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從本科讀到博士，項飈老師的書常讀常新。 《浙江村》這本書，本科時候讀大概還是不夠細緻，當時覺得和報告文學非虛構小說是很像的，甚至想到了梁鴻老師的《出梁莊記》，現在看來是幼稚了。項飈老師最值得我學習的恰恰正是其文學性很強，"現場感"很強，而弱化literature review和所謂科學分析的行文風格。 《浙江村》描白地記錄了溫州浙江村在改革開放後到九十年代後期大清理在京的興衰軌跡，提出了這是"跨越邊界的社區"，是在傳統二元對立的"民間"和"廟堂"之間，游擊戰式的智慧。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間花六年時間調查“浙江村”，認爲它用實踐有力地駁斥了當時中國精英主義的改革思路，特別是強調自上而下的理性設計和“中國人素質太差，改革不易”等論調。我當年的預期是，像“浙江村”這樣的“新社會空間”[插圖]將逐步正規化，成爲推進城市社會前進的持續動力。 這樣的"新社會空間"，既是對傳統的費孝通式的中式鄉村家庭倫理結構的延展和擴張，對傳統自上而下改革的挑戰和質詢，也是對新興的"官僚機構/政府-大人物-親友/民間"的三角關係間的權力轉移的細緻解讀，是對於"關係"這個毛細血管一樣的組織架構的分析理解。於是，"新社會空間"，成爲了後現代空間結構理論下的"跨越邊界的社區，"而後，這個萌發中的空間就被壓縮還原成最簡單的物理空間，政府通過"分類，打擊，清理"DD人口降維打擊，一舉消滅。 通過這一次閱讀項飈，對於被我導師調侃"還沒田野田就沒了"的我而言大體有一些啓發: 當我們企圖在一個community中抓到權力流動的方向，一定要先想好它並非單向或雙向，對於邊界方向上的流動也是如此。當然，正如項飈老師所言，當下改革的底色一定還是"國家對社會根深蒂固的疑慮"，所以目前來看我覺得"喫播"被一鍋端之後失去了田的我目前體會不到"新社會空間"是如何在virtual community中建立和流動的，但僅僅認識到自上而下的管控和清理和國家的"疑慮"一定是遠遠不夠的，底色上面大家是如何曲線救國如何通過tactics來反抗或者化解打擊的纔是研究的重點。 Rouse（1991）提出把“跨國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作爲分析單位，認爲遷移形成了一種“後現代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所謂“後現代主義的空間”，按我的理解，是指遷移所帶來的文化空間、社會空間和地理、行政空間不相整合的狀態。 對象化研究者重要且有效，限制研究視角點清研究方向。主觀性和客觀性都是通過"在場"達到的，而不要企圖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視角。所以在對於ED的探索裏，我也應該試圖通過剖析自己來展示一個研究具體的點，用一個社區內個體的視角來展開這個"清明上河圖"的描摹。 對於日常生活的研究，還是要從"關係"出發，而不能僅僅用某個側面來書寫羣體，扁平化的書寫會造成更大的誤解和偏見。 日常生活中，“關係”如何重疊而成爲一個社區。這個“關係”和結構主義等理論上所說的“關係”不同，它既不指事物在一個思維秩序中的相對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聯繫”，而是有獨特內容和含義的，是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關係”。我將提出“系”的概念和“關係叢”的看法，來勾畫“浙江村”社區的型貌，表現他們對關係的運用和意識。 福柯所說的權力也是一個道理。權力的本質不是一種固有的資源，它產生於關係，表現爲關係，我們一定要在關係中理解它。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不同人的不同關係，我們也將發現，特定權力關係出現的概率將隨人出現明顯的差異。正是因爲這種差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有沒有”權力的概念。在溫州話中，也有“背厚不厚”的說法，“背”即背景，似乎它真是可以長到行動者的身上的。 "回到事實，"認清自己作爲人類學者的侷限性。 借用我本科論文“致謝”中的一句話，他們是社會發展的真正推動者，我只是實踐者的再蹩腳、無能不過的祕書。怎麼把這個祕書當得少蹩腳一點，是我終生的任務。

看到《十三邀》邀請項飆的訪談，找出來這本書，剛好解答了一個從北京來杭州的“外來者”的衆多疑惑，解釋了過去10個月裏的各種不適與衝突。 來到一個相對閉塞的溫臺文化圈裏，我感到無所適從，家國情懷在這裏簡直是天方夜譚，長久的合作意識也抵不過眼前的利益分割，他們在任何問題面前都有衆多解決方法，無論是否合規，只要符合利益，他們用自己的規則來理解一切規則。起初聽到“雞毛換糖”時，我並不能理解，後來才漸漸明白這四個字的含義。浙江人的“無中生有”是可以把不毛之地變爲世界中心的神奇，與美國拉斯維加斯異曲同工。但是更加偉大的是，美國造就了一個拉斯維加斯，而浙江造就了N個世界中心。義烏、烏鎮、溫州、橫店……這些名字的前面只需要加上“中國”，根本不用出現“浙江”，甚至可以直接挺立在世界面前。而到達“魚米之鄉”的浙江之前我如何都不會想到這裏原本資源匱乏，很多人爲了生存而不得已出門打拼、遠走他鄉。 幾乎所有在浙江生活過的朋友都對我說這裏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他們勸我回到北京去。其實第一天來到踏上這片土地，我就感到它的不同，但是又無法拒絕好奇心的引誘，於是懷着這樣的心情，在一個糾結去留的時刻，一邊探索觀察周遭，一邊讀完了這本書。剛好與之前在江蘇讀過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呼應理解。從前一直以爲浙江與江蘇是類似的，現在發現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雖然生長在溫州，但是項飆已經不能夠被稱爲典型的“溫州人”了，他以相對客觀的眼光觀察研究了北京“浙江村”的獨特社會形態與生存現象，很感激他語言的優勢得意幫助其更好地完成這篇碩士論文，也有人說他一生都難以再寫出這樣的作品。 18歲保送北京大學，20歲開始研究北京“浙江村”，6年的持續研究後完成《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本科論文題目叫《懸浮羣體》），牛津大學特邀免考讀博。博士論文《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獲2008年安東尼利茲獎。作爲牛津大學教授的項飆從2004年開始做有關東北移民的研究，非常期待看到這份成果。

在當今中國，一個重要的新格局正在生成：“體制”更多的是在制約體制內的人，而在體制外反而贏得更大自由。 體制內的再受限，對普通民衆而言也是巨大權力和稀缺的資源。 體制外再自由，也是在極其有限的利潤空間和激烈的競爭中掙扎求存。 任何人如果想成功的話也是這樣的，自己對社會的認識要與真正的社會相匹配，而不是隻看書本

怎麼辦，好緊張，項飈成爲我偶像了。 做社會科學，就我的粗略瞭解而言，費孝通先生做得好，其次就是項飈。他們都是從地面上看人類，人物活生生的，文字活生生的，理論也活生生的。最讓我敬佩的是，不僅調研深入紮實，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論反思，彷彿一縷清風，一掃當今學界浮躁的氣性。 浙江村位於北京市豐臺區南苑鄉大紅門，1983年後不斷有浙江溫州地區的農民湧入，租房經商，主要從事服裝生產和銷售，漸成氣候，最終形成一個影響全國、輻射東歐和俄羅斯的服裝市場。項飈對浙江村作了長期深入的調查和研究，他認爲浙江村是一個有別於西方隔離於主流社會以外的貧民窟和族裔飛地這樣的社區，也不同於族裔經濟區——一個單向的內聚過程，內聚又導致了封閉，浙江村是一個“越聚合越開放”，不能用傳統社區理念解釋的社區，是一個 “新社會空間”。改革開放後，中國的 “鄉—城移民”從原有的經濟體系中脫離出來，在城市中形成了一個新社會空間，這個空間中的羣體有不同於其他社會羣體的生存方式、行爲規則、關係網絡乃至觀念形態，這個空間超越了原社會中的一些重要邊界，如地域、部門等，不能爲既定的社會構成方式所接納，甚至也不能與之接軌。項飈用“傳統網絡的市場化”來解釋這個新社會空間的形成過程，即以傳統網絡爲基礎，不斷引入市場規則，將它轉化爲一個內部市場，簡單地說，就是親朋好友一起出來搞生意，我生產，你銷售，彼此之間由單純的社會關係發展成緊密的經濟關係，逐漸壯大後，在全國建立起一個流動經營網絡，網絡的一端是生產批發基地浙江村，另一端則是分佈於全國各地的賣衣服的浙江商人，不僅如此，布料市場、資金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也主要是由浙江人把握的。這也是“越聚合越開放”的意思，經濟系統內聚於浙江人內部，也因此得以發展壯大，最終形成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流動經營網絡，並輻射東歐和俄羅斯。浙江村的形成依賴於一套獨特的流動鏈規則，勞動力原則，能人原則，自己人原則，三者依次遞進，一開始浙江村內生產人手不夠，便從家鄉招來許多年輕勞動力，這便是勞動力原則，後來剩餘勞動力不足了，自己的生意也壯大了，便想尋找有能力的搭檔或合作伙伴，這時是能人原則，最後發現還是自己的親戚朋友最可靠，這時又遵循自己人原則。除此之外，浙江村內部產生了幫派組織，還形成了自己的自衛組織和公安系統。因此，浙江村這個從原有體系中脫離出來，形成了自己的經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游離於國家體系之外的社區，就成了項飈稱作的新社會空間，或者“非國家空間”。 這個非國家空間，是“中國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證”。項飈給了這個空間，這羣人一個十分高的地位，認可了他們的社會創造過程。 而在我看來，我們每個人都受制於一個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身不由己，但我們同時又是一個個自由的個體，在這個結構中不斷創造着新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實現對自身的塑造，對社會的改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歷史和空間。這就是我想說的。

在讀過的幾本人類學、調查類的書籍中，本書是綜合水平最高的，兼顧真實性、可讀性、專業性、公開性，對一位當時年僅20多歲，沒有多少生活閱歷的學生來說，簡直是天才之作！其作品的廣度、深度，寫作的態度和冷靜程度，成熟度遠遠超越其年齡。作品有點“四不像”，又都像，是紀實，是故事，是論文，又是生活，有人說：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名副其實。“浙江村”的演繹、變遷，可一個側面觀察90年代，其“春風吹又生”的狀態，令人彷彿回到那“渾身散發荷爾蒙”的日子。作者是真的有心學問，假使自己處於作者當時的位置，未必忍得住寂寞，會想跳入市場的洪流中，參與其中！項飆老師，天生就是研究者，想不喫這碗飯都不行。

閱讀的No.1本社會學、人類學書籍，前序後序讀了兩遍仍覺得沒完全消化，外出手機輸入勉爲其難地寫書評，是感覺這本書的閱讀量和關注度太低了，而作者通過本書展現的思考過程、思考方式以及思考角度，揭示的現象與本質，問題與意識都極其具有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非常值得一看。 溫州人自70年代中期到公元2000年間的跨越地區、身份、制度的勇敢嘗試，是鄉土中國的中國人的一次飛躍嘗試。 早在78年前，溫州人便找機會四處做工，主要是木工和彈棉花。GGKF後，部分溫州人來到北京，從事服裝加工和銷售。過度匱乏、僵硬的市場一經打開，勢不可擋，溫州人用親友織就的細密而結實的網絡以包圍之勢席捲北京，在京南城鄉結合部展開生活，一度有10萬之衆。 令人驚歎的是，隨着他們京城生活的不斷發展，不僅成爲當地的稅收源泉，也漸漸構築起屬於自己的社會區域，形成了一整套duli的社區生活模式體系。菜市場、幼兒園、診所、公交車、自建住宅，自我建設自我管理。這一過程伴隨着他們與當地居民、市場管理部門、治安管理部門等多個領域的交手與交鋒。他們如同懸浮於社會之外的一處新領地，始終與整個社會有巨大縫隙和隔離。 值得思索的是，這樣的自我管理體系的構建，是他們在體系之外的jiji之舉。爲了有效地生產經營，自籌資金，minzhu xieshang，統一規劃修建住宅區。自建大院內劫匪橫行，幫派林立，他們成立保安隊，通過大衆chouhua 協商解決anquan問題，裏面的“大人物”受衆人擁戴、huajie糾紛、調停事務、集中意見、執行公決，擔起“浙江村”內“鄉紳”之責任，且卓有成效。在市場形成規模後，自發組織“愛心工作組”，服務市場顧客，提升市場形象。他們似乎將走出一條可期待的道路。 後來，在一系列的管理活動中，“浙江村”的大院被拆毀，市場被規範的shangchang取代，當年的家庭作坊小boss乘上了super漂亮的航母，失去了靈活機動的市場mingan性，更爲弱小的boss們被航母甩出市場；當年以威望yinling“浙江村”的大人物們，身上的光環與歸順程度成正比，漸漸褪去了原來的草根性，找到了自己的新歸宿。 26歲的碩士畢業論文中，作者對自己跟蹤6年的社區抱着金色的希望，不曾想艱難躍起後它便迅速墜地。 分明是本當代的書，卻有深厚的歷史感，一本值得仔細閱讀的書。關注了作者後續一些研究，很有啓發。

刪了又寫，寫了又刪。 項飆老師真誠又可愛！閱讀過程中你能真實地感受到他一直在理解人的那種姿態，對事的耐心，對複雜性的尊重。不炫技，不居高臨下。他帶給我的思想觸動有很多，很朦朧還沒能整理清楚。加之言語有限，不過多贅述。 總之，讀完了。 推薦！就這樣。

這是一本關於改革開放背景下流動人口生存與社羣構建的社會學紀實（民族誌）作品。它跳出了傳統學術著作的晦澀框架，以沉浸式田野調查爲基礎，既是嚴謹的社會學研究專著，也是飽含人文溫度的社會生活紀實，用一個羣體的遷徙與紮根故事，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宏大變革，是國內流動人口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作品。 本書主要講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以溫州人爲核心的外來務工經商羣體，在北京城郊自發形成“浙江村”這一特殊社羣的完整生活史。作者項飆花費6年時間深入田野，全程見證了浙江村從最初少數人零散落腳、靠服裝小生意謀生，到憑藉地緣與親緣紐帶快速聚集，形成集生產、銷售、生活於一體的完整商業社羣，再到遭遇治理整頓、艱難轉型，最終逐步消散的全過程。書中細緻記錄了這羣外來者如何突破地域、身份、行政邊界，在陌生的城市裏搭建起自給自足的社會網絡，展現了他們與本地居民、市場體系、行政治理之間的複雜互動，更深挖了“關係叢”這一核心社羣邏輯，還原了流動人口在城市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的真實狀態，以及非正規經濟在時代浪潮中的蓬勃與脆弱。 最出色的地方是以“局內人+研究者”的雙重視角，摒棄了對流動人口的標籤化偏見，用極致的細節還原了底層羣體的生存智慧與生命韌性，因爲它徹底打破了外界對“外來務工者”“城中村”的刻板印象，沒有將浙江村簡單定義爲混亂、無序的城市邊緣地帶，而是透過日常的煙火氣，看到了這個社羣自成體系的秩序、互幫互助的溫情，以及普通人在時代變革中主動破局的力量。作者沒有站在高處做冰冷的學術評判，而是融入羣體之中，記錄他們的生意往來、家庭瑣事、矛盾衝突與夢想期許，從服裝加工的分工協作，到同鄉之間的人情往來，再到面對政策變動時的掙扎與堅守，每一個細節都真實可感。同時，書中提出的“跨越邊界的社區”“關係叢”等核心概念，並非空洞的理論堆砌，而是從鮮活的生活實踐中提煉而來，既讓學術研究落地生根，也讓讀者透過這個小小的村落，讀懂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容易被忽視的羣體與真相，兼具學術價值與人文關懷。 不足之處在於受成書時代與田野調查週期限制，對浙江村後續的發展變遷、羣體最終的歸宿交代不夠完整，且部分學術理論的闡述稍顯晦澀，對普通讀者而言有一定閱讀門檻。一方面，書籍聚焦於90年代的浙江村，對於之後該區域的改造、流動人口的分流與再紮根、這類非正規社羣在新時代的演變等內容未做延伸，使得故事的完整性有所欠缺，讀者難以看到這個社羣的最終結局與時代延續性；另一方面，作爲由碩士論文改編而來的作品，部分章節保留了學術寫作的嚴謹性，在分析社羣結構、社會關係時，理論表述相對生硬，缺少更通俗的解讀，相較於純粹的紀實文學，可讀性稍弱，容易讓非專業讀者產生距離感。此外，書中對女性羣體、年輕一代在浙江村的生存狀態着墨較少，視角稍顯單一，未能全方位展現社羣的多元生態。 適合社會學、人類學研究者，城市規劃與治理相關從業者，對中國城市化進程、流動人口歷史感興趣的讀者，以及想要了解改革開放時代底層羣體生存真相的大衆讀者讀。它不僅是一份珍貴的社會史料，更是一面映照時代與人性的鏡子，無論是專業研究還是大衆閱讀，都能從中收穫對社會、對羣體、對時代的全新認知，值得每一位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人細細品讀。

讀本書源於好奇。 第一次在網上見到向飆好像是“三聯”的一場對談直播，人乾瘦，講的專業聽不懂。 後來他和董宇輝對談，周軼君對談，“十三邀”，大數據不停推給我。我感覺他是個不得了的學者。 全書以時間順序講述“浙江村”從萌芽到發展的完整故事，讀起來像一部社區編年史。 非本專業讀者，前言和後記裏理論部分是不懂的，但是不影響對敘事部分的閱讀。 對於我這種好奇讀者，向老師用他的“貼着地皮看世界”的民族誌寫作法，把我帶進了一個廣闊的閱讀空間：真切感受溫州人會做生意；80～90年代中國經濟，社會改革在一個特定範圍的具體呈現；對人口流動，聚居的基礎認知。關於人類學（社區），走在前面的西方學者用的研究方法和向飆的方法的不同，他利用同鄉之便，在“浙江村”斷斷續續“浸泡”了六年，與調查對象同喫同住。自視爲“實踐者再蹩腳、無能不過的祕書”，體現了對調查對象的尊重與對知識分子優越感的警惕。 這本書的學術價值，我沒資格着墨，但是他的文學性是非常了得的：絕大部分文字是有活生生的畫面感的，一直都像是在紀錄片，尤其是裏面有一小段關於幫派的寫作，簡值就是電影大片。還有一點就是全書中多處透着黑色小幽默，差不多要讀累了，就來那麼一點。 從此給我打開了有關人類學，向飆式田野調查的新視野。

2018 年十八歲讀高三的我給發小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話是：如果我們早生四十年還讀什麼書，直接扛着行李南下襬地攤賣衣服，幹幾年自己建廠當老闆。 沒想到五年後我真正有這樣一個機會窺探到真正的從擺地攤賣衣服搖身一變大老闆的過程。只不過十八歲的時候以爲擺地攤真的只是擺地攤，買了火車票去廣東就可以賣衣服。 而溫州的父輩們身體力行打江山。三十多平的房子住十二口人，三十多平包括工作室、臥室、廚房、洗手間。擠得站不下人的工作室，日以繼夜地踩縫紉機，通宵工作的工作制度，和工商稅務交涉博弈。 溫州人好像是天生會做生意的，他們也是天生不安分的，對掙錢有極靈敏的嗅覺，大部分人都是流動的一生。但是他們從來不焦慮，不爲戶口焦慮，不爲未知的政策焦慮，他們總是走在最前列，是最旺盛最堅韌的野草。讀完以後我萌發了一個不太相關的觀點：不站在原地問“我是誰”，不執着於“自我定位”。 向溫州父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