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傳（從先驅到叛徒！一代梟雄張國燾“紅”與“黑”的人生！）

《大辭海》: 張國燾(1897—1979) 江西萍鄉人，又名特立、凱音。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中央局委員，任組織部主任，後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政府逮捕，變節自首，出獄後隱瞞變節行爲。1925年起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大革命失敗後，曾干擾南昌起義的舉行。1928年赴蘇聯莫斯科學習並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1931年回國，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兩次被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在鄂豫皖、川陝蘇區推行“左”傾冒險主義，並在“肅反”中誣陷殺害大批革命幹部。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師後，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委，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並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是中共第二、四屆中執委委員，第五、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4月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往武漢，充當國民黨特務，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1949年逃往香港，後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病死於加拿大多倫多。 廖承志(1908—1983)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曾用名何柳華，廣東歸善（今惠州）人，生於日本東京。廖仲愷、何香凝之子。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8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去德國、荷蘭、比利時從事中國海員工作。1930年赴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入莫斯科勞動大學學習。1932年回國，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中共川陝蘇區省委常委、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祕書長。因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被關押並開除黨籍，被押解參加長征。1936年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獲釋，恢復黨籍。1938年去香港，領導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香港淪陷後，到粵北參加中共南方工委領導工作。1946年後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統戰部副部長，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僑務辦公室和港澳辦公室主任，華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和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中日友好協會會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2年後任外交部顧問、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全國僑聯名譽主席、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第一、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七、八、十、十一屆中央委員和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張琴秋(1904—1968) 浙江桐鄉人，原名梧。女。1924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同年4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1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底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底回國。1931年5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彭（湃）楊（殷）步兵學校政治部主任，紅軍第七十三師、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因反對張國燾的錯誤受到打擊，改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參加川陝革命根據地歷次反“圍攻”作戰和長征。後任中共川陝省委婦女部部長、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36年11月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次年3月在西路軍突圍中被俘，後經營救出獄回延安。曾任抗大女生大隊大隊長、中國女子大學教務處處長、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婦聯執行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陳昌浩(1906—1967) 湖北武漢人，又名海泉，曾用名蒼木。曾入武昌大學學習。192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10月回國，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紅軍第四軍、第四方面軍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領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反“圍剿”、川陝革命根據地反“圍攻”作戰。1934年1月被增選爲中共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後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1935年參加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委。後隨張國燾南下。1936年6月紅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1937年西路軍失敗後轉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39年8月去蘇聯治病。後在蘇聯外文出版局工作，編譯《俄華辭典》。1952年6月回國，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 任弼時(1904—1950)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原名培國，湖南湘陰唐家橋（今屬汨羅）人。1904年4月30日出生。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2年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回國。1925年1月當選爲共青團中央執行委員，先後任團中央組織部主任、團中央書記。1927年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當選爲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中共六大期間同李維漢、羅登賢留守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9年起歷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1931年起歷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紅軍第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第二軍團政委、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長征中任紅軍二方面軍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作堅決鬥爭，對促成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作出重要貢獻。到陝北後，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37年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回國。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祕書長。1943年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中共中央書記處。1944年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負責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書記處書記。1949年被選爲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名譽主席。是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第六、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編入《任弼時選集》。 羅世文(1904—1946) 四川威遠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回國，任中共四川省委祕書、宣傳部部長。1931年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33年10月前往川陝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川陝省委委員，曾對張國燾的一些錯誤提出批評而受到迫害。1938年任中共四川省工委書記。1940年3月在成都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46年8月18日在重慶中美合作所與車耀先一起慘遭殺害。 關嚮應(1902—1946)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名致祥，奉天金縣（今大連市金州區）人。滿族。滿族姓瓜爾佳氏。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1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回國。曾任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被選爲共青團中央書記。1931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經組織營救出獄。11月當選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兩次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執委委員。1932年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員，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湘鄂西紅軍第三軍政委、紅二軍團副政委，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員、軍委分會委員和省軍區副政委。1935年11月，同賀龍、任弼時等指揮紅二、紅六軍團開始長征。1936年7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任紅二方面軍副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堅決抵制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維護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團結。到陝北後任紅二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冀中區總指揮部、晉西北軍區、晉綏軍區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與賀龍等創建晉綏抗日根據地。是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屆中央委員。 張浩(1897—1942) 湖北黃岡人，原名林育英，字祚培，又名林仲丹。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次年回國，曾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漢口市委書記、滿洲臨時省委書記、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是中共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1930年11月在瀋陽被捕，受盡酷刑，堅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獲釋，任全國總工會常委、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全總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出席共產國際“七大”，並參與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同年11月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並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同張國燾分裂黨的錯誤作鬥爭。1937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0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1938年初因病調延安，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1942年3月6日病逝。 楊克明(1905—1937) 四川涪陵（今屬重慶）人，原名陶正，又名樹成、洪陶爾、洪濤。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組織涪陵農民起義。曾任紅軍川東遊擊軍第二路中隊長、中共梁（山）達（縣）中心縣委書記，堅持和發展川東遊擊根據地。1933年任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三軍政委。參加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作戰。因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肅反”政策被撤職，調任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內務部幹事。後任紅四方面軍補充師政委、獨立師師長、第五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隨軍西渡黃河，轉戰河西走廊地區。1937年1月在甘肅高臺縣城同國民黨軍作戰時犧牲。 曾中生(1900—1935)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湖南資興人，原名鍾聖。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漢口《民國日報》主筆。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冬回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紅軍第四軍政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征途中因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而被祕密殺害於四川理番縣卓克基（今屬馬爾康）。1945年被追認爲革命烈士。著有《游擊戰爭要訣》等文。 徐朋人(1903—1932) 湖北黃安（今紅安）人，字仕洪，又名繼玉。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黃麻起義。歷任中共光山西區委書記，中共鄂東北特委、鄂豫邊特委和鄂豫皖特委書記。爲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作出貢獻。1931年參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因反對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誣陷爲右派。後因反對張國燾錯誤領導又遭受打擊，被開除出黨，調任光山縣蘇維埃政府稅務局局長。1932年4月被錯殺於河南光山潑陂河。新中國成立後平反。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爲反對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的兩種傾向而寫的文章。1925年12月1日發表。當時，黨內的一種傾向是右傾機會主義，以陳獨秀爲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另一種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以張國燾爲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該文強調了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指出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並且預見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們在革命高漲時將要分化，其右翼將會跑到帝國主義那邊去。正確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領導力量和同盟軍的問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亦稱“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簡稱“中華蘇維埃政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建立的中央政權機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爲主席，項英爲副主席。大會決定將瑞金改爲瑞京，作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後，領導蘇區人民進行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1934年1月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再次當選爲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1935年11月在陝北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博古任主席。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國共合作協議，中國共產黨將經過長征抵達陝北的中華蘇維埃政府改名爲陝甘寧邊區政府。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在北京、武昌、長沙、廣州、濟南等地設有分部。張國燾、鄧中夏先後任主任。主要任務是對工人進行宣傳教育，啓發階級覺悟；組織工會，開展罷工鬥爭；出版《勞動週刊》（後改名爲《工人週刊》）。1922年5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決定，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以前，書記部爲全國工運總通訊機關。1922年8月，總部遷往北京，並在全國掀起勞動立法運動，公佈了《勞動法大綱》。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組織領導工人罷工130多起，大多數取得勝利，爲黨和工人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力量，提高了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威望，形成了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1923年二七慘案後，書記部又由北京遷回上海。同年6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書記部的工作移交給籌委會。1925年春，中共中央決定不再使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稱。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　五四運動前後的進步社團。1919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學成立。由鄧中夏、許德珩、黃日葵等發起建立，鄧中夏曾任該團的總務幹事、編輯幹事。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爲宗旨。初有團員39人，先後加入該團的有150多人。既有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著名人物還有高君宇、張國燾、王光祈、羅家倫等。採用露天講演和出版刊物的方式，進行平民教育的普及。1920年4月，演講團的講演從城市發展到農村和工廠。講演的內容包括反日愛國、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普及科學知識等。該團活動持續到1925年底。 張國燾分裂主義　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主張和活動。1935年6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於四川懋功（今小金）會師後，在紅四方面軍擔任領導工作的張國燾，反對中共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決定，主張紅軍南下川康藏邊境少數民族地區，並公然向黨爭權，提出由他擔任中革軍委主席，有“獨斷決行”的大權，遭到中央拒絕。爲照顧紅軍團結，中央任命張國燾爲紅軍總政治委員。9月俄界會議後，中共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10月勝利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張國燾堅持分裂主義錯誤，擅自率領一部分紅軍南下。同年10月在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足木腳）另立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團中央”，公開分裂黨和紅軍，使紅四方面軍受到重大損失。在中共中央以及南下的朱德、劉伯承等堅決鬥爭，在南下部隊強烈要求下，張國燾被迫於1936年6月宣佈取消他另立的“中央”。7月紅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的鬥爭，張國燾不得不同意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一起北上。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和寧夏將臺堡勝利會師。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延安會議，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反黨行爲作了系統的批判，並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延安會議　1937年3月23—31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延安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行爲，同時把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和士兵爲革命英勇奮戰的獻身精神同張國燾的反黨錯誤，嚴格區別開來。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但仍給張國燾以充分的改正錯誤的機會，安排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次年4月張國燾逃出邊區，在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 兩河口會議　1935年6月26日中國共產黨在四川懋功縣（今小金）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在今後行動的戰略方針上，黨中央和張國燾發生分歧，爲此召開會議以統一認識。會上週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報告，分析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理由，指出了向南、向西發展的不利因素；張國燾卻強調北上困難，主張南下，以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毛澤東、朱德等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報告，並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後，張國燾遲遲不肯北上，公然向黨伸手要軍政最高領導權，致使延誤了北上時機。 巴西會議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地區（今若爾蓋西）召開的會議。同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四川阿壩和巴西地區。這時，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擔任領導工作的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並企圖危害中央。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經緊急磋商，會議決定中央離開危險區域，率領第一、第三軍團繼續北上。張國燾卻頑固地堅持其錯誤主張，擅自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中的第四軍、第三十軍南下，並於10月間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 俄界會議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迭部俄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同張國燾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會議堅持中央既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決定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直屬縱隊改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繼續北上。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並再次電示張國燾，要他改正錯誤，率部北上。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亦稱“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壩舉行。出席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列席1500人。毛澤東致開幕詞，並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同時印發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朱德、林伯渠分別作了軍事、經濟方面的報告，總結了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大會討論通過了蘇維埃憲法大綱及紅軍建設、經濟建設、蘇維埃建設等項決議；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175人、候補執委36人、中央工農檢察委員35人。大會選出了新的政府機構，毛澤東繼續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張聞天爲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爲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阮嘯天爲中央審計委員會主席，董必武爲最高法庭主席。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亦稱“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葉坪舉行。出席會議的有各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代表610人。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作政治報告。大會討論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勞動法》、《土地法》及經濟政策等重要決議，選舉了63人爲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爲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並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爲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爲副主席。大會決定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對各個革命根據地起到中樞指揮作用，對鼓舞人民革命鬥爭有着積極作用。 北京特別會議　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爲北伐作準備的會議。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等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病未到）。會議指出，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成了第一等重要的問題”，黨在當時最主要的任務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以達到國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會議決定，不僅要在廣東進行軍事準備，而且更要在北伐必經之地開展羣衆工作，特別要發動農民羣衆支援北伐戰爭。會議對武裝鬥爭有進一步認識，指出軍事工作中國C. P．應特別注意，決定建立軍事委員會，下設北京、河南、廣州三個軍委分會加強黨的軍事工作。 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　1926年7月12—18日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會議集中討論了北伐中黨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策略和民衆運動政策等問題。會議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主要任務是領導全民族的解放鬥爭，要求黨通過工會加強工人階級團結，領導工人蔘加實際鬥爭；會議指出農民將成爲民族解放運動中主要勢力，黨要取得農民運動的指導權。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革命的作用估計偏高；雖然把蔣介石列爲新右派，但幻想爭取他向左轉；會議第一次正式作出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但沒有提出黨應當力爭直接掌握軍隊的任務。這次擴大會議對領導工農羣衆配合北伐戰爭起了積極作用，但沒能提出防止國民黨新右派力量擴張的有效對策。 漢口特別會議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瞿秋白等出席會議。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認爲當時的主要危險是民衆運動興起並日益向左，蔣介石因恐懼民衆運動而日益向右，左右傾距離日遠，會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國民革命運動。因而規定：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使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衆運動的領導地位，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提出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沒有解決在危局中如何生存和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指引了錯誤方向使黨內的右傾錯誤逐步發展爲右傾機會主義。會議決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代表聯席會議的同意。這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主觀因素。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5年1月11—22日在上海舉行。出席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出席。大會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總結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指出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而右的傾向是主要危險，但對如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沒有明確的具體的回答。大會制定了開展羣衆運動的計劃，號召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壓迫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的壓迫。大會修改了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推選陳獨秀爲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農工部主任。這次大會第一次提出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爲即將到來的革命羣衆運動的高漲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4年1月20—30日在廣州舉行。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林祖涵、張國燾、瞿秋白、毛澤東、李立三等20多人。大會經過辯論與鬥爭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爲主要內容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適應時代潮流的新解釋，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會通過了接受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決定。使國民黨改組成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大會選舉了有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次大會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爲主要形式的革命統一戰線，促進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一人姓名不詳），代表黨員195人。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分析了國際形勢、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及動力，討論通過了《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等9個決議案和黨成立後的第一個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其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另選出三名候補執行委員。推選陳獨秀爲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大會第一次提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的策略，制定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爲中國革命指明瞭方向。 西湖特別會議　1922年8月29—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召開。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會議。會議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決議和指示，並要求貫徹執行。起初多數代表反對，認爲黨內聯合混淆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黨的獨立政策，亦不符合共產國際“二大”的精神，但會議經過爭論，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提議，確定只要國民黨按照民主主義原則進行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實行兩黨合作。這次會議是中共關於國共合作政策由黨外合作到黨內合作的轉折點。會後不久，李大釗、陳獨秀、張太雷、蔡和森等先後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開始幫助孫中山進行改組國民黨的籌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3年6月12—20日在廣州舉行。出席代表30餘人，代表黨員420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會議。大會中心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與會代表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的爭論，馬林、陳獨秀等認爲國民革命是黨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贊成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張國燾、蔡和森等雖同意加入國民黨，但反對全體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爲國民革命是重要任務，但共產黨還有特殊任務，即領導工人運動，同資產階級作鬥爭。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等文件。其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爲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後譚調職，改爲王荷波）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爲委員長，毛澤東爲祕書，羅章龍爲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亦稱“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共產國際爲對抗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而組織召開的大會。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國、朝鮮、日本、蒙古及其他遠東國家的代表148人。中國代表團由37名正式代表和2名非正式代表組成。正式代表中中共黨員14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11人、國民黨員1人、無黨派人士13人。張國燾爲代表團團長，瞿秋白任翻譯。會議揭露了帝國主義召開華盛頓會議的陰謀，號召遠東各被壓迫民族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會議明確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反對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和土地制度。會議通過了《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及遠東形勢》等決議。大會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了三名中國代表。會議對中國共產黨制定民主革命綱領和統一戰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對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出席大會的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國7個地方的早期黨員50餘人。前後共開了7次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出席會議。大會進行到7月30日，突遭法租界巡捕房密探干擾，最後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進行。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爲“中國共產黨”，黨的奮鬥目標是：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領導工人運動。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爲中央局書記。大會的召開，正式宣告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爲奮鬥目標的統一的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 長征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革命根據地向陝甘革命根據地進行的戰略轉移。由於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主力被迫退出革命根據地，於1934年10月開始長征。此前，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於8月從湘贛革命根據地西征，10月到達貴州印江木黃地區同紅三軍會師（會師後，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此後，該兩軍團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紅六軍團西征，爲中央紅軍長征起到了探路和先遣隊作用。除陝甘革命根據地紅軍外，其他主要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相繼進行長征。紅二十五軍於11月16日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1935年9月到達陝北；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同年11月，紅二、紅六軍團從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實行逃跑主義，中央紅軍雖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卻受到很大損失。這時，國民黨軍重兵正向湘西集中，中央紅軍如按原計劃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接受毛澤東改變進軍方向的主張，紅軍轉向國民黨軍力量薄弱的黔北前進。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指揮下，轉戰川黔滇地區，四渡赤水河，殲滅大量國民黨軍，隨後南渡烏江，直逼貴陽，進軍雲南，於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擺脫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奪取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之後，順利通過彝族區，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6月中旬，在懋功（今小金）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爾後北上，通過草地，於8月到達川北班佑、阿壩等地區。領導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反對中央的北上戰略方針，堅持退卻逃跑路線，進行分裂活動，擅自率領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第三十二軍南下。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爲進行嚴肅的鬥爭，堅持率部繼續北上，攻佔臘子口，突破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今陝西吳起縣治）。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十幾個省，行程二萬五千裏的長征宣告結束。11月初，在甘泉地區同紅十五軍團會合。紅四方面軍等部南下後，經半年苦戰，損失過半，難以立足，被迫於1936年4月退至西康甘孜（今屬四川）地區。紅二、紅六軍團轉戰湘黔滇三省，於1936年3月攻佔貴州盤縣。接着搶渡金沙江，翻越雪山，7月到達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紅二、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分別到達甘肅會寧和靜寧以北的將臺堡（今屬寧夏）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歷時兩年的紅軍長征勝利結束，中國革命出現一個新局面。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軍第四方面軍反擊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的作戰。1932年6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24個師又6個旅共30萬餘人的兵力，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實施第四次“圍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堅持不停頓地進攻，相繼令紅四方面軍向平漢路出擊，奪取湖北麻城進而威逼武漢。8月上旬，國民黨軍迫近革命根據地腹地，紅軍被迫撤圍麻城，倉促迎戰。8月11—17日，紅軍在馮壽二、七里坪地區與國民黨軍激戰，殲其第一、第二縱隊各一部共5000餘人，但未能轉變戰局，且部隊傷亡嚴重，撤至檀樹崗地區待機。22日，國民黨軍第二縱隊繞道黃陂向宣化店集結，企圖進攻根據地政治中心新集（今河南新縣治）。張國燾認爲國民黨軍是撤退，遂命紅軍北上出擊國民黨軍第一縱隊。紅軍剛到新集以北，國民黨軍第二縱隊4個師即迎面逼來。紅軍於扶山寨至金蘭山一線阻擊，殲2000餘人。9月6日，國民黨軍從北南兩面向紅軍側後進逼，紅軍再戰不利，遂向皖西轉移。國民黨軍尾追堵截，紅軍於9月底返回黃安（今紅安）、麻城地區。10月上旬，國民黨軍對紅軍形成合圍之勢。10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決定將紅軍主力轉到外線。隨即，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餘人越過平漢路，撤離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失敗。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主力之一。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蘇區紅軍第四、第二十五軍在湖北黃安（今紅安）合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共有3萬餘人。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方面軍主力向川陝邊界地區轉移，並建立川陝蘇區。1933年6月後，先後擴編爲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1935年5月初，離開川陝蘇區開始向西轉移，進行長征。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同紅一方面軍會師。9月，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針，擅自率領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第五、第三十二軍南下，在川康邊境地區經過苦戰，終不能立足，於1936年4月撤至甘孜地區。7月初，同紅軍第二、第六軍團（後合編組成紅二方面軍）會師後共同北上。10月，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此後，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先後西渡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中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部隊改稱“西路軍”。1937年3月，西路軍在西進甘肅中西部地區與軍閥馬步芳部作戰時遭到失敗，大部犧牲。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8月，紅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一軍與陝北紅軍第二十九、第三十軍等部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第一二九師。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之一。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地區，包括鄂豫邊、豫東南、皖西等革命根據地。1927年11月，潘忠汝、吳光浩、戴克敏等領導湖北黃（安）麻（城）地區的農民起義，開闢以柴山保爲中心的鄂豫邊革命根據地；1929年5月，徐子清、蕭方、周維炯、徐其虛等領導河南商（城）南地區的農民、士兵起義，開闢豫東南革命根據地；1929年11月，舒傳賢、周狷之、餘道江等領導安徽六（安）霍（山）地區的農民、士兵起義，開闢皖西革命根據地。並分別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師。1930年4月，成立中共鄂豫皖邊特委，同時紅十一軍改編爲紅一軍，6月成立鄂豫皖蘇維埃政府，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1931年1月，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爲紅四軍，曠繼勳任軍長，餘篤山任政治委員。5月中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央分局成立（在安徽潁上縣新集鎮），張國燾任書記兼軍委主席。11月成立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1932年1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澤民任書記。至6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到20餘縣，擁有約350萬人口，紅軍達4.5萬餘人。由於張國燾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策，紅四方面軍未能粉碎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主力於同年10月撤出根據地，向西轉移，開闢川陝革命根據地。留下的紅軍重組紅二十五軍，在吳煥先、徐海東、王平章等領導下繼續堅持鬥爭。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轉移北上後，留下的部分武裝組建爲紅二十八軍，在高敬亭等領導下，堅持游擊戰爭。 甘孜會師　紅二軍團、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主力由湖南出發，開始長征。在抵達黔滇邊境時，張國燾與朱德分別發電，要求他們與紅四方面軍會合。賀龍、任弼時與蕭克、王震決定改變行動方向，1936年6月22日，紅六軍團在甘孜的普玉隆與紅四方面軍指揮部會師；6月30日，紅二軍團在甘孜的甘海與紅四方面軍部隊會合。7月2日，在甘孜召開慶祝紅軍會師大會。7月5日，奉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紅二、六軍團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蕭克分任正副總指揮，任弼時、關嚮應分任正副政委，所轄建制不變。此次會師對加強紅軍團結並揮師北上抗日具有重要意義。 會寧會師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與紅軍第一方面軍的勝利會師。1936年6月上旬，經中共中央多次勸說，張國燾宣佈取消“中央”，並進軍北上。8月5日紅軍第二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抵達四川北部和甘肅南部。9月16—18日紅軍第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央會合的主張在岷州三十里鋪會議上得到肯定。10月7日紅軍第四方面軍先頭部隊與紅軍第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10月10日紅軍第二方面軍與紅軍第一方面軍在甘肅界石鋪會師。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的勝利會師標誌着長征勝利結束。 顧順章叛變事件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後，在返回武漢時被叛徒指認被捕。顧旋即叛變，首先供出共產黨在武漢的地下交通機關和紅二軍團駐武漢辦事處，致使10多人被捕犧牲。然後主動要求面見蔣介石，出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和主要領導人。這個重要情報被打入國民黨中統機關任機要祕書的錢壯飛獲悉，連夜報告特科負責人李克農，再轉報中央。周恩來在陳雲協助下，採取果斷措施，立即安排中央機關和人員安全轉移。4月27日，顧順章被押到南京，蔣介石親自接見，顧除出賣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裏的惲代英外，還將中共中央機關和重要負責人的地址全部出賣給國民黨。國民黨隨之進行大搜捕，由於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人員已事先轉移，國民黨一網打盡中共領導人的計劃落空。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永遠開除顧順章的黨籍。此後，顧順章加入國民黨法西斯組織藍衣社，1935年遭國民黨中統嫉恨而被槍斃。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亦稱“二七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的大罷工。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各站工人代表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共產黨人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出席大會。大會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武力阻撓。總工會決定舉行總罷工表示抗議，提出“爲自由而戰，爲人權而戰，只有前進，決無後退”、“打倒軍閥”等口號，編印“罷工號外”爭取各界同情，並將總工會臨時總辦公處移到漢口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全線各站2萬餘工人一致行動，前後不到3小時，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駛，長達1000餘公里的京漢鐵路全線癱瘓。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命令其部下蕭耀南、張厚生等在鄭州、江岸、長辛店等地進行血腥鎮壓，工人被殺46人，傷數百人，被捕40餘人，被開除千餘人，造成“二七慘案”。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先後慘遭殺害。爲保存革命力量，總工會決定2月9日復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大罷工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

微信讀書：閱讀《張國燾傳》作者：蘇若羣、姚金果。 本書依託俄羅斯公開檔案與最新研究，全景呈現張國燾從建黨先驅到分裂叛黨、終客死異國的跌宕一生，清晰展現蘇共對中共早期的深遠影響，是黨史研究的重要側面參考。 作者參考了大量國內外文獻，可謂史料紮實，還原諸多鮮爲人知的歷史細節。完整地展現張國燾從革命先驅到分裂變節者的人生軌跡，客觀呈現其功過與歷史教訓。

張國燾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就中國共產黨而言，張在黨內的起點應該是較高的，其在鄂豫皖蘇區取得的成績，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其心胸狹隘，領導欲強烈，在肅反運動中大開殺戒，失去黨心、軍心和民心。更在長征路上肆意妄爲，樹立個人權威，分裂黨中央，鑄成不可思議的大錯，直至走上叛黨投敵的道路，與黨和人民爲敵，成爲歷史的罪人。文本就張國燾的一生經歷，進行了完整的寫照，敘述流暢，史料豐富翔實，值得一讀賞析。

2025年第50本書 可以和張的《我的回憶》結合來看，狠狠對沖一下張回憶錄裏的洗白味，總體還算客觀。張毛部分可以再看看劉統的《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西路軍部分看看雙石的《拂去歷史的塵埃——西路軍問題再考辨》。對張這個人也會有更全面的瞭解。 最後用一副對聯來評價一下張:國破家亡挺身立黨，有始卻無終，已辨忠奸留史冊；濤驚浪駭分道揚鑣，將功難補過，非憑成敗論英雄。

張國燾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不是就像《小馬過河》中“老牛說的那麼淺”，老鼠說的“那麼深”。毛澤東說：“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親口嘗一嘗”。讀《張國燾傳》，就是要找到“深”“淺”之問。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用一言“紅”或一言“黑”，來定性張國燾，顯然是不太妥當的。作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應該說是爲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想，張國燾之所以被“黑”，與他對抗中央，另立中央，最終加入了國民黨陣營是分不開的。從現在看過去，國民黨也不是徹頭徹尾的“壞人”，他們的革命行爲也是爲了建立新的政權，推翻舊的不合時宜的政治體系，建立適合社會發展要求的新的民族“王朝”。 再論本書作者，其舉可稱得上勇士。他把蓋棺論定的中國共產黨往事，全面公正客觀的抖落出來，就事論人點評“紅”“黑”，不爲“紅人”捧臭腳，不爲“黑人”落井下石，敢於翻開歷史的舊賬，還原史實真相，難能可貴，值得敬佩。人們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歷史不是勝利者可以隨意篡改的。今天我們翻開歷史的一頁，“黑”的人也有過“紅”的一面，“紅”的人也有過“黑”的一面。功不掩過，過不掩功，這纔是對歷史負責的精神。 通過閱讀《張國燾傳》，深知政治鬥爭之殘酷：“扣帽子打棍子”，顛倒黑白，羣衆運動，批倒批臭，最後“踏上一萬隻腳”，讓“鬼”“永世不得翻身”。諱言，在政治鬥爭，多少都會夾雜着“私活”，還有結下的個人恩怨，充斥其中，張國燾有之，主宰者有之。 摘例：“在抗大一隊的批判會上，有人又把張國燾的問題與四方面軍扯在一起，許世友再也坐不住了，徑直走到隊前放了一炮：“怎麼能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呢！中央就沒逃跑？中央紅軍不也從中央蘇區撤出來了嗎？如果說逃跑，應該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紅軍有，四方面軍有，所有紅軍都有！打不過敵人了，換個地方再打嘛，怎麼叫逃跑呢！四方面軍撤到川北，部隊不是發展了嗎？這樣的逃跑，有什麼不好！有人說張國燾搞分裂，我不那麼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間走沒了。怎麼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沒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讓人想不通……” 今天我們重溫歷史，揭開歷史的真相，就是要把“神”看清楚，只要是血肉之軀的常人，就不會成爲“神仙皇帝”。在世俗世界裏，任何人都會犯錯誤出差錯，哪怕是締造新中國的聖人，大領袖不就是“三七開”嗎！張國燾這樣的“黑”人，在中國革命事業上，即有“黑”色的一面，也必有“紅”色的一面，我們要一份爲二地看問題，也要辯證客觀滴評價他的功過是非。

。 歧路孤魂：從建黨先驅到天涯漂泊——讀張國燾人生軌跡 近代亂世，多少人物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有人守節赴死，有人苟且偷生，也有人，曾經站在時代浪潮最前列，親手參與點燃星火，最後一步一步，背離自己最初的理想，漂泊於天涯，落得晚景淒涼。張國燾與任援道，同樣最後流落加拿大終老，可二人出發的原點，卻判若雲泥。 張國燾的起點，何等光芒萬丈。出身江西萍鄉書香世家，少年飽讀詩書，北大讀書時，是五四運動衝鋒在前的學生領袖，集會遊行，振臂一呼，萬衆響應。他是中共一大的核心組織者，屬於最早一批播撒火種的先驅。那時的他，心懷改造家國的熱血，奔走京滬之間，聯絡志士，籌備建黨。後來深入鄂豫皖，統領紅四方面軍，麾下將士數萬，馳騁山河。論才華、資歷、魄力，在早期革命者當中，都屬第一流人物。 可是才華之外，私念也在悄然滋長。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會師，手握重兵的張國燾，權欲膨脹，把革命隊伍當成個人博弈的籌碼。拒絕北上的戰略，於卓木碉另立“中央”，公然分裂黨與紅軍。南下鏖戰，將士大量流血犧牲，現實撞碎了他的野心，在朱德、劉伯承等將士抵制與中央的反覆規勸之下，才被迫取消僞中央，一同北上陝北 。 抵達延安之後，中央依舊以團結爲念，保留他的職務，希望他改過自省。然而過往的權位得失，已經困住了他的心。他放不下昔日的威勢，不願接受批評，內心充滿猜忌與憤懣。1938年清明，借祭拜黃帝陵之機，他走出邊區，轉身投向國民黨陣營。周恩來連夜苦心勸說，苦口婆心挽留，他卻留下一紙便條，決然遠去，就此徹底背叛爲之奮鬥十餘年的事業，公開脫離黨組織 。 投靠國民黨之後，他本以爲可以得到重用。可在國民黨的體系之內，他只是一件用來反共的工具。軍統之中，各方排擠，虛有頭銜，得不到真正信任。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革命者，淪爲寄人籬下的幕僚。抗戰勝利，山河光復，他沒有像漢奸任援道那般手握軍隊、鉅額財富，靠賄賂周旋保全自身。任援道本自起點就是投機軍人，一生精於押注各方勢力，汪僞時期身居高位，手握財與兵，日本投降之後，賄賂國民黨官員，變賣家產，攜重金遠赴加拿大，物質富足，安安穩穩活到八十九歲壽終正寢。 這是極具諷刺的對照：漢奸任援道，靠世故與錢財，換得物質上善終；曾經的革命先驅張國燾，放棄理想之後，卻得不到新陣營真正的接納。國民黨敗退臺灣，他隨之去往寶島，住宅被人侵佔，處處遭受冷遇，在臺灣無以立足，輾轉漂泊香港。在港島，他靠撰寫回憶錄換取微薄稿酬度日，昔日叱吒風雲的人物，已經成爲被時代拋棄的旁觀者。晚年爲避時局風波，再渡重洋，遷居加拿大的養老院，異國孤居。七十多歲中風偏癱，身體不能自主，1979年多倫多寒冷冬夜，病榻之上，被子滑落地面，無力撿拾，淒冷離世，埋葬於異國他鄉，成爲一大代表之中唯一客死海外之人 。 兩個人同樣終老加拿大，靈魂歸宿全然兩樣。任援道，從一開始便是逐利的投機者，無所謂信仰，只權衡利害，賣國以求富貴，亂世之中四處押注，保全肉身與家財。而張國燾，是親手點燃理想之火的人，他見過理想的光亮，最後是自己一步步主動背棄。悲劇不在於外界迫害，而在於理想敗給個人權欲。 歷史常常引人長嘆：一個人不怕起點低微，最怕初心被慾望侵蝕。本領越高，資歷越重，一旦把個人得失凌駕於集體大義之上，才華就會變成走向毀滅的推手。陝北的黃土窯洞，黃帝陵前的離別，大洋彼岸養老院寒夜，一條長路，照見人性幽深。 張國燾不是簡單的“壞人”標籤可以概括。青年時代，他確有救國的赤誠；長征路上，也建立過根據地的功業。可理想的堤壩，從內心裂隙開始崩塌。當權力慾望壓倒信仰，昔日的開拓者，就會淪爲時代的棄子。反觀任援道，自始至終沒有信仰可言，只是亂世逐鹿的利己者。二者結局，一個物質安穩，一個晚景悽惶，卻都被歷史釘在反面的冊頁。 歷史留給後人的啓示就在這裏：才幹可以造就功業，但唯有信仰與自律，方能守住行路的方向。世間最可惜的，莫過於曾經站在光亮之中的人，自己轉身，走入長夜。

一個人幾乎無所不在的人，不可能突然間沒了；一個幾乎無所不能的人，不可能突然間萎了。人在做，天在看，頭頂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看了他的傳記，發現他大慫過兩次，一次幾乎不爲認知的背叛，由於活下來了，成功了，因而，自救和機會主義的烙印在他的內心很強烈；另一次是衆人皆知的背叛後，爲活而又慫，但自救和機會主義的火花卻沒能燒旺，以致如行屍走肉終於煎熬他到末日。傳記說自私和經驗機械是他失敗的原因，誰說不是呢？！一念繁華一念灰；一念成悅，處處繁華處處錦；一念成執，寸寸相思寸寸灰。

《張國燾傳》寫的不僅僅是張國燾，從中看到的是黨和革命的發展過程，只是在這一過程中着重描寫了張國燾的種種所作所爲。通過閱讀這本書，對黨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工運、當時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左傾錯誤、肅反擴大化、工農紅軍的歷史、長征、國共合作等有了更多瞭解和認識。從黨的創始人，到叛徒，到最後在異國他鄉悽慘的死去，張國燾的一生是他無數個選擇的結果。很多時候，一旦選擇錯了，走了錯路，想要回頭就難了。

讀完全篇，感覺張國燾在我腦海中的形象更全面更具體了，但作者選用的史料有些過去偏頗了，建議把書名改爲《張國燾背叛始末》更貼切一些，文中批判性章節多到讓人有罵街的感覺，這種寫人物傳記的手法不多見。 對於本就爭議很大的人物來說，這種人物傳記寫作手法還是較爲罕見的，描述帶有很強的主觀意識，缺乏客觀事實證明，採用的史料及出處在文中標註不及時甚至很多沒有出處，可信度還還需進一步考證。 讀完之後好奇心促使我查了一下從建黨起主動脫黨和叛變的高級領導人有:陳獨秀，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李竹聲等人，貌似張國燾的結局是最好的，舉家移民加拿大，保全了全家性命。 從另一個角度相比文革中的劉，朱，彭，林等，張國燾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張國燾傳（從先驅到叛徒！一代梟雄張國燾“紅”與“黑”的人生！）》是由姚金果、蘇若羣合著，天地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的一部人物傳記。該書以近年俄羅斯公開的大量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爲依據，結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觀、完整地再現了張國燾這位爭議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 主要內容概述 該書按照時間順序，全面記述了張國燾從熱血青年到革命叛徒的複雜人生軌跡： 一、早年輝煌與建黨貢獻（1897-1927年） - 出身與求學：張國燾出生於江西萍鄉詩書傳家的望族，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爲一呼百應的學生領袖。 - 參與建黨：他是中國早期接受馬克思主義者之一，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主持中共一大並當選中央局成員，成爲黨的創始人之一。 - 早期革命活動：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代表中共出席共產國際會議並受到列寧接見，在五卅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根據地建設與嚴重錯誤（1931-1935年） - 領導鄂豫皖根據地：1931年進入鄂豫皖蘇區，成爲根據地實際領導者，擴大了紅軍力量。 - 推行“肅反”擴大化：在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期間，以“肅反”爲名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殺害了許多優秀幹部。 - 創建川陝根據地：帶領紅四方面軍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取得了“驚人的勝利”。 三、長征分裂與另立中央（1935-1936年） - 懋功會師後的權力鬥爭：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自恃兵強馬壯，反對中央北上抗日方針。 - 分裂黨和紅軍：1935年10月公然宣佈另立“臨時中央”，進行分裂活動。 - 南下失敗被迫取消：由於南下作戰失利和黨內壓力，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四、叛變投敵與晚年淒涼（1937-1979年） - 延安受批與叛逃：1937年3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批判，1938年4月借祭黃帝陵之機逃往武漢，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投靠國民黨。 - 加入軍統反共：不久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從事反共活動。 - 流亡海外終老：1949年後先後居住香港、巴西，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在多倫多養老院病逝，晚景淒涼。 該書通過翔實的史料和客觀的敘述，爲讀者理解這位從黨的創始人淪爲革命叛徒的複雜歷史人物提供了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