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文獻與中華文化傳承：新馬德教紫系研究

作者在吸取“華南研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歷史人類學與歷史文獻學的長處、以德教經典的具體文本爲切入點，對20世紀新馬地區華人德教信仰的傳播、流變進行了具體的探討。 從本書的研究對象、行文思路、研究框架設計來看，作者無疑希望能夠擺脫“華南研究”範式的陰影，以“文獻中作田野”的眼光來思索書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如通過對“文本”的起源、流變、功能及其“時代適應性”進行考察，試圖告訴我們“新馬德教今日何以如此”？又譬如作者探討了德教進行扶乩時的場地佈置、儀式流程、貢品擺放等儀式細節，一方面展示了德教儀式的大致情形，另一面則指出“人們何故相信這一套東西”的內在動因...... 儘管作者選取了“新馬德教”這一併不爲大衆所知的研究對象，並以晦澀的宗教文書、繁瑣儀式作爲具體的分析個案，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體認其學術追求和現實關懷所在。簡言之，本書的關注點並非在於“文本”、“活動”這些表相之上，而更多在於其背後的主體，即“人”本身。 縱觀全書，作者其實一直在引導我們思考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作爲一種“瀰漫性宗教”（楊慶堃語）的德教，如何走出潮汕地區、邁向新馬，並且逐步成長爲一股超越地緣、血緣、乃至語言隔閡的信仰力量，憑藉其獨特的吸引力凝聚當地華僑華人，並促使他們在信仰的號召下達成更高層次的合作、爲新馬華族社會的福祉而共同努力？ 透過回溯德教文書內容、形式的源流本末，不難發現它們蘊藏着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取向。但與此同時，在經歷了德教教徒數十年的完善、詮釋後，如今的德教文書早已平添幾分“應時而變”的色彩（如新馬華僑爲號召教徒效忠當地而強調的“忠”、帶有商人身份的教徒所宣揚的“包容”價值）。關鍵之處在於，“文本底色”的變動如何發生，又怎樣影響、塑造了教徒對於德教的不同理解？ 文本由人而創造而服務於現實。德教文書、儀式內容的流變，反映了時代面貌、新馬華僑社會、“華僑→華人”族羣認同的同步變遷。更值得注目的是，在這一過程當中，作爲載體的鮮活“文本”，如何呈現出新馬地區“人——社會——國家”互動、衝突、調和的具體脈絡？而在不同歷史階段，置身事內的華人，又在怎樣體認自己的國族身份和歸屬？東南亞民族國家的崛起和對華政策搖擺，又將怎樣去影響一時一地的華人、以及他們對我自我文化構建的取向？ 上述列出的，相信不過是全書所要回答的其中幾處問題而已，不過由此已能一窺作者的問題意識所在。就個人觀感而言，作者希望回答的問題，其終極指向依舊無外乎是理清“國家”、“區域”、“個人”、“文化”四者的糾纏的互動面相，或多或少帶有“華南研究”一以貫之的某些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從未宣稱要徹底“去華南研究化”，而他的實踐也證明了這點是難以做到的。 換種思路來說，諸多迫切想要“走出華南”的學者最終並未能超越這一範式，這本身也許並不是令人沮喪的——“華南研究”的價值，便在於它爲我們研究更大範圍內的人類社會提供了一套具有相當普適意義的思考方案、以及某些超越地域/學科邊際的有益經驗。 如廖迪生所言： “以地域爲題的研究項目，可以容許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科際整合的研究，讓不同的學科各展所長，在華南研究的範圍內發展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但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是靜止不動的。在歷史過程中，政權的更易、人口的遷移、物質與思想理念的流通與傳播、區域之間的溝通往來與互動，都促成了各社羣的超地域脈絡關係。狹窄的地域觀念只會束縛學術研究的成果，我們需要超越觀念上的限制，將華南變成爲研究的起點，以華南的個案去了解地方與國家的關係，與鄰近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相關連社羣的關係，與不同地方和學科的理論對話，去尋求研究上的突破。” （廖迪生：《文化人類學與華南研究》，載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第41頁。） 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相比於爲“如何走出華南”而駐足糾結，研究者顯然應當以更爲開放的姿態看待“華南研究”的洞見與不見，繼而起而行之。 三月初，驕陽似火，熱鬼辣辣，是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