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內容總結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1973年出版的社會學經典著作，副標題爲“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是20世紀未來學與社會發展理論的里程碑作品。該書以二戰後美國爲代表的西方發達工業國的科技革命、產業結構與社會形態劇變爲背景，系統提出並論證了“後工業社會”理論，精準預言了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到來，成爲理解現代社會轉型的核心經典文本 。 一、核心分析方法與理論框架 1. 核心方法論：中軸原理 這是貝爾貫穿全書的獨創分析工具。他認爲，社會結構並非對現實的機械反映，而是一種概念性圖式；每一歷史階段都存在一個決定性的中軸原理與對應的中軸結構，其他社會關係圍繞其形成趨同運轉。該方法不強調線性因果決定，而是聚焦社會變遷的核心趨中性特徵 。 本書的核心中軸，是理論知識取代傳統的物質生產、資本所有權，成爲社會革新、技術進步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源泉，貝爾以此爲軸心，完整解析了從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型的底層邏輯。 2. 社會形態三分法 貝爾以中軸原理爲基礎，將人類社會發展劃分爲三大連續演進的形態，清晰界定了後工業社會的歷史定位： 社會形態 核心主導部門 核心中軸 主導階層 核心矛盾 前工業社會 農業、採掘業 自然資源 農民、地主 人與自然的博弈 工業社會 機器製造業、商品生產 資本與工業技術 企業主、產業工人 人與“人造自然”的博弈 後工業社會 知識型服務業、科研創新 理論知識 專業技術人員 人與人、社會關係的博弈 貝爾同時強調，後工業社會並非徹底取代工業社會，而是在原有社會結構上的疊加與升級——如同在羊皮紙上重寫，新的發展覆蓋在舊有層級之上，消除部分舊特徵，同時加厚了整個社會的結構，而非完全抹去農業、製造業等傳統部門。 二、全書核心論斷：後工業社會的五大核心標誌 這是本書最核心的內容，貝爾明確了後工業社會來臨的五大核心特徵，構成了後工業社會理論的完整體系 ： 1. 經濟結構：從產品生產經濟全面轉向服務性經濟 這是後工業社會最直觀的標誌性特徵。當社會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製造業，而是進入貿易、金融、教育、醫療、科研、管理、信息服務等第三產業，且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超越製造業，即標誌着後工業經濟的成型。貝爾特別強調，後工業社會的服務業核心是知識型、專業型服務，而非傳統的個人生活服務。 2. 職業結構：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成爲社會主導階層 職業分佈的變化是社會結構轉型的核心指標。科學家、工程師、教師、醫生、律師、技術專家等知識工作者，不僅在勞動力規模上超越藍領產業工人，更憑藉專業知識獲得了社會主導地位，成爲後工業社會的核心職業羣體，社會分層的核心標準也隨之發生根本轉變。 3. 中軸核心：理論知識成爲社會運行的軸心 這是後工業社會最本質的特徵。工業社會的創新依賴經驗試錯，而後工業社會的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完全建立在理論知識的系統化生產、彙編與應用之上。大學、科研院所取代工廠、企業，成爲社會的核心創新策源地；知識的生產、分配與傳播，成爲社會運行的核心環節。 4. 技術治理：實現對技術發展的系統性規劃與管控 貝爾指出，工業社會的技術發展具有自發性與盲目性，而後工業社會具備了對技術進步進行預測、評估與管控的能力。通過建立技術鑑定與風險評估體系，社會可以對技術發展進行系統性規劃，規避技術的負面效應，實現技術的理性、可控發展。 5. 決策範式：新“智能技術”成爲公共決策的核心工具 這裏的“智能技術”，指基於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結合數學模型、計算機技術形成的決策分析工具。後工業社會通過算法、預測模型、系統分析，對複雜社會經濟問題進行理性規劃，替代傳統的經驗決策，實現社會治理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精細化。 三、書中核心議題與社會矛盾分析 貝爾並未止步於對後工業社會特徵的描述，更深入剖析了這一社會轉型帶來的核心結構性矛盾與政治社會議題 ： 1. 經濟化模式與社會學化模式的根本衝突 工業社會的核心是“經濟化模式”，以企業爲核心，以成本-收益覈算、利潤最大化爲根本原則；而後工業社會的運行核心轉向“社會學化模式”，以公共利益、社會公平、人的全面發展爲核心目標。這一轉變帶來了企業私有屬性與社會公共需求之間的深刻緊張，成爲後工業社會最核心的結構性衝突。 2. 權力格局重構：科技治國論與民主政治的矛盾 圍繞“將來由誰統治”的核心問題，貝爾分析了後工業社會權力重心的根本轉移：權力從傳統的資本所有者，轉向掌握核心知識的技術精英與知識官僚，科技治國論全面興起。但他同時指出，專業技術精英的決策權擴張，與政治領域的民主原則、公衆的政治參與訴求之間存在天然衝突，這成爲後工業社會政治領域的核心議題。 3. 新的社會分層與不平等 後工業社會的階級劃分標準，從財產所有權轉向教育與專業知識水平，新的社會分層圍繞知識的佔有與分配形成。專業技術階層成爲新的社會中堅，同時也催生了新的社會不平等——知識鴻溝帶來的階層分化，教育資源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四、理論的學術價值與侷限 1. 核心價值與歷史影響 - 極強的前瞻性：貝爾在1970年代就精準預判了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到來，其提出的服務經濟、知識核心、技術治理等核心論斷，被後續半個世紀的全球社會發展所驗證，成爲數字時代、信息社會研究的核心理論源頭 。 - 分析範式的創新：中軸原理突破了傳統的單一因果決定論，爲社會變遷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其社會形態三分法，成爲理解現代社會轉型的經典框架。 - 重要的學術對話意義：貝爾的理論是對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承續、修正與對話，回應了二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爲西方社會學、未來學、經濟學研究開闢了全新的議題 。 2. 理論侷限 - 被學界批評存在技術決定論傾向，過度強調知識與技術的核心作用，弱化了資本、階級衝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底層影響； - 對後工業社會的預判帶有較強的樂觀色彩，低估了知識鴻溝、數字不平等、技術異化帶來的系統性社會問題，也未能充分預見全球化對後工業社會轉型的深刻影響； - 理論以美國爲核心樣本，其結論的普適性受到質疑，難以完全適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轉型路徑。

值得推薦。此書成於1973年，距今近50年，書中所寫的內容就是中國今天的寫照。 1984年此書已經傳入中國，其核心思想應該已被高層所知。 作者區分了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競爭模式，分別是人與自然界、人與機器、人與人之間的競爭。 對後工業社會的拆解爲三個獨立領域：社會、政治、文化進行分析。並且引入了中軸理論，後工業社會的中軸就是技術-經濟中軸（屬於社會領域），技術講成爲決定性因素。 後工業生活的主要矛盾存在於專業技術精英與普羅大衆之間。 作者預見的民粹主義現在已經成爲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重大治理風險。 經濟上的古典自由主義已經被社會化官僚主義管理所替代，而文化上卻開始追求新的自由主義。 在這裏可以讀懂中國，以此爲薦。

一般般，70年代展現技術洞見的書，雖然很多洞見非常深遠，但真正的遺產個人認爲只有“後工業社會”這個概念，被捷克總統哈韋爾任意解釋，被美國總統克林頓胡亂議論，被美國智囊團體利用，並且隨着信息工業發展已經成爲一個標準意識形態概念。但回頭看這本書，這個概念的內涵其實是爲新階級（技術階層）辯護。 用貝爾自己的話說，“後工業社會”這個概念，是有關西方社會社會結構變化的一種社會預測” ，是一個廣泛的概括。如果從五個組成部分來說明這個術語，那就是 （1）經濟方面：從產品生產經濟轉變爲服務性經濟 （2）職業分佈：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處於主導地位 （3）中軸原理：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4）未來的方向：控制技術發展，對技術進行鑑定。 （5）制定決策：創造新的“智能技術” 在貝爾看來，後工業社會是圍繞生產和機器這個軸心併爲了製造商品而組織起來的…… 所以，它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提供並且證明了一種看待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件的特定方式，這種對於社會變遷的看法符合某些個人和團體的特定利益和預期，所以克林頓和美國智囊團非常喜歡。 進而可以看到“後工業社會”理論是一種拒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嘗試，對現存的西方資本主義秩序持一種認同，因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並且爲美國社會中出現的“新階級”及其現狀和訴求進行辯護。這個“新階級”主要是由科學家和經理階層組成的。因此，“後工業主義”在不少方面都可以看作美國進步時期形成的經理人階層的意識形態宣言。而“後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功能還在於爲理性主義進行辯護。認爲階級衝突可以在管理複雜化中被忘卻，並預見了知識精英階層的社會主導作用，更重要的是，它還認爲現代社會的所有問題可以在技術理性的控制中得到解決。 看了這本書裏面的厚厚序言，基本也不用看這書了，貝爾雄心勃勃地企圖把社會學、經濟學和科學技術聯繫起來。這本書一開始就像是一本評論集，甚至給人一種湊合的感覺

美國或許進入了作者所說的後工業社會，但並不意味着全世界都會步美國的後塵：美國的產業工人在美國之所以減少，並不完全是因爲出現了更省力的機械和技術，還因爲其他國家的產業工人增加了。只要勞動價值論基本原則（商品不可以不通過人類勞動被創造出來）不被打破，我們就無法斷言後工業社會一定會來臨。 但是20世紀以來確實有新變化：科學以及掌握科學的人日益在經濟生產、公共管理、國際關係等領域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會不會出現一個科學家階級？他們有自己的階級利益、階級文化、意識形態甚至政治綱領？甚至成爲社會的統治階級？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科學家是不是比工人更容易成爲社會變革的先鋒隊？

從頭到尾都在應用馬克思的論述。推薦。

後工業社會面臨的是人與人的競爭，知識即是資源。馬克思的人類通過勞動與自然交互的環境在後工業時代將逐漸式微。聽着荒謬，但是看看當下，我們是不是與自然打交道越來越少了？而與人的交流越來越多了？連大學工科教育都在注重培養與人交流的情商，情商越來越決定着一個人在社會的發展。當然，與自動交流的勞動不會消失，因爲人類寄居於地球，不可避免地要開發資源。但隨着後工業時代機器化和自動化的實現，這種交流會越來越少。而隨之興起的服務業則會讓我們越來越擅長與人交流。這是符合羣落增長的競爭規律的。一羣草履蟲在資源豐富時候極力開發自己周邊的自然生存環境，而隨着羣落數量龐大，而資源總量不變時候，就不得不面臨着與其它草履蟲的競爭關係。因而知識和情商就越來越重要。這就是本書所要闡釋的核心論點。

貝爾有點自說自話的意思，經常自顧自地就隨意地把邏輯鏈推下去了（意思是我每次看他的論述都“嗯？啊？呃？”）。 第一部分：知識社會的結構：知識作爲社會變革的中軸第三章詳盡地闡述了後工業社會是如何圍繞“知識和技術”這一新的中軸原理被重新組織起來的。貝爾指出，這不僅僅是一場經濟變革，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和文化認知的革命。貝爾在第三章開篇明義，認爲後工業社會的核心特徵，是“知識”取代“資本與土地”成爲經濟與權力的中心。他並非進行哲學思辨，而是通過構建一個堅實的數據證據鏈，來論證這一歷史性轉變。我將從四個層層遞進的層面，爲大家梳理本章的精髓：第一，技術如何驅動社會變革；第二，變革如何催生新的階級結構；第三，教育系統在這一新結構中的核心作用；最後，我們面臨哪些關於知識與權力的新挑戰。一、技術：社會變革的引擎與理性的新定義貝爾開篇便指出，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現代化”，其特徵是對“更新”的持續追求。但這種更新並非斷崖式的全新體驗，更多的是現有技術邏輯的延伸和深化。真正的現代化，伴隨着文化的匯合，不同領域的知識相互碰撞，催生出新型的現代性。在這一過程中，技術是根本性的驅動力。它直接提高了生產效率，提升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創造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新階級。與此同時，他也揭示出技術遠不止是工具，更是一種新思維方式的事實。比如，運輸與通訊革命重塑了我們的社會關係網絡，傳統的、基於血緣和地緣的紐帶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基於職業和專業的、更具功能性的關聯。甚至，我們對美的感知也發生了變化，技術改變了我們對時空的理解，從而引發了藝術形式的劇烈變革。然而，貝爾也提醒我們，衡量技術進步本身是一個難題。雖然我們可以用“每人每小時產量”等經濟指標來近似衡量，但技術的實質進步往往源於組織形式的創新和資本效率的改善，而非單純的設備更新。更重要的是，技術指標的提升並不等同於社會進步的全部，真正衡量技術進步的是其對社會結構與知識體系的影響。我們必須關注技術與文化、心理、社會關係產生的“複合效應”，用知識、制度、價值的新視角去理解技術帶來的變化。二、知識階級的誕生：社會結構的重塑技術對社會最直接的衝擊，是催生了一個全新的知識階級。貝爾詳細描繪了這個新階級的圖譜。首先，技術的複雜性創造了全新的職業羣體：工程師、技術人員。他們的核心職能是規劃和優化工作流程，是技術理性的直接執行者。他們取代了傳統的工業資本家，成爲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 進而，這個知識階級內部出現了顯著的分化。頂端是科學精英——那些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高度集中於學術和研究機構，是後工業社會的“主要資源”。中間是廣大的專業技術人員，而底層則是輔助性的技術員羣體。這就帶來了一個關鍵現象：知識社會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其本身也在分化。教育普及在創造機會的同時，也強化了階級分野，社區學院、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體系的不同軌跡，預先塑造了不同的職業路徑和社會地位。三、大學：後工業社會的“軸心機構”那麼，這些知識階級從何而來？他們的權力和合法性又基於什麼？貝爾的答案是：教育系統，尤其是大學。後工業社會是一個“大衆知識社會”，高等教育失去了其傳統的精英特質，但大學的重要性不降反升。它從社會的邊緣走到了中心，成爲後工業社會最重要的機構。大學不僅通過研究生產知識的工廠，更是知識階級的再生產機器。更關鍵的是，大學與政府、科學界深度融合，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科學-行政綜合體”。政府的研究與開發經費雖然方向可能轉向民生領域，但其根本目的仍是服務於國家競爭優勢和解決社會需求。這使得大學從獨立的象牙塔，變成了與國家利益緊密捆綁的“文化建制派”核心。知識的生產和應用，已經成爲一種高度組織化、制度化的公共活動。四、挑戰與抉擇：知識社會的權力與困境隨着知識成爲核心資源，一系列新的挑戰也隨之浮現。首先是權勢的集中問題。知識和技術的資源高度集中於少數精英和機構手中，這種集中是否適當？如何保障決策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其次是知識組織的背景變化。科學活動本身也面臨着層級制和官僚化的挑戰。科學家如何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響應國家服務的號召？這需要對科學規範進行新的協調。第三是智能技術的革命性影響。貝爾預見了以信息技術爲代表的“智能技術”將帶來比機械技術更深遠的影響，因爲它們直接作用於決策和知識過程本身。最後，社會面臨着更多的重大政治抉擇。後工業社會中，政治決策的地位上升，市場決策的相對地位下降。因爲許多由知識和技術引發的問題——如資源分配、環境治理、技術倫理——無法單靠市場解決。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需要在高等教育經費的供應、知識的評估標準、創造性環境的營造等方面做出明智的抉擇。總結一下。貝爾在第三章爲我們描繪的，是一個由知識和技術定義的新世界。技術不僅是引擎，更重塑了我們的理性思維和社會關係；它催生了一個內部分化但又佔據主導地位的知識階級；這個階級的生產和權力基礎，深深植根於大學這一新型軸心機構；最終，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由知識權力帶來的集中化、官僚化和政治化等全新挑戰。第二部分：第四章——公司的蛻變：從經濟機器到社會器官在探討了後工業社會以“知識”爲中軸的宏觀結構之後，第四章將焦點轉向後工業社會中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公司。在第四章中，丹尼爾·貝爾揭示了現代公司正深陷於一場如何平衡“經濟化模式”和“社會學化模式”兩種社會運行模式的困境。 經濟化模式是工業社會留下的強大遺產，其核心邏輯是追求最優化，以利潤率和生產率作爲衡量成功的唯一標尺。在這種模式下，公司的一切行爲都被簡化爲可計算的投入與產出。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公司的合法性建立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一法律和道德基石上。但在後工業社會，這一基礎已經悄然改變。公司的合法性，不再僅僅源於其對財產的佔有，而更多地取決於它能否有效地爲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能否獲得社會的認可。這一轉變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公司的生存權需要被社會再次“授予”，而非天生擁有。正是基於這種新的合法性要求，一種“新的批評”聲音開始湧現。這種批評不再侷限於指責資本家剝削工人，而是直指經濟化模式本身的缺陷。人們發現，企業在努力創造財富的同時，常常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醜惡、更骯髒。工廠的煙囪污染空氣，工業廢水毒害河流。這背後是一個關鍵的經濟學概念——“外部效應”。企業在其成本覈算中，只計入了私人的成本，卻將污染、環境破壞等巨大的社會成本轉嫁給了整個社會。這就造成了“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嚴重偏離，是一種典型的“分配機制失效”。貝爾犀利地總結了經濟化模式的三大侷限：第一，它無法衡量空氣、自然景觀等“非經濟商品”的價值，這些對人類福祉至關重要的東西在它的計算體系裏價值爲零；第二，正是上述的外部效應問題，企業活動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未被納入考量；第三，它導致了公共商品與私人商品的嚴重失衡。市場動力驅使資源瘋狂湧向能帶來利潤的私人消費領域，而諸如國防、基礎研究、公共衛生、公園等關乎集體利益的公共商品，則長期供給不足。面對經濟化模式的困境，貝爾提出了“社會學化模式”的必要性。這種新模式反對將社會視爲原子化個人的集合，強調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它主張，社會的運行不能僅僅依賴市場決策，而必須通過政治和社會機制來識別和滿足集體需求，將社會公正置於核心位置。這意味着，在考量公司活動時，必須權衡其對社會環境的綜合影響，而不僅僅是財務報表上的盈虧。那麼，公司在這種新的期待下，究竟扮演着怎樣的角色？貝爾提出了一個極具啓發性的觀點：公司是一種“社會發明”。現代大型公司已經脫離了傳統意義上“私有財產”的範疇。它擁有獨立的法人資格，管理着成千上萬員工和股東的“共有資產”。公司的所有者——股東——的權力已經大大弱化，轉變爲一種程序性的權利，而真正的控制權落在了專業經理人手中。因此，公司不再是某個或某幾個資本家的私有工具，而是一個具有自主性的社會機構。它既是一個追求效率的經濟實體，也必須爲其成員提供歸屬感和意義，成爲一個小小的“社會學機構”。這就將公司推到了一個必須平衡多方義務的轉折點上。它需要在經濟競爭的壓力下，艱難地平衡利潤目標和社會責任。這種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提升員工的滿足感、保障少數族羣的就業機會、維持工資的公平性、承擔對社區和環境的責任。公司不再是純粹的經濟存在，它深深地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其行爲具有無法推卸的社會後果。最終，這一系列變化指向了一個更宏大的社會趨勢：從市場決策向政治決策的轉變。所有步入後工業階段的社會，都開始越來越多地通過政治程序來界定公共道德，來定義社羣的利益，並以此來引導和規範經濟生活。市場不再是唯一的仲裁者。關於公平、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議題，正在通過立法、公共政策和社會輿論，深刻地改變着企業的行爲準則。總而言之，貝爾在第四章爲我們描繪的，是公司這一核心制度在後工業時代的必然蛻變。它必須超越單純的經濟化模式，將自己重塑爲一個兼具經濟效率與社會責任的“社會器官”。在2025年的今天，當我們看到“ESG”成爲企業界的主流話語，當“碳中和”從倡議變爲法規，當企業的社會聲譽成爲其核心資產時，我們正在親眼見證貝爾所預言的關於公司身份的深刻變革。理解公司的這一重身份，不僅關乎企業的長遠發展，更關乎我們能否構建一個更加可持續、更富有人文關懷的後工業社會。第三部分：後工業社會是否來臨？——韋伯斯特對貝爾理論範式的批判與解構​方纔我們梳理了《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裏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內容，但是貝爾對後工業社會的概念界定和描述也受到了許多質疑。弗蘭克·韋伯斯特在他的《信息社會理論》這本書裏，對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做了一番系統的審視和批評。他首先承認，信息和知識在當今社會確實越來越重要，不僅數量爆炸式增長，而且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韋伯斯特的核心觀點是：儘管有這些明顯的變化，但我們並沒有看到足夠紮實的證據或者有說服力的理論，能夠證明貝爾所說的那種與過去“徹底斷裂”的“後工業社會”真的已經到來。他是從幾個方面展開批評的：第一，他認爲貝爾的理論基礎有問題。貝爾把歷史看成一條直線，認爲社會必然從“前工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再必然進入“後工業社會”。這種線性思維其實帶有很強的進化論色彩，背後隱藏着一種預設——好像歷史有既定規律，而且一定朝着某個美好終點前進。韋伯斯特覺得，這種看法過於理想化，也不太符合社會發展的複雜性。而貝爾把生產力的提高源於技術的革新，更是隱含了“技術決定論”的觀點。第二，韋伯斯特指出貝爾在論述邏輯上有點“循環論證”和“自相矛盾”。例如，貝爾一邊說後工業社會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一邊卻仍然用分析工業社會的那套概念和工具去描述它。這就導致他的理論框架並沒有真正跳出工業社會的思維模式。同時，貝爾認爲，社會不是一個系統，而應該分割爲經濟、政體與文化三個領域，但實際上在貝爾的論述過程中又能看出，三個領域常常存在相互關係，並非彼此割裂。第三，在現實數據層面，韋伯斯特特別批評了貝爾關於“服務業崛起”的論斷。貝爾認爲服務業就業人數增加就意味着後工業社會的到來，但韋伯斯特指出，很多所謂的新服務業崗位，其實並不是獨立於工業體系之外的，它們往往是在職業細分背景下對工業體系的補充和支持。所以，不能光看就業結構變了，就草率地說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已經形成。最後，韋伯斯特還對貝爾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理論知識”——提出了質疑。他認爲，如果連“理論知識”本身都定義不清，那麼所謂“理論知識佔中心地位”這個說法，也就很難成爲判斷社會是否真的進入新階段的可靠標準了。

很少能遇見這種讓人讀起來眼前一亮的書了。 爲什麼資本主義從馬克思的時代又持續發展了上百年卻依然生命力旺盛？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人類整體的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白領工人人羣日益壯大，和1844年的時代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是否能拋開意識形態的桎梏，真正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推演呢？這本書給出了非常好的思路。 人類社會是一部科學技術的發展史，發展的過程也必然着伴隨着社會結構的變化，無論是階級分佈還是權力的歸屬。

“後工業社會”的五大基本內容是：（一）在經濟上，由製造業經濟轉向服務性經濟；（二）在職業上，專業與科技人員取代企業主而居於社會的主導地位；（三）在中軸原理上，理論知識居於中心，是社會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在未來方向上，技術發展是有計劃、有節制的，重視技術鑑定；（五）在制定決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術”。

本書最大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作者在討論社會問題，但是這不是社會學和社會科學就能較好解釋的問題。所以，作者打開了視野。 但是，跨學科太難了，更何況還想跨那麼多學科。作者在本書中-至少在我看來-在歷史和科學哲學方面的論述不合格。 但是，無論如何，這本書都是一本很不錯的書。我最喜歡4/5/6章和導論。 7.5分有點太低了