。在古代封建制度下，土地不能自由買賣。它的所有權，不是“封人”，便是受人之“封”。 但是有些新近開拓的土地，在未找到適當“受封”者之前，則暫時不“封”。這種“懸而未決”的“待封”土地，便是“縣”，它由國君派一文官，暫時管理，這種暫時性的管理員，便是後來“縣令”或“縣長”的前身。 在封建制極盛的西周，“縣而未決”的土地，終必封人。至東周封建逐漸崩潰之時，許多“縣而未決”的土地，則派專門文官管理，永不封人。 這一來，我國的“封建制”也就逐漸蛻變成“文官制”。在文官制下，土地自由買賣，也就逐漸變成所謂“亞洲式”的生產方式了。 4，關於新紅學的問題 書中有唐德剛精彩的注 5，關於語言問題 夏志清在《胡適雜憶》的序中認爲，唐德剛關於國語·方言·拉丁化方面的內容，是全書寫得最出色部分。 （1）在中國方言裏，爲什麼只有官話（或“國語”“白話”）裏出了偉大的小說？爲什麼出不了蘇杭及廣州閩南臺灣地區的“方言文學”呢？ 我們方言文學之不能滋長，是因爲我們有個全國一致通用的記錄文字，把他們規範了、約束了。這種記錄文字也輔助了我們的“官話”的傳播。 （2）對文言文已經“全死”的質疑 相對提出這個觀點的參考物“古希臘文”“拉丁文”的“全死”，是因爲希臘羅馬遭遇蠻族入侵後，在此基礎上入侵者發展出各自的民族語言文字，如此也就終結了古希臘文、拉丁文的流傳。 我國的文言文本身是一脈相承，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唐詩宋詞；（民初）蘇曼殊以淺近的文言寫下的暢銷書，至少證明文言並未“全死”。至於敘事文、紀錄文、政論文等的寫作，則淺近的文言反往往比“純白話”更爲生動有力！ （3）文字發展對社會構建的影響 大體說來，原始民族初創文字，多半是從象形文字開始的。這不但是漢語系統發展的開始，“印歐語系”發展過程，也是相同的。印歐語系中第一個字母“A”便是象形文，“象牛之首”發“牛鳴之聲”。這兩種文字“相同”的開始，因偶然因素導致了它們的不同發展方向。 這兩個“不同”系統的交流工具，對它們所附屬的社會的發展所發生的的交互影響，便有其“必然”不同的後果。 拼音文字，形隨意變，根據不同地方的方言，發展出不同的語言體系。在一個農業社會里，拼音文字是鼓勵方言發展的。這個文字不僅妨礙這個文化單元內的政治統一，並且會助長“地方主義”、“部落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太平盛世裏，“方言文學”應運而生，這樣大一統的局面就不易維繫，這也是歐洲文藝復興後，民族國家崛起的主要原因。 我國“形不隨音轉”的“方塊字”限制了方言的發展。兩千多年來，我國“以夷變夏”的傳統一直未變，就因爲我們有一個一成不變的語言。 三 、關於胡適的選文 《四十自述》和《容忍與自由》中有相當一部分選文是相同的，《四十自述》中的選文更多樣性一些，《容忍與自由》中，《容忍與自由》、《信心與反省》、《不朽——我的宗教》三篇可以讓人深思反省，值得一讀。 以上這些對胡適閱讀中的粗淺想法，非來自一本書，因起於這本口述歷史的閱讀，姑且暫記錄於此。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切迫的問題； 二、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三、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作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四、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這其實是兩本書,兩個作者。瞭解胡適先生,這本書很合適。胡先生用他一貫的簡明平實的白話,概括他一生的主要活動。從中可以清晰看見他知行合一的開創性實踐家精神和與之相連的學術創見。領袖之材, 在中國過去百年學林中難得一見。 另一本書是唐德剛的評註。它充分表現了另外一種學者格局:重”知”不重”行“。注重學術細節而往往見不到整體和前行的路徑。對胡先生的批評往往管中窺豹。說得雖多,但並無建設性和方向感。讀起來也不得要領。但也許正因爲如此,他才願意並能夠爲胡先生口述傳記做出這樣的十分有意義的難得貢獻。

唐德剛大言：適之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中，能得其應得之位置；能做到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的程度，那真是傳記作家們的最高境界。 不過，新文化的闖將，民國大師的代表，我的朋友胡適之，在您的筆下，至少一半是個老學究，孔夫子，長衫在加上瓜皮帽。請原諒我膚淺的理解力。

讀至胡轉哥大後漸入佳境，尤其發現每章附後的註釋部分還是很有意思。 你看，胡對主義學說人物各種評價、各種立論。註釋裏唐又再對胡品評，讀者這時亦有自己的觀點，那真是各種相同相近和不同。這樣執筆與傳主各種破立，讀者居旁觀戰，三者圍繞着各個問題進行思維互動、各種臧否很有趣。 據說夏志清評價唐治史方法學養均較差，瞧，這又是一個筆墨官司，回頭讀讀夏志清。

溫潤如玉 文/木生林 唐德剛說胡適溫潤如玉。我記住了。如果想閱讀胡適，不妨連着閱讀三本書，唐德剛著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任劍雄編著的《重思胡適》。說來有趣，《胡適雜憶》是《胡適口述自傳》的副產品，原先是想爲《胡適口述自傳》寫一篇序言的，結果唐德剛同志控制不住筆頭一瀉千里，洋洋灑灑落筆成章，作成將近十萬言的《胡適雜憶》。不得不佩服胡適，他讓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後生唐德剛老兄痛快淋漓、暢所欲言、一吐爲快。溫潤如玉的胡適（1891-1962）與快人快語的唐德剛（1920-2009），一老一少、一慢一快、一溫一熱，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胡適口述自傳》（2015年版）文中的胡適的自言自語與唐德剛的自說自話，那可是《胡適雜憶》（2015年版）畫面感的真人秀。說實話，讀完這三本書，書中的內容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爲了讓自己對得起自己曾經閱讀過這三本書，零零碎碎寫點什麼想法出來，幫助自己喚起一點點可憐的記憶。 當我讀到羅斯 特里爾著的《毛澤東傳》裏的一段話：“有一次他貿然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適是當時出名的激進分子，-----發現毛澤東不是一個正式在冊的學生時，這位激進而時髦的教授拒絕同他對話。”書中說起胡適是一個激進分子，這個與我記憶裏的溫潤如玉相差甚遠，受到很大的刺激。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胡適治學的方法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的朋友胡適”是出名的考證癖。我閱讀的目的什麼，考證出胡適是一個激進分子，沒有人說過溫潤如玉就不可以激進的，這個是完全可以達到。 《胡適口述自傳》第二十二章<現代學術與個人收穫>，在揭穿認真作假的和尚道士的一節裏寫道：“許多人也認爲中國雖然不完全是個佛教國，但也可說是部分的佛教國。我自己在這方面的工作，可說是破壞性的居多。我必須承認我對佛家的宗教和哲學兩方面皆沒有好感。事實上我對整個的印度思想——從遠古[的《吠陀經》]時代，一直到後來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認爲佛教在全中國[自東漢到北宋]千年的傳播，對中國的國民生活是有害無益，而且爲害至深且巨。”胡適還說道：“我個人雖然對了解禪宗，也曾做過若干貢獻，但對我一直所堅持的立場卻不稍動搖：那就是禪宗佛教裏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團胡說、僞造、詐騙、矯飾和裝腔作勢。我這些話是說得很重了，但是這卻是我的老實話。”我拷！讀到這裏，我真的喫驚不小，胡適說話可是小心翼翼，沒有依據的話不會說的，過重的話更是難得聽見的。閱讀胡適閱讀出考證出來、閱讀出成就出來，這個閱讀的樂趣是我過去可曾沒有想到的。溫潤如玉是有原則的。 《胡適口述自傳》第十章<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在我在幹些什麼這一節裏，是這樣述說的：“要說明我自己那時在幹些什麼的最好方法，便是從1923年一跳跳到1954年12月2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決定對我做一個綜合性的大批判——批判胡適思想的流毒。這一運動是由紅色中國的“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家協會”在一次聯席會議上決定的[他們組織了一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工作委員會”，來領導和推動這個運動]。“批判”的內容共有九項[每項另成立一個“小組”分別負責執行]。他們清算我的九項，約略如下：一、胡適哲學思想批判；二、胡適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適歷史觀點批判；四、胡適文學思想批判；五、胡適哲學史觀點批判；六、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七、胡適的考據在歷史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八、八、九、《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和對歷來《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原文錄自《學習》,1955年，2月號，頁42]” 那麼，我們開始閱讀《重思胡適》（2014年中央編譯出版社），“1962年，胡適去世。本書是在胡適去世那年出生的幾位學人茶聚的基礎上形成的論文集。”考證一下，《胡適口述自傳》列舉的九項“批判”是不是能夠從《重思胡適》這本專家學者的論文集裏找到強有力的證據。 胡適語錄： 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2019.5.28 上海

這部《德剛評胡適》幽默風趣，語言生動，詳盡地描述了胡適一生思想波動的曲折過程，將胡適“頑固”、“愚蠢”、“刻薄”、“自大”等性格刻畫的入木三分。也讓人對胡適雖有一定才華，但在年輕時不幸誤入歧途卻積重難返，不禁扼腕嘆息。同時，對作者明知胡適這種頑固分子已“走火入魔”，越陷越深，卻不竭力施救，任由其自行毀滅的行爲，感到大快人心。 作者改正了司馬遷、陳壽等人撰述史書時對人物“只作不（少）評”的缺點，也彌補了孔子、蘇格拉底等人“述而不作”的遺憾。 同時，作者還提供了一種方法，專以用來對待胡適這種不學無術卻又自視聰明之人： 首先，讓他盡情儘性地說，不要打斷他。 其次，在確認他說完之後（注意這點很重要），把他說的整理起來，再進行猛烈地批判。在批判過程中，時不時說上兩句好話，讓讀者感動於作者的善良和寬厚。 最後，以自己的批判性總結爲結尾，不給對方任何反駁的機會。 不得不說，這套辦法與蘇格拉底與人辯論時的辦法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有吸取了西方“批判性思維”方式，果真中西貫通，舉世無雙。 綜上所述，作者真乃開創中國現代點評術之鼻祖也！這本《德剛評胡適》中的核心思想作者真該將其儘快提煉，發揚光大，這麼“肛評學”必將成爲中華評論史中不可磨滅的光輝！

本書最大恍惚是，兩個視角的並行參悟，對人對事對哲思，這會讓讀者不知道哪些是胡適說的，哪些是唐德剛評述的，不過我倒是覺得文風樸實無華和清單可口，因爲沒有複雜鋪陳。胡適，我大概把他大部分書讀了一點，不算勝解但是大致思想脈絡還是知道的。有時候我在想，是不是徽派學源滋養了他，還是上天賜給中華民族的文化巨匠。他之巨擘不在學問高深而在於學問啓迪與文化革新，他把中國文化從古代引入了現代，特別是西方學術研究方法和體系“配置”進了中華大地，生根開會，燦爛古今。我們懷念胡適，到底懷念什麼？他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其實不算，至少不是主要的，而是他像佛祖開示了無數信衆。另一方面他是真正的君子，他敢於直面自己的缺點: 愛美女（碧司蓮），愛玩兒（打麻將），但是最後他以道義剋制，讓溫厚待世界。在我看來，他算千古第一文化完人，上天對他也好，突然去世無痛苦，真是大福報之人。世界變化快，難以接受，但是幸運的是可以看看胡適留下的文字，留下的輕輕細語，留下來成爲民族精神之一部分。如果有機會，我想去臺北胡適墓，給他磕頭～

他的思想形成於美國留學期間，在思想上秉承實證主義認識論，主張自由主義          認爲關心政治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但他的學生唐德剛指出：洋派的胡適並沒有擺脫傳統倫理觀念，他對美國政治文化的推崇態度很片面。只看到了西方文化好的一面       胡適的學術特點是使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論，涉獵廣泛，在每個學科裏都達到二流專家的水平。他最大貢獻在於致力於文化啓蒙和中國學術的現代化工作。很多行業的頂尖人物都是這樣，不見得哪個方面登峯造極，但能樣樣達到二流高手，別人就遠遠趕不上了。很多行業的頭部企業也是這樣。胡適經常遭受反駁和攻擊，也是因爲他每個學科都參與。     他認爲新文化運動應該稱爲“中國文藝復興”，具體路線是：評估傳統文化價值，輸入西方學理，整理國故，最終實現再造文明。        當年臺灣也一直有學者在批胡適，比如史學家錢穆。但是作者唐德剛說，錢穆可以在國學上和胡適論戰，但胡適學問裏最精彩的西方學術，錢穆就沒有發言權了         作爲思想家，胡適從青年起思想沒有發生過大的轉變。但他有自己的思想系統，最可貴的是他身體力行的容忍態度。       “人生是爲追求幸福與快樂，人追求的快樂範圍很廣，例如財富、婚姻、事業、工作等等。我認爲，人生的快樂，就是知識的快樂，做研究的快樂，找真理的快樂，求證據的快樂。從求知識的慾望與方法中深深體會到人生是有限，知識是無窮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深求無窮的知識，實在是非常快樂的。”

說是自傳，其實是胡適學記。 唐德剛的註釋加分不少，篇幅幾乎接近原書本身。 又不得不感慨，唐德剛真是個愛國的史學家，像趙儷生、簡又文這些前輩一樣，對於中國最底層的老百姓始終抱有同情，也可能是因爲他們出身底層，青年時恰逢國難，對於人民遭遇有着親身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